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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牒所负责分类编辑当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文件、政书，形成会要。
正是通过这样一套分工明确、相接有序的修史体系和制度，保证了官修当代史的条件，也证明朝廷对修史的重视。
从搜集史料、记录史事、整理文件，到编纂实录，修撰国史，使宋代存留下来的当朝史料之多，为前代不可比拟。
宋代续修的前代正史主要有三部：
《旧五代史》、《新唐书》和《新五代史》。
其他还有：
北宋宰相范质据五代各朝实录简编的《建隆五代通录》５６卷，北宋路振据五代吴、南唐等９个政权君臣事迹编的《九国志》１２卷，北宋马令编的《南唐书》３０卷，南宋陆游编的《南唐书》１５卷，等等。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五。
《旧五代吏》１５０卷，修于北宋开宝六年（公元９７３年）四月至次年闰十月。
参知政事薛居正奉诏监修，参加者７人。
这部书采五代各朝实录和范质的《建隆五代通录》为资料，将梁、唐、晋、汉、周五代分述起讫原委，各朝事实清晰不混。
又分列天文、历法、礼、乐、食货、刑法、选举、职官、郡县等志，使纷攘错综的五代社会状况，条分缕析，清楚明了。
但是，由于成书仓猝，资料剪裁不够，有臃肿繁褥的缺点。
因而自从欧阳修重写五代史后，《旧五代史》便不再流传。
直到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才又从《永乐大典》和《册府元龟》等书中辑出。
《新唐书》２２５卷，修于北宋庆历四年（１０４４年）至嘉祐五年（１０６０年）七月，历时１７年。
当时，唐史已有五代后晋人所编《唐书》（后称《旧唐书》）２００卷，宋仁宗认为其力度不够，文笔简陋，命宋祁和欧阳修主持重修，参加者６人。
《新唐书》写成后，确有许多地方优于《旧唐书》，表现为：
一是删去本纪中诏令奏议、华词浮句，删去列传中琐事遗闻，因而文字明达，义例有裁断。
二是增加仪卫志、选举志、兵志等，结撰宰相、方镇、宗室世系四种史表；
增写公元、藩镇、奸臣等项分类列传。
所增部分，后成为历代正史必撰内容。
然而，《新唐书》亦有不如《旧唐书》之处。
宋祁和欧阳修分工撰写，二人未能统一意见，因而全书文风不能一致，史实也有很多疏略。
《新五代史》７４卷，修于约北宋景祐三年（１０３６年）至皇祐五年（１０５３年），历时１７年，与《新唐书》差不多同时。
这是一部宋代唯一列入正史的私修纪传史著。
作者欧阳修，因不满于薛居正《旧五代史》的繁琐失当，因而以其为基础，效法《春秋》寓褒贬，别善恶，侧重从伦理道德角度，重述五代各朝，将伦理纲常视为皇朝兴衰的关键。
风格上，法严辞约，于综述五代朝事中分述各朝。
但是，《新五代史》也因此而偏于主观见解，所删《旧五代史》的一些内容，如食货志、选举志、郡县志等，有失之过分之处。
宋代官修当代史，主要有四部国史：
仁宋时所编《三朝国史》（太祖、太宗、真宗），神宗时所编《两朝国史》（仁宗、英宗），孝宗时所编《四朝国史》（神宗、哲宗、徽宗、钦宗），理宗时所编《中兴四朝国史》（高宗、孝宗、光宗、宁宗）。
另有《宋会要稿》（《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宋各会要残本）。
私人修撰的当代史，编年体史有十多部。
影响最大的是南宋李焘所编北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９８０卷，南宋李心传所编高宗一朝史事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２００卷，南宋徐梦莘所编宋金和战之事的《三朝北盟会编》２５０卷。
纪传体有南宋王称所编北宋史《东都事略》１３０卷，等等。
总结历史经验，并不能限于续修前代史，而是要从整个历史中寻找借鉴。
这一点，促进了宋代通史的发展。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进书表》中作过这样的说明：
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
正因为这一点，宋英宗读过前８卷后立即下诏，命设书局，变私修为官修，编纂这部总结历代政治经验的通史。
神宗即位，又要求进奉尚未完成的书稿，并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①，赐名《资治通鉴》。
还亲自为书写序。
① 胡三省：
《新资治通鉴序》。
宋代所修通史，主要有北宋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３５４卷（含《目录》和《考异》各３０卷），南宋袁枢所作《通鉴纪事本末》４２卷，南宋郑樵所著《通志》２００卷，南宋末马端临编撰的《文献通考》３８４卷，等等。
这里仅介绍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其他几部著作后面详细述及。
《文献通考》，修于至元二十二年（１２８５年）至大德十一年（１３０７年）历时二十余载。
马端临（１２５４-１３２３年）为宋元交替时人，其书成于元代，但其学成于宋末，是南宋咸淳九年（１２７３年）漕试第一。
他编《文献通考》，受父亲影响。
其父曾任南宋国史院编修和实录院检讨。
他认为：
断代为史，无会通因仍之道.主张编通史，又不满于《资治通鉴》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唐杜佑的《通典》则未明备、欠精审，因而下决心编一部典志通史。
他仿照《通典》体例，作２４考，其中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五考是新创。
全书自上古始，到宋宁宗嘉定时止，对《通典》未及的天宝以后吏事，详加叙述，占全书一半以上。
其编纂特点也较《通典》更为条理化，分文、献、注三级，分别为叙事、议论、自论三项内容。
书中所载宋典制甚详，为《宋史》各志所未备，因而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宋代为在政治上保持高度集中，又要避免集中所必然带来的大臣专权弊病，因而实行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策略，也就是程颐所总结的百年未尝诛杀大臣之深计①。
这使人们对世事的评论议论，成一时风尚，于是，私人修史兴盛，由此也使宋代史学出现了新体裁，开辟了新领域。
同时，宋代史著和史料的增加，也与印刷技艺的改善和提高直接相关。
活字印刷的出现，缩短了文字刊刻时间，增多了印行数量。
刊刻的简便，推动了印书业的发展，中央、地方官府、书院、私家的各类印书坊使印书不再是难事。
在史著体裁方面，宋代出现了许多前代未有的新类型。
唐代史论家刘知几在《史通》里曾将历来正史史著归纳为编年体和纪传体两大类，认为二体互有得失，各有其美①，互相不可取代。
然而至宋，不仅司马光《资治通鉴》妥善地将纪传体揉入编年体中，使纪传之详细与编年之简明结合起来，而且还出现了二体之外兼有二体特点的本末体，其代表即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
还有以朱熹《资治通鉴纲目》为代表的纲目体等。
此外，地方志和年谱在宋代也大大发展起来。
地方志是关于各地方地理位置、政治情况、人物传略、风土岁时、名胜古迹的记载。
年谱是关于谱主身世与当时社会政治备方面关系的记载。
这两类史体起源很早②，但发展缓慢。
至宋代，修撰者风起，尤其南宋，志书谱籍大量出现。
全国总地方志有乐史编《太平寰宇记》１３９卷，王存编《元丰九域志》１０卷，欧阳忞编《舆地广记》３８卷等。
分述各地区的州郡地方志中，著名的有范成大编《吴郡志》５０卷，朱长文编《吴郡图经续记》３卷，周应合编《景定建康志》５０卷，潜说友编《咸淳临安志》９３卷等。
年谱中较有名的，有吕大防所作《韩文年谱》、《杜诗年谱》等。
①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
① 刘知几《史通》② 《周礼？
春官大宗伯》言：
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
为方志一词最早记载。
《隋书？
经籍志》史部毁传类中《玄晏春秋》三卷，即后来的年谱。
史学新领域的开拓，在宋主要是金石学，后代发展为考古学。
宋以前，地下发掘出的金石文物仅是士大夫们赏玩的古董，并不用于史料考证。
至宋，学者们把金石古玩的研究与文献考订结合起来，编成专书，使之成为一门独立学科。
当时这类书籍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是对铜器铭文图像款识进行考订、记录的书籍，如吕大临编《考古图》１Ｏ卷、《续考古图》５卷，宋徽宗命王黼等编《宣和博古图》３０卷；
第二种是对金文石刻目录进行辑录和考释的书籍，如欧阳修编《集古录跋尾》１０卷，赵明诚《金石录》３０卷；
第三种是对碑版石刻文字进行摹刻考释的书籍，如洪适编《隶释》２７卷、《隶续》２１卷，刘球纂《隶韵》１０卷。
此外，史料学在宋代的发展，还表现在出土文物的众多。
除殷周■器、兵器的大量出土外，古泉布的汇集、汉代竹木简书的发现、陶器种类的增加、古石斧与石刀的挖掘等，宋代均大大丰富起来。
２。
史论的发展史论，即对史事的评论，是评论者对历史的总看法。
对历史的看法，多种多样，但大致集中在两个问题上：
关于历史的本质和治史的宗旨。
这些看法，不仅见于专门的史论著述，如欧阳修的《正统论》、章望之的《明统》等，而且散见于各位史学家的各类史著当中，如司马光《资治通鉴》中以臣光曰注明的对史事的评论，欧阳修《新五代史》中皆以呜呼开头的史事附论等。
宋代的史论还表现在一些理学家、文学家的文论中，如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陈亮的《酌古论》、《三国纪年》、《史传序》和苏轼的《后正统论》等，都是史论专述。
宋代史论在继承寓褒贬，辨善恶的论吏传统基础上，特别强调治史为现实服务。
在历史观上则不承认汉唐史学的天人感应、君权神授说。
治史宗旨，在北宋初年的石介《唐鉴》序文、孙甫《唐史记》中《唐史论断》里，就明确提出了借古喻今、以史为鉴的思想。
石介言：
夫前车复，后车戒，前事之失，后事之鉴。
……国家虽承五代之后，实接唐之绪，则国家亦当以唐为鉴。
①他认为唐亡之鉴有三：
奸臣专政，女后预事，宦官任权。
这一总结，意在批评当时奸臣专政而乱天下的事实，他的这种指切当时，无所讳忌，招致了人多指目②。
孙甫也认为治史是为明治乱之本，谨劝戒之道，但他不像石介从指斥奸臣来敲警钟，而是多论唐代任用贤臣来讽喻现实。
由此可以看出，以史为鉴在宋代，从一开始便与政治紧密结合。
这一特点至北宋中期以后，表现得更加突出。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借晚唐的牛李党争作评论，说君子得位则斥小人，小人得势则排君子，公且实者谓之正直，私且诬者谓之朋党③，即在指责王安石变法及神宗对变法的支持。
这一点，胡三省注一语道破：
温公此论为熙、丰发也。
④司马光借晚唐维州弃取问题所发的议论也是如此。
他说：
是时唐新与吐蕃修好而纳其维州，以利言之，则维州小而信大；
以害言之，则维州缓而关中急。
⑤因而，弃维州以全信义，他认为是正确的。
胡三省在此作注：
元祐之初，弃米脂等四寨以予西夏，盖当时国论，大指如此。
⑥
① 《宋文鉴》卷八十六。
② 《宋史？
石介传》。
③ 《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五。
④ 《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五。
至南宋，治史服务于现实的观点，集中在治史为义理还是为事功的争论上。
朱熹是义理说的代表，陈亮、叶适是事功说的代表。
朱熹读《资治通鉴》，认为其褒贬不够，于是作《资治通鉴纲目》，明确提出陶镕历史之偏驳，会归一理之纯粹⑦。
同时，他在《答赵几道》一文中，批评事功派研史务考其形势之利害，事情之得失，多是意思粗浅，于义理之精微多不能识，而堕于世俗寻常之见，以为虽古圣贤不过亦审利害之算而已.强调史学当以义理为指导，把史学纳入理学轨道，会归一理.他批评事功派不重义理，将孔子置在一壁，却将左氏、史迁杂驳之书钻研推尊①。
在朱熹看来，《左传》是只讲祸福利害、不讲义理的史著，因而不可抬高到与经学同样的地位。
叶适则认为：
经，理也；
史，事也。
《春秋》名经而实史也，专于经则理虚而无证，专于史则事碍而不通。
②主张订之理义，亦必以史而后不为空言③，反对史学的理学化。
陈亮更从北土沦丧、强敌压境的现实政治出发，愤恨奸臣误国，愤恨士大夫高谈性命义理，因而指责理学家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则亦终于百事不理而已④，主张史学为现实服务，认为古今异宜。
圣贤之事，不可以尽以为法，但有救时之志，除乱之功，则其所以虽不尽合义理，亦不自妨为一世英雄⑤。
这场争论，后来因宁宗、理宗、度宗三代皇帝对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的褒奖而使义理派占了上风。
在历史观方面，两汉以来的天人感应说，逐渐向名分纲常说转变。
宋代多数史学家不赞成以天命论解释历史，认为世事变迁受制于人，非系于天。
如《资治通鉴》中不记载有关灾异、符瑞、图谶、占卜一类的事情。
司马光认为疾阴阳家立邪说以惑众，为世患⑥。
郑樵修《通志》，专作《灾祥略》，驳斥灾祥说是欺天之学.但由于重名分，北宋中期以后，关于正统问题成为主要论题。
较早的有尹洙《河南府请解投贽南北正统论》文，认为天地有常位，运历有常数，社稷有常主，民人有常奉①。
欧阳修《正统论》三篇，称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认为五代十三帝为一统，宋承五代是继统而主。
章望之为此作《明统》三篇，不同意欧阳修说法，认为宋当继唐为正统②。
苏轼又作《后正统论》三篇，反对章望之的观点，为欧阳修辩解③。
理学家对正统偏闰自然更为看重。
如邵雍《皇极经世》以四季比附历史，说从三皇至五代，正是春夏秋冬一个循环完成，五代一过，圣人即出，春秋便来。
宋朝正是圣人命世，王道再兴的时代。
朱熹编《资治通鉴纲目》，以《凡例》说明之，认为合天理才是正统。
称自古至宋，凡正统，谓周、秦、汉、晋、隋、唐④，而夏、商、战国、三国、魏、南北朝、五代，为非正统。
因此他认为司马光记三国时用曹魏年号不用蜀汉，是用错了。
然而，司马光并不这样认为。
他的看法是：
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
虽华夷仁暴，大小强弱，或时不同，要皆与古之列国无异。
岂得独尊奖一国，谓之正统，而其余皆为僭伪哉？
⑤可见司马光不赞成正统论。
用曹魏而不用蜀汉年号，仅仅出于事实本身，并不为正统。
在正名分、辨正统的争论中，司马光的看法无疑更为合理。
但与汉唐之际的天命论相比较，正统论毕竟抛开了历史系于天命的无稽之说。
⑤ 《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七。
⑥ 《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七。
⑦ 李方子《资治通鉴纲目序》。
① 《朱子语类》卷一百十四。
② 《水心文集》卷十二《徐德操春秋解序》。
③ 《习学记言序目》卷十四。
④ 《龙川文集、送吴允咸序》。
⑤ 《晦庵先生集》卷二十六《答陈同甫书》中引陈亮语。
⑥ 司马光：
《唯家集》卷六十五《葬论》。
① 《河南先生文集》卷二。
３。
宋代史学的特点宋代史学在整个古代史学发展中，并没有汉代那样的开创性之举，也没有魏晋那样的勃兴式高潮，但是，它在史著、史家、史体、史论、史料学等各个方面，确实达到成熟稳定的水平，所取得的种种成就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
宋以后至清，史学基本上呈下坡路趋势，没有出现超越宋的成果。
宋代史学，由于其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技术诸条件影响，以及前代奠定的深厚的史学传统和基础，其丰硕成就中具有成熟期的疑古和考析的特点?
代考
部巨著；
而且，它也是司马光对古代社会统治经验和教训所作的政治总结。
《资治通鉴》的编修《资治通鉴》由５人合力完成。
司马光主编、定稿；
刘颁、刘恕、范祖禹撰写长编，即断代史初稿；
司马光之子司马康检阅文字。
从正式设局编写到最后完成，历时１９年，浸尽了司马光等人毕生的心力。
司马光（１０１９-１０８６年），字君实，宋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
因写有笔记书《涑水记闻》，人称涑水先生。
死后皇帝追封为太师温国公，谥文正，故又人称司马温公、司马文正。
司马光生活在北宋仁宗到哲宗时期，经四个朝代。
仁宗宝元元年（１０３８年）进士。
此后从地方官到京官，历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龙图阁直学士、翰林学士、御史中丞、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等职。
司马光一生活动主要是两件事：
修史和反对变法。
司马光好吏学，在长期的习史、研史过程中，鉴于以往史书烦冗，编列了《历年图》５卷，以编年形式将历代的治乱兴衰写成大事年表，简明清晰。
治平元年（１０６４年），他将《历年图》进呈宋英宗。
然后，他又用两年多时间仿《左传》体载，写出《通志》８卷，再呈英宗，得到赞赏。
治平三年（１０６６年），皇帝命司马光设书局，选助手，续修此书。
治平四年神宗即位，诏进此书，赐名《资治通鉴》，并为之作序。
此后，司马光与他的合作者们，任世事变化、官职升迁，专心修撰不止，终于在元丰七年（１０８４年）大功告成。
司马光于书成两年后逝世，而同修者刘恕于书成前７年已逝。
① 《司马温公全集》卷七十四。
② 《居士集》卷四十三。
③ 《史记？
伯夷列传》。
司马光是一个踏实、谨慎、认真的人，性格倔犟。
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
视地而后敢行，顿足而后敢立①。
这一点，不仅通过他编修《资治通鉴》显示出来，而且充分表现在他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上。
司马光与王安石的政治分歧主要在免役法和青苗法问题上，这是王安石新法的主要内容。
王安石试图通过有钱人出钱、无钱者服役的方式，改变原来的贫困户替富裕户服役的现象；
通过向农户贷款，解决青黄不接时农户的生活生产困难。
司马光却认为，免役法并不能改变穷人替富人服役的问题；
青苗法也只能有助于富户的生产。
熙宁初，宋神宗任用王安石为宰相，推行新法；
又欲提司马光为枢密副使，以保持不同政见间的平衡。
司马光拒绝升任，要求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皇帝同意。
后又迁知许州（今河南许昌）、任西京（今河南洛阳）御史台。
十几年间，他专心修史。
元祐元年，神宗死，哲宗立，新法罢黜，政局改变，司马光应召入主国政，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侍郎。
一上任，他尽废新法，驱除新党，全面恢复旧制。
可是，居相位仅８个月，他因编修《资治通鉴》耗尽心力，溘然长逝。
司马光的倔犟性格、踏实作风和他的保守政治观点都如实地反映在他的著作当中。
他一生著述很多，约有二十余种，五百几十卷，除《资治通鉴》外，还有《司马温公文集》、《稽古录》、《迂书》、《潜虚》等。
刘恕（１０３２-１０７８年），字道原，筠州高安（今江西高安县）人。
１８岁举进士。
官任钜鹿主簿、和川令、秘书丞等。
他博览群书，专精史学，为人正直，治学严谨。
在与司马光合作的１２年里，刘恕不仅承编了魏晋至隋的长编和五代十国长编的大部分，共约１４５卷，几近全书之半，其考证极为精详；
而且，司马光敬重他的才智，全书中纷杂错乱疑难的问题，都交给他解决。
此外，刘恕在逝前两年里，偏瘫在床，口授其子，写成了《通鉴外纪》１０卷，记事从伏羲至周威烈王２３年，与《资治通鉴》衔接。
他还想为《资治通鉴》补成后纪，但未如愿就逝世了。
刘颁（１０２３-１０８９年），字贡父，临江新喻（今江西新余）人。
２４岁举进士，任２０多年州县官后，进京任国子监直讲、馆阁校勘等职。
后因反对新法被降为地方官；
又于元祐时再起，任中书舍人。
刘颁广闻博见，习知史学，王安石曾在诗中说他笔下能当万人敌，腹中尝记五车书.刘颁在书局约５年时间，专职汉史长编。
除《资治通鉴》，他还参与了当时官修《魏书》、《北齐书》的校勘。
另著有《东汉刊误》、《〈后汉书〉精要》、《五代春秋》、《内传国语》、《经史新义》、《汉官仪》等书。
范祖禹（１０４１-１０９８年），字淳甫，一字梦得，成都华阳人，范镇从孙，并由范镇抚养。
２３岁举进士，任试校书郎、知龙水县，后又任秘书省正字、国史院修撰、礼部侍郎、龙图阁学士等职。
范祖禹在书局１５年，分撰史料繁多的唐史长编。
又接替刘恕完成了五代史长编。
《资治通鉴》完成后，再与司马康重新校定全书。
在修编唐史的过程中，他撰写了《唐鉴》１２卷，用意与《资治通鉴》相同，但风格不同，叙事简略，议论独多。
宋高宗读后曾说：
读《资治通鉴》，知司马光有宰相度量；
读《唐鉴》，知范祖禹有台谏手段。
①此外，还著有《帝学》８卷、《仁皇政典》６卷和《范太史集》５５卷。
① 司马光：
《答刘蒙书》。
《资治通鉴》由刘恕、刘颁、范祖禹分写丛目和长编，共约六七百卷。
其后，由司马光反复删削、考订、成书８１卷。
所参据的史料，有人据司马光写的《通鉴考异》统计，除《史记》至《新五代史》１９种正史外，还包括杂史、奏议、实录、笔记、文集、碑志等，至少３００种以上。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进书表》中也说过：
遍阅旧史、旁系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
因此，《资治通鉴》是一部资料翔实的科学著作，也是一部史料价值很高的历史典籍。
《资治通鉴》在编纂方式上，有许多特点，代表着宋代史学达到的科学化的最高成就，是一部可以与《史记》相比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史籍。
在内容上，《资治通鉴》上起战国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４０３年），下迄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９５９年），包容了１３６２年的吏事，是《史记》后所记年代最长的一部通史。
它以政治、军事事件的记述为主，也记载了一些重要人物及其言论，与治乱兴衰相关的经济制度、礼乐兵刑、民族往来、社会风习、人口增减、典籍聚散、历法修删、水利兴修等等。
记述时，无论史事还是人物，既写其盛，也写其衰，既扬其优，也鞑其劣。
目的全在于为治国者提供历史借鉴和教训。
在形式上，《资治通鉴》以《左传》、《汉纪》形式编年，按年、时、月、日的顺序记叙。
同时，又突破《左传》等编年体的简略性，吸收纪传体写法，详写一些事件和人物。
在文字上，简洁严谨，一贯到底。
这与司马光在长编基础上的考订锤炼、反复推敲分不开。
在风格上，《资治通鉴》表现出严谨求实的作风。
司马光在修撰的同时，写成《通鉴考异》３０卷，对所用史料的可信性进行了考证，对几种不同说法的史料，进行对比选择，逐条加以说明。
考证当中还吸收了兴起不久的金石学成果，以实物与文献进行印证对照。
在重视客观展现史实的同时，司马光也对史事加以评论，表达自己的看法，目的在于影响读者观点。
他既直接移用历来史家原有的评论，也以臣光曰开头，写下自己的议论。
这些评论有褒有贬，表现出作者的历史观点和政治看法。
司马光的史学思想我国当代史学家柴德赓曾说：
司马光是一个踏踏实实的人，《资治通鉴》是一部实实在在的书，一部经得起念的书①。
这评价也很实在、很中肯。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进书表》中明确地说，编这部书就是要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命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司马光对史料的选择、剪裁、安排，对史实的评论、分析，均从这里出发。
由此可见，他的治史宗旨是致用现实。
从他运用史学方式对现实问题所作的回答中，又可以看出他的基本历史观，这就是他的礼治思想。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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