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的文学思想对宋代文学创作的影响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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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

事信矣,须文;

文至矣,又系其所恃之大小,以见其行远不远也。

《诗》、《书》、《易》、《春秋》,皆善载事而尤文者,故其传尤远。

苟卿、孟轲之徒,亦善为言,然其道有至有不至,故其书或传或不传,犹系于时之如恶而兴废之。

至唐之兴,若太宗之政,开元之治,宪宗之功,其臣下又争载之以文,其词或播歌,或刻金石。

故其间巨人硕德,闳言论,流铄前后者,恃其所载之在文也。

故其言之所载者大且文,则其传也彰;

言之所载者不文而又小,则其传也不彰。

欧阳修认为文章所以具有彰显于世,流传于后人的价值,是因为“道有至”,“善载事”,“善为言”,“事信”,文至”。

他强调了思想内容的重要性,也阐明有正确的思想内容必须同时有与之相适应的艺术形式,两者交光互映的契机就在于真实地能动地再现客观现实生活。

他在《答吴充秀才书》中说:

夫学者始不为道,而至者鲜焉。

非道之于人远矣,学者有所溺焉尔,盖文之为言,难工而可喜,易悦而自足。

世之学者,往往溺之。

一有工焉,则曰:

“吾学足矣!

”甚者至弃百事不关于心,曰:

“吾文士也,职于文而已。

”此其所以至之鲜也。

圣人之文虽不可及,然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

故孟子皇皇不暇著书,荀卿盖亦晚而有作。

若子云、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语,此道未足而强言者也。

后之惑者,徒见前世之文传,以为学者文而已,故愈力愈勤而愈不至。

此足下所谓终日不出于轩序,不能纵横高下皆如意者,道未足也。

若道之充焉,虽行乎天地,入于渊泉,无不之也。

这里可见,那种“去圣益远”、“不为道”、“道不足”、“弃百事不关于心”的鄙薄思想内容的态度自然为欧阳修所反对,而“道而不文”的倾向同样为他所不耻。

他并没有绝对恪守正统儒家的说教,也与后来“文便是道”的道学家的观点判然有别。

他明确表示,徒托空言,对实际生活中的“百事”熟视无睹,既“予之所不暇”,而贬低艺术表现的功用,“言之所载者不文”,“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主张,“非深明之论”。

事不信,言不文,结果都是“其传也不彰”。

在写给一位向其求教的张秀才的信中，欧阳修更为详细地阐发了“切于事实”的先圣之“道”：

然后益知足下之好学，甚有志者也。

然而述三皇太古之道，舍近取远，务高言而鲜事实，此少过也。

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

其道，周公、孔子、孟轲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则六经所载至今而取信者是也。

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

及诞者言之，乃以混蒙虚无为道，洪荒广略为古，其道难法，其言难行。

（《与张秀才棐第二书》）[1]（P977，卷67）欧阳修在信中批评了张秀才舍近求远、乐言三皇太古的混蒙虚无之道的习气，认为孔孟之道都是教人树桑麻、畜鸡豚一类切近人事的易知可行之道，故君子之“道”的要义在于践履，可以从日常的小事切实体悟的；

而文章正是建立在这种体悟的基础之上写出来的。

由此欧阳修重新阐释了“文士”的定义与责任。

他说：

夫学者未始不为道，而至者鲜焉。

非道之于人远也，学者有所溺焉尔。

盖文之为言，难工而可喜，易悦而自足。

世之学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则曰：

“吾学足矣。

”甚者至弃百事不关于心，曰：

“吾文士也，职于文而已。

（《答吴充秀才书》）[1]（P664，卷47）欧阳修指出，后学看到前辈之文，仅仅把它们当作文来研究，于是专心致力于文辞，舍本逐末，结果却越努力越不及，这是“道未足”的原因。

“职于文”的文士，现在通俗来说就是书呆子，或是御用文人，而在秦汉以后一直地位不高，有时甚至和优伶差不多。

欧阳修则提倡文士们积极关心百事，并从中获得真知，将道和文有机的结合于社会实践当中，唯有如此才能写出“浩乎霈然”之文。

由此，欧阳修强调了文人的文学责任和社会责任。

在为其学生徐无党南归而写的赠序中，欧阳修表达了相似的意思，指出文章之丽、言语之工，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比见于言更重要的是修于身、施于事。

（《送徐无党南归序[1]（P631，卷44）因此，针对落入窠臼的当时文人，欧阳修以超前的敏锐目光为宋代文学的创新开辟了崭新的天地，那便是将文与道，文与事平衡地结合起来。

欧阳修“关心百事”的要求，首先自然是关注家国大事，但并不止于此，它还鼓励文人应对社会人生、万事万物有广泛的兴趣，而不要做只知文辞的狭隘的书斋文人，惟其如此，才能真正了解社会现实、切近人事，也才能成为异于“俳优”的、体现时代气象的新型文人。

欧阳修自身便为后学提供了最好的典范。

他是政治家、儒学家、史学家、诗学家、金石学家、书目学家、博物学家……诚如他对后学提出的要求，他是“关心百事”的，他所关注的，既有政治历史的大事，也有体现个人情趣与兴趣的对金石、艺术乃至植物的爱好，而这种爱好又转化成颇有严肃的“察物”态度的学术著述。

这样集多重身份于一身的“文士”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是巨大的。

宋代文学之所以异于前代，除了作家在创作上的有意求新之外，作家身份特质的变化也是极为重要的因素，它实际上决定着创作求新的方向和内涵。

宋代诗文具有突出的现实观照，这一特点的形成，自然与欧阳修着力塑造的新型文士对于自我和社会的新认识有关；

而另一方面，“关心百事”也使宋代诗文的题材内容得以大大扩展，琐屑、平凡的日常生活被大量写入诗中，但诗歌并未因此俗化或变得气格狭小、局促，反而在看似庸常的背后体现出飞腾的想象、感性的诗意和理性的思考，以及对凡俗的最终超越。

显然，这与创作者的胸襟、学养和精神境界密不可分。

苏轼在《六一居士集叙》中说：

“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祜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

士亦因陋守旧，论卑而气弱。

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

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

”[2]（P315，卷10）苏轼此评并未溢美，而是确当之论。

正是在欧阳修的努力下，新型的文士被培养起来，他们对自己的身份特征有了全新的体认，不甘作单纯的文辞之士，而勇于担当道义、关注天下兴亡，同时对世间百事、人情物态有着广泛、浓厚的兴趣。

二、新思想的传播与新文风的树立

“至于粹然仁义之言，韪然闳博之辩，蔚然组丽之文，阅于吾目多矣，若吾子之文，辩明而曲畅，峻洁而舒迟，变动往来，有驰有止而皆中于节，使人喜慕而不厌者，诚难得也。

某固不能悉得天下之士，然尽某所见如吾子之文，岂一二而可数哉。

”　（《与陈之方书》）[1]（P1013，卷70）对于“粹然仁义之言，韪然闳博之辩，蔚然组丽之文”，欧阳修尽管并没有明确表示批评，然而不难看出他是有所贬抑的。

他所针对的，正是空谈性理和西昆时文当道而形成的文坛风气，尽管这样的文章一个似乎能够体现对“道”的追求，一个有着绚烂的辞采，然而在欧阳修看来，都与他着力要树立的新文风是背道而驰的。

他对于“辩明而曲畅，峻洁而舒迟”的陈之方文的赞赏，既体现着他个人对纡徐委曲的文风的喜爱，更体现着他所倡导的诗文革新的要求——峻洁舒畅、切于实用。

对徐无党“辞意甚质”（《答徐无党第二书》）[1]（P1012，卷70）的赞赏，同样以一个“质”字概括了他的审美追求。

欧阳修之所以提倡一种文辞和语意都质朴平实的特色，正是针对空谈和华丽的时风而言。

而形成新文风的关键，在欧阳修看来，首先要解决的是文章之“意”的问题。

为此，他开创了应用文的先河，应用文一词也正是从欧阳修手中开始发展的。

他在《答祖择之书》中说：

“深足下之言高趣远，甚善，然所守未一而议论未精，此其病也……学者当师经，师经必先求其意，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施于事者果毅。

”[1]（P1009，卷69）欧阳修以儒家经典的学习谈到文、道、意的关系。

所谓道纯则为文辉光，自是致力于恢复风雅古道的欧阳修文道并重的观点的体现，而尤可注意的是他所强调的“师经必先求其意”，这正体现了庆历以来新儒学的特征。

随着疑古议古之风的兴起，当时学者争相发表自己对儒学的见解，汉儒的训诂注疏之学日渐被冷落，取而代之的是宋人“求其意”的义理之学。

而由师经的求“意”落实到为文的重“意”，在欧阳修时这种想法虽还未成熟，但宋人写诗作文“以意为主”的特征从此开始逐步明确起来。

嘉祐元年（1056），已成文坛领袖的欧阳修在《盘车图》诗中再一次提到“重意”问题：

“古画画意不画形，梅诗咏物无隐情。

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见诗如见画。

”[1]（P99，卷6）由题画诗而谈及诗画艺术的相通，宋代文学艺术的这一重要特征，正是从欧阳修此诗奠定基础，而宋人关于诗画艺术的重要观点，就是由“画意不画形”、“忘形得意”而来的“以意为主”。

此后，刘攽便在其《中山诗话》中明确提出：

“诗以意为主，文词次之。

或意深义高，虽文词平易，自是奇作。

世效古人平易句，而不得其意义，翻成鄙野可笑。

”[3]自欧阳修开创“诗话”一体，司马光的《续诗话》和刘攽的《中山诗话》是紧随其后出现的两部诗话。

刘攽比欧阳修小16岁，庆历六年（1046）进士（此时欧阳修已成诗文革新的领袖），与其兄刘敞皆为著名学者，在《宋元学案》中被列入“庐陵学案”。

虽然这一传承主要指史学而言，但同为诗文皆擅的学者型文人，“受恩门下，积有岁年”（刘攽《与青州欧阳尚书别纸》）的刘攽所受欧阳修的影响绝不仅限于学术，例如他的诗话创作和诗学观念便与欧阳修极有关系。

刘攽“以意为主”的观点，可谓是当时诗歌革新的重要纲领之一，是对欧阳修“画意不画形”、“忘形得意”之论的认同。

　“文词平易”而“意深义高”的辞意要求正鲜明地体现着欧阳修所倡导的新文风：

这种“平易”的文辞，不是“鄙野可笑”的浅俗之词，而是意蕴深厚而又平淡、简易、畅达的文辞。

这种看似悖反的言意关系，正体现着欧阳修对开创新文风的思考与追求。

言意关系，是从《周易•系辞》到庄子、王弼等都探讨过的问题，这一本属哲学领域的探讨对文学的影响主要在于启发了“言外之意”的言意关系与意境理论，而欧阳修在《试笔•系辞说》中对于《周易•系辞》“言不尽意”观点的重新阐发则促进了宋代新的诗文风气的形成。

其曰：

“‘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然古圣贤之意，万古得以推求之者，岂非言之传欤？

圣人之意所以存者，得非书乎？

然则书不尽言之烦，而尽其要；

言不尽意之委曲，而尽其理。

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者，非深明之论也。

”[1]（P1985，卷130）欧阳修认为语言文字虽然有不尽言之烦、意之委曲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它能尽言意之“要”与“理”，也就是能够将最为核心的“意”、“理”表达清楚。

欧阳修对语言文字达意功能的肯定，体现着他对于文风由朦胧转向畅达的追求。

就诗歌而言，尽管欧阳修对华美的文辞也并不反对，但在他看来，“辞”的重要性须让位于“意”，为了将“意”准确地传达出来，文辞的畅达既有可能，更有此必要，而以平易之语取代繁富、雕琢之辞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欧阳修本人的诗歌即以平易流畅为特色，而刘攽的诗风平易不雕琢，清新有味，与欧阳修诗风颇为相似，这不能不说与他在诗文观念上受到欧阳修影响有关。

就文而言，欧阳修尤其强调质朴、平易、畅达，因为文更显著地体现着载道与切于实用的要求和目的，所以凡是有碍于此的险怪、雕琢、空洞、华而不实之文都是欧阳修所反对的。

而他利用行政手段推行其文学主张，成功扭转了不良文风，奠定了宋代新文风的基础。

据朱熹所辑《三朝名臣言行录》：

“（修）权知贡举，是时进士为文以诡异相高，文体大坏。

公患之，所取率以词义近古为贵，比以险怪知名者，黜去殆尽。

牓出，怨谤纷然，久之乃服，然文章自是变而复古。

”[4]（卷2）在古文运动对骈俪文风的宣战已取得很大成效之后，一种险怪奇涩的古文又在太学流行开来，这种被称为“太学体”的文风与当时任教于此的石介有关。

石介是反对西昆时文的急先锋，但不免矫枉过正，走向另一个极端，这种险怪的文风不仅异于西昆时文，也与欧阳修所提倡的平易畅达背道而驰。

③欧阳修因此写信给石介表达了他的不满和忧虑：

“今足下端然居乎学舍，以教人为师，而反率然以自异，顾学者何所法哉？

不幸学者皆从而效之，足下又果为独异乎？

今不急止，则惧他日有责后生之好怪者，推其事罪以奉归，此修所以为忧而敢告。

”（《与石推官第一书》）[1]（P991，卷68）虽然其后石介很快离开了太学，欧阳修的担忧却成为现实，这种“诡异”的文风迅速在太学蔓延开来。

而擅长“太学体”的号为“国学第一人”的太学生刘几在两次科考中的不同结局，正体现着欧阳修文学教育的成果。

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受任“主考官”,这次科考“得人之盛,著称一时”。

隽才精英云集,几乎网罗了北宋中后期政界、思想界、文学界的诸多人物。

文学之士有苏轼、苏澈、曾巩，理学之士有程颢、张载、朱杰庭，其首倡的“洛学”“关学”均为中国思想界史上的重要流派；

政界人物有吕惠卿、曾布、王韶、吕大钧等，都是此后王安石新党及元祐旧党的中坚人物。

依此，被视为欧阳修科举改革的一次巨大胜利。

利用科举改革来实现自己的文学主张，是欧阳修由来已久的愿望。

在北宋科举制扩大和完善的历史条件下，科场文风与整个文坛风气声息相通，联系密切，特别在散文领域，受到的影响更为直接。

这次受命主文，他决心运用手中的行政权力，痛革科场积弊，刷新文风。

当然，他也清楚知道，力矫文弊风险很大，但他仍不顾一切严申考场纪律，要求应试文字言之有物，平易自然，凡为险怪奇涩之文一律黜落。

果然，当奏名试榜贴出之后，那些因善写怪僻之文知名一时的人物全部名落孙山。

于是其中一些嚣薄之士，群起闹事。

有的人趁他早晨上朝的时候，将他团团围住，谩骂诋毁；

有的人以匿名写“祭欧阳修文”送到他家，咒他该死；

还有的人竟翻出庆历年间所谓的“盗甥案”，大肆造谣……当时有位太学生名叫刘几,在太学中首屈一指,最喜为险怪之语,是许多青年学子祟拜模仿的对象,在这次贡举中夺魁的呼声最高。

欧阳修也早已闻知其人,读过他的文章,十分厌恶。

这天阅卷,欧阳修看到一篇怪僻得让人不知所云的文章,最后几句写:

“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

”欧阳修说:

”这一定是刘几的文章”.于是,他在试卷后面写道:

“秀才刺（荒谬）,试官刷”。

你这个秀才敢于充抗拒文风改革“刺头儿”,我作为考官就把你的名字刷掉。

欧阳修用大朱笔把刘几的文章，从头至尾地横抹一道称为“红勒帛”,又批上“大纰缪”三个字,张贴在墙上,让各位考官参观.后来揭去“糊名”一看,这篇文章的作者果然是刘几。

欧阳修对刘几文章的处置,既是对盛行多年不良文风的狠狠打击;

又是对青年学子刘几的一次刻骨铭心的教训。

史有评曰:

“自此科场文风幡然转变,文体复归于正”。

两年之后，又是科考，欧阳修仍为“御试考官”。

并严肃宣称:

除恶务力，今必继续痛斥轻薄子，以除文章之害。

先是读到一考生文中有论曰:

“主上收精藏明于冕旒之下”。

欧公说:

这又是刘几的文章,便刷下,后揭名见非刘几,而是萧某。

接下去又读到论《尧舜性仁赋》，文中有曰：

故得静而延年，独高五帝之寿；

动而有勇，形为四罪之诛。

欧阳修对此文大加称赞，擢为第一，并高兴地向仁宗皇帝作了汇报。

及至揭糊唱名，乃刘煇。

这时，在场有了解情况的告诉欧公，这就是以前的刘几，此次是改名刘煇来参加考试的。

此时欧阳修有点愕然，但认为刘几能够痛改文风而又取得如此成绩，值得称赞。

为了“成就其名”，他特别把刘几的文章挑选出来，在考场上让大家传诵。

时人扬杰在《故刘之道（刘几）状元墓志铭》中记述道：

“由是场屋传诵，辞格一变，议者既推欧阳公有力于斯文，而又服之道能精敏于变也”。

刘几对欧阳修的赏识持何态度，今已不可知；

可知的是欧阳修的文学观念在他的学生苏轼、曾巩、朱长文等那里得到认同与传承，并最终成为宋代诗文风气的主流。

三、在新型文学思想影响下成长的文学名人

在欧阳修之后，继之而起的曾巩是以儒修身、以儒为文的典范，无意不可入诗文的苏轼善于在凡俗中点化出盎然的诗意，深刻的思想者程颢则在“观物”中使诗歌体现出浓郁的理性特质，——他们都是欧阳修在嘉祐二年（1057）知贡举时录取的人才；

另外，效欧阳修《诗话》而作《续诗话》的司马光与深得欧阳修赏识的王安石，也莫不是兼通经史、诗文皆擅，横跨政治、思想、文学艺术等数个领域的多重身份者。

此后，这样的人才在两宋比比皆是。

诚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两宋乃至之后的明清时代，这类人物的大量出现，是随着贵族的消灭和科举取士制度的成熟而走上历史舞台的“进士”士大夫阶层的普遍特征；

但是，两宋士人所具有的学养、襟怀、精神气度又是独具特色的，这正与从范仲淹到欧阳修对于士人品格和精神境界的塑造、培养密不可分。

而作为“文”与“道”的承当者，当这些新型文士对儒家之“道”有了重新的理解和阐发后，具有崭新面貌的诗文创作也就呼之欲出了。

1、曾巩

庆历元年（1041），年轻的曾巩第一次写信给欧阳修，他称后者之文为“六经之羽翼，道义之师祖”，又对欧阳修“不顾流俗之态，卓然以体道扶教为己务”表示钦敬，说自己“亦粗可以为多士先矣，执事其亦受之而不拒乎”，[7]（卷15）表达了强烈的追随之意。

其后，曾巩在《寄欧阳舍人书》中提出“畜道德”与“能文章”的古文创作的二重标准，而“（畜道德）则公且是矣。

而其辞之不工，则世犹不传，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7]（卷16）认为欧阳修正是道德文章的典范。

曾巩的文道观念以及对文人身份的儒道内涵的强调，显然与欧阳修一脉相承，也正因如此，曾巩很快得到欧阳修的赏识，成为欧阳修最得意的弟子之一。

2、王安石

熙宁五年（1072），欧阳修去世，王安石在为他所写祭文中说：

“……而读其文，则其人可知。

……临风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复见，而其谁与归！

”[9]（卷86）和世所公认的欧阳修与曾巩具有师生关系不同，尽管曾巩一再向欧阳修举荐王安石，欧阳修对王安石也赞誉有加，可是王安石“终身何敢望韩公”（《奉酬永叔见赠》）之语，被认为并不赞同欧阳修，再加上他在变法之后与欧阳修的分歧，使二者的师生关系颇具疑义，不过，从祭文来看，王安石对欧阳修的尊敬和认同还是不难感受到。

所谓“读其文，则其人可知”，正是对欧阳修重视作家人品的思想的回应。

3、苏轼

同样继承文道观念的还有欧阳修另一位弟子苏轼。

如果说在被欧阳修擢拔之前，苏轼的文风与欧阳修所主张的相符，更多的还只是一种巧合的话，苏轼被取为高第后，写信向欧阳修表示感谢，并充分认同了欧阳修抑制太学体之举，这就是对自己偶合于欧阳修的革新思想的文学创作进行了理论的思考；

同时苏轼也以此表明了追随之意，从此确立了与欧阳修的师生关系，“受教于门下十有六年”。

[8]（P1937，卷63）

与曾巩一样，苏轼认同欧阳修的文道观念，并进一步提出了颇具文学家色彩的“道统”说。

元祐时期，以程颐为首的洛学派和以苏轼为首的蜀学派是北宋新儒学的代表，二派都致力于提出自己的儒家统绪。

以儒学正统自居的洛学派认为自己直承孔孟，而苏轼在为欧阳修文集所作序中提出，道统当为：

孔子之后为孟子，孟子之后为韩愈，韩愈之后则有欧阳修。

④苏轼将以文学知名于世的韩愈、欧阳修列于道统中，正体现了致力于塑造新型文士的欧阳修的文道思想，而苏轼不仅以这一道统的传入自任，还在继任文坛盟主后，又致力于寻找斯文传承之人。

他在《太息一首送秦少章秀才》中说：

“昔吾举进士，试于礼部，欧阳文忠公见吾文，曰：

‘此我辈人也，吾当避之。

’……今吾衰老废学，自视缺然，而天下士不吾弃，以为可以与于斯文者，犹以文忠公之故也。

”[2]（P1979，卷64）“斯文”一词，苏轼在《祭欧阳文忠公文》与《六一居士集叙》中都曾提到，在他的解释中显然并非纯粹的文学的概念，而是承载着儒家道统。

⑤苏轼不仅乐于成为欧阳修的“我辈人”，又在对秦观、张耒、秦觏等人的称扬中，表达了斯文传承之意；

所谓天下士不吾弃乃文忠公之故，当然是苏轼的自谦之语，但也正表明了自己所继承并希望后生晚辈代代相传的是欧阳修的文道观念。

苏轼又有“文如其人”之说，同样是对欧阳修思想的继承。

如前所述，欧阳修着力于培养新型文士，要求文之“道”首先体现在文人之“道”上，这就涉及到“文如其人”的命题。

　“文如其人”，强调的是作品之中体现的作者的道德人品或性情气质，而欧阳修所关注的，既有体现修养、风神的性情气质，更有体现价值判断色彩的道德人品。

在欧阳修主持殿试的嘉祐四年（1059）中第的朱长文，曾在其书法专著《墨池编》中引欧阳修所论字法曰：

“古之人岂皆能书？

独其人之贤者传遂远，然后世不推此，但务于书，不知前日工书者，随纸与墨泯弃者，不可胜数也。

”⑥显然，欧阳修认为字以人存，并且尤其强调的是具有道德价值的作者的人品。

又如他论颜真卿字：

“斯人忠义出于天性，故其字画刚劲独立，不袭前迹，挺然奇伟，有似其为人”（《唐颜鲁公二十二字帖》）；

[1]（P2261，卷141）论于夐字：

“夐之为人，如其所书，盖笃于信道者也”（《唐于夐神道碑》），[1]（P2279，卷141）更是明确将书品与人品联系起来。

而在宋代诗文书画相通的大文化观念下，强调作者道德人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