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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读者》的空间叙事

《朗读者》的空间叙事

  [摘要]电影《朗读者》中的空间既是叙事背景,又是叙事结构。

本文试图将电影与小说进行相互比较,分析影片中先后出现的五个具有特定含义的空间,探讨空间叙事在影片中的主要功能,解读时间的空间化、缺失空间所隐含的秘密和成长及其符号的意义。

通过阐明影片空间叙事的结构与功能,寻找隐藏在空间叙事背后的社会深层文化内核。

  [关键词]空间叙事;时间;秘密;成长

  

  本纳德•施林克所著的小说《朗读者》(DerVorleser)于1995年问世,书中涉及了许多充满深刻内涵的多层次主题。

正如作者在接受采访时所言,《朗读者》中展现了情与法、尊严与负罪、代际之间的冲突,而这些主题又全都被置于沉重的历史之下。

[1]1-5从小说中使用的叙事手段和策略来看,作者一反当代许多文学作品所追求的实验性和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平实中见深刻,朴素又透着精巧。

[2]108-1132008年底,由小说改编的电影《朗读者》(TheReader)正式公映。

虽然导演史蒂芬•戴德利曾说,“并不想做一部电影让人一下就想到这本书,只是依据这本书来创作”,但是电影的拍摄还是相当忠于原著的。

[3]戴德利本人是从舞台剧转向大银幕的,这使他能够很好地理解“在影片的叙事中,空间其实始终在场,始终被表现。

”[4]107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他发挥电影空间叙事的表现力,观众提供独特的直观视听感受。

因此,对影片中空间的解读绝不能仅仅局限在叙事的背景,同时,也应该注意到空间构成了一个“叙事的结构”。

[5]82-88基于此,本文试图透过对空间叙事的分析,寻找隐藏在叙事空间背后的社会深层文化内核。

  一、时间的空间化

  故事的叙事以米夏为中心,他是整部电影的旁白者,也是讲述人。

影片始于1995年“现实”生活中的米夏,当他走近窗户眺望窗外的电车之时,导演运用当事人的回忆巧妙地将观众引入即将展开的故事。

时间伴随着电车的穿行回到了1958年,米夏与汉娜初次见面是在她家楼下,这栋楼墙面表层脱落,已经露出砖块,内部光线阴暗,建筑物的斑驳展现了历史的沧桑。

相反,米夏的家则是另一番景象,父亲、母亲,还有兄弟姐妹,这是一个完整的家庭。

明亮是这家的主色调,但是观众却能感觉到,在这个家庭中有一种无形的距离。

汉娜和米夏这两个家庭空间呈现出的鲜明对比,这也暗示着未来潜在的种种冲突。

不过,影片正是采用两个对比强烈的家庭还原了一个具有时间性的历史空间,而聚焦在这两个家庭空间背后的实际上是一个社会的缩影――战败的德国。

透过汉娜的住所、米夏集邮册中纳粹的邮票,可以感觉到第三帝国在倒台多年之后,仍旧像乌云一样笼罩在德国的上空。

通过对两个布局巧妙的私人空间的建构,导演已经不动声色地将故事融入了更为宏大的历史背景之中,或者说,时间已经用空间化的叙事展现给了观众。

  米夏病愈之后去汉娜的家向她道谢,空间的叙事也开始转向对他们之间情感进程的描述。

影片此处的处理与小说不同,它并没有突出建筑外部环境的与众不同,而更加注重建筑空间的内部。

[1]6-7伴随着具有方位指向的各种声音,观众被一步步引入汉娜的家,倾倒水泥、敲打木板的声音逐渐消失,从汉娜房间里面传出了悠扬的乐声。

看似由漫不经心的色彩所组成的空间造型,却为观众带来了一个非常直观的视觉印象。

透过米夏的眼睛可以看到,进门处正对着的浴缸,红色的窗帘,发黄的墙纸,一张单人床上放着一个枕头,以及穿着蓝色罩衫的汉娜。

被汉娜发现在偷看她换衣服后,少不经事的米夏竟然因为过于紧张而逃跑了。

一个交织着激情与欲望的空间被建构起来,而它也就一直萦绕在米夏的思绪当中,无论怎样都无法摆脱。

不久,米夏便再次鼓起勇气来到汉娜家。

自此以后,他们开始了难以自拔的忘年之恋。

直到有一天,汉娜要求米夏在性爱之前为她朗读。

这是影片进行到28′00″~29′50″时,在将近1分50秒里面,尼可•穆利(NicoMuhly)的配乐与这一场景配合得天衣无缝。

整首配乐就被命名为《朗读》,全长1分53秒,前半部分比较欢快,后半部分旋律则比较凝重。

实际上,这一次朗读只用了配乐的前半部分,主要突出轻松活泼的味道,伴着朗读声,竖琴与钢琴将米夏的紧张、青涩与好奇娓娓道来。

  后来,米夏提议骑自行车去郊游,汉娜愉快地答应了他,而就在他们郊游的路上,出现了影片中第二个重要的叙事空间――教堂。

汉娜进入教堂之后,听到了唱诗班的歌声,她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

不知是汉娜感受到了心灵的宁静,在歌声中得到升华,抑或是因为这座教堂勾起了曾经不堪回首的往事。

相反,小说中的情节却并非如此,他们在郊游的路上发生了一次争吵,汉娜曾经用皮带来抽打米夏,致使他嘴唇破裂,满口血腥,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凶悍的汉娜。

[1]49导演如此处理自然有其深刻用意,汉娜的形象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被柔化,也使她更加容易获得同情。

不过,正是由于类似的变化导致影片受到不少非议,许多批评都指向他用一种艺术化的手法给残酷的历史披上了温情的外衣。

可以说,导演对郊游途中教堂这一场景的编排,体现了他本人对人物个性的理解和阐释。

教堂的叙事功能并不仅限于此处,它实际上是贯穿整部影片的核心所在,是一个穿越了时间的空间,既为后来法庭上关于教堂事件的审判留下了伏笔,又预告了汉娜最终的归宿,同时还是米夏向女儿敞开心扉的地方。

  二、秘密与缺失

  汉娜的重新出现已是在法庭之上,场景的主题也再次随之切换到沉重的历史之下。

审判过程中,汉娜的消失引出了一个缺失的空间,也揭露了一个重要的秘密――她曾是党卫军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看门人。

然而,尽管法庭上多次提到奥斯威辛,但是汉娜在集中营的行为却是通过法官的提问和犹太受害者的叙述来展现给观众的,影片中并没有出现奥斯威辛这一场景空间。

这显然是导演有意为之,“对于这种叙事艺术,未表现的空间、未展示的空间在很多情况下,会获得几乎与被表现的空间同样大的重要性。

”[4]112教堂也在审判的叙事中再次出现,不过这次却是一个缺失的空间。

由于发生火灾之后的教堂大门被汉娜等看守紧锁,直接导致了二百多个犹太人命丧火海。

虽然这个教堂可能并不是他们在郊游时所去的那个教堂,但在情感表达上却具有重要的作用。

汉娜的秘密与缺失空间构成了一个外场景叙事。

正如安德烈•戈德罗和弗朗索瓦•若斯特指出,“如果场景是取景的空间纬度和尺度,外场景就是场景的时间尺度,……外场景的效果正是在时间中展开。

”[4]116此处,缺失的空间成为时间的注脚,它所标注的是第三帝国的历史,它所隐喻的大屠杀的历史责任。

虽然奥斯威辛成为一个隐秘的空间,但是这一空间却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这不仅仅是汉娜曾经的隐秘空间,更是她精神上的隐秘空间。

  审判纳粹战犯的法庭是第三个重要的叙事空间。

对于战败的德国,怎样去审视那段纳粹历史是整个社会都必须思考的,也是战后德国无法回避的问题,诚如格拉斯所言,“奥斯威辛属于我们,在我们的历史上留下永远的烙印。

”[6]369与此相一致,历史问题一直是德国战后文学、艺术的主要题材。

[7]106-164因此法庭象征了战后德国社会对第三帝国的清算。

导演对这一场景的把握也显示出他高超的表现力。

面对不断追问的主审法官,汉娜反问应该怎样做,此时法官保持了沉默,整个法庭也都保持了沉默。

这一场景调度充分运用了蒙太奇在同一空间内的变换,镜头先是从汉娜的发问,接着转向欲言又止的法官,然后是若有所思的教授,目光中充满愤怒的米夏,然后又回到汉娜,不知所措的法官,垂头闭目的米夏,表情错愕的律师,最后法官无奈地用笔敲了两下桌子。

这一系列的人物切换勾勒出案情的发展,从而使观众对人物的命运和人物间的关系产生联想,并使影片的戏剧性冲突加剧。

因此,导演对这一场景塑造的效果显然要好于小说中似是而非的回答。

[1]99-100此刻,代表了正义的审判法庭之上,却出现了反讽的张力。

这种张力通过汉娜的反问展现给观众,迫使所有人都去思考“如果换作你,你会怎样做?

”随后,法官要求验证笔迹,确定汉娜是否写了那份致命的报告,她凝视着纸和笔,没有写下任何东西,转而承认是自己所写。

直到这时,米夏这才发现原来汉娜对他保守了另一个更为重要秘密――她是一个文盲。

[1]65-73汉娜实际上影射了被纳粹欺骗的德国民众,这些人是精神上和道德上的文盲,正如阿伦特笔下那个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样,他们充满了“平庸无奇的恶”。

[8]23-65此时的汉娜只能通过承认报告是她所写,以此来保存她最后的秘密,或者说尊严。

  海德堡法学院的讨论班则是第四个叙事空间,这实际上是一个“公共空间”,讨论的焦点便是面对这样“平庸无奇的恶”我们又怎样该做。

针锋相对的辩论首先将对纳粹的反思与代际之间的冲突呈现给了观众。

一位同学说道,在欧洲有超过上千个集中营,而他们的父母、老师全都知道集中营的存在,包括汉娜在内的六个看守仅仅是替罪羊,因此上一代人全都是有罪的。

米夏试图为汉娜辩解,“我们应该试着理解”,但这微弱的呼声立即招来更加猛烈的谴责。

战后德国新的一代始终无法逃避历史的重负,这导致了他们对父辈有着相当复杂的情感。

一方面,他们受到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影响,认为有必要揭露上一代人的罪行;但另一方面,他们又试图去理解父辈当年所犯下的罪行。

面对情感与道德的冲突,新的一代被撕裂了。

此处,小说中米夏的一段内心独白最能体现这种复杂的心情,“当我努力去理解时,我就会有一种感觉,即我觉得本来属于该谴责的罪行变得不再那么该谴责了。

当我像该谴责的那样去谴责时,就没有理解的余地了。

两者我都想要:

理解和谴责。

但是,两者都行不通。

”[1]138

  这次辩论之后,米夏独自一人去了一个集中营,从小说中我们得知,米夏去了位于法国阿尔萨斯一个名叫施图霍夫的集中营。

[1]131-134那是一个阴暗的空间,保存了集中营的原样,穿过铁丝网进入里面,木地板,木床,一排排的架子上放着数不清的早已尘封的鞋以及焚化炉,象征着那段触目惊心的历史。

集中营从一个缺失的空间变成了在场的空间,不过这里出现了时间上的错位。

物是人非的集中营实际上是一个时间留白,为米夏激烈的思想斗争以及他后来的选择留下了更多的阐释空间。

影片再次回到法庭中,选择成为米夏和汉娜同样要面临的问题。

汉娜选择了认罪来保守自己是文盲的秘密,而米夏选择了不揭穿她的秘密。

小说用了一节的篇幅来叙述米夏与父亲讨论汉娜的选择,而最后的结论是:

她是出于羞耻之心而做出如此决定的,外人没有权利违背她的意愿向法官说明真相干扰判决,哪怕是出于挽救她的良好愿望。

这是一个有关个人尊严和自由的哲学问题。

[1]123-127不过影片中删除了父子间的讨论,代之以米夏与法学院教授的讨论,却因触及米夏自己的隐私而匆匆结束。

相对而言,影片在此处人物内心活动的展现就稍显苍白。

  三、成长及其符号

  监狱是第五个重要的叙事空间。

对于汉娜来说,真正的审判始于监狱。

然而,象征着拘禁的铁窗和高墙并没有反复在影片中出现,取而代之的则是汉娜的小屋,一个狭小的空间。

实际上,这是一个自我构建的空间,她一直活在自己灵魂的监狱里。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福柯关于监狱空间的精辟论述,监狱不仅集中体现了现代社会权力运作的诸多特征,更是现代社会中最为彻底的规训机构。

监狱这一空间形象,既是被监狱体制生产出来的,同时,它又生产和强化了这种体制,让生活在其间的人被体制化。

[9]337-354

  不过,米夏通过录音机为汉娜朗读重新点燃了曾经的激情,它也将影片再次拉回到情感叙事。

戴德利对这一幕的拍摄堪称经典,它展现了导演娴熟的场景调度和出色的表现力。

影片使用了音画重叠的手法,伴随着朗读声,米夏与汉娜交替出现,前者朗读,后者聆听。

米夏的朗读,时而平和、时而激昂;汉娜的聆听,时而深情、时而陶醉。

此刻,朗读成了积压多年的情感得到宣泄的最佳途径。

尽管他们此时天各一方,但朗读声却将二人的空间无限拉近,使得他们在心灵上彼此接近乃至融合。

配乐的运用也同样值得注意,在影片的86′00″~89′30″将近3分半钟的时间,米夏的朗读声伴着钢琴与竖琴的背景音乐,是以配乐《朗读》的后半部分为基础改编的,也是这段配乐第二次出现,这与青年米夏朗读时前半部分表现出的青涩和好奇不同,随着配乐的旋律不断上升,米夏与汉娜的情绪被完全调动起来,随后配乐转为平缓,经过如此几次的反复,人物的心理活动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伴随着穿梭时空的朗读声,汉娜终于鼓起勇气走向监狱的图书馆,直到这时米夏的声音才渐渐消失。

从此,汉娜开始学习读写,这成为她狱中生活最重要的内容。

直到1980年的西柏林,米夏收到了汉娜的第一封来信,此后又陆陆续续地收到了许多封信,但他却从未回复。

  8年后,汉娜在即将出狱的前一天自杀了,影片采用了一组小说里所没有的空间叙事。

这一场景先是采用了纵览透视的手法,自上向下俯视拍摄汉娜准备自杀的过程,书成为视角的转折。

镜头先是采用了凝聚透视,汉娜把近20本书垫在了脚下,镜头进而转为平视拍摄,通过对书与脚的特写,使人产生联想,以达到仰视拍摄的效果,借此象征着汉娜精神和灵魂的解脱。

导演这一组镜头充分显示出空间在人物命运塑造中所具有的独特张力,书成了汉娜踏上人生终点最后的铺垫。

书对于汉娜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作为知识的符号,它被赋予了更为深刻的内涵,似乎在诉说着何谓“知识权力化”以及有知识者与无知识者之间所形成的那种令人震惊权势关系。

[10]177正是由于“权力化的知识”导致汉娜从自卑逐渐演变成羞耻,从对知识的敬畏变成了对知识的恐惧。

因此,汉娜不仅是被监狱这一外在空间所囚禁,更是被她的精神内在空间所束缚。

所以汉娜从来没有打算走出监狱,即使是当她学会了书写之后,也不能改变当年因无知而导致的“平庸无奇的恶”。

因此,汉娜只有通过自杀才能完成自己最后的救赎――这也是她惟一的选择。

  米夏为了完成汉娜的遗愿来到了那位犹太幸存者家中,虽然她没有接受罐子里的钱,但却接受了汉娜用来存钱的茶叶罐,并把它放在家庭合影的旁边。

对她来说,茶叶罐保存的是她最珍贵的东西,它承载了一个时代的记忆。

一个承载了18年监狱生活的铁罐,也许得不到她的宽恕,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得到她的理解。

正是通过这个锈迹斑斑的茶叶罐,汉娜被一个犹太幸存者所理解,最终使汉娜完成了社会价值的回归。

相对影片中象征着米夏成长的奶瓶来说,茶叶罐是另一个成长的符号,它同样历史寓言书写的意义。

[7]112-118至此,与其说叙事重新回到对历史的反思,不如说它将观众的思考引向未来。

与施林克小说的结尾不同,戴德利显然更加注重影片的教育功能,他认为米夏有责任把汉娜的故事讲述给下一代,而这个故事不只是关于罪与罚,更应该是关于爱和理解。

于是在汉娜死后多年,米夏的耳边再次回响起唱诗班的歌声,他带着女儿来到了那个熟悉的空间――教堂,一个曾经让汉娜潸然泪下的地方,如今她就长眠于此,灵与肉都得到了安息。

小说的开头变成了电影的结尾。

[11]在这里,米夏开始给女儿讲述他从未向人透露过的往事,“那年我15岁,得了黄疸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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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张国龙.历史寓言书写及对德国成长小说宏大叙事传统的超越――评《朗读者》[J].外国文学,2007(05).

  

  [作者简介]杨扬(1982―),男,天津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

世界史;欧阳艳冰(1981―),女,广东顺德人,石门实验中学历史科组教师,主要研究方向:

世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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