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草合作经济研究文献综述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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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合作经济研究文献综述1

烟草合作经济研究文献综述

内容提要：

烟草可以说尽人皆知，全世界约有10亿多人与烟草为伴，烟草在许多国家都是一种特殊商品，对于这种商品的消费能给消费者带来效用的增加，关于烟草的生产和消费都是与普通商品有区别的，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和更好的组织生产，烟草经济和烟草合作经济便孕育而生。

关于烟草经济和合作经济是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卫生经济学等学科研究的一个领域，本文综述烟草经济学和烟草合作经济学的研究动态。

关键词：

烟草烟草生产烟草消费烟草经济合作经济

烟草是一种不完全吻合经典经济学理论的特殊商品。

其主要特点在于,它作为商品能给消费者带来至少是短期内的一定效用增加,例如吸烟之后的特殊快感,以及某些时候作为炫耀性消费带给消费者的心理效用（Vebeln,1899），鉴于烟草的特殊性,许多国家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都对烟草的生产和消费做出了不同于其他商品的管理措施和限制。

随着19世纪末福利科学在西方社会的兴起,不少学者越来越关注香烟经济对于福利经济的影响,以及分析烟草经济学和合作经济学所带来的效用。

烟草经济学和合作经济学因而逐渐成为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和卫生经济学的一个下属研究分支。

本文从生产和消费两个角度,分别评述国内外烟草经济学和合作经济学的研究成果。

国外烟草经济学的贡献和缺陷

（一）国外烟草经济学的主要贡献

不难发现,近年来国外烟草经济学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

从理论上来看,国外烟草经济学拓宽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

原本,卫生经济学仅仅从简单的成本收益和外部性角度,对涉及到人民健康的乒疗卫生服务,特别是药品的供给需求进行了一定的讨论,对于如何量化健康的经济收益则没有太多具体的分析,更对诸如烟草和含酒精饮料等具有特殊性,不完全符合西方经济学中适用于普通商品的经济规律的这样一类商品,显得办法不多。

烟草经济学作为对卫生经济学的一项有益补充,无疑对将经济学研究范式进一步纳人特殊商品大量存在的医疗领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从实践上讲,其政策主张也有许多可取之处。

从直观上讲,不少学者仅仅认识到烟草消费对消费者身体健康有着负面影响,因而认为政府需要在限制烟草生产和消费上做出更多努力。

这种思路虽然有一定道理,却往往忽略了政府和社会限制烟草生产消费的成本,所以取得的实际效果一般。

而国外烟草经济学却从另外一个角度,即分析烟草消费带来的私人和社会成本,主要是“吸烟引致性医疗支出”和直接烟草消费支出,并将其与可能的政府收益和社会收益进行对比,来提出限制烟草生产和消费的主张。

这种政策建议不仅增进了烟草消费会带来社会经济成本的公共意识,也在一定程度上更容易

被政府管理部门接受。

国外烟草经济学对于中国的案例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它们通过翔实的调查数据,论证了看似容易承受的烟草价格实际上很容易给低收人人群增加经济负担,从而恶化贫困的情形。

它们结合我国医疗制度改革指出,在我国如果不对烟草消费进行进一步限制,则低收人群体有更高的烟草边际消费倾向,从而会对社会贫困和公平产生更多负面

影响。

同时,鉴于我国的特殊国情,它们并不主张主要依靠提高烟草税率来限制烟草生产和消费,而更多地主张采取直接的政府行政规定。

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客观现实的。

（二）国外烟草经济学的不足之处

除了了解国外烟草经济学的主要贡献,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它仍然存在着一些缺陷影响着其分析解释能力,有待进一步改进。

从概念上看,国外烟草经济学仍然存在着诸多概念上的混淆。

一些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概念,例如“香烟”,“烟草”,“烟叶”,“烟草业”等,常常在其文献中被混用而缺乏清晰明确的界定,以致产生一些误解,尤其是当涉及到统计口径和计量分析时,这些误解往往会削弱计量分析的有效性。

从方法论上来看,国外烟草经济学仍然沿用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分析范式,只是将其扩展到了涉及更多公共产品、外部性和特殊商品的一项医疗卫生领域。

在这一领域,尽管国外经济学者试图寻找烟草消费与人体疾病之间的因果联系,但无奈相关医理实在复杂,尽管他们做出了许多努力,其收效仍然有限。

在无法完全掌握烟草消费与人体疾病之间因果联系的条件下,就试图探求烟草消费与医疗支出之间的因果关系,无疑在方法上会出现诸多不严格的地方,从而最终削弱了其结论的有效性。

而国外烟草经济学对统计资料的分析也常常遇到不少困难,诸如,目前的统计方法和统计口径都无法计量为了接受医疗服务而产生的交通费用,而这些费用却在社会生活中直接增加了烟草消费的私人成本。

其常用的案例分析方法,也无疑为扩展其研究结论带来了诸多的限制。

国内烟草经济现状

据统计,1989年我国烟草种植面积为150万公顷,是1949年的10倍。

烟草产量`·七五”末达200万吨,比“六五”末增长26.6%,已接近美国、印度、巴西和原苏联国烟草产量的总和,占世界烟草总产量的30%以上。

我国卷烟发展异常迅速,目前,国家烟草专卖局认定的卷烟厂达130多家,卷烟产量连年增长,从19印年的年产100余万箱（每箱5万支）发展到1989年的年产3l0（）多万箱,40年增长30倍。

据统计,1989年全国500家大中型企业中卷烟厂有59家“金榜题名”,占118%;1990年和1991年全国500家大中型企业中卷烟厂一又占54家,占10.8%。

这一比例在各行业中是当之无愧的冠军。

烟草业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重要地位。

1989年全国烟草业上缴国家税收240亿元、占当年国家财政收人的8然,以上;1991年又匕缴了280亿元的税收,占当年国家财政收人的8%左有,高居各行业之首。

1992年中国烟草工业公司计划卷烟产量达3200万箱,实现利税290亿元。

烟草业已真正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和财政收人的重要支柱之一。

烟草经济发展战略

集中力量，发挥优势。

烟草行业的工业布局是否合理，已非什么新鲜话题，依照工业布局的基本规律，重工业大多集中在原料基地，而卷烟工业则大多是依附自然区域的历史成因，加之考虑到综合平衡的观念发展起来的。

从原料上看，烟叶产地大多集中在云贵川、湘豫皖、鲁闽黑等适宜区，而其品质方面则以云贵川的高原地带，湘豫皖的山间坡地为佳。

因此若想提高烟草的综合经济效益，保持烟草行业的持续稳定发展，总公司有必要对全国卷烟企业进行考察，根据企业规模大小、经济效益好坏、产品质量高低、市场覆盖面宽窄等多种因素，挑选组建国家队重点扶持。

而对那些既无原料，又无市场，产品呆滞，经济效益差的企业，毫不留情地予以关停并转。

本着就原料、就市场的原则，彻底摈除地方观念和区域平衡思想，以便形成具有较大经济实力的烟草经济区，有如上海、鞍山一般自成体系。

这样既有利于总公司的集中管理，也可避免各省区烟草界的封锁与拼杀，杜绝财税流失的源头。

建立配套企业，力争自我完善。

考虑到在组建烟草经济区的变革中，不少企业因种种原因而被迫下马，总公司可根据全国烟草经济的发展状况，有计划地安排转产。

另外，我们的烟机备件方面的消化引进工作，也大都由行业外的企业来完成。

倘若我们充分发挥集中管理的优势，有计划有步骤地研制、开发，本着就原料（煤炭——化肥，木材——纸张，冶金——铝箔），就技术（烟机、印刷、丝束）的原则，将关停并转后余下来的人力、物力投入配套企业，全行业的自我完善，综合经济效益的提高，是大有希望的。

合理选择，优化生产。

我国烟叶生产历史悠久，适宜区较多，但优良品种和优质烟区却不甚理想。

我们认为总公司应组织力量对全国适宜区进行考察，根据土质、气候、日照等自然条件，建立不同类型的大型优质烟叶生产基地，并组织科技力量攻关，合理选用、培育优良品种，对症下药，优化生产，统一调拨。

避免目前这种各行其是、良莠并杂的种植方式，争取在三五年内完善优质烟叶基地，逐步淘汰老烟区，低产质劣的落后现状。

这样做既可减少烟粮争地的矛盾，也可为卷烟工业多提供优质原料，提高卷烟质量和产品档次，满足广大消费者对名优产品的需求。

改革税制，确保运转。

卷烟产品高税微利，体现了寓禁于征的原则。

但目前卷烟企业普遍亏损，除原辅材料价格暴涨而外，当前的高税政策已超越了烟草企业的实际承受能力，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据银行和税务部门测算，若将当前的卷烟产品税率调低至40%以下，那么烟草企业的正常运转大抵可以维持。

固然，调低税率对烟草行业乃至国家来说，都是一大损失，但目前的高税制国家所得并不多。

据了解全国卷烟企业的欠税总额已高达几十亿元，最终解决办法无非是两条：

一为借贷交税；二为退税补亏。

其两条对国家财政并无补益。

就拿安徽来说，去年我们实现税利17.17亿元，但实际入库仅为10.8亿元，所欠税款一是用于技改还贷，二是烟叶扶持费，三是解决卷烟工业的潜亏挂帐。

可见，高税制并未给国家带来多大利益，所体现的是财政虚收，工业亏损。

长此下去，包袱必然越背越重，直至压垮企业。

建议总公司与国家税务局做一专题调查，以便使企业真正甩掉包袱，不图虚名，走上一条健康的良性循环发展轨道。

统一配方，打破封锁。

财政分灶吃饭的另一个弊端是区域封锁。

其结果是阻塞了流通，保护了落后。

对付它的有效手段是统一配方，统一牌号。

建议总公司组织科研人员根据不同地区消费者的口味、习惯及其发展趋势，研制出具有代表性的统一配方，交各大烟草经济区组织生产，力争使各大区的卷烟生产牌号压缩为7～8个不同等级的系列产品，逐步向全国统一牌号靠拢。

有如英国的“三五”牌、美国的“万宝路”、“骆驼”、“健牌”，日本的“柔和七星”，香港的“双喜”、“良友”等。

并有计划、有限度地在全国市场投放，以杜绝目前这种牌号繁杂、自成体系、营垒分明的生产、销售状况。

这样既便于总公司宏观调控、集中管理，也断绝了计划外烟厂及滞销产品的生路，同时对于打破区域封锁，搞活商品流通都具有极其积极的意义。

建立基地，扩大出口。

鉴于我国卷烟市场产大于销的实情，以及部分产品在国际上所赢得的声誉，建议总公司挑选几个有一定实力的大型企业作为出口烟基地，并给予相应的退税补贴和相关优惠政策，以鼓励出口，缓解国内市场的压力，多创外汇收入。

为确保我国卷烟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防止产品倒流，可对出口产品的包装装潢另行设计，以别于内销（如长沙烟厂的出口“白沙”牌），并制定相应的经济制裁手段，阻止倒流、走私。

力争在三五年内形成150～200万箱的卷烟出口能力，参与国际竞争。

加强科技开发，培训专业人才。

烟草行业由于涉及农工商、内外贸多种体系，其科研天地较为广阔。

目前，我国在烟机、化肥、盘纸、丝束、铝箔等方面的科技水平，与国际间差距甚大，许多课题亟待研讨。

建议总公司利用现有的烟草科研所、院校及各大企业自身专业技术力量，组建科研中心，致力于原料生产、卷烟配方、烟机备件、烟用化肥、丝束、盘纸等方面的全方位攻关，通过内引外联，打破条块分割、信息不通的现状，改变主辅材料及生产设备依赖进口的被动局面，充分发挥企业集团的巨大优势。

其结果，不仅使我行业自成体系，也可进一步树立总公司在全行业的威信。

合作经济

合作经济的含义

合作经济引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中，劳动者自愿入股联合，实行民主管理，获得服务和利益的一种合作成员个人所有与合作成员共同所有相结合的经济形式。

自愿、民主、互利和惠顾者与所有者相统一的合作经济，是其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中所具有的共性，合作社则是这种合作经济关系的一种典型组织形式。

古典合作社理论

人类一般意义的合作行为源远流长。

但是，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经济组织现象和合作方式，合作经济是近代社会的产物，是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才出现的。

合作经济思想肇端于空想社会主义。

19世纪初，以圣西门（HenriSaint－Simon?

1760－1825）、傅立叶（CharlesFourier?

1772－1837）、欧文（RobertOwen?

1771－1858）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目睹和批判了原始积累时期资本主义的社会弊端，幻想一个没有剥削、没有贫困、协同劳动、平等和谐的理想社会，合作社就是这个理想社会的组织基础。

空想社会主义把合作社作为改造资本主义制度的药方，他们寄希望统治阶级的支持，反对阶级斗争，反对暴力革命。

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空想社会主义者尤其是欧文的合作社思想和试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同时指出，空想社会主义者没有真正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不懂得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没有找到社会改革的科学方法，他们的理想是空想的，他们的实践注定是要失败的。

多种思想并存

早期的合作经济思想除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合作思想以外，还有以法国的路易·布朗（1811－1882）、德国的裴迪南·拉萨尔（1825－1864）为代表的国家社会主义合作思想，以法国的菲力浦·毕舍（1796－1865）、英国的威廉·金（1786－1865）为代表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合作思想。

这些合作思想的共同点是，认为合作社是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工具。

它们的不同点在于，国家社会主义合作思想主张在资产阶级国家的帮助下办生产合作社，因此又被称为“生产合作派”；基督教社会主义合作思想主张办消费合作社，其代表人物威廉·金有“销售合作社之父”之称；在德国，以弗里德里希·莱费森?

（1818－1888）　和赫尔曼·舒尔茨－德里奇（1808－1883）为代表，主张办信用合作社。

这些合作思想流派提出的合作纲领对世界合作社运动有着重大的影响。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合作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合作经济理论是在批判和继承空想社会主义合作思想，以及与形形色色的合作社改良主义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具有注重生产合作的传统。

马克思和恩格斯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关于合作社是改造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工具的思想，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合作社运动持保留的肯定态度。

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推崇资本主义社会的合作工厂，认为它是对资本所有权的“积极扬弃”，“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动摇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而合作贸易等其他形式的合作只触及资本主义制度的表层。

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合作社运动具有局限性，绝不可能自动地把现存社会带入社会主义。

马克思说，“不管合作劳动在原则上多么优越，在实际上多么有利，只要它没有越出个别工人的偶然努力的狭隘范围，它就始终既不能阻止垄断势力按几何级数增长，也不能解放群众，甚至不能显著地减轻他们贫困的重担”。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生产合作社对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具有重要的意义。

1886年，恩格斯在致倍倍尔的信中说，“在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经济过渡时，我们必须大规模地采用合作生产为中间环节，这一点马克思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

对于农业，1894年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系统论述了无产阶级在夺取了国家政权以后，采取自愿、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发展生产合作社。

恩格斯说，“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时候，我们绝不会用暴力去剥夺小农（不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象我们将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

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

列宁和斯大林的合作经济理论

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合作经济理论。

列宁从实践的挫折中认识到合作经济的重要性，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合作社的发展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

列宁对流通领域的合作社进行了再认识，主张大力发展。

1923年，列宁在病榻上口授的《论合作制》中指出，“合作社在资本主义国家条件下，是集体的资本主义，在私人资本主义下，合作企业与资本主义企业不同，前者是集体企业，后者是私人企业。

在国家资本主义下，合作企业与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不同，因为合作企业既是私人企业，又是集体企业。

在我国现存制度下，合作企业与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不同，因为合作企业是集体企业，但它与社会主义企业没有区别，如果它占用的工地使用的生产资料是属于国家的，即是属于工人阶级的”。

但是，列宁所说的“现存制度下的”合作社并不占有自己的生产资料，是国有生产资料的经营组织，这不仅与西方国家经典的合作社不同，而且与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论述的合作社也有很大的区别。

列宁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合作社经济看成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成份，这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把合作企业完全等同于集体企业，与社会主义企业没有区别，却导致了认识和实践的混乱。

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合作事业，通过集体农庄制度，把农民引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但是，斯大林重生产合作，轻流通合作。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模式对后来社会主义国家的农业合作化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毛泽东的合作经济思想

毛泽东的合作经济思想前后变化很大。

在革命战争时期他对合作经济组织的认识是客观和正确的,并且提出合作社运动对组织和解放农民、支援革命战争有重大意义,可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合作经济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但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的合作经济思想越来越受到斯大林后期合作经济理论的影响,逐步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首先表现在毛泽东渐渐地只对生产领域的合作社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以致后来在斯大林农业集体化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他的人民公社理论,使中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误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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