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先进文化在近代中国社会传播论纲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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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隔绝于世”的近代中国社会，林则徐是“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因编撰《海国图志》可以说是系统传播“开眼看世界”成果的第一人。

在林则徐的影响和支持下，魏源于1842年编撰成《海国图志》50卷本，1847年增补为60卷本，1852年再增补为100卷本，在近代中国社会最早系统地向国人介绍了西方先进文化。

林则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闭’成为先进文化在近代中国社会传播的经典性口号，流传至今。

因此，范文澜评价“林则徐是满清时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同时也特别强调:

“他的友人魏源根据四洲志编成海国图志，道光二十四年初版，记事更详备。

”先进文化在近代中国社会的传播从此起步。

第二，先进物质文化在近代中国社会的传播

在文化的三个层次中，物质文化是最容易被感知的，因此，当先进文化在近代中国社会传播起步以后，国人最初接受的是物质文化。

1860年12月，曾国藩在《遵旨复奏借俄兵助剿发逆并代运南嘈折》中提出:

“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纤一时之忧;

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

1861年7月，曾国藩在《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中将上述思想进一步具体化，主张购买外国船炮。

他说:

“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

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

同年，曾国藩创办安庆军械所，开创了近代中国的军事工业。

以1861年清政府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标志，开始了在近代中国社会传播先进物质文化的的洋务运动。

第三，先进制度文化在近代中国社会的传播

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不动摇封建政治统治而仅仅从物质技术层面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不可能找到中国发展的正确道路。

就中外战争的局部实力对比而言，在早期的两次鸦片战争中，英国人虽有坚船利炮的优势，但终究是劳师远征，兵力也有限，可都是以中国丧权辱国结束战争。

甲午海战，中国海军兵力和舰艇吨位的总数超过日本，参战的北洋海军舰艇和吨位数也与日本相当。

为什么还是以失败告终?

剪伯赞认为:

“甲午之战从表面上看，是中日战争;

但从本质上看，则是日本资本主义对中国残余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清算。

而这就是中国失败的最主要的原因。

这就使中国有识之士不得不重新思考怎样在近代中国社会传播先进文化的问题。

由此开始了先进制度文化（主要是政治制度文化）在近代中国社会的传播，发生了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深远影响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

第四，先进精神文化在近代中国社会的传播

“戊戌变法”失败了，具有全国规模的辛亥革命虽然取得过最初的胜利，但也很快就失败了。

近代中国的路在何方?

1916年，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对近代以来向西方学习的历程进行了总结:

“欧洲输人之文化……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细，举国所知矣;

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

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所谓“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是指的从物质技术的角度认识问题，因而有了洋务运动;

所谓“其次为政治”，是指从政治制度的角度认识问题，因而有了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

所谓“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也就是说的从思想领域认识问题，后来的五四运动印证了这一点。

五四运动开始了先进精神文化在近代中国社会传播的历程，马克思主义也由此开始在近代中国社会传播。

第五，先进文化在近代中国社会传播的民族化

长期封闭的国人面对汹涌而来的外来文化，既出现过抵制先进文化传播的“中体西用”论，又出现过照抄照搬外国模式的现象。

所谓“中体西用”，也就是说只能学习西方器物层面的技术，即“用”。

而属于精神层面带有根本性的“体”，则是中国的更为优越，是不必向外国学习的。

至于“照抄照搬”，有过“戊戌变法”照搬日本模式，辛亥革命照搬美国模式，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照搬俄国十月革命模式等。

先进文化在近代中国社会传播，经历了几代人近百年艰苦卓绝的探索，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初期实现了民族化，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二、先进文化在近代中国社会传播的基本规律

先进文化在近代中国社会传播的上述历程，凸显了文化传播的基本规律。

第一，文化即传播规律

担任过美国语言学会会长的着名语言学家萨巫尔说过:

“文化是传播的同义词。

”〔这一命题可以理解为文化具有必然传播的属性，或者说规律。

中华民族曾领先于世界，可是到了清中期以后闭关锁国，拒绝学习先进文化以至文字狱盛行。

例如，嘉庆年间，广东有人编了一本英汉对照的小书，被清廷查禁。

再如，甲午战争失败以后，康有为等在北京、上海创办了《中外纪闻》、《强学报》等。

御史杨崇伊秉李鸿章旨意，上疏弹劝称:

强学会“专门贩卖西学书籍，并抄录各馆新闻报，刊印《中外纪闻》，按户销售。

犹复借口公费，函索外省大员，以毁誉为要挟，请伤严禁”。

结果《中外纪闻》遭到查封，《强学报》停刊。

封建专制统治集团虽然不遗余力阻止先进文化在近代中国社会传播，但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还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在近代中国社会广泛传播。

这就是文化即传播规律的具体表现。

第二，循序渐进规律‘

文化按其彰显的程度区分为表层的物质文化、深层的精神文化和处于中间层次的制度文化。

外来文化在近代中国社会的传播，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由物质文明而制度文明或政治文明再精神文明，并凸显了文化传播由表层向深层循序渐进的规律。

这既是客观事实，也是近代以来诸多学者的共识。

1922年，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一书中，将先进文化在近代中国社会传播的历程分为三期。

“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于是曾国藩、李鸿章一班人，很觉得外国的船坚炮利，确是我们所不及，对于这方面的事项，觉得有舍己从人的必要，于是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等渐次设立起来。

”史称洋务运动。

“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因而发生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

“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

简单说，这二十年间，都是觉得我们政治法律等等，远不如人，恨不得把人家的组织形式，一件件搬进来，以为但能够这样，万事都有办法了。

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

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

恰值欧洲大战告终，全世界思潮都添许多活气。

新近回国的留学生，又很出了几位人物，鼓起勇气做全部解放的运动。

所以最近两三年间，算是划出了一个新时期来了。

20世纪40年代，蒋梦麟着《西潮》和80年代庞朴着《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持与梁启超上述基本一致的观点。

　　第三，民族化规律

文化从外部世界传播到本土以后，如果不实现民族化，就很难发挥积极的作用。

这是被近代中国社会实践充分证明了的文化传播的民族化规律。

中国历史悠久，正因为这样，人们在思想上的历史包袱也就更为沉重。

当西方以坚船利炮打开近代中国封闭的大门，一个涣涣大国只能被动挨打时，当先进的中国人大声疾呼“师夷长技以制夷”时，知识精英和开明官僚提出了虽然具有进步意义，但仍然带有束缚先进文化传播性质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

这是文化传播的一个极端，即从根本上排斥处于中间层次特别是处于更深层次的文化，而仅仅接受处于表层的物质技术文化。

针对文化思想上的顽固守旧，胡适在1929年提出“全盘西化”的观点。

30年代，他在《充分世界化和全盘西化》一文中说:

“《中国基督教年鉴》请我做一篇文字，我的题目是‘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我指出中国人对于这个问题，会有三派主张:

一是抵抗西洋文化，二是选择折衷，三是充分西化。

我说，抗拒西化在今日已成过去，没有人主张了。

但所谓‘选择折衷’的议论，看去非常有理，其实骨子里只是一种变相的保守论。

所以我主张全盘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路。

就文化传播而言，胡适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鉴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中国社会传播伊始的五四运动时期，毛泽东就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如何传播”的问题。

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

“中国化”回答了“如何传播”的问题，即实现外来文化在近代中国社会传播的民族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突出表现了文化传播的民族化规律。

第四，时代化规律

唯物辩证法将世界理解和描绘为永恒发展的过程。

文化传播作为过程必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也就是江泽民所说的“与时俱进”。

先进文化在近代中国社会传播凸显了文化的这一属性，即时代化规律。

例如，先进政治文化在近代中国社会传播形成的理论成果—三民主义，就是与时俱进逐步完善的。

正如毛泽东所说:

“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也不是一下子就有的，开始只是一民主义，后来有了二民主义，最后他到欧洲去跑了一次，看见欧洲发生了社会问题，工人要打倒资本家等等情形，他又想了一个民生主义出来，这样才集合成为三民主义的。

孙中山也说过:

“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

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

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

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

时代的发展必然要求文化传播与时俱进，实现接受与创新相结合。

这就是文化传播的时代化规律。

三、先进文化在近代中国社会传播的伟大成就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97年，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

”其中有两次发生在20世纪前半期。

“第一次是辛亥革命，推翻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

“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如果没有先进文化的传播，“历史性的巨大变化”是不能设想的。

正如列宁所说: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第一，推翻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

关于辛亥革命，江泽民评价为20世纪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三次历史性巨大变化之一，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评价道:

“它不仅推翻了清皇朝，而且使几千年来的君主专制制度从此结束，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人人心。

这对推动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中国人民思想解放所起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

被推翻的清皇朝既是封建统治势力的总代表，又已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驯服工具。

人民战胜了这个卖国的封建的专制政府，就一下打乱了中国原有的反动统治秩序，使它再也无法重新稳定下来，从而为此后革命斗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而辛亥革命的胜利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70年先进文化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广泛传播密切相关，正如孙中山所说:

“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

可见，作为辛亥革命指导思想的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吸收外国资产阶级文化基础上的综合创新。

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辛亥革命是先进文化在近代中国社会传播取得的伟大成就。

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标志着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的结束和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开始，江泽民亦称之为20世纪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三次历史性巨大变化之一。

关于取得这一伟大成就的经验，毛泽东指出:

“我们有许多宝贵的经验。

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依靠这三件，使我们取得了基本的胜利。

这就是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因素之一。

正如江泽民所说: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郑重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

经过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又郑重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写到自己的旗帜上。

”总之，先进的中国人推动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中国社会传播及其中国化，引领中国社会在20世纪发生了第二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