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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评价中的高分与能力问题；
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可能与可行问题；
高等教育改革的辩证法等八个方面，论证了辩证法在分析高等教育问题中的运用问题。
关键词：
高等教育；
高等学校；
辩证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特别是20世纪末以来，高等教育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
但由于我国人口众多，生产力水平不高，文化教育事业基础薄弱，故虽然高等教育规模已居于世界首位，但从总体上讲，我国高等教育迄今仍处于较为落后的国家行列。
从目前来看，知识经济和世界经济一体化对创新人才培养的迫切需要与高等学校教育教学创新，我国政治、经济、科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与高等教育体制创新的相对迟缓等矛盾在加剧，影响着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要妥善解决这些矛盾，就需要我们辨证地认识高等教育发展中的问题。
辩证法乃是对立统一规律的科学宇宙观和方法论。
高等教育是最复杂、最丰富也是最辩证和最灵活的一项活动。
因此，我们只有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来认识高等教育问题，才能找到高等教育良性发展的最佳途径。
本文试用辩证法分析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一些问题，旨在抛砖引玉，期盼更多的人能辨证地分析高等教育问题。
一、大学生的成长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从广义上讲，高等教育是促使个体社会化的过程。
个体社会化是个体终身的历程，其途径和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高等教育则是其中最有效的途径之一。
从社会学的角度讲，高等教育是按一定社会的要求，引导受教育者把外在社会经验转变为个人掌握的内在经验，以履行各种社会角色的过程。
高等教育是使个体有计划、有步骤的社会化过程，作为促使个体社会化过程而言，必然是在社会制约下实现的。
如果脱离社会而谈“个体社会化”是不可思议的。
我国高等教育长期与社会实践脱节，学生死读书、读死书造成了片面追求书本知识的可悲局面。
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只会应付书面考试，不会把知识运用于社会实践，个人追求与社会需求差距甚远。
大学扩招以后，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期待与社会现实需求的矛盾愈来愈突出。
不少学生把高层次的科研和管理岗位作为自己的理想目标，把到机关、科研单位、高校、大企业作为自己的理想归宿，而需要大量人才的基层、生产第一线和农村几乎成为大学生遗忘的角落。
大学生的理想目标与现实的差距极大，这不能不说高等教育脱离实际已到了惊人的地步。
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社会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副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
因此，我们在研究任何事物时都必须用整体观点观察事物。
大学生的成长是在遗传、环境、教育和主观能动性四个方面辩证作用中实现的。
研究大学生的成长问题不能离开高等学校乃至家庭、社会和自然界的影响因素。
每个大学生的发展都是以自己的不同基础，能动地接受各种因素的影响。
影响个人发展的因素在不断变化，高等教育就是要从这些因素中汲取有效的教育因素，促进大学生的成长。
二、高等教育发展受多种因素的制约
高等教育发展受多种因素的制约。
诸如：
社会、政治、经济等外部因素，以及高等教育结构的调整、体制的改革、经费的合理使用、教学积极性的调动，办学思想和办学目标的正确性，教师水平的高低，以及学风、教风、领导作风的建设、教学方法的选择、校园文化的开展和实践环节等内部因素。
教育效果的好坏是众多因素的综合效应，如果我们把成败归于某一个或几个少数因素是不对的。
另外，各因素所起的作用是不相等的，有大有小。
措施不当，关系失调，有些因素会起反作用。
谁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因时、因地而异，要作具体的分析。
例如:
高等学校中，片面追求“考证”的主要根源在于社会，它与现行的劳动制度、人事制度、有关政策直接相联。
除此，还有高等学校自身的弊端。
从教育方面来讲，解决片面追求“考证”的出路在于教育改革，要改革传统的教育观，把高等教育同社会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扭转高等教育唯“考证”的旧传统，对人才的规格、标准、要求等也要重新认识。
同时，要重新制定评价高等学校和教师工作的客观标准，建立和健全评价制度，以保证和监督各级各类高等学校能够严格执行教育政策，确立正确的教育目标。
如果我们不去分析研究，一味责怪高等学校把学生引上了“考证”热，这既不公正也不科学。
任何喧宾夺主、夸大非主要因素或不分主次地把诸因素等量齐观都是不合适的。
影响高等教育的诸因素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互相影响、互相促进、互相制约的。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片面强调经济对高等教育的制约、推动作用，而忽视高等教育对经济的反作用，使我们的经济建设由于缺乏足够数量的人才而蒙受损失。
现代化建设离不开现代化的人才，现代化教育对现代化建设起着生死攸关的作用，要求我们把高等教育摆在刻不容缓的优先发展的位置上。
要从长计议，着眼未来，不能为眼前的得失而急功近利，在资金、设备、人力上切实保证高等教育的需要。
当然，高等教育改革是经济和社会改革的一部分，高等教育改革不能离开经济和社会改革的大背景孤立地进行，应在统筹兼顾的前提下，给高等教育以优先发展的机会与可能。
同样，在高等教育中，只看到某些措施的积极作用，而忽视其消极作用是不全面的，既要权衡利弊又不因噎废食。
就某一因素来说，对教育效果的作用不是按比例变动的。
比如：
奖金可以调动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也可能使教师惟利是图、斤斤计较，长期使用则效果不佳。
从“严”治校可以维持良好的纪律，但难以形成良好的学风，影响民主风气的形成。
因此说，所有教育措施和教育效果的关系都呈曲线变化。
认识了这一规律，就不会犯“越多越好”，“越严越佳”之类的错误了。
三、高等教育发展的随机与规律问题
随机事件参差不齐，成败难卜，但并不是杂乱无章、不可捉摸、无规可循的。
随机事件的出现有它自身的规律。
硬币落地正面在上的机率是二分之一，这就是规律。
规律是事物内部必然的联系，对事物发展起决定的或支配作用。
随机事件出现的规律是正态分布的。
高等教育有随机性，服从正态分布规律。
高等教育可以把个人的潜在才能转化为发展才能，进而获得现实才能。
有些人可能获得很高的创造才能，成为出类拔萃的精英。
但就整个人类而言，精英和呆笨人物都是个别的。
在一个高等学校里，特别的出色和差的学生亦属个别，绝大多数分布在平均值附近。
在高等教育中，有典型也有一般，典型是少数而一般是多数。
比如，学生中有发明创造者机率虽小，但有可能，这符合规律。
绝大多数学生都成为发明家，“一般”都成为“典型”就不符合规律。
在浮夸风盛行的年代，偶尔有一个学生有发明创造，就有人说这个学生能做的，这个学校的学生都能做。
现在不是有很多高等学校领导以某某名家是自己学校的校友而自豪吗！
说什么“某某名人是我校校友，我们学校的学生都是高才生”，云云。
这种推理现在还有流行，实际是违反规律的。
近年来，我国高等学校都在争创“一流”，大办高教园区，迅速提高教师学历，这是新的浮夸风在招头。
一些学校的教学质量明显下降，而有些领导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竟然还说当前是“最好时期”。
出现这种“怪”现象根源何在，有人说是他们听惯了赞美之词，看惯了重点中的重点，以此推论天下已很兴隆，自我感觉良好极了。
在高等教育中，后起之秀存在，新典型出现并超过旧典型是可能的，这符合规律。
可以号召一般大学向一流大学学习，使大学办学水平普遍提高，但不能奢望一流大学能办到的，一般大学都能办到。
我国高等学校评估与排名中的一元化趋向，都是违背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
四、大学生培养中的个性与共性问题
事物的个性和共性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
列宁曾经指出，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无论怎样）都是一般。
大学生培养应处理好个性与共性的关系，在充分尊重个性的前提下依照共性的要求进行教育。
建国以后，我国一直沿用单一、刻板的教育教学模式，使一些个性鲜明、具有不同天赋的学生为适应共性的需要，为达到统一的规格，不得不牺牲自己最有希望获得成功的专长，去勉强培养自己并不喜欢、并不擅长的能力。
过去在“左”的思潮影响下，一些教师把“个性强”视为学生的缺点而写在操行评语中，其结果是任凭学生如何努力也不能达到一流水平。
这种作法导致人才的埋没和思想的僵化，甚至丧失自我意识和独立见解。
当错误思潮袭来时，随波逐流，缺乏思考的习惯与抵制的勇气。
有些学者认为，我国民族素质提高不快，具有世界性成就（像诺贝尔奖）的出类拔萃的人物极少，与教育目标制定不合理，缺乏个性教育意识有重要关系。
过去，我国制订教育目标的依据主要侧重于社会需要，侧重于对受教育者的思想品德、学识、身体等共性方面的要求，用“全面发展”的框子来束缚学生的个性发，而对受教育者的自身需要视而不见。
宋明理学鼓吹“存天理，灭人欲”，则要把人的自我意识与生理需求统统泯灭，把活生生的人变成一种抽去自我本性和物质利益的干瘪的道德符号，以至于走上灭绝人性的终极。
上千年的历史积淀像一个幽灵至今还在我们的高等教育中时隐时现，导致教育忽视人的个性存在，削弱了独立人格的培育。
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许多精力都花在破除这种封建礼教的残余意识上，可当代又变换了“礼”形式，大学里的“考证”就是一例。
学生被各种证书所奴役，证书成为抽去学生自我的社会符号，即由“礼教”变成了“考证”。
高等教育忽视了学生发展的个性化，只片面强调发展的社会化（共性化），而实际上学生发展的个性化同社会化是密不可分的统一过程，是相互作用的发展过程。
没有社会化就不可能有个性化，社会化是个性的社会化，是学生的社会意识倾向的自我内化和自我发展。
勿庸置疑，对学生依据社会需要提出共性要求是必要的，个性的发展要以社会需要为前提。
但应看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需要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它集中代表和全面维护了个人自我发展的需要，为个性的充分发展创造了条件。
社会的发展正是通过每一社会成员的发展实现的，那种把个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对立起来的观点是片面的、教条的。
因此，在不迷失政治方向的前提下，应理直气壮地提倡个性教育，把我们的大学生培养成具有鲜明个性的高级专门人才。
五、高等教育的现象与本质问题
毛泽东同志说：
我们看事物必须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作为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
有人认为，来自贫困地区的学生家庭经济紧张，学习条件差，又得充当家庭的补充劳动力，学习成绩一定差。
而来自城市及富裕地区的学生则相反。
实际上这种推理是不充分的、教条的。
甘肃定西地区是全国出名的贫困地区，可是这里的高考升学率和为国家输送的大学生都相对名列前茅。
目前一些人形成了“农村和贫困、落后地区首先就应为区域性发展和社会文明培养实用人才”的主导观点，很多政府部门把中央提出的“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的战略方针作了片面的理解，认为县以下教有应以职业教育为主。
这种把升学教育和职业教育对立起来，只凭现象做出的结论是靠不住的，会给我们的高等教育带来更大的损失。
唯物辩证法关于现象与本质的对立统一原理表明：
人类认识事物的目的就在于通过现象认识本质，掌握规律，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在观察、分析和处理问题时，既不能离开现象去寻觅本质，也不能把认识停留在事物的现象上，要把现象作为认识的起点和向导，不为假象所迷惑。
比如，中华民族崇尚古人的风气很浓，一种信奉古圣贤之言，不倡导异议的习惯世代相传，形成了一种压制新学说的风气。
这种风气反映在高等学校的师生关系中，就成了“师长一向伟大，徒弟得永远服从老师”的畸形关系，在传统师生意识中，师如父母，师道尊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无条件地听话、恭顺成了教师衡量好学生的重要标准。
思想教育上教师乐于简单训斥，硬性规定而不愿与学生平等对话和坦诚讨论。
在教学上教师愿意满堂灌，而不善于师生切磋，只注意向学生提问，不喜欢学生发问。
教师只乐意尖锐地指责学生的过失，而不希望学生指出或议论自己的失误等。
这些教育现象，反映出的本质问题是教师在追求一种凌驾于学生之上的权威意识，一种没有学生地位的传统意识。
这种非民主的师生关系损害了学生个性的发展和良好教育情境的创设、教育方针的贯彻、教学大纲的执行、教学方法的推广等，也很难取得实质性的教育效果。
六、大学生评价中的高分与能力问题
高分是可贵的，但分数高而能力弱则意义不大。
高分只能说明学到知识的多少，能力则反映了学生受教育的水平。
分数高是教育效果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学生知识、智能的增长才是教育的目的。
辩证法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原理表明，内容是核心，形式是以内容为转移的。
因此，高等教育应在传授知识的基础上，开发智力、培养能力。
而智力、能力和知识是分不开的，它们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首先，知识不同于智力和能力，如证明一道几何题，在推证过程中应用的公理、定理、公式等属于知识，而推证过程中的思维活动的敏捷性、严密性等则属于智力能力。
其次，它们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一方面智力能力是在掌握知识的过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一般学生在掌握知识的同时发展智力能力，随着知识的增多会导致能力智力的提高或新智力能力的形成。
如果离开学习和训练，任何智力能力也不可能形成，更不可能得到发展。
另一方面，掌握知识又以一定的智力能力为前提，智力能力制约着掌握知识的难易程度、接受速度和巩固效度。
因此，高等学校在教学生学习知识的过程中，要加强智力开发和能力培养，知识属于认识范畴，智力能力则属于实践范畴。
教学中应注意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环节，使学生既得高分，又增长才干。
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造成人的片面发展的基础上，预言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将创造一种新人，即“各方面都有能力的人”。
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本质内涵指的是人的体质、知识、智能、意向和品德等所组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系统。
为此，我们必须强调开发学生的智力，培养学生的能力，为社会主义事业造就能适应21世纪发展需要的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
为扭转过去较多重视书本知识传授，忽视学生多方面智能培养的局面，当前就要注意教授方法，引导学生学会读书，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教学方法上，要从灌输式教学切实转变到启发式上来。
对学生成绩的考查，要从单纯考记忆和模仿能力转移到考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来。
学校要采取措施，杜绝“高分低能”现象的产生。
要根据学生不同层次和不同年龄的特点，引导学生去进行课外科学实验和学术研究活动，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
七、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可能与可行问题
高等教育与工农业生产一样都有一个投资问题。
所以，一定要考虑经济效果，计算实际效益，应以较少的投资、较小的消耗，获得较大的效益。
现在，应冷静地反思一下，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的根源何在？
大办高教园区、盲目追求规模和升格的狂热源于何处？
长期以来，在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选择中，总是以一种十分痛惜的“应该”为出发点，其决策行为既不是经济的，又不是教育的，而是一种盲目的选择。
解放以来，我们不止一次地在高等教育领域提出不切合实际的高指标，结果只能是空头支票。
因此，有一些可能的事不一定可行。
若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于一些高等学校可能创造出较好的教育效益（像985工程），而在整个高等教育系统就不可行。
有些做法，当前可能受益，长期却受害无穷，就不可行。
像近年来用经济手段奖罚师生，违反了教育规律，长此下去，必受惩罚。
有些事情从当地、当局考虑可能有利，从全局考虑则不一定有利。
像近年来功利主义教育价值观影响下的教育行为就是一例。
功利主义教育，一方面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培养合适人才，另一方面也存在很大的缺陷。
首先，它重视教育的经济政治功能而忽视教育的文化功能，重视人的社会性忽视人的个性。
其次，在教育的经济功能上，不可避免地产生短期行为。
功利主义教育关注当前的社会需求，与高等教育具有一定的迟效性相矛盾。
因此，高等教育发展，既要考虑当前，更须高瞻远瞩，实事求是，即首先考虑可行。
凡认为可能的事情都可行，是不切实际的。
八、高等教育改革的辩证法
宇宙间万物都在发展变化，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
高等教育由精英化到大众化、由公平到效益、由规模到质量等都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如果高等教育管理以不变应万变一定会失败。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
世界上万物依据一定规律性发展变化。
高等学校中没有程度绝对相同的教师和学生，如果不因材施教和施管，一刀切反而带来失败。
所以，高等学校管理要因时、因地、因人施加管理，不能“一视同仁”。
事物在变中相对不变。
因此，高等学校的某些教学原则、管理原则常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高等教育形势在不断发展，束缚高等教育改革的条条、挫伤积极性的框框、阻碍发展的体制必须改革。
改革则是变，即使教育法律也不能永远不变。
变反映发展，标志前进。
变是宇宙规律，也是高等教育的规律。
高等教育发展中，违反规律的行为必须摒弃。
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探析
王兆林
（陕西理工学院发展规划处，陕西汉中723000）
当前，把专科层次的高等职业教育办成了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压缩型”的现象在相当一部分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中仍然存在。
这需要制定相应的办学规则加以制约。
普通高等学校职业学院对自身办学环境和条件应有清醒的认识，要发挥优势，抑制不利因素的影响，在发展中将学历教育与培训并举，以专科层次教育为主，坚持为地方服务的方向，建立校企密切合作机制，以不断增强自身的发展实力。
普通高等学校；
职业学院；
高等职业教育
我国高等职业（以下简称高职）教育自20世纪80年代起，经历了20余年的艰难探索，已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为了把优质的教育资源引入高职教育领域，推动高职教育的发展，以进一步满足我国民众接受高等教育的旺盛需求,加快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1999年教育部号召普通本科院校举办高职教育。
目前，大约有230多所本科院校举办了高职教育，其中进入“211工程”的重点大学约56所。
从几年的实践看，一部分本科院校积极探索高职教育的特点和规律，在推动高职教育的发展中做出了重要贡献，社会认同度也在逐渐地提升。
但在另一部分本科院校中也存在着对高职教育重视不够和认识不到位的现象，主要表现为缺乏必要的投入，简单地将本科教学计划和模式套用到高职教育教学中，仅在课程范围和教学内容上作适当的删减，把高职教育办成了“本科压缩型”的普通学科型专科教育，偏离了高职教育的方向，造成了教育资源的浪费和人才结构的不合理。
这种现象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并尽快加以解决。
一、当前普通本科院校高职教育运行模式及分析
当前，我国普通本科院校高职教育的运行模式总体上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设置二级职业学院，有独立的办学空间，高职教育教学完全由职业学院相对独立地实施；
另一种是虽设有职业学院，但它不是一个办学实体，而仅是协调日常相关工作的管理机构，高职教育教学被完全揉进从事普通本科教学的各院（系）。
为了讨论方便，我们不妨把前一种模式称为“独立型”，后一种称为“混合型”。
在“独立型”模式中，又有两种不同的办学体制，一种是职业学院由大学独自设置，高职教育教学工作由职业学院全面负责组织实施；
另一种是职业学院由大学与民办高校或企业联合设置，由双方共同实施高职教育教学及管理工作。
“混合型”运行模式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能够充分利用大学现有教育资源，无须进行较大的投入就能迅速扩大办学规模、增加办学经费，见效既明显又快捷。
但“混合型”模式存在很多弊端。
首先，高职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教育，培养目标不同，学生在知识、能力、素质方面有较大的区别，因而具有不同的教育教学特点和方法。
它们共存于一个长期进行普通本科教学的部门中，管理者自然会以主次之分而置高职教学于部门整体教育教学及就业工作的边缘，同时，也必然会由于观念、行为等的惯性作用而使高职教育的运行与普通本科教育同构化，从专业设置、教学计划、课程结构、培养目标，到教学、实验的方式方法和质量评价，全部套用本科教育的做法。
这样既使高职教育失去自身的职业性特色，偏离了培养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的目标，也使普通本科教育教学受到干扰。
进一步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混合型”模式追求的只是一种单纯的教育规模（在校大学生数）的扩张和经济效益的增长，偏离了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所应坚持的规模、质量、结构和效益协调发展的方向，放弃了提供适应我国技术更新、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劳动就业变化之需求的教育服务的社会责任。
这是单纯数量增长的传统发展观，是急功近利的思想在起作用。
急功近利的思想将危害普通高等学校高职教育长远的、持续的健康发展。
所以，“混合型”模式是不可取的，教育行政部门应采取果断措施，如限制直至停止其招收高职学生。
普通高等学校举办高职教育要相对独立地办学，其职业学院不仅要有独立的办学空间，还要有相对独立的办学自主权，使其成为独立的二级办学实体。
这是通过几年办学的实践和探索大家在一般认识上所达成的共识。
在“独立型”模式中，无论是大学自行设置还是与民办高校或企业联合设置职业学院，都能够在充分利用大学本部优质教育资源的同时，又不干扰校本部的发展，还能减少甚至完全摆脱普通本科教学模式对高职教学的同化影响，既有利于扩充和拓展优质教学资源，又有利于高职教育办学思想和教育理念的形成，有利于职业学院从高职教育的性质和特点出发，在教育模式、专业设置、课程体系等方面积极探索，寻求适合自身办学基础和当地生产需求的高职教育特色发展之路。
因此，教育行政部门应制定相应的办学规则，促使普通本科院校设置独立的二级办学实体型的职业学院，对其基本构成提出明确的具体要求，如必须要有专门的教学和实习实训场所、一定数量的专职教师和必需的教学管理人员等，引导普通本科院校在其高职教育发展中合理定位办学目标，注重突出“职业性”，强化技术应用导向，规范管理，办出特色，切实提高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实力。
否则，这一领域的高职教育发展将在热烈的氛围中走上有形无实的歧途。
二、普通高等学校发展高职教育必须处理好几个问题
1.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并举
高职教育是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教育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需求的自身体系的完善，也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需求。
高职教育范围包括学历教育和高中后的职业培训两个方面。
随着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和学习化社会的逐步形成，非学历的职业培训已不再是学历教育的辅助性补充教育，它正在从教育的边缘走向中心，成为高职教育的重要职能。
对高职教育这方面的认识人们已达成一致，但在高职教育实践中单一学历教育的格局依然未能突破，尤其是普通本科院校的高职教育几乎都是学历教育。
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与我国教育原有的结构有关，也与我们“重学历、轻能力”的陈旧人才观念密不可分。
这种教育结构的功能，与技术更新、经济结构调整、劳动就业变化的需求存在很大的差距，必须进行调整。
高职学历教育是高职院校存在、建设和发展的基础，具有长期性、稳定性和规范性的特点；
非学历教育是高职教育的一大支柱，具有针对性、灵活性、实用性的特点。
前者为后者的开展提供条件，后者为前者的发展注入活力。
在我国，由于职业教育和培训滞后，导致新增劳动力和在岗人员的知识和技能无法满足企业技术进步的要求，影响了劳动力整体素质的提高。
据对深圳的调查显示，企业中近一半的生产技术人员、设计人员、研发人员没有机会参加必要的培训，技术人员现有技术的70%是进入企业之初掌握的，技术工人的技能水平也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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