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转型的历程与观念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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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型”
对意识形态有时不屑一顾，有时又神经过敏。
这是我们时代精神生活的一个奇特现象。
可以说，意识形态是“这个时代的哲学主题”，“人们对这个时代的思考愈深入，就会愈益自觉地汇聚到一个焦点上，这个焦点就是意识形态问题”。
[1]1因此，意识形态作为人类文明社会特殊的思想理论，在当前各国的内政外交中被高度重视。
在我国漫长的文明史中，素有重视意识形态的思想传统。
新中国建立后，党和国家始终致力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回顾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历程，我们看到，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性问题进行创造性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中，既有计划经济时期由于受苏联模式影响迷信意识形态、独尊意识形态的弯路教训，也有市场经济时期受西方思想影响淡化意识形态、消解意识形态的论调。
“对意识形态而言，最严重的威胁在于它意识到现实极端地漠视其价值。
”[2]78在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各种社会思潮不断兴起、思想文化日趋多元的新形势下，能否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定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我们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上所面临的极为复杂的思想理论问题。
研究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转型，必然涉及到这样几个重要问题：
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转型过程中。
形成哪些社会思潮及其思想论争；
中国私营企业主从有到无、又从无到有、再从有到优的历史命运，体现了国家意识形态对私营企业主从批判到允许再到鼓励、从消灭到培育再到引导的理论转变。
这一引人思考的社会历史现象是深入研究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转型的重要维度。
我们思考的结论形成这样的主要观点：
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经历了从“革命型”到“建设型”再到“和谐型”的两次历史性转型。
一、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转型问题
在其当代的意义上，意识形态是指国家用来指导自身行为的价值观念体系、思想理论学说以及制度政策安排。
意识形态的形成和发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意识形态是关于意识的意识，关于观念的观念。
因此，对意识形态的研究，乃是一种深层次、反思性的研究，开启了人类对自身、对社会认识的新境界。
尽管明确提出意识形态概念并对其进行理论探讨始于法国启蒙运动，但真正开启意识形态研究之门的是马克思。
自从马克思创立了全新意识形态理论之后，人类对意识形态的研究和认识就出现了两条路径：
一条路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一条路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非马克思主义传统。
在国外，当代意识形态的研究主要是围绕意识形态有无阶级性、意识形态是否虚假、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关系、意识形态对人和社会的控制方式、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的关系、意识形态能否为社会知识所取代、意识形态是否终结等方面进行讨论。
尽管受到了国外思潮的影响，但我国的研究基本上还是遵循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方法，即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等唯物史观之核心出发，阐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功能作用、发展创新等重大问题，并对国外的意识形态研究成果译介解读，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观念。
大体说来，国外对意识形态的研究偏重于脱离社会性、抹杀阶级性，国内对意识形态的研究偏重于强调社会性、推崇阶级性。
马克思在无产阶级还没有获得国家政权的历史条件下，把理论研究的重点放在揭露旧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揭示出阶级社会里旧意识形态如何把自己装扮成全社会的意识。
从这一理论出发，我们自然会将阶级性作为首要标准来判定意识形态的性质，但问题在于，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原有的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整体已经不复存在，如果以阶级性为首要原则甚至是唯一原则来理解社会主义社会意识形态，显然不合时宜，而且可能会造成这样的后果：
或者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相对落后而得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落后的结论，或者把伴随市场经济发展出现的新的思想观念一概看作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而加以拒斥。
正是在如何对待意识形态阶级性这一点上，浓缩了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变化的发展史。
我们现在对意识形态进行研究，既不能无视其阶级性，也不能偏执其阶级性。
就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研究而言，目前国内已有很多学术成果，但也存在一些理论缺陷，其中突出的一点是，在“类型”上偏重于意识形态的“类”，而忽略意识形态的“型”。
意识形态“类”只是意识形态的共性，而意识形态的“型”则是意识形态的个性。
结合意识形态的“类”研究意识形态的“型”，凸显了意识形态的整体性，有助于我们以把握意识形态共性特征为基础，深刻认识同一历史时期不同社会以及同一社会不同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个性特征，并在比较中切实增强意识形态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解决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因此，对意识形态“型”的研究，是意识形态研究的一个新的重要切入点。
研究意识形态“型”的核心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转型问题。
当前，我国正处于一场由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引发的巨大的社会转型期。
对于社会转型过程中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乃至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等各方面的变化，已被人们深刻感受、普遍认同，但对于社会转型过程中意识形态已经有哪些变化、应该有何种变化，在理论研究中却是少说鲜论。
由于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唯一执政党，因此党的思想理论与国家意识形态是高度契合的，这也就框定了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即指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后的中国意识形态，其内核是党的思想理论。
然而，我们的意识形态理论研究工作既落后于党的思想理论，也落后于意识形态的实践发展。
究其原因，就在于我们局限于传统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来研究、认识意识形态，缺乏意识形态转型的自觉意识。
意识形态转型不是性质转变。
当代中国意识形态仍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终极价值从未改变，转变的只是围绕如何实现终极价值目标所体现出来的具体价值理念、思想理论创新和法规政策完善。
能否对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类型及其转变做出准确概括，直接关联着我们对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认识和把握，关联着意识形态工作的实际成效和发展方向。
当前，我们在意识形态理论与实践中存在的种种问题，都与对意识形态的类型转变认识不清、把握不准、观念模糊有着密切关系。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正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社会现实，提出了意识形态转型的理论问题。
也就是说，社会转型构成了意识形态转型的宏大背景，意识形态转型既是社会转型的条件，也是社会转型的结果。
因此，社会转型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转型的理论研究既提供了可能性前提，也提供了必要性依据。
二、意识形态转型的理论选择与现实基础
中国社会转型的社会实践，托起了中国现代性的理论研究。
由政治制度革命、产业技术革命和思想文化革命所共同催生的现代性研究始于西方，不同于西方现代化之路的中国的现代性研究近代以来就未曾停止。
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亦即现代化实践，使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再次成为研究热点，在意识形态领域表现出各种社会思潮。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在中国社会转型期中，各种思想流派、学说观点纷纷浮现了出来，最终表现为社会转型期中的意识形态冲突。
”[3]69社会思潮不仅具有一定理论形态的思想倾向，而且还交织着广泛的社会心理因素。
社会思潮特别是政治思潮的涌动方向及其程度，会对意识形态产生直接的影响。
在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转型过程中，围绕要不要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核心问题，各种社会思潮相继涌现，对人们的思想乃至国家意识形态产生着各种影响。
其中，在如何看待私营经济和私营企业主阶层问题上，形成了新左派、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三大思潮，集中地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矛盾，以及人们在一个急剧变动的社会中的不同感受与愿望。
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是主张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最具代表性的社会思潮。
20世纪90年代以来延滞政治改革的市场化转轨，带来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导致了社会分配不公和贫富分化现象。
中国社会转型的这种左右杂糅的两歧性和社会分化导致了思想分化，坚持新启蒙立场的自由派从西方自由主义中寻求市场化和民主化的思想资源，批判极“左”意识形态和权力体制，敦促推进中国宪政民主的政治体制改革；
而从新启蒙阵营中分化出来的新左派则从西方左翼批判理论吸取灵感，尝试重构反对资本主义的新左翼批判传统。
新左派思潮是以平等与公平为核心价值，把中国走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分层、社会失范与社会问题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体现。
新左派及其思潮尽管尽显忧国忧民之思，对现实的批判思想中也有许多合理因素，但在总体上新左派用意识形态的“放大镜”看待一切。
自由主义思潮自改革开放之初传入中国，主张全面推进私有化。
民主社会主义声称中国改革措施实际上是以民主社会主义为样板，认为应该实行意识形态指导思想的多元化。
上述各种社会思潮的冲突集中表现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公有制与私有制这些问题上，凸显了改革与现代化问题在思想观念中的深刻分歧，形成了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冲突。
尽管这些社会思潮都标榜自己掌握了社会主义的真谛，其主张中也各有合理的成分，但其实都是从概念词句出发而全然不顾中国实际的思想观念。
任何社会都要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以此来引领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形成强有力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力量。
社会主义中国如何推动意识形态的现代性转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全社会的力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重大课题。
中国是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是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
由此决定，研究中国意识形态问题绝不能偏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精神。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国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引领社会思潮、推动整个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思想。
以这一思想为核心，意识形态现代性转型的创新成果，就是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意识形态总是要在现实中找到“投射”和“回声”。
马克思从经济、阶级（人）、社会三个基本视域出发，科学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两个基点：
一是生产力基础，二是阶级基础。
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样是从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出发，先把作为剥削阶级的民族资本家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工商业者，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培育出作为社会新阶层的私营企业主，再以共同富裕为目标不断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按照我国现行法规规定，私营企业主即指中国公民在中国境内注册的雇工8人以上的营利性经济组织的投资者，其中绝大部分也是其投资企业的经营管理者。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私营企业主从有到无、又从无到有这样一个历史循环，不但浓缩了中国社会的变迁，而且也折射了意识形态的转型。
这一否定之否定的历史实践，诠释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改造世界。
与时俱进的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既深刻反映了这一历史变化，又积极推动了这一社会变迁；
既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又始终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
但是，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照中国现实，则出现了理论与现实的悖境。
私营企业主阶层成为意识形态领域各种思想理论的争论焦点，由此引发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公有制与私有制成为意识形态领域论争的关键词。
因而，把私营企业主阶层兴起作为研究视角来观察中国意识形态的当代转型，不但会使意识形态研究具有深刻的历史性，而且具有厚重的实践性，透过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到意识形态的理论与实践互动、互构的复杂关系，找到研究意识形态的一个实践视角。
就是说，从私营企业主兴起的视角研究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转型，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
既可捕捉到意识形态对改革实践的引领，又可反观改革实践对意识形态的推动。
综观我国建国以来国内、国际意识形态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公有制与私有制的不同主张一直是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主线。
特别是在当前国内的意识形态领域，这条主线汇集为一点，就是怎样认识和看待作为传统理论中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公有制与私有制分水岭的群体——私营企业主。
如何把握当代中国私营企业主兴起的社会现实，涉及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如何完善社会主义，如何认识资本主义等意识形态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因此，从私营企业主兴起的视角研究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转型问题，使我们可以更加真切地把握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转型发展的历史脉搏。
三、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两次历史性转型
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转型，经历了从革命型到建设型再到和谐型的两次历史性转换。
提出革命型意识形态、建设型意识形态、和谐型意识形态，是对新中国成立后不同历史时期意识形态特点的概括，这在党的重要文献中是有依据的。
党的十六大指出，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三个历史阶段。
建国初，以从苏联传入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我们党在革命时期的思想理论为基础，在国家层面上进行了“革命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我们党从在野党变为执政党，在建设阶段的意识形态理应体现建设型特征，但在当时国内条件和国际环境下，当生存与发展面临矛盾时首先是要选择生存，因此为了巩固社会主义政权，意识形态也必然体现为革命型。
即便如此，以革命型为特征的意识形态在树立理想信念、建设思想道德、繁荣文艺创作等多方面也取得了巨大建设成就，凝聚、焕发、鼓舞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极大热情。
在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即在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完成、社会主义政权得以巩固之后，意识形态应该及时进行转型，突出建设型特征。
而我们实际上却走向了相反的方面，强化了意识形态的革命型特征，直至爆发文化大革命。
直到这时，革命型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本质需要已经完全背离。
突出“斗争”主题的强大的革命型意识形态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引导社会主义中国在整体社会意识上陷入了阶级斗争、思想斗争、路线斗争之中。
对于这段历史，《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有定论，其中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对计划经济要历史地看待，而对文化大革命要进行全面否定。
从私营企业主命运起伏的视角，我们可以具体地探讨中国革命型意识形态。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由于没有正确处理马克思关于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设想与中国在不发达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现实之间的差异，私营企业主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革命对象。
中国意识形态纯粹公有制的价值理念、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学说、对民族资产阶级“双重改造”的政策主张等诸层面的核心概念是“革命”，呈现出“革命型”特征，在发展中出现了曲折。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
“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
消灭私有制。
”[4]286按照苏联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解读，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五种形态中，原始社会实行的是公有制，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实行的是私有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实行的是公有制。
暂且不论这种解读是否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本义，仅在理论上忽略马克思、恩格斯的“私有制”概念指称和消灭私有制的社会历史条件，就使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实践上走入了误区，致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遭受了严重挫折。
在对待私有制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前和建国初期都曾有过保留私有制的主张。
但由于当时国内外复杂的社会因素和党内外错误的主观认识所致，私有制及其阶级载体和人格化身——民族资本家很快就成为革命的对象。
非但如此，在私有制和作为阶级的民族资本家被消灭之后，革命又找到了新的对象即“资产阶级思想”，并为此虚构了作为“资产阶级思想”载体的“党内资产阶级”或“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直至发生“文化大革命”。
从此，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公有制与私有制之间的斗争成为当时中国意识形态的基本内容，“阶级斗争为纲”成为当时中国意识形态的主旋律，“革命”成为当时中国意识形态的突出特征。
这样看来，革命型意识形态的性质定位，是在苏联模式影响下建设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其形成因素是计划经济的体制环境带来对意识形态的片面理解，苏联教科书体系的深刻影响带来对意识形态的简单理解，导致以社会形态简单对应意识形态，以上层建筑简单理解经济基础，以阶级革命简单代替社会历史，以“形而上学”的理论来解决现实中人们的思想问题。
其实质是以为大讲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空谈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守住几条“以不变应万变”的原则就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只要不碰触革命的意识形态就是坚持社会主义，使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意识形态逐渐呈现出不适合中国社会发展要求的问题。
革命型意识形态以斗争为主题，以阶级性、对抗性、封闭性为特征。
革命型意识形态的前提预设是两种思想的对立和两种利益的对抗，因此在思维方式上主要有三种表现：
一是非此即彼的绝对化思维。
只认识到意识形态的阶级性，看不到它的社会性；
又进一步只把阶级性理解为阶级与阶级斗争，在公有制和私有制、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走社会主义道路和走资本主义道路、东方阵线和西方阵线等方面进行截然对立的划分。
实际上，在当代意识形态中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尽管不同的意识形态有本质的区别，但在思想文化层面却是人类共有的，因而不能绝对化，缺少通融性。
二是封闭排外的单向式思维。
一个国家的发展既离不开传统，也离不开世界，在意识形态上也是如此。
把传统思想文化一概看作是封建主义的，把外来思想文化一概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对其进行全面排斥，势必使这种意识形态封闭僵化，既缺少民族性，也缺少时代性，最终失去发展的根基和活力。
三是脱离实际的幻想性思维。
建设时期的意识形态偏向革命型取向，就会人为制造假想敌，在理论与实践发生矛盾时回避现实问题，只对固有理论作抽象的玄思辩解，不对现实问题作具体的理性思考。
即使原本是科学的理论也会因此在发展过程中“走样”、“变形”，科学性减弱，虚幻性增强。
革命型意识形态有其历史合理性，在建国初期是为巩固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而对党在革命阶段的思想理论的自然延续，在改造旧思想、旧观念、旧道德、旧文化，从而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
在无产阶级政权得以巩固后，需要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而革命型意识形态没有及时转型，相反却在反右斗争时得到了强化，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了极至，给党和国家造成了极为深重的灾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全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前提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由此意识形态的建设型特征开始成为新时期中国意识形态类型的主要特征。
建设型意识形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完全吻合，突出了“发展”主题，体现了党以发展为第一要务、由革命党意识向执政党意识的转变，引导整体社会意识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方面取得广泛共识。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由于对社会主义本质和中国国情认识的不断深化，私营企业主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力量。
中国意识形态多种所有制并存的价值理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学说、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主张等诸层面的核心概念是“建设”，呈现出“建设型”特征，在曲折中实现了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
”[5]169在这六种新社会阶层中，私营企业主最具阶层特征，而且涵盖了其他阶层中的一部分人，因此私营企业主在新社会阶层中最具代表性。
新兴的私营企业主阶层与原有的被改造了的民族资本家阶级没有任何经济上、身份上的联系，他们完全是新时期改革开放政策的产物。
从改造民族资本家阶级到培育私营企业主阶层，充分反映了当代中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意识形态重构过程。
当我国实行改革开放、重新开始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时候，为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创造性地提出要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取代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
当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候，由于市场经济是以分工和不同所有者之间的商品交换为前提的经济，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显示出明显的活力，又提出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来取代原来的单一公有制经济制度，并且用股份制等多种形式来改造公有制经济；
当我国建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时候，由于经济形式总要以人格化的形式包括阶级、阶层这样的形式表现出来，又从政策鼓励、政府服务、舆论导向上培育以私营企业主为代表的新的社会阶层，极大促进了社会结构的改善，激发了社会发展的活力。
从此，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先进社会生产力成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基本内容，“发展”成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主旋律，“建设”成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突出特征。
建设型意识形态以建设为内涵，以发展为主题。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意识形态以建设型为取向，将自己置身于实践中，创造有利于自己的社会现实作为论据，对不利于自己的社会现实则积极改进。
其实质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论，认为实践是人类生成自身本质的对象性活动。
建设型意识形态就是要把意识形态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使自身成为一种促成人类本质生成的实践，从实践出发发展理论，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
建设型意识形态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是满足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根本要求应运而生的。
在发展变化的实践中形成的建设型意识形态，与革命型意识形态相比，实现了理论方法从“阶级分析”向“利益分析”的转变，思维方式从“二元对立”向“务实中和”的转变，思想文化从“绝对一元”向“开明开放”的转变，价值取向从“整体至上”向“重视个体”的转变。
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了一系列矛盾和问题，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社会阶层间的利益冲突、思想冲突给社会稳定与和谐带来了严重影响，同时对经济进一步发展也造成了潜在威胁。
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使得新世纪新阶段的中国意识形态趋于和谐型特征。
党的十七大再次强调：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是在发展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结果”[6]22，更加彰显了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和谐型特征。
和谐型意识形态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新发展，进一步深化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的认识，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突出了“科学”主题，引导整体社会意识从单纯注重经济发展转向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
从党的十六大到现在，由于对社会主义社会本质属性和当前中国社会问题的准确把握，私营企业主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要素。
中国意识形态中无产者变有产者的价值理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学说、引导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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