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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决策参考
★天下大事事事关心资政参考,人物历史,焦点背景
——以下特供高端决策层、金融监管层参阅（2011-10-10）（每周一更新）
今日要点
《辛亥百年遗产——几个层面的观察》：
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年，对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析文字浩如烟海，比较流行的评价是“三阶段”论——器物、制度、文化。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秦晖认为，近代以来中国的发展更像是“两条线”：
在一条线上人们不断地折腾“文化”，不断地在“西化”与“反西化”之间反复。
在经历“武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后，辛亥时代的国人明白了：
中国之病不在于“文化”，而在于专制制度。
《改革意识形态与底层群体的权利危机》：
改革是个很流行的词，什么东西一旦沾上就貌似有了天生的道德感，摩罗却在自己的书中认为，改革本属实践问题，一旦形成改革意识形态，就难免成为一个封闭性的观念体系，并且脱离社会实际，最终只能靠自身的话语结构“独善其身”，为维护自身的正确性和尊荣而存在。
如果用这样的意识形态来指导现实的运作，很可能只会将现实引向歧途甚至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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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百年遗产——几个层面的观察
（编者按：
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年，对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析文字浩如烟海，比较流行的评价是“三阶段”论——器物、制度、文化。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秦晖认为，近代以来中国的发展更像是“两条线”：
在一条线上人们不断地折腾“文化”，不断地在“西化”与“反西化”之间反复。
在经历“武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后，辛亥时代的国人明白了：
中国之病不在于“文化”，而在于专制制度。
）
辛亥百年，人们已经写了浩如烟海的文字；百年辛亥，人们依然还有太多的话要说。
一百年来，在国难当
头、强敌入侵时，人们为“民族”而战斗；因积贫积弱、温饱难求故，人们为“民生”而拼搏；当国家自立、国民脱贫后，对“民权”的追求又强烈起来。
只要民主前贤、共和先烈的理想未能完全实现，“辛亥情结”就会一直萦绕在人们的心头。
近代中国的发展非“三阶段”而是“两条线”
过去人们对辛亥革命的许多细节不甚了解，予以辨析绝对是必要的。
但是过去对这段历史的大背景也有许多似是而非的描述，这恐怕更应该反思。
例如，过去人们常从“中西文化碰撞”的角度看近代史，于是流行一种“三阶段”的叙事：
洋务运动时国人热衷于船坚炮利，学习西方的“器物”；戊戌、辛亥国人由改良而革命，是学习西方的“制度”；而以五四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则达到最高层次，开始“改造国民性”，学西方的“文化”了。
这种把“文化”列为最高层次的“三阶段”论反映了一种文化决定论的观点。
但它未必符合事实。
笔者曾指出：
其实鸦片战争后一些先进国人对西方“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的共和民主“制度”产生羡慕，并不晚于国人重视器物层面的“船坚炮利”，而像刘锡鸿那样反感西方“器物”，却对西方“政教”私下称羡不已的现象也并不罕见。
但是，最为重要的反证应该是太平天国：
作为基督教这一“文化”在华造成巨大影响的事件，太平天国早在洋务运动之前就震撼了神州。
今天的“新儒家”常责怪民初新文化运动反儒。
其实太平天国对“儒家文化”的极端排斥和禁毁，对“基督教文化”的狂热信仰和推行，都比被今人称为“激进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要激烈得多。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太平天国在“器物”和“制度”两方面却没有什么“进步”可言。
我把“选择什么”称为文化，而“能否选择”称为制度，我以为这样的理解是符合人们常识的：
爱吃中餐和爱吃西餐是文化之别，但饮食自由和饮食管制是制度之别；信基督和信孔子是文化之别，但信仰自由与神权专制是制度之别；拥戴圣贤和拥戴能人是文化之别，但是否有权选择拥戴者（是否民主），则是制度之别。
从这个角度看，太平天国“文化”上以耶排儒，制度上却实行中世纪式的神权专制，是典型的“西化而非现代化”运动。
30多年后的义和团，“奉旨造反”，大闹京师，对与西方有关的一切，从“文化”、“制度”直到“器物”全都一锅端了。
但是，如此激烈“反西化”的义和团运动对于弘扬中国文化起了什么作用？
哪怕就是“传统文化”、儒家文化、“文化保守主义”，在庚子狂潮中得到了一丝一毫的支持吗？
义和团请来各种“神仙”，从太上老君、黄连圣母、伏魔大帝、洪钧道人直到“念咒语，法真言，升黄表，敬香烟，请下各洞诸神仙”，可谓有奶便是娘，但从来没提孔孟，更没人提尧舜禹汤文武周公。
“满口怪力乱神，噤声道德文章”就是这个“运动”的特点。
“文革”时有人把义和团列入“历史上劳动人民反孔斗争”之列，也不是空穴来风的。
义和团“反西化”却不尊儒，整一个“荆轲颂秦王”的活剧而已。
于是，从“金田起义”到“庚子国难”，中国历史经历了两个“大拐弯”。
同样以专制制度为基础，太平天国要以基督教扫除孔孟之道，实现“中世纪式西化”，而义和团要以“各洞诸神仙”扫除基督教，实现“怪力乱神式本土化”。
洪秀全们要把“西方中世纪的人权标准”强加于中国人，而老佛爷慈禧则绝不允许中国人试试西方现代的人权标准。
“文化资源”一西一中，反现代化的制度取向却如出一辙。
值得注意的是：
在两者同样排斥西方现代文明的同时，两者对儒家的仁义道德也并不感冒：
天朝把孔孟之道斥为“妖书”而禁绝，“神团”则恰恰以怪力乱神的妖言来排斥孔孟之道。
这样看来，现代文明与孔孟之道在这两场灾难中与其说是敌人，倒不如说更像难兄难弟了。
联系到后来的一个时期天朝与神团都被当作两大“高潮”而捧上云霄，而当时恰恰也是“西方的”宪政法治与孔孟的传统道德两者都扫地以尽的年代，岂不令人深思？
显然，与“三阶段”说相反，近代以来中国的发展更像是“两条线”：
在一条线上人们不断地折腾“文化”，不断地在“西化”与“反西化”之间反复。
太平天国搞“西化”，义和团“反西化”，新文化运动再一次提倡“西化”，但当时的“反传统”按王元化先生的说法却是“反儒不反法”。
到20世纪下半期又再次大力“反西化”：
开始反“资本主义”（欧美），接着反“修正主义”（苏俄），“文化大革命”原说是“封资修”一齐反，看来是要彻底“虚无”了。
但是到了“文革”后期忽然大搞反孔扬秦、批儒捧法，出现全民读《韩非》、全面大“专政”的奇观。
到了改革时代，先是拨乱反正，出现“荆轲刺孔子”的“西化大潮”，后来又“三十年河东”，形成“荆轲颂秦王”的“传统热”，一直到现在。
既不“西化”、也不“反西化”的辛亥革命
与此不同，另一条线就没有这样折腾，但也充满了坎坷。
那就是制度上的现代化变革，尤其是政治制度的现代化。
鸦片战争后就出现了以“三代”喻西方，希望摆脱秦汉以来的“大盗-乡愿”之制，实现古儒“天下为公”理想的呼声。
到了戊戌，开始了以“孔子改制”为舆论准备而以学习“西法”为主要内容的改革运动。
但是，“中国天下为家已更数千载，政令统于一尊，财富归诸一人”（刘锡鸿语），此种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团不容改革。
他们的倒行逆施不仅断送了体制革新的一次机会，而且直接导致了庚子国难。
经历了“西化而非现代化”的太平天国和“反西化但并不尊儒”的义和团，这两场“文化”方向相反、制度基础却类似的“武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后，辛亥时代的国人明白了：
中国之病不在于“文化”，而在于专制制度。
辛亥革命比戊戌变法要“激进”，但两者共同点都是针对制度而非“文化”。
笔者以前曾把戊戌以前的改革思潮称为“反法之儒”引进西制以“排秦救儒”的尝试。
到了辛丑国耻后，辛亥革命前，由于国难日深，也由于日本变革的影响等原因，人们对“反法之儒”的兴趣渐消，而学习西方，实行宪政、革命成为思想界关心的重点。
但是那时也并没有反儒非孔之说。
辛亥前中国经历了基督教迅猛发展的时期，很多人成了“教民”。
辛亥时期的革命党人和立宪派中都有不少基督徒，尤其是革命党，从1883年就受洗入教的孙中山，到武昌首义功臣孙武、吴兆麟、蔡济民、熊秉坤、彭楚藩与刘复基，据考证都是基督徒，甚至还有基督教中国籍神职人员和司牧组织也积极参与了革命。
但是，无论革命运动或者立宪运动，本身都并无宗教色彩。
孙中山的著作中经常称引“天下为公”之类的儒家经典，革命党人中也有章太炎这样的国学大师。
更有甚者，投入革命的还有号称“革命和尚”的释太虚和苏曼殊、铁禅等佛教徒，在宁波等地，一些寺庙还组织了“僧军”参加革命。
可以说，当时人们关心的是专制还是民主，而对信基督、佛陀还是信孔孟并没有看得多么对立。
辛亥革命时期是民族主义高昂的时代。
革命党人的民族主义主要是“反满兴汉”，而立宪派的民族主义比较重视国族意识，强调在列强瓜分危险中追求中国的自立。
但是无论反满兴汉还是国族自立，当时都没有被与尊崇或禁绝某一宗教、某一信仰或思想流派混为一谈，很少有人认为信基督还是信孔孟与爱国还是卖国有什么关系。
当时作为民族认同象征的主要是一些符号化的“文化”，尤其是所谓“汉衣冠”。
从革命前的剪辫易服开始，恢复、振兴“大汉衣冠”的呼声一度高涨。
武昌首义后的军政府门卫穿起宋代武士装，钱玄同则在浙江军政府任职时穿上他特地考证出来并自制的“深衣”、“玄冠”去上班。
但这一切都出自自愿，出自由衷的民族自豪感，当时并没有什么人主张实行民间服装统一或服装管制。
而他们透过这些认同符号凝聚“民族意志”后所要实现的，则是每个国民的利益、自由、公民权利和国民整体（国家）的对外主权，而不是什么宗教、学派和思想的至高无上地位。
同一个人，身穿“汉衣冠”，信仰基督教，弘扬自由民主，学术上热心国学研究，政治上为国人内争人权、外争主权，都是完全正常的。
这个时代的人们对于太平天国与义和团都有反思，但几乎没有人喜欢太平天国的“文化”政策，也没有人欣赏洪秀全的“拜上帝天国”，尽管孙中山等人都是基督徒。
而对于“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辛亥时代的人们批评就严厉多了。
尤其是革命党人，既反感“扶清”也鄙薄“灭洋”。
邹容在《革命军》中抨击道：
义和团属于“野蛮之革命”，它“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为国民添祸乱”。
鲁迅则认为“义和团起事”是“康有为者变法不成”后“作为反动”的倒行逆施。
蔡元培说：
“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
”
显然，与所谓“器物-制度-文化”的三阶段说不同，晚清中国人实际上经历的探索过程是“西化”-“反西化”-“现代化”。
在经历了太平天国与义和团两次“文化”浩劫之后，辛亥革命成为一场纯粹的“制度革命”，它既无“西化”色彩，也无“反西化”色彩。
它不去“刺孔子”，更不“颂秦王”，而就是要改“秦制”。
它追求的就是民主共和的普世价值、是现代化（尤其是政治现代化）。
辛亥之后：
民国历史的正反两面
谈辛亥革命的意义就不能不提到以辛亥为开端的民国时期。
但如果说中国人无论两岸对辛亥革命基本都是肯定的，对民国的评价可就天差地别了。
应该说，这两种极端的评价各有其事实依据。
一方面，辛亥以后的民国时期，给人以兵荒马乱、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印象。
事实上从清帝逊位到“二次革命”、护法战争爆发，辛亥革命“胜利”的喜悦几乎倏尔而逝，接着就是一连串的战争、革命、抗战、内战，整个民国时期严格地说没有真正的和平岁月，“黄金十年”也不过是战乱较少而已。
而这十年之后就出现了毁灭性的连续12年大规模战争。
于是有人说“辛亥革命是20世纪多灾多难时代的开端”。
这种说法，显然是过分了。
实事求是地讲，我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大乱，没几次比清亡后的灾难小。
辛亥革命所追求的宪政民主本来就是要终结这种“治乱循环”的周期性灾变，但“革命尚未成功”，王朝周期律就仍然起作用。
“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清失其鹿最后是国共逐之，我国传统时代改朝换代都这样，未必是搞了共和之过，更不是由辛亥革命“开端”的。
用传统的说法：
清祚已历270年，“气数已尽”，没有辛亥它就能传承永久吗？
事实上太平天国战争就意味着清朝已经进入末期。
我国历史上的王朝要么在大规模民变中直接崩溃，要么民变被镇压后，镇压者成为军阀寡头，王朝演变成群雄逐鹿状态。
黄巾之乱后的东汉、黄巢之乱后的晚唐就是如此。
晚清也同样，太平天国之乱后从湘、淮成系，发展到庚子时的“东南互保”，再走一步不就是各省独立？
本来已是末世趋乱，民国不过是未能止乱、以“真共和”替代这种王朝循环而已，遗憾应该，苛责则不必。
以宪政取代专制是政治现代化的逻辑必须，但宪政之路不好走。
世界史上“封建”传统的民族（如欧洲、日本）通过君主立宪实现宪政的成功率较高，而像中国这种中央集权帝国，君主立宪少有成功。
立宪不成，革命发生了，其中因素很多，后人也没有必要强分对错。
实际上那时立宪派与革命派也没有过去说得那么对立。
过去为鼓吹革命就要痛骂立宪，现在有人为肯定立宪又痛骂革命，同样都是片面的思维。
欧、日各国走君主立宪之路，也未必一帆风顺。
最顺利的英国也折腾了几十年，日本就更不用说，明治维新下面的“大正民主”昙花一现，很快演变成军部专政，不要说给日本，给世界都惹下大祸，后来还是在美军占领下回到宪政之路的。
中国辛亥革命后宪政没能扎根，重演了历朝的乱世，所谓“宁作太平犬，不为乱世人”，说是水深火热也不为过，这是一个面相。
但是辛亥以后的中国进步，这就是民国史的第二个面相了。
政治上虽然没能建立成功的宪政，但也播下了种子。
经济上在战乱不断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从清末到民国时期最高水平的发展速度至少不比同一时期完全处在和平中的印度慢，应该说也是很难得的。
尽管这个最高水平未能维持，到民国末年又因毁灭性战争而崩溃到废墟状态，但以此种战争废墟来抹杀整个民国时期的经济发展是不公平的。
外交上从南京政府“改订新约收回利权”的“革命外交”到因坚持抗战赢得国际尊重，中国成为联合国“五强”之一，当然更不用说当年新文化的风起云涌和传统国学的云蒸霞蔚，这也都是事实。
尤其是民国时期尽管兵燹不断，天灾人祸深重。
然而与历史上“乱世”人口往往要损失一半以上甚至更多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民国却出现了历史上从未见过的人口“乱世增长”。
民初到抗战前人口增速超过了清朝的康雍乾盛世。
据侯杨方推算，1911-1936年间全国人口从4.1亿增长到5.3亿，年均增长率达到1.03%.尽管抗战时期又一次导致人口下降，但1949年年底仍达5.4亿。
独立自强：
民国历史的第三面相
除了以上两个面相，还有耐人寻味的第三个面相：
它始于民国，但它确实体现了一种从民国以迄于今的连续性。
传统上我们对于“旧社会”有个官定的说法，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半殖民地”意味着“半独立”，而“半封建”意味着“半资本主义”。
按通常的说法，1949年以后“半独立”变成了全独立，“半资本主义”却没有变成全资本主义，而被国家社会主义体制所取代。
摆脱“半殖”的过程：
1928年开始的“改订新约，收回利权”努力虽然阻力重重，仍然取得进展，如实现了关税自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列强竞相废除租界和在华特权。
抗战末中国成为联合国“五常”之一。
战后中国军队入越受降与法国抗衡，支持越盟坐大；控制了中缅边界的果敢与“1941年线”外大片地区，更不用说收回台澎，我国对南海诸岛的控制也是从那时开始的。
而1949年后，我国恢复和平，大陆统一，国力逐渐增强，这都为进一步强化中国国家权益和国际地位创造了重要条件。
至于“半封建”，经济上如果指的是土地集中和租佃制，那么它在民国时期一直处在逐渐萎缩中，除国共两党激进程度不同的土地政策影响外，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兵荒马乱和土地负担沉重也使得地主经营困难、土地趋于分散，而且分散的程度可观。
说到“半资本主义”，从甲午战争到抗战前它应该说有了相当发展，当时“洋务”型的官办企业在萎缩，而外资和中国私营企业（即“民族资本”）成长很快，抗战前已占工业资本的94.2%.尽管外资与“民族资本”在政治方面被赋予不同意义，但它们经济性质相同。
而国营企业（时称“官僚资本”）仅有5.8%的份额。
但抗战开始后就发生了转折：
战时国家垄断和“资源委员会经济”扩张，民营企业战争中损失惨重，外资中的西资外撤，日资（敌产）和未内迁的沦陷区民营企业（战后大量被指为“逆产”）被没收，这些“国进民退”政策使国营工业在抗战结束后已占工业资本的一半，超过了外资与民营，这意味着市场经济向计划经济转型。
上述趋势中，从“半殖民地”走向独立自强应该是公认的进步。
关键词：
认识辛亥的一些逻辑关系
1、“细节”与“大局”的关系
通过“细节”辨析来质疑“宏大叙事”是个很好的办法，但也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弊。
如辛亥革命，就不必回避宏观。
归根结底，论述重大历史变革是不能不考虑宏观背景和宏观进程的。
2、历史与现实的关系
历史对现实的启示主要是价值观和智慧积累方面的，历史不能给我们开出现成的药方。
而现实的主张也不能用于剪裁历史。
不能现在主张和平改革就一定要否定晚清的革命，就像改革前主张“继续革命”就要痛骂晚清的立宪一样。
今天我们以“事后诸葛亮”的身份评论革命，并不是为了指责当年的人们是阿斗，而是为了我们自己不要变成“事后阿斗”。
历史不能轻言“必然”和“必然不”，已经发生不等于必然发生，没有发生也不等于必然不会发生。
我认为清末和平立宪可能性很小，辛亥革命不能否定。
3、不能“只破不立”
实事求是看历史，要建立自己的叙事体系，不能只是把历史弄成一团乱麻就完了。
4、关于“革命”
人们常认为由王朝到共和是“革命”，而由王朝到君主立宪就是“改良”，而且人们似乎都认为，深刻的变化肯定是剧烈的，实际上，历来变革的深刻与否，与变革方式的惨烈与否都是两回事。
（秦晖/南方都市报）
【改革研究】
改革意识形态与底层群体的权利危机
（编者按：
改革是个很流行的词，什么东西一旦沾上就貌似有了天生的道德感，摩罗却在自己的书中认为，改革本属实践问题，一旦形成改革意识形态，就难免成为一个封闭性的观念体系，并且脱离社会实际，最终只能靠自身的话语结构“独善其身”，为维护自身的正确性和尊荣而存在。
如果用这样的意识形态来指导现实的运作，很可能只会将现实引向歧途甚至邪道。
）
自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思想敏感者意识到中国必须在观念、技术、制度等方面做出某种变革，才能适应新的
局面。
可是，庞大的利益集团对真正的变革深怀恐惧和抵制。
思想敏感者面对需要变革而又不许变革的现实，不得不极为激进地建构积极改革的意识形态，企图借助观念的力量促进现实的改变。
经过若干年的努力，他们按照变法图强的需要建构了一套意识形态体系，其主要内容有：
改革意识形态、开放意识形态、科学意识形态、工业文明意识形态、西方文明意识形态、全盘西化意识形态、民主意识形态、国民劣根性意识形态、传统文化封闭保守意识形态、传统文化妄自尊大意识形态、市场经济意识形态等等。
到了五四时代，这套意识形态体系达于完善。
康有为年轻时代就跟他的学生一起苦心经营《孔子改制考》，着重点就在一个“改”字，意在借助历史上的变革运动来建立改革哲学的合法性。
梁启超二十出头就写出热情洋溢、光芒万丈的《变法通议》，并因此而名满天下。
一个“变”字激活了无数学子变法图新、变法图存、变法图强的热望。
康梁所领导的变法运动虽然在政治上惨遭失败，但在精英群体的边缘地带获得了广泛的同情，“改革”哲学已经颇有点深入人心。
陈独秀《新青年》之“新”，梁启超《新民说》之“新”，都是建立在“改革”哲学之上的。
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所要突出的就在于一个“改”字一个“革”字。
当《新青年》杂志在精英群体的边缘地带获得了奔走相告的热烈反响时，实际上“改革”意识形态已经大体形成。
一种意识形态一旦形成，它就具有自身的观念体系和话语逻辑，并产生某种封闭性。
它原本是呼应中国社会具体的变革需求和变革举措而滋生的，比如，梁启超《变法通议》认真讨论着开学校、变科举、办师范、译西书等等具体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具体举措。
可是这些举措在没落的清王朝得不到认可，维新人士的变法热情收到严重压制。
这种饱受压制的变革思路在挫败中逐步凝结成一种激情澎湃的改革意志，并最终形成唯改唯格的改革意识形态。
改革本属实践问题，一旦形成改革意识形态，就难免成为一个封闭性的观念体系，并且脱离社会实际，最终只能靠自身的话语结构“独善其身”，为维护自身的正确性和尊荣而存在。
对于千变万化的社会实际，它已经丧失了研究的耐心和能力，只愿意用“改革”与“保守”、“新生”与“腐朽”、“革命”与“反动”等等简单的标签式语言判断现实、评价历史。
如果用这样的意识形态来指导现实的运作，很可能只会将现实引向歧途甚至邪道。
五四运动中形成的改革意识形态，具有意识形态的一切缺点。
比如，形成这一套意识形态的历史背景，是促进中国通过自身的变革运动，改变西方势力侵入中国以后处处被动挨打的局面。
要改变这种挨打局面，只有通过学习西方的技术和社会组织模式，优化自身的产业结构，提高自身的军事力量和综合国力。
凡是帮助西方强大的技术和制度因素，我们都应该积极引进。
这种思路当然是正确的。
可是，由于这种思路没有机会在一个开明的政治机制中得到落实，最后就只能游离于政治实践之外，蜕变为一种脱离实际的、峻急的、西化的意识形态。
这种意识形态一旦形成，它就不再关心谁来实行改革，改革的运作程序如何，改革过程中谁会受益谁会受害，对于受害者我们应该如何补救或补偿，改革最终会导致什么效果，如果会导致某种危机怎么办，我们有没有应对危机的适当举措，如果这些危机不能及时化解，会不会引起社会的严重动荡或者国家的崩溃，假如改革的后果有可能引起社会的严重动荡或者国家的崩溃，我们应该如何慎重对待这些改革，等等。
五四运动期间所形成的改革意识形态，对这一切问题都没有研究的耐心。
从学科背景来说，五四启蒙领袖都是长于文史哲之学的人文学者，没有足够的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金融学、产业学、国际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等等知识储备，帮助他们对于中国的社会转型、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的配置以及国际政治的驾驭，进行切实的实证研究。
他们只是抓住清末以来对于引进西方观念、技术、产业、制度和文化不甚积极的一切因素，命名曰“保守”、“昏昧”、“反动”、等等，坚决反对之，勇猛攻击之，奋力摧毁之。
对于其中“保守”的理由、“昏昧”的原因、“反动”的依据，既没有研究的耐心，也没有研究的能力。
他们只在意识形态层面说话，因此而把自己打造为意识形态专家。
然而社会实际要比意识形态复杂得多。
在修铁路的问题上，清末朝廷和官场就“保守”了很多年，不但传统意义上的昏昧官僚保守，连愿意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运动领袖曾国藩也反对修铁路，这很容易导致五四时贤及其后学咒之为保守。
然而，当时整个中国就在殖民帝国的控制之下，殖民帝国之所以积极主张在中国大修铁路，就因为在当时的国际权力格局中和中国政治经济格局中，只有通过开掘中国矿产、开放中国市场，并提高中国的运输效率，中国的财富才能最快速、最高效地流通到西方社会。
当时殖民帝国的修铁路计划，全都带有经济掠夺的附加条件。
修铁路的资金是殖民帝国的、技术也是他们的、控制权也是他们的，中国修铁路越多，殖民帝国对于中国的掠夺就越快。
美国当代学者罗伯特·B·马克斯就指出，铁路和鸦片、枪炮一样，是欧洲人进行殖民掠夺的主要工具之一。
（参见罗伯特·B·马克斯《现代世界的起源——全球的、生态的述说》171页，夏继果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出版）在这种情势之中，不修铁路实际上是对于西方殖民帝国的消极抵抗。
我们可以批评清王朝处理列强侵略及办理各种洋务时整体上举措失当，但是对于他们抵制西方殖民者掠夺和控制的心理，无论如何是应该予以同情的。
1901年，梁启超写过一篇《灭国新法论》，讨论西方殖民帝国掠夺弱国政权和财富的伎俩。
“或以通商灭之，或以放债灭之，或以代练兵灭之，或以设顾问灭之，或以通道路灭之，或以煽党争灭之，或以平内乱灭之，或以助革命灭之。
其精华已竭、机会已熟也，或一举而易其国名焉，变其地图之颜色焉;其未竭未熟也，虽袭其名仍其色，百数十年可也。
呜呼，泰西列强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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