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治学大辞典06关于综合研究的几点体会.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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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治学大辞典06关于综合研究的几点体会

名家治学大辞典：

06关于综合研究的几点体会

名家治学大辞典：

06关于综合研究的几点体会

文/网络编辑制作/荷花小女子

　　《古典文学知识》编辑部来函让我介绍治学经验，根据我的具体情况，我想就古代文学的综合研究谈自己的一些体会，与读者朋友交流。

　　我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发表论文，1987年出版第一部专著《兴的源起——历史积淀与诗歌艺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06年出版最近的一部专著《现代学术文化思潮与诗经研究——20世纪诗经研究史》（学苑出版社出版），二三十年来，综合研究一直贯穿着我的全部研究历程。

　　所谓综合研究是指以大文化为背景，运用多种学科知识对文学作品进行综合性的考察，以揭示其演变规律、总体特征、内在精神、感情心理乃至艺术审美及其与各种意识形态的复杂联系，力求在与文化的统一中对作品做多层面的较深解读。

显然，综合研究不但超越了传统的字句解读和五十年代以后的历史社会学分析，而且通过揭示作品“生态环境”的文化还原，把作品真正地归还给了它的时代。

这极大地提升了研究方法的适应力和穿透力，为深化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保证。

　　例如，“兴”的研究是“诗经学”乃至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古今论著不可胜数，但从来没有人从发生学的角度考察“兴”的起源。

事实上，这是一个存在很多疑问且具有广阔开发前途的重要论题。

朱熹说：

“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

”既是咏其“所咏之词”，为什么不去直咏，偏要绕弯子来先言“他物”？

有人从审美或实用的角度来解释这个问题，都不符合实际，因为在“兴”起源的原始时代，先民根本就不具备那样的审美能力和表现能力。

事实上，原始先民以“他物”起兴既不是出于审美动机，也不是出于实用动机，而是出于一种深刻的宗教原因。

不同的原始兴象具有不同的宗教根源，80年代初期发表的《鸟类兴象的起源与鸟图腾崇拜》、《鱼类兴象的起源与生殖崇拜》、《树木兴象的起源与社树崇拜》和《虚拟动物兴象的起源与祥瑞观念》等论文（这些论文都是《兴的源起》的组成部分），就是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

可以看出，研究“兴”的起源实际就是研究那具有审美特征的“他物”的前身的历史性质，这不但有助于认识“兴”起源的本质、早期艺术与宗教的关系，而且促进了文学的文化研究的发展。

　　又如，战争诗本应描写双方战斗的场面，但《诗经》中的战争诗却一无例外地只写兵强马壮、仪仗威严以及对于文德教化的宣扬，而从不直接描写厮杀格斗的场面，这只要与希腊史诗《伊利亚特》的战斗场面描写做一对比，就会看得十分清楚。

局限于文学自身是根本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而必须从周代的政治、军事思想中寻找答案。

我在《诗经研究反思》一书和有关论文中指出我国古代理想的政治是崇德尚义，垂裳而治，理想的战争则是“胜残去杀”，战胜于庙堂。

这一思想在《尚书》、《周易》和《论语》以及两汉典籍中多有反映。

《诗经》战争诗正是以这一思想为灵魂。

这样从大文化的背景下去审视《诗经》战争诗，会有更深刻的认识。

　　再如《诗经》中的宴饮诗，上世纪50年代以来，有关论著多以其反映统治阶级的腐化享乐生活、没有任何进步意义和价值而加以彻底的否定，显然这是一种简单的形而上学的批评方法。

如果从综合研究的角度深入到当时社会的意识形态，将宴饮诗与周代礼乐文化联系起来，就会看到其巨大的文化价值。

我在《诗经研究反思》和有关论文中指出，宴饮诗通过表现宾主从容守礼的道德风范与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不但突出反映了礼乐文化的道德实质，而且活生生地展现了礼乐文化的外在风貌和内在之美，以及古代东方人际关系特有的“人情味”。

宴饮诗这方面的价值是其他任何诗歌都不能代替的。

　　综合研究方法之所以能够提出和解决一些重要的难题，深化和拓展古代文学研究，与它的独特的优长有直接关系。

大体说来，综合研究的优长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大文化为背景的综合研究，充分注意文学作品与其文化环境的统一，从而较好地解决了文学与其产生的环境、背景之间的关系。

　　文学作品与其历史背景的关系问题，表面看来似乎很简单，实际不然，我们在很长的时间内都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

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于环境、背景的理解，质言之，也就是究竟是环境、背景中的什么因素在制约和影响着文学的性质和特征。

　　上世纪50年代以前，人们对于文学产生的环境、背景的认识很狭隘，认为就是围绕作者的小天地，即作者的生活范围，如家庭环境、社会关系等等。

这种观点把文学产生的原因仅仅归结为偶然的个人的因素，而彻底否定了文学的社会性和历史性。

五十年代以后，庸俗社会学盛行，认为文学是社会政治、经济的集中反映，而政治、经济又被简单地归结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这两种观点表面看来恰好相反，实际却具有共同的基本特征：

根本忽略和否定文化对于文学发展的制约和影响。

　　事实上，真正对文学产生巨大而深刻影响的是文化，特别是文化通过历史积淀而形成的文化传统。

因为恰恰是文化及其传统影响和决定着人们的行为习惯、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如哲学观念、宗教信仰、生活理想、伦理道德、审美趣味以及有关的制度、风尚、习俗等等。

所谓社会环境和背景对于文学的制约和影响，实际上正是这些因素起着关键的作用。

　　以大文化为背景的综合研究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从文学与其文化环境的统一去把握作品的。

例如《诗经》中的祭祀诗一般认为共有17首，通观这17首诗歌会发现两个有趣的问题：

一是这17首诗歌以祭祀祖先的为最多，共13首，约占76%；二是在祭祀祖先的13首诗歌中又以祭祀文王和武王的为最多，共有9首，约占69%。

如何理解这两个问题？

我在《关于〈诗经〉祭祀诗祭祀对象的两个问题》一文中运用综合研究的方法，从文学与文化的统一中寻找原因：

原来在周人的各种宗教信仰，如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生殖崇拜和祖先崇拜中，以祖先崇拜最为发达和盛行，《诗经》祭祀诗中祭祀祖先的诗歌最多，正是高度强化的祖先崇拜的反映。

关于第二个问题，即在祭祀祖先的祭祀诗中为什么又以祭祀文王、武王的诗歌为最多，则是因为在他们身上集中了更多的观念内容和价值。

原来，文王、武王是周代新的天命观念（相对于殷商时代的天命观念而言）的最早的实践者和体现者，祭祀他们固然是缅怀他们的丰功伟绩，更重要的是通过祭祀他们来肯定和强化天命观念，而肯定和强化天命观念也就是肯定周人代商的现实，强化新王朝的统治。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社会政治、经济因素以及个人家庭、环境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但它们都是通过文化的中介在起作用，文学作品的内容绝不是它们在作品中的直接投影。

　　二、以大文化为背景的综合研究，由于多学科的交叉容易形成广阔的学术视野，因而便于从宏观上把握研究对象的性质特征。

学术视野是否广阔不只是知识含量多少的问题，也不只是论题大小的问题，在本质上是长期学术积累所形成的知识系统和学术空间的纵深感，有了这种纵深感才可能有学术的深度和广度。

从宏观上深刻把握研究对象的性质特征，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有可能。

　　近三四年来，我在做20世纪《诗经》学术史研究。

在正式动笔之前，曾反复考虑这样两个问题：

一是学术史为什么会发展，也就是学术史发展的原因和动力是什么；二是20世纪《诗经》学术史的根本特征是什么，也就是20世纪《诗经》学术史与古代《诗经》学术史的根本区别是什么。

对这两个问题有没有正确认识和深刻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上述课题能否较好地完成。

　　作为对于学术研究反思和总结的学术史，不是学术研究实例的总合，也不是学者及其论著的简单排列，而是梳理和总结学术发展演化的历史及其发展规律。

学术史的性质决定了它本身即带有某种综合性，文学研究史也是如此。

也就是说，解决文学研究史的问题必然要涉及其他诸多学科，局限于某一学科自身的狭隘范围，是不可能真正解决该学科研究史的问题的。

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只有运用综合研究的方法才有可能完成学术史的研究任务。

　　从综合研究的角度出发，在考察不同历史阶段的一些学科的学术史之后，认识到任何时代、任何学科的学术史之所以不断发展，都是该学科的学术传统与时代学术文化思潮“对话”的结果，也就是说，时代学术文化思潮才是学术史发展的原因和动力，是它通过学术传统推动着学术史的发展。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的学术史都是如此，只不过由于古代社会发展缓慢，学术文化思潮的变化不像现代社会那样剧烈和迅速，而不太引人注目罢了。

　　处于社会历史和学术文化思潮激变背景下的20世纪《诗经》学术史，不同于古代学术史的根本特点，恰恰在于它与时代学术文化思潮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受到的影响和制约更加明显和深刻——我国现代历史上出现的一些重要的学术文化思潮总是很快就被“诗经学”吸纳，并在新的研究成果中反映出来，《诗经》研究也因而成为20世纪古代文学研究中最为开放和活跃的学科之一。

　　“五四”时期，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是从疑古辨伪开始走上《诗经》研究道路的，他们的《诗经》研究不但是疑古辨伪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它的延伸和深化，而疑古辨伪正是提倡科学和独立思考的“五四”精神的体现。

　　二三十年代唯物史观被引入《诗经》研究领域，使《诗经》研究发生了巨大变化：

传统“诗经学”的重点和强项在于考据和训诂，而唯物史观引入《诗经》研究领域，则致力于作品的解读和阐释，这极大地弥补了传统研究的弱项，提高了《诗经》研究的深刻性和科学性。

　　50年代末到70年代，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诗经》“研究”完全丧失了学术独立性，而听凭政治的需要，胡乱杜撰，把荒谬、愚昧、落后的东西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80年代以后，以对传统文化反思为先导的“文化热”，不但从整体上推动了文化研究的发展，而且为《诗经》研究提供了观念和方法论的支持。

由于文化意识的普遍建立，学者们开始注意从文化的心理的层面（如思维方式、审美情趣、民族性格等）和有关的观念、制度、风俗、习尚与文学关系的角度研究《诗经》，形成了《诗经》的文化批评模式。

新的批评模式促进了对《诗经》的新一轮阐释——《诗经》的文化阐释。

　　开放意识促进了80年代以后《诗经》研究的海内外学术交流，其深度和广度都远远地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极大地促进了“诗经学”的发展。

　　可以看出，随着20世纪新的学术文化思潮的不断涌现，《诗经》研究也“与时俱进”，异彩纷呈，这一切都是“诗经学”传统与现代学术文化思潮“对话”的结果，就像历史是“昨天”与“今天”永无休止的“对话”一样。

　　从以上所说的根本特点出发，在《现代学术文化思潮与诗经研究——二十世纪诗经研究史》一书中，我没有采用那种学者生平简介加论著分析评论的“列传式”的学术史建构模式，而采用了一种全新的“开放式”的学术史建构模式，即从《诗经》研究与现代学术文化思潮的内在联系的视角切入，具体考察现代学术文化思潮如何影响和决定《诗经》研究的方向、重点和方法，以及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的内在联系、具体特征、成绩和不足，简言之，也就是在时代学术文化思潮的大视野与“诗经学”自身传统结合的框架内，把握传统“诗经学”在现代条件下的嬗变过程。

　　这本书的大胆尝试，不但比较深刻地揭示了20世纪《诗经》学术发展史的基本特点和规律，给各个时期的学者及其著作以实事求是的评价和定位，更为重要的是打破了多年来“列传式”学术史建构模式一统天下的局面。

从此以后，学术史研究有了两种不同的建构模式可供选择，这当然有助于学术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这一点不只是对《诗经》研究史，而且对全部古典文学研究史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三、上述以大文化为背景的综合研究的两大优长的结合，形成了它的第三个优长，即增加了对于考察对象的审视视角和研究的切入点，因而有助于形成更多的论题。

这无论是对于开拓新的研究领域，还是加强研究的深度，都有重要的意义。

　　从事研究工作的人多有这样的体验：

有时，面对研究对象一片茫然，不知如何下手。

这种情况的出现，原因在于找不到合适的视角和切入点。

寻找和确定研究视角和切入点的目的就是为了深入到研究对象的内部，寻找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因此研究者应当主动去发现，这就要求他必须有一双“先见”的眼睛。

而给人以这种“先见之明”的恰恰正是他的学识和知识积累。

综合研究所涉及的学科多，知识范围广，因而找到的视角和切入点也就相对较多。

　　例如，上世纪50—70年代运用历史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屈原，一般都局限于文学研究的范围（今天看来，那时对于文学的理解也不全面），很难再有其他的发现。

而运用大文化背景下的综合研究方法，则有很多的视角和切入点可以选择，我在80年代进行屈原研究的时候，除了从文学的角度写了《屈原在诗歌艺术史上的地位和贡献》之外，还分别从美学、思想史和神话学的角度发表了《屈原的美学思想和创作主张》、《屈原思想与中国思想史上的“儒法合流”》以及《屈原在神话思想史上的地位和贡献》等论文，这些论文后来都成为《屈赋研究论衡》一书中的重要章节。

　　又如，文学史在讲神话的时候，往往会涉及它与哲学的关系，讲寓言的时候又往往会涉及它与神话的关系。

如果没有必要的学识和知识储备给你“先见”的眼睛，这个问题往往会一带而过，不可能引起特别的注意。

其实，这里就隐藏着很好的切入点。

我在《庄子哲学观念的神话根源》一文中从神话与哲学关系的角度考察了庄子哲学的性质和特征，指出庄子的一些哲学观念，如时间观念、生死观念和主客观关系的观念，都直接继承了原始神话，与原始神话所体现的原始哲学观念具有明显的渊源关系和某些一致性。

庄子从建立自己哲学体系的需要出发，把蕴涵于神话故事中的原始哲学观念加以提炼和概括，使之升华和哲学化，成为自己哲学观念的一个组成部分。

关于寓言与神话的关系，一般文学史和有关论著中都认为寓言起源于对于神话的继承，这个观点很片面、笼统，是错误的。

我在《试论中国寓言的起源》一文中通过对于“画蛇添足”、“鲁侯养鸟”和“叶公好龙”等寓言的分析，指出这些寓言都是把往昔的那些以传统的宗教观念为基础的行为和心理，如为蛇添足使其成龙、祭祀图腾神灵和刻画图腾形象等等，放在春秋时代的新的历史背景下，用实践理性的观点予以否定和批判，使宗教的荒谬和传统的乖违充分暴露在人们面前，从而彻底否定了传统的宗教世界观。

所以，寓言的起源在本质上正是先秦时代理性精神对于神话、巫术所体现的宗教观念批判的结果。

以上两篇论文后来也都收入《先秦神话思想史论》一书中。

　　总而言之，是以大文化为背景的综合研究使我摆脱了学术研究中的局促、狭隘的局面，凭借着更多的视角和切入点，开拓出较为广阔的阐释空间。

　　最后，再说一说我在具体论证过程中，特别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注意宏观考察和微观剖析的结合。

　　有些问题，例如“兴”的规范化形式的形成、神话的历史化、神话向物占和寓言的转化等问题，都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甚至是跨时代的产物。

要考察这类问题，必须放眼宏观，把握整体，把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有关现象贯通起来，揭示其内在的联系和特征。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还要把具体问题放到宏观的历史背景下进行局部透视，如对于某些原始兴象、寓言以及庄子哲学中的“无待”的分析，都是如此。

又如，对于20世纪《诗经》学术史发展规律的探索，也是建立在大量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具有充分的事实根据，并注意观点与材料、理论与历史（学术史）实际的统一，力争做到既有宏观的视野和理论概括，又有典型例证的微观证明。

　　二、注意历史发展的动态考察。

　　对于研究对象，重要的是把它放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之中，“瞻前顾后”、“左顾右盼”，进行全方位的动态考察，努力避免孤立静止和简单化的方法。

同样一个问题，从动、静两种不同的角度去考察，会得出完全不同的两种结论。

例如屈原在《天问》中大胆怀疑和抨击神话的荒诞和乖谬，对神话作了彻底的否定。

如果孤立地就此一点来看，对神话的发展似乎是不利的。

但如果把它放到人类认识神话的整体进程中，就会看到这种怀疑和否定是人类认识神话本质的必经历史阶段（世界各民族在认识神话的历史过程中都经历过对于神话的否定的历史阶段），是人们后来肯定神话价值的前提，因此，屈原对于神话的怀疑和否定，是对人类认识神话的重大贡献，在神话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三、注意从时代历史和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出发，对问题进行具体的历史分析。

　　研究中国古代文学问题，必须结合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和具体的时代特征，有针对性地进行具体的研究。

例如，对于中国古代神话的分类，《先秦神话思想史论》一书没有采用通行的西方神话学理论的分类原则，而是根据中华民族早期历史发展道路以及由此形成的中国神话的特殊性进行分类。

西方神话学理论的以神话所体现的人类意识和精神成长历程为根据的神话分类原则，适用于在自然崇拜基础上产生且有主神和内在统一的普遍神系的希腊神话，而不适用于主要是在祖先崇拜基础上产生且缺乏主神和内在统一的普遍神系的中国神话。

所以此书从中国神话的特点出发，按主要内容和基本精神对中国神话进行了分类。

又如，寓言的起源，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途径，中国古代寓言的起源不同于古希腊和古代印度寓言的起源，不能照搬它们的理论。

本书认为，从春秋时代理性精神对于传统宗教、巫术观念的批判和否定中，催生了神话向寓言的转化，这是符合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发展的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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