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衡追随与冷战后国际政治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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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兹认为，在国际政治中，每当某一国的权力增长可能危及整个体系的权力平衡时，其他国家就会单独或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该国，制衡该国的霸权企图，其结果是均势（halanceofpower）一再出现。

（注：

[美]肯尼思&

沃尔兹著：

《国际政治理论》，胡少华、王红缨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5页。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沃尔兹指出，主要归因于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

与大体上井然有序的国内政治不同，国际政治是一个无政府的舞台，缺乏一个统一的权威。

由于不存在一个超国家的机构可以权威性地提供安全等“公共物品”，各国必须自助，以满足自身的安全和生存需要。

这意味着，一方面国家必须通过内部努力来扩大自己的权力，另一方面还得时时提防它国的权力增长。

当自身的权力不足以制衡它国权力的过快增长或霸权图谋时，就会联合其他国家一起对之加以遏制。

沃尔兹指出，不管各国追求何种目标，也不管决策者的意图如何，只要满足两个条件，均势就会一再出现：

（1）秩序是无政府状态；

（2）秩序下居住着希望生存的单元。

《国际政治理论》，胡少华、王红缨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5页。

）

从这一均势理论中，沃尔兹还引申出关于国家行为倾向的理论命题，即国家在面临它　国权力的急剧增长或霸权企图时，会进行制衡而不是追随，制衡是无政府状态下国家行　为的主要特征。

他将制衡定义为“与权力较弱的一方结盟”，将追随定义为“与权力强　大的一方结盟”。

《国际政治理论》，胡少华、王红缨　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2—153页。

）他指出，国家之所以与弱者　结盟以应对强者，是因为：

（1）对他们产生威胁的正是实力较强的一方；

（2）与较弱的一　方结盟他们更会受到尊重，也更安全。

《国际政治理论　》，胡少华、王红缨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3页。

）不过，沃尔兹　指出，国家制衡的虽然是权力，但谋求的却是安全，“权力只是手段，安全才是目的”　。

《国际政治理论》，胡少华、王红缨译，中国人民公　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中文版序言，第2页。

）这与摩根索的“权力即利益”的国家利　益观显然是不同的。

沃尔兹明确指出，若国家寻求的是权力，那么国家就会选择与实力　强大的一方结盟，追随将成为普遍性的行为。

但国家追求的是安全，不是权力。

[　美]肯尼思&

《国际政治理论》，胡少华、王红缨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　版社1992年版，第152—153页。

沃尔兹对安全而非权力的强调，在某种意义上催生了斯蒂芬&

沃尔特（StephenM.Walt　）的“威胁平衡”（balanceofthreat）理论。

与沃尔兹一样，沃尔特也认为，在无政府　的环境下，制衡而非追随是国际政治中更为常见的国家行为。

但沃尔特认为，既然国家　追求的是安全而非权力，那么必然会对其安全构成直接威胁的一方作出反应，即国家制　衡的是威胁，而非权力。

权力虽然重要，但权力本身并不等于威胁。

威胁一国安全的并　非总是权力最强大的国家，有时，虽然一国的权力不是很强大，但由于对它国形成了直　接的威胁，则被威胁国也会与较强的一方结盟以应对最具威胁的敌人，这种行为应被视　为制衡而非追随。

那什么是威胁呢?

沃尔特认为它包括四个方面的因素：

（1）权力总量（aggregatepower），

（2）地理位置邻近（geographicproximity），（3）攻击能力（offensivepower），（4）侵略意图（aggressiveintentions）。

一国的权力大，或地理位　置与它国接壤，或攻击能力强，或侵略意图彰显，都可能成为威胁源，成为制衡的对象　。

StephenM.Walt,TheOriginsofAlliances,IuhacaandLondon:

CornellUniversityPress,

1987,pp.21-28.Seealso,StephenM.Walt,“AllianceFormation　andtheBalanceofWorldPower”,InternationalSecurity,Vol.9,Spring1985,pp　.9-13.）与此呼应，他对制衡和追随进行了重新界定，将前者定义为“与它国结盟以反　对最主要的威胁”，后者定义为“与危险一方结盟或屈服于威胁”。

StephenM.Walt,TheOriginsofAlliances,p.17.Seealso,StephenM.Walt,“AllianceFormationandtheBalanceofWorldPower”,pp.7-8.）沃尔特认为，他对沃尔兹理　论的修正（refinement）不仅使制衡和追随的理论命题在逻辑上更加合理，而且也更符合　历史事实。

StephenM.Walt,“TheProgressivePowerofRealism”,American　PoliticalScienceReview,Vol.91,1997,p.933.）他通过对中东、冷战时期美苏两大阵　营间的联盟关系、东南亚以及欧洲30年代联盟关系的研究，表明：

（1）制衡行为远远多　于追随，

（2）国家制衡的是威胁，而不仅仅是权力。

StephenM.Walt,“Alliance　FormationandtheBalanceofWorldPower”,pp.3-41;

StephenM.Walt,TheOriginsofAlliances;

StephenM.Walt,“TestingTheoriesofAllianceFormation　:

TheCaseofSoutheastAsia”,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2,Spring1988,　pp.275-316;

StephenM.Walt,“Alliances,Threats,andU.S.GrandStrategy:

AReply　toKaufmanandLabs”,SecurityStudies,Vol.1,Spring1992,pp.448-82.）

沃尔兹和沃尔特的制衡理论受到了另一派的激烈批评。

兰德尔&

施韦勒（RandallL.Schweller）指出，不管是沃尔兹的制衡权力观点还是沃尔特的制衡威胁观点，两者都有　一个致命的缺陷：

具有强烈的现状偏见（statusquobias），只从现状国家的视角观察问　题。

对于现状国家来说，安全和维护体系的稳定是其利益所系，因为它们从现状中获得　了巨大的好处，是心满意足的（satisfied）国家，因而会制衡那些对其安全和体系的稳　定形成威胁的国家和联盟。

但对于不满意的（dissatisfied）的修正主义（revisionist）　国家来说，安全并非其首要目标，攫取利益才是其目标。

对现状不满意的国家常常会追　随（而不是制衡）另一个正在崛起的试图挑战和改变现存国际秩序的国家，因为追随后者　才有可能打碎压在它身上的现状枷锁，分享建立新世界的胜利果实。

施韦勒还特别批评　了沃尔特对追随定义的界定。

他指出，沃尔特将追随定义为“与危险一方结盟或屈服于　威胁”将导致与“绥靖”或“战略投降”相混淆，而且也与该词的通常用法相悖。

（注　：

RandallL.Schweller,“BandwagoningforProfit:

BringtheRevisionistState　Backin”,InternationalSecurity,Vol.19,Summer1994,pp.79-81;

RandallL.Schweller,“NewRealistResearchonAlliances:

Refining,NotRefuting,Waltz'

sBalancing

Proposition”,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Vol.91,199　7,p.928.）他指出，追随的本意是指“追赶时尚或加入有可能获胜的一方”，本身就有　积极谋取利益的含义。

对于意欲获取利益的修正主义国家来说，追随另一个正在崛起的　强大的修正主义国家或联盟正是其利益所在，因为它威胁的只是现状国家的既得利益，　对自己并不构成威胁，相反只会带来收益。

施韦勒据此将追随界定为“加入强大的一国　或联盟借以获取利益”。

在对沃尔兹和沃尔特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施韦勒提出了自己的理论：

利益平衡（balanceofinterests）理论。

该理论包括两个层次：

国家层次和体系层次。

在国家的　类型上，将其分为两类：

现状国家（狮子型和羊羔型）和修正主义国家（狼型和豺型）。

从　国家层次来看，一国是选择制衡还是追随，主要取决于该国为捍卫现状所愿意支付的成　本与改变现状所付出的代价之比。

对于修正主义国家（特别是挑战体系的狼型国家）来说　，它们往往愿意支付极大的成本甚至不计成本去改变体系；

对于现状国家（特别是现状　的主要维护者狮子型国家），则愿意为维护现状而支付较高的代价。

但由于制衡是一项　代价极其高昂的行动，大多数国家都尽量避免。

而追随往往由于利益的驱动，很少需要　什么成本，因而追随要比制衡更为常见，对于修正主义国家来说尤其如此。

BringtheRevisionistStateBackin”,p.93;

Proposition”,p.929.）从体系层次看，　体系的稳定取决于现状国家的力量与修正主义国家的力量对比。

若体系中的力量集中于　修正主义国家，或者说若修正主义国家的力量大于现状国家的力量，则体系趋向不稳定　；

反之，则体系趋向稳定。

通过对历史上的一些重大历史时期国家联盟行为的考察，作　者声称他的理论更符合历史事实：

当体系面临挑战时，众多国家（包括大国）在利益的驱　动下纷纷追随实力强大的修正主义国家。

追随比制衡更为常见。

BringtheRevisionistStateBackin”,　pp.89-104.在他的新著：

DeadlyImbalances:

TripolarityandHitler'

sStrategyof　WorldConquest（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98）中，他着重考察了二战期间欧洲　国家对希特勒挑战体系行为的态度和反应，指出制衡并非是主要行为，追随等其它行为　才是体系中最主要的行为。

保罗&

施罗德（PaulSchroeder）则从历史学家的视角指出，沃尔兹和沃尔特的“制衡　是更为常见的行为”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与几个世纪以来的国家外交实践不相符合。

　自1648年以来的国际政治行为的特点是，在每一次重大的国际冲突中，制衡都不是最主　要的行为，追随比前者更为常见。

作者指出，国家不愿意制衡的原因在于制衡的代价太　过高昂，绝大多数国家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无法承担，它们宁愿选择其它代价较低的战略　。

PaulSchroeder,“HistoricalRealityvs.Neo-realistTheory”,InternationalSecurity,Vol.19,Summer1994,pp.116-117.）此外，他还对制衡和追随　的两分法提出批评，指出国家在面对威胁时，往往有多种选择，而不仅仅是制衡和追随　这两种。

他提出国家在面临威胁时可能有四种战略选择：

（1）躲避（hiding）。

躲避的方　式多种多样：

可以是在危机中宣布中立或请求争执的双方保证自己的安全；

可以是奉行　孤立政策；

或是采取纯粹的防御性立场以期能躲过这一场风暴，等等。

（2）超越（transcending）。

通过某种形式的制度安排来解决问题、结束威胁或防止其再现。

（3）追随。

加入实力较强的一方以寻求保护或谋取利益。

（4）采取制衡现实或潜在霸权国的自助。

施罗德指出，在这四种战略选择中，制衡是最不常见的选择，而追随或躲避要常见得多。

PaulSchroeder,“HistoricalRealityvs.Neo-realistTheory”,pp.117-124,133-147.）

施罗德的观点得到了罗伯特&

鲍威尔（RobertPowell）的认可。

鲍威尔在他的新著《权　力的阴影：

国际政治中的国家与战略》中，通过建立一套模式来论述国家在面对国际权　力变动或国际冲突时的行为反应。

他指出，国家在面临冲突的环境下，往往有几种行为　选择，而不仅仅只是制衡。

国家可以选择制衡（他将其定义为与遭受进攻的国家结盟），　也可以选择追随（指与进攻国结盟）或等待观望（waiting）。

一国到底选择何种行为，取　决于多种因素，如作战的成本，与对方结盟后两国军事力量的效能，潜在结盟对象的侵　略性，等等，即取决于国家置身于其中的具体环境。

国家作为一个理性的行为体，会对　各种行为进行计算，选择成本最低、代价最小的一种行为。

通过对该模式中三种行为的　成本计算，鲍威尔指出，制衡行为虽然有时会出现，但由于它的成本最高，因而是最少　见的一种行为。

而追随和等待观望则是常见得多的国家行为。

RobertPowell,In　theShadowofPower:

StatesandStrategyinInternationalPolitics,NewJersey　

:

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9,pp.6,149-196.）

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领军人物约翰&

米尔斯海默（JohnJ.Mearsheimer）虽然没有认为追　随是更为常见的国家行为，但他却同样反对“制衡是更为常见的行为”这一理论命题。

　他指出，当一国面临它国权力不利于自己的急剧增[1][2][3]下一页

长时，常常有两种战略选择：

制衡或　推卸责任（buck-passing）。

米尔斯海默将制衡定义为“支持受到修正主义国家挑　战的国家以维护现存的权力分布”，将推卸责任定义为“不采取行动以便将抵抗的重负　转嫁给盟国或其它国家”。

转引自：

GlennH.Snyder,“Mearsheimer'

sWorld-OffensiveRealismandtheStruggleforSecurity:

AReviewEssa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7,Summer2002,p.161.）一国是选择前者还是选择后者　，主要受到两个因素的制约：

体系结构和地理位置。

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如在权力不均　衡的多极体系下），国家迫于形势可能较倾向于制衡，但总的来说，推卸责任是更受偏　爱的战略选择。

GlennH.Snyder,op.cit.,pp.161-164.Seealso,JohnJ.Mearsheimer,TheTragedyofGreatPowerPolitics,NewYork:

W.W.

NortonCompany,2001.）

此外，克里斯托夫&

莱恩（ChristopherLayne）、杰克&

斯奈德（JackSnyder）和托马　斯&

柯庆生（ThomasJ.Christensen）、格林&

斯奈德（GlennH.Snyder）等人也不同程度　地卷入到这场争论之中，为各自的观点进行辩护。

参见：

ChristopherLayne,“TheUnipolarIllusion:

WhyNewGreatPowersWillRise”,InternationalSecurity,

Vol.17,Spring1993,pp.5-51;

ThomasJ.ChristensenandJackSnyder,“ChainGangsandPassedBucks:

PredictingAlliancePatternsinMultipolarity”　

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44,Spring1990,pp.137-168;

GlennSnyder,“Alliances,Balance,andStability”,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45,Winter1　991,pp.125-131;

GlennSnyder,AlliancePolitics,IthacaandLondon:

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7,

pp.156-161.）

二、比较与评估

理论创新与发展离不开争鸣。

制衡与追随的理论争论，不仅促进了学者间的学术交流　，而且由此也引发了一连串的理论创新，促进了学术的繁荣与发展。

每一次的争论以及　由此产生的思想火花，都照亮了一个新的学术领域。

于是我们看到：

沃尔特对沃尔兹的　批判，使威胁平衡理论应运而生；

施韦勒对沃尔兹及沃尔特的批判，使我们将目光由现　状国家移向了那些对现状心怀怨愤的修正主义国家；

鲍威尔以及施罗德等人的批判则使　争论由制衡和追随的两分法转向了更为丰富多彩的国家联盟行为，而且让我们对理论与　历史事实间的关系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米尔斯海默在他那本极具轰动效应的新著《大　国政治的悲剧》中对于制衡、推卸责任乃至追随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前人争论　的成果。

这场理论争论还对于深入研究国家行为背后的原因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沃尔兹的均势　理论让我们看到了国家行为背后的结构压力，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不同的国家在相同　的情形下会作出大致相同的行为反应以及动机彼此截然不同的国家其总的行为却大致相　似。

而沃尔特、施韦勒等人的理论则向我们展示了单元层次的特性（如“侵略性”、“　利益”等）对国家行为的巨大影响，解释了相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情形下其行为为何迥然　相异。

那么对于制衡与追随这两种基本对立的理论观点，哪一种提供了关于国家行为的更具　说服力的解释呢?

从上述争论中，我们可以看出，沃尔兹的均势理论是一种从体系角度解释或预测国际　结果的理论，考察的是国家行为背后的结构压力。

它只关注在国际政治中恒常发生作用　的因素，考察的是国际政治中一再出现的现象。

它虽然也涉及到国家的行为，如“各国　（会）以导致均势的方式行事”、“会相互制衡各自的权力”、“倾向于加入较弱的一方　”，但这并非指具体的国家行为反应，而是指国家在无政府结构压力下面对它国权力的　急剧增长或霸权企图时的一种行为倾向。

而且更重要的是，它着重强调的是国际体系中　“趋向均势的强烈趋势”：

均势一旦受到破坏，就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创建起来，均势　周而复始地形成。

《国际政治理论》，胡少华、王红缨　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5页。

）这种理论有助于我们透过纷繁复杂的历史画面去把握较为根本、规律性的东西，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入地理解国际政治的本质，它也较好地解释了国际政治中的重大事件。

如五个世纪以来所有谋取欧洲霸权的企图——无论是哈布斯堡皇帝查理五世还是法国的路易十四与拿破仑，抑或是德国的威廉二世与希特勒——最终都以失败告终，欧洲的均势一次次地得以恢复。

然而，这种“简洁、优雅”的“国际政治理论”因其高度的概括性和宏观性而显得简　洁有余而解释力不足。

正如王逸舟先生所言：

“结构现实主义的优点同时（也）是它的缺　点。

在沃尔兹的‘结构’里，许多事实、现象、特征和过程在‘不符合结构要求’的名　义下被打发，甚至连一些重大的带有规律性和普遍性的东西也被抽象出去或‘筛选’掉　，他的‘筛网’的‘网眼’是如此之小，以致被‘筛选’对象中一大部分都通不过去。

　”（注：

王逸舟著：

《西方国际政治学：

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　55页。

）如它既无法解释国际政治中屡见不鲜的种种非制衡行为，也无法解释和预测具　体情景中的国家何时以及如何会进行制衡。

这说明体系理论也有它解释的限度，超出结　构的范围，其解释力就大打折扣，甚至是误入歧途。

而且，正如一些论者所言，沃尔兹的均势理论本身也存在一些重大漏洞，尤为重要的　是，它忽视了国际政治中的“集体行动的难题”。

时殷弘先生在“制衡的困难：

　关于均势自动生成论及其重大缺陷”（载《太平洋学报》，1998年第4期，第48—58页）　中从国际体系和国家层次两个方面详细论述了均势难以自动生成的理由。

另参见，时殷　弘：

“国际权势格局变动引起的理论问题”，《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3期，第9—　11页。

）虽然在无政府这一结构压力下，制衡一国的霸权企图、维护体系的稳定与均势　符合大多数国家、特别是次强国家的利益，但这却不能保证均势会自动生成。

维护体系　的均势、制衡一国的霸权图谋需要参与国付出巨大的人员和资源牺牲（历史充分证明了　这一点），而由此换得的体系的稳定与安全却“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地为体系中的每　一个成员所共享。

这种结果会给一些国家“搭便车”（free-riding）提供了机会，刺激　它们利用它国的制衡努力而坐享其成。

而国家彼此间因此种担忧而导致的相互猜忌和不　信任又加剧了“集体行动的难题”，导致“制衡它国的霸权企图、维护体系的稳定与安　全”这一“公共物品”（publicgoods）的供应不足或无法供应。

这种事例历史上俯拾皆　是。

在反对拿破仑称霸欧洲的战争中，除了英国外，所有其它反法联盟中的成员国都因　战争代价过于高昂（尽管许多国家都得到了英国的战争津贴）或彼此间的猜忌而不止一次　脱离了联盟，或与法国单独媾和，或追随法国，或选择中立政策。

这种情形在第二次反　法联盟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普鲁士没有参加第二次反法战争，奥地利与俄国在战争中互　不配合，俄国对英国迟迟不派重兵展开大陆攻势而只是对法国的海岸线进行袭击的做法　深感不满和满腹狐疑，并因此而单独与拿破仑媾和，奥地利步俄国后尘也向法国求和。

　到1801年时，反法联盟中只剩下英国还在单独苦撑，而且英国也多次考虑向法国求和，　只因拿破仑的条件太过苛刻而作罢。

PaulKennedy,TheRiseandFalloftheGreatPowers:

EconomicChangesandMilitary

Confli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