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决定论”之我见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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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

b844.1[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39（2013）-20--02

　　西格蒙德·

弗洛伊德在20世纪早期发展出了为人们广泛应用的人格理论。

他强调无意识的心理过程以及儿童早期经验的重要性。

据此，无论我们的性别和社会发展方面如何，成人人格的根基在五六岁时就已完全形成，这个理论遭到许多理论家的反对，比如，埃里克森认为人格在人的一生中都在不断发展。

但笔者却持绝对肯定立场：

儿童时期的所知所感所行是生命的一条基本放射线，其后的整段人生都依这条线绳行事，或有偏倚，但从未偏离，童年的创伤性经历基本划定了他们的人生轨迹，限定了他们的精神履历。

笔者将以亚历山大一世、伊凡雷帝、斯大林（“红色沙皇”）例证之。

　　一、“王座上的演员”

　　亚历山大一世（1777～1825）极其早熟，人格在婴儿期就被重视和培养。

祖母非常疼爱小亚历山大，但对他的要求也极其严格。

亚历山大出生后从没睡过儿童摇篮，只被允许睡在一张坚硬无比的铁床上。

每天早晨还必须在低于15摄氏度的房间里开着窗户洗冷水澡。

6岁时，祖母给他找了12名家庭男教师替代女保姆，并采用斯巴达克斯式的教育来锻炼小亚历山大刚毅、威猛的性格。

　　据分析，在出生时，新生儿的大脑约是他的身体的1/4。

大脑的各种结构对感觉（例如视觉、听觉）、身体运动与协调，也许最主要的是，对思想和语言负责。

在生命最初的两年，大脑继续快速发育成长。

3天大的婴儿能分辨不同的声音，6个月时开始为更多的声音赋予意义。

到两岁时，婴儿的大脑在脑细胞中有数量巨大的潜在的“联结”，这种联结使2岁的婴儿快速的学习如此多的内容成为可能。

也许大脑的这种令人惊愕的潜力没有比在语言学习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了。

[1]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亚历山大婴儿期就根据自己的理解教育孙子，她让婢女在床边不间断地说话，让他在嘈杂的人声中入睡并度过婴儿期，这极好的培养了亚历山大一世的语言能力，为执政后出国外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婴儿从出生至一岁半是处于口腔阶段，在这一阶段，他们通过口腔刺激活得愉快和满足。

从一岁半至三岁，婴儿处于肛门阶段，这是他们主要是通过大便来获得愉快的刺激。

在婴儿的早期阶段，婴儿主要是伊特，根据“愉快原则”进项活动，力求眼前的满足。

如果不能及时得到满足，自我就开始发展，并根据“现实原则”进行活动，努力寻求一种可以被人接受的方式以获得满足。

这些阶段和以后的心理性原则中的事件被认为是会影响成年时的个性的。

[2]而早熟的亚历山大对人情世故有极早的了解，还在不到十岁的时候，就感觉到了祖母和父亲二者之间的对立与分歧。

在二者之间的周旋，使得亚历山大很早就懂得如何讨人喜欢，能够揣摩别人微妙的心理活动。

　　可以说，亚历山大一世矛盾又极端的性格无不渗透到其行为的方方面面。

这都归功于早熟的童年所造就的模棱两可的性情，成年执政之后组建的神秘主义团体以及军事屯田制的推行，自由主义和专制主义并存的执政理念，都受到其童年期形成的人格的制约。

其儿童时期的精神禀赋和多变性情渗透到其治国治民和人生行为的方方面面，以致连驾崩也留给后世一个无法破解的谜团。

　　二、自卑与超越

　　伊凡雷帝（1530-1584）是俄国历史上的第一位沙皇。

他从小多灾多难，三岁时因父亲去世而即位。

各集团激烈争权、倾轧和谋杀，对伊凡四世性格的形成及其活动产生了深刻影响。

刚刚八岁，代他执政的母亲又被人毒死，只剩他孤身一人。

那些宫廷大贵族把他当做克里姆林宫的“囚徒”看待，这使得伊凡四世从小对那些贵族老爷充满仇恨，并且变得特别残忍。

八岁的伊凡就经常残忍地将小鸟拔掉羽毛、挖掉眼睛，看着它们慢慢死去；

或者把小猫、小狗从塔楼上扔下，从中寻找乐趣。

　　弗洛伊德认为，儿童对他们早期生活中的情感经历极为敏感，个人的“道德心”在儿童早期时代已开始发展，并且主要来自于儿童对父母的认同，通过对父母的认同了解到控制父母行为的宗教与文化规则，然后这些规则成为儿童“超我”的一部分。

据悉，儿童5岁时超我开始形成。

超我由良心和理想自我两部分构成，代表社会的、特别是父母的价值和标准，不只对违反道德准则的行为进行惩罚，还为自我提供榜样，更容易对他们所处环境的奖赏和惩罚做出反映。

　　伊凡的成长环境充斥着太多的焦虑因素：

不尊重孩童的个人需要、蔑视的态度、缺乏可信赖的温暖、歧视、敌意的氛围……以及周围环境中暗藏的虚伪。

所以他自幼便在暗藏敌意的世界中产生了强烈的孤独感和无助感。

根据霍尼的观点，孩童很快就对如何应对他们的环境产生了一种对策并不断使用，由此便产生出一种“神经质倾向”，这是一种植根于人格之中的、于他人交往的风格。

伊凡的基调就是致力于反对人群的攻击型人格。

通过敌意行为来保持优越感、控制他人和显示力量。

[3]从这个角度看，伊凡是个不折不扣的神经症者，他认为爱和其他积极情感在他看来都是愚蠢和软弱的表现，所有人从根本上都是敌意的，并将这种敌意外化出来。

　　根据弗洛姆的理论，伊凡雷帝具有典型的权威主义性格：

将自我融入外在的某人或某物，以此获得单个自我所缺乏的力量的倾向，控制和压迫他人。

伊凡成年后，对外征服喀山，发动夺取立沃尼亚的战争并攻占波洛茨克；

对内施行直辖制，与领主的纷争，攻击性极强。

据悉他在位共计37年，其中20多年几乎一直在打仗。

家庭生活也是失败透顶，一生共经历了七次婚姻，但毫无温情可言，甚至连起码的信任感都无法保障。

　　雷帝48岁患重病，太子伊凡颇得人心，雷帝对儿子充满恐惧和不信任。

雷帝因儿媳衣着不检点打之，使其流产。

太子护之受打，再加精神刺激患病卧床，11天后归天。

关于伊凡杀子的成因众说纷纭。

笔者以为，这不仅是受俄罗斯民族非理性信仰的影响，更是是受雷帝的无意识控制的。

雷帝杀子绝非偶然事件，而是童年期所形成的人格的惯性力量使然。

他的行为是由行为是由无意识世界中的性本能所决定的。

　　三、宗教精神之根

　　斯大林（1879-1953）父亲是农民出身的皮鞋匠，母亲1937年7月去世。

其父为一名奥塞梯鞋匠，母亲是格鲁吉亚农奴。

斯大林在家中排行第三，两个兄长在婴儿时就已夭折。

早期他的父亲颇为富裕，拥有自己的工厂，但嗜酒无度，经常毒打妻子和儿子。

及后家庭的财政状况变差，斯大林随父母多次搬家。

　　童年的精神之根对斯大林的施政手段具有不可小觑的影响力。

因为童年时期经常遭受父亲毒打的斯大林相信暴力万能，在政治上冷酷、无情、多疑、具有很强的报复心。

学校的创伤性经历也导致斯大林对知识分子和进步思想的敌意。

　　情境中的自我理论观点认为，儿童早期（二到六岁）的主题是提高和他人的相互依赖程度。

在本阶段，儿童的语言能力和肢体运动机能会有显著的提高。

这个阶段儿童的主要任务是提高自己的情绪能力，包含学会延迟满足。

儿童开始感觉到自己和他人在性别、种族和能力水平上存在不同。

开始认识到自己是和周围所处的世界相联系的，还有提高信任他人的能力。

[4]伊凡四世和斯大林在此阶段均为建立起与周围世界和他人的正常的信赖感，故而二者在残暴、冷漠和侵略性等方面如此相像。

　　根据暴力循环假说，虐待的受害者从他们童年时期的经历中，学会暴力是一种恰当且可以接受的处罚形式，并没有学会解决问题的技能及非暴力循环渐进式的原则。

但是，尽管儿童虐待可能带来严重的伤害，但是很明显，并不是所有遭受过虐待的儿童都出现永久性创伤。

顺应力（resilience）是克服高风险环境的能力。

那么根据发展心理学家埃米·

沃纳的观点，顺应力强的儿童具备的气质更倾向于激发积极的反应[5]斯大林和伊凡四世执政期间军诉诸武力，实行思想和文化专制，比如斯大林与“哲学船事件”均可从中找到根据。

　　不得不提的是斯大林潜意识中的的宗教情结。

斯大林的母亲是名虔诚的基督教徒，一心盼望儿子成为一名出息的神父。

然而事与愿违，斯大林16岁时进入第比利斯一所东正教中学读书，1899年，被学校开除。

反之，斯大林对宗教的态度如何呢？

大清洗期间，斯大林却并未报复当时将其开除的教会学监阿巴卡则，而是让其活到天年。

1941年7月3日，“兄弟们和姐妹们”的称呼从斯大林口中脱口而出也并非偶然，只是慌乱中说出了童年时期听惯的话。

教堂的祷词中称斯大林是“上帝选择的领袖”，斯大林不但没有责备，还非常高兴。

据史料记载，斯大林从未发表过反对上帝的言论。

通过如此多的“口误”，可以知晓，如斯大林般拥有钢铁意志的人都未能摆脱童年的人格受造与制约，他的精神之路一直沿着童年时期的轨道前行着。

　　综上可知，无论我们怎样努力地控制童年的部分经历，童年经验仍会深刻地影响个体的现在和未来。

如果根据年少时的经验得出了错误的结论，那么以后仍会按照这个错误的结论行事。

无论我们怎样努力或刻意地控制童年的创伤性经验，童年经历仍磐石般地影响和制约着我们的生活之路和精神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