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自然一一论陶渊明对自由的追求论文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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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然”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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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回归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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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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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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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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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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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魏晋时代是人的觉醒的时代。
人们从汉代绝对统一的观念中解放出来，个人的主体意识开始苏醒，思想界重新复归于多元化的局面。
面对残酷的战争和生灵涂炭，神仙方术暴露出其虚妄的本质。
人们的生命意识趋向理性化，认识到生命的短暂和长生不死说的荒谬。
这是一种进步。
但是，伴随这种进步而来的是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和感伤。
面对永恒的宇宙，人们发现个人的渺小和无奈，特别是看到人的生命在天灾人祸中的脆弱和不堪一击时，理性的认识和非理性的愿望在魏晋人的胸中激荡，从而导致自身生命情绪的激烈化。
魏晋南北朝的士子层中弥漫着人生如寄的伤感，它的直接渊源是《古诗十九首》中那种人生如寄的感伤主义思绪: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飘尘。
”“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
”对死生、时空的咏叹几乎成为贯穿魏晋南北朝的时代主题。
从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短歌行））），秘康的“人生譬朝露，世变多百罗”（（（五言诗》），到陆机的“夫死生是失得之大者，故乐莫甚焉，哀莫深焉”（（（大暮赋序））），到王羲之的“古人云:
‘死生亦大矣。
’岂不痛哉”（《兰亭集序》），直至陈朝江总，尚在《岁暮还宅诗》中伤情地唱道:
“长绳岂系日?
浊酒倾一杯。
”诚如王瑶先生所说:
“我们念魏晋人的诗，感到最普遍、最深刻、最能激动人心的，便是那在诗中充满了时光飘忽和人生短促的思想与感情。
”[l]生活在这个时代的陶渊明亦叹道:
“人生复能几?
倏如流电惊。
“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
”（（（饮酒诗》其三、其十五）生命短暂的事实和企求永恒的愿望是矛盾的，而且不可调和。
人们“失去了对长寿的希冀，所以对现刻的生命就更觉得热恋和宝贵。
放弃了祈求生命的长度，便不能不要求增加生命的密度”[2]。
当人们开始思考如何“增加生命的密度”即如何实现现有的人生价值时，生命的意义便变得更加复杂，形成许多思想分野。
在当时的现实生活中，出现了两个比较明显的价值取向:
一是追求生命的超越和不朽，企求在有生之年留下可以让后人景仰的东西:
“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
惟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若著篇籍。
”[3]企图通过“立德”、“著篇籍”让生命穿越时空永放光彩;
一是追求物质的满足，崇尚现世的享乐，一部《世说新语》为我们揭示了多少魏晋人放浪骸的生活。
“历史就是生回归自然一一论陶渊明对自由的追求与死的延续。
汉人想把死统一到生中来，在死后的‘世界’中也要服用大量生人器物。
魏晋人则清醒而痛苦地看到生必然统一到死中去，他们虽也企仰着游仙服食，但内心对其效果却往往是怀疑的，所以他们的情怀是悲凉的。
于是不少士人乃倾心于现实的功业、著述以至享乐。
总之，所追求的是现实的、地上的，而非虚幻的、地下的，魏晋人对于今日是分外地执着了。
”[41其实，从魏晋人的诗文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相对于大一统的汉代，文人们各各不同的思想、人格在当时虽然痛苦却比较自由的时代还是得到了比较全面的凸现，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演绎了生命的意义，以不同的方式实践了人生的价值取向。
建安以降，士人们各各不同的言行举止构成了一幅五彩斑斓的魏晋名士风流图，这可从他们的文学作品、《世说新语》、《三国志》、《晋书》、《建康实录》等记载中得到证明。
陶渊明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体验了自己的生命，他以清醒的头脑站在一定的高度俯瞰生命，表现出超越生死，委运乘化的闲适自得。
对陶渊明的研究，特别是对其思想的研究，历来讼争较多，主要围绕于他对政治和归隐的态度上。
笔者认为，陶渊明的人生价值取向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
一是他的政治理想;
一是他的人格理想。
为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一一人格的尊严和自由，他曾付出过惨重的代价，走了一条漫长而艰难的人生之路。
一、“惠和千里”的入世情怀
（一）意志自由
前文己经说过，魏晋是人的觉醒时期，特别是生命意识的觉醒。
个
人以主体的姿态审视社会和人生，而社会是由人与人组成的。
人与物的最本质区别就是具有社会性。
对于现实事功的追求实际上是人以主体的姿态参与现实的人际关系的调整，以期影响他人和社会。
高尔泰认为:
在人类社会中，个体与群体总是以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对立存在的。
个人以主体的眼光来看待整个社会。
个体的有目的活动能否得以顺利实现，其实是个体能否在社会中以主体的地位确证自己的本质力量的问题，也是关系到人的自由的问题。
创造是人类自由的主要形式，通过自由而有意识的活动，人不仅创造了世界，也创造了他们自身。
困这一点必然关系到人的意志问题:
“意志是人作为有意识的积极的能动主体的一种特殊的心理机制，是人所独有的精神形态之一，是人自觉地确定目的并控制、支配、调节自己的行动以实现预定目的的一种意识过程，是人由内部意识导向外在实践的精神冲动力和实践欲望。
”[6j陶渊明曾多次出仕，是什么“内部意识”促使他出仕呢?
他想在仕途上实现怎样的“预定目的”呢?
他的“有目的的活动”顺利实现了吗?
他作为社会中的个体确证了自己的本质力量、获得了自由吗?
（二）出仕的原因
少年时的陶渊明本是“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的，而且以“忘怀得失，以此自终”（（（五柳先生传）））作为人生的目标。
所以他一踏上仕途，就象鸟儿关进了笼子一般的痛苦:
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
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
时来苟冥会，宛髻憩通衙;
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
吵吵孤舟逝，绵绵归思纤。
我行岂不遥，登降千里余;
目倦川涂异，心念山泽居。
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
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
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
（（（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
山川一何旷，粪坎难与期。
崩浪枯天响，长风无息时。
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
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
当年诅有几?
纵心复何疑!
（（（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其二）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
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
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
终怀在归舟，谅哉宜霜柏。
（（（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然而，另一方面，陶渊明年轻时又怀有济世之志:
少时壮且厉其八）忆我少壮时，其五）抚剑独行游;
谁言行游近?
张掖至幽州。
（（（拟古》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赛翩思远霭。
（（（杂诗》如果说这种“志”还主要是年轻人血气方刚时常有的意气的话，那么他回归自然一一论陶渊明对自由的追求踏上仕途的主要原因就是受家庭环境的薰陶和所受教育的影响。
如他在《命子》诗中流露了对家族先辈们功名业绩的向往;
又在《饮酒》诗第十六首中说: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
”可知他从儒家经典中获得过入世情怀。
在陶渊明的“内部意识”中应当是有改造社会的具体设想的，而具体设想是由具体原因引起的。
这具体原因可分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
经济原因，陶渊明的祖父做过太守一类的官，家境应该是殷实的，但后来家道衰落，如他所说的:
“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
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
”（（（归去来兮辞序）））颜延之在《陶征士诛》中也提到他“母老子幼，就养勤匾，远惟田生致亲之议，追悟毛子捧檄之怀”。
陶渊明是一个亲亲爱子，感情淳厚的诗人，他做官既是为“三径之资”（萧统《陶渊明传》），更是为养亲。
在机会来临时，他就“宛髻憩通衙”了，所谓为“贫”而仕，为“养”而仕。
政治原因则是晋宋易代之际的动乱局面，当时战乱不己，赋税、摇役繁重，人民不能生存。
据《魏书·
食货志》载:
“末天下大乱，生民道尽，或死于干戈，或毙于饥懂，其幸存者，盖十五焉。
”陶渊明的家乡浸阳是当时军阀混战的必争之地，其惨状可想而知，据《晋书·
刘毅传》载:
江州（今江西九江地区）“自桓玄以来，驱壁残败，至乃男不被养，女无匹对，逃亡去就，不避幽深，自非财禅力竭，无以至此。
”面对百姓如此之惨状，陶渊明是不是无动于衷呢?
宋徐铱《送刁桐庐序曰:
“陶彭泽古之逸民也，犹曰:
‘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
’是知清真之才，高尚其事，唯安民利物可以易其志，仁之业也。
”[7]徐铱在《送潘湖州序》中又说:
“士君子所以贵于众庶者，以其能理民也。
理民者，莫若二千石。
其地广，其势重，仁以字之，义以断之，文以行之，信以成之。
于是乎优游暇豫以平其心、导其和。
数者缺一，则不足以为良二千石矣!
”[s]联系徐铱二文，其“唯安民利物可以易其志，仁之业也”，可谓从另一方面道出了陶渊明后来多次出仕的目的。
陶渊明在《读（山海经》》、《咏荆柯》、《感士不遇赋》等诗文中以仁者正直之心，对遭遇不幸的弱者、无辜者、失败者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对有才能而无法施展的人寄予了哀伤，对统治集团欺天肆恶、残忍暴虐的种种不义行为表现出金刚怒目式的不平。
我们还可以看到，在陶渊明的诗文中，他往往借神话和历史传奇人物事迹，歌颂节概，怀想剑客，寄情于抗暴御侮，扶危济难的烈士奇侠，以致于龚自珍在读其诗文时发出了“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己亥杂诗》）。
所以说陶渊明的出仕是带着“理民”“安民利物”的目的的。
叶嘉莹先生说:
“从渊明的‘欲有为’来看，渊明原是一位生而具有着仁者之襟怀的人，因此渊明诗中，时时流露出对于好风、微雨、众鸟、新苗以及田夫、亲旧、近邻的一种亲切冲和的爱意。
渊明既爱此世之物，复爱此世之人，则如何能对于此人间世，然无所关心。
……则渊明之曾经有过用世之心，原该是一件极自然而必然的事。
，[9j
（三）“惠和千里”
那么，陶渊明改造社会的具体设想即政治理想又是怎样的呢?
梁启超先生说:
渊明《命子》颂扬他（指陶侃）的功德，说道:
“功遂辞归，临宠不武。
孰谓斯心，而近可得。
”陶侃有很煊赫的功名，这诗却崇拜他“功遂辞归”这一点，可以见渊明少年志趣了（（（命子》诗是少作）。
一我们读这篇传（（（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觉得孟嘉活是一个渊明小影。
[l0〕袁行霖先生曾指出陶渊明出任“参军”这一官职的重要性:
“参军位虽不显，却是一个能参机要、颇多升迁机会的职务。
陶渊明身为参军，本也有各种机会，但他始终未能升迁。
”[“〕陶渊明为什么不抓住机会升迁呢?
他到底想在仕途上成就一番什么样的事业呢?
上引梁先生那段话主要是谈论陶渊明的人格，但笔者认为那段话也道出了陶渊明对仕途的看法:
不论出仕的情况如何，他都抱定了“功遂辞归”的态度。
纵观陶渊明所有的诗文，我们看不出他想把当官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他并不想在官场摸爬滚打一生。
陶渊明出仕时对自己在仕途上的作为所作的设想，拿他自己的话说是“惠和千里”。
“惠和千里”出自他的《命子》诗:
“肃矣我祖，慎终如始;
直方二台，惠和千里。
”王瑶先生对“直方二台，惠和千里”的解释是:
“《汉官仪》:
‘御史台内掌兰台秘书，外督诸州刺史。
故以兰台为内台，束d史治所为外台。
’二台指内外台，这里犹言内外。
《易·
坤·
文言》说‘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
这里‘直方’犹言德义。
‘直方二台’是说德义著于内外。
据《晋书·
本传》，渊明祖陶茂，为武昌太守《汉书》说郡守专治千里，因此说‘惠和千里’。
”〔‘2]陶渊明在《命子》诗中先追述了家族先辈们的功绩，然后谈到自己:
“磋余寡陋，瞻望弗及。
”把希望寄托于儿辈:
“卜云嘉日，占良时，名汝曰俨，字汝求思。
温恭朝夕，念兹在兹。
尚想孔极，庶其企而!
”“既见其生，实欲其可。
”《命子》诗既是勉励儿子，也是在勉励自己要像先辈们那样以才德名世，
使一方百姓安居乐业。
陶渊明景仰的仕途中人大都是一些“淡焉虚止”或“功成身退”之人，而鄙夷那些汲汲于名利之人，这与他的人格理想（关于他的人格理想下文再详述）和所受的道家思想的影响有关。
在陶渊明的心目中，历史上的的无为之治正体现了那时人们的品格，他们的政治生活与完美人格得到了和谐的统一，使陶渊明十分向往。
从《命子》诗看，陶渊明为家族中的先辈们的政治业绩感到自豪，他们或辅佐明君成就一番事业，或“寄迹风云，冥兹慑喜”。
在这里，先提出一个假设，即如果陶渊明真的能生活于“文明之世”（萧统《陶渊明传》），遇上了明君，我想他会在政治上辅佐君主成就一番事业的，如《咏三良》中对君臣遇合的赞美，“正是借《诗经·
黄鸟》本事以表现儒家君臣遇合的政治理想”「‘3〕。
他时时感叹“道丧向千载”（《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黄唐莫逮”（（（时运》），“哀哉，士之不遇，己不在炎帝帝魁之世”（（（感士不遇赋》），对现时政治表现出极度的失望和无奈，并清醒地认识到像他这样的人是不可能成就功名事业的，因为他“性刚才拙，与物多怜”（（（与子俨等疏}））;
“推诚心而获显，不矫然而祈誉”，如果“坦至公而无猜，卒蒙耻以受谤”（（（感士不遇赋》）。
所以说陶渊明知道自己在仕途上不会有什么作为;
即使有所为，也不过“惠和千里”，造福一方百姓而已。
况且他一开始就抱定了“功成身退”的人生旨趣。
“惠和千里”的政治理想也可从陶渊明其他的作品中得到证明。
他看到农民的贫困，比较关心农民的衣食问题:
“远若周典，八政始食”（《劝农》），甚至认为农民贫困的原因是由于“智巧既萌，资待靡因”。
因此，他要“解颜劝农人”（（（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并申明子，’t比道不忧贫”的遗训不符合实际，他要“转欲志长勤”（（（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即亲自参加农业劳动了。
我们读陶渊明的《劝农》诗，可以感受到他既在劝农，又在劝自己参加农业劳动:
“孔耽道德，樊须是鄙。
董乐琴书，田园不履。
若能超然，投迹高轨，敢不敛枉，敬赞德美。
”其实，归田初期的生活还不至于贫困到非要他亲自参加劳动不可的地步，所以说陶渊明当初参加劳动似乎有意在劳动实践中体验先辈贤人躬耕自食的旨趣:
“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
”一一自比长沮、继溺，并以此自乐:
“即事多所欣”，还要宣扬劳动的意义:
“哲人伊何?
时维后翟;
赡之伊何?
实曰播殖。
舜既躬耕，禹亦稼稿;
远若周典，八政始食。
”
二、“质性自然”的人格理想
（一）归田的原因
陶渊明带着“功成身退”的想法出仕，但他“身退”之前并未“功成”，可以说他的政治理想是落空了。
当陶渊明踏上仕途，以“惠和千里”作为其政治理想时，他并不是不想去实现它。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陶渊明确实如他的先辈们那样实现了自己为官的愿望而有所成功的话，他也就不会感叹“流浪无成”了。
所以对《祭从弟敬远文》中的“余尝学仕，缠绵人事，流浪无成，惧负素志”的理解应是:
先叹息自己在仕途上没有成就，却又因出仕而违背了自己的人格理想。
在仕途上，他明白了自己不能有所作为的根本原因，找到了自己政治理想不能实现、自我本质力量不能影响社会群体、自己的意志不能自由发挥的奥秘所在:
社会的原因:
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说自己“好读书，不求甚解”，那么他读的是些什么书呢?
我们可以从他的《咏贫士》、《咏荆柯》、《咏二疏》、《咏三良》、《读史述九章》等以及其他诗文中的句子了解到他历史知识的丰富，他特别，’，合好”像《山海经》那样的“异书”。
陶渊明因其历史知识的丰富以及受其所好之书的影响，再加上诗人敏感的心灵，使他对远古社会产生了向往和美化，对整个文明之世感到普遍的失望:
“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
”（（（饮酒》其二十）“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间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
”“世流浪而遂祖，物群分以相形，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
”“雷同毁异，物恶其上，妙算者谓迷，直道者云妄。
”（（（感士不遇赋）））整个上层社会都为名利所驱动，是一张虚伪的人际关系所织成的“密网”。
自我的原因:
认识自我是实现自我的前提，而认识自我又总是在实现自我，不断审视和探究自我存在状态的人生道路上完成的，陶渊明每次出仕都是一次自我认识的深化。
他在彭泽归田后作的《归去来兮辞并序》中说自己“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
饥冻虽切，违己交病”，这是他几次出仕后对自我认识的总结。
那么，陶渊明的“质性”是什么呢?
如他在《五柳先生传》、《归园田居》、《与子俨等疏》、《咏贫士》、《命子》等诗中所说的:
“爱闲静”，“闲静少言”，“忘怀得失”，“性本爱丘山”，且有“仁义”之心，有“惠和千里”的政治理想，这就是陶渊明的本真自我:
既有闲适自得的旨趣，又有人际关怀的热肠。
为了“惠和千里”的政治理想，为了“三径之资”，陶渊明步入了仕途，但一进入官场，他就发现内在的自我与外在的环境格格不入。
作为别人手下的官吏，他的“东西游走”并非出自他的本愿，而是成了别人手中的工具。
在这种情况下，他感到失去了自由，失去了自我，自己的所作所为离自己出仕的初衷越来越远了。
这时候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希望回到故乡的田园，实际上就是企图摆脱压迫、异化自己的上层社会力量的表现。
而其归田的内在根本原因无疑是他在仕途上实现不了自己的“惠和千里”的政治理想，即个人的理想与上层世俗社会整体的行为规范产生了矛盾，而个人的力量又无法与社会的主流势力相抗衡，不仅政治理想无法实现，个人的人格自由也因此而丧失。
这时出仕的意义仅剩下为“口腹”而“自役”了，所以他说:
“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饮酒》其十）。
“饥冻虽切，违己交病”，为了保持自我的本真，即使受点“饥冻”之苦又算得了什么呢?
而且，衣食问题是可以通过劳动来解决的。
“田园将芜胡不归!
”“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
”（（（归去来兮辞）））可见陶渊明在彭泽归田后即投入了躬耕自给的劳动。
陶渊明彭泽归田为什么如此坚决，直至老死田园?
这就是对现实和自我的清醒认识。
他说自己“性刚才拙”，“性刚”就是不愿扭曲自我屈从于外物，“才拙”在这里多少带有自嘲的意味，而“才”实指虚伪机巧，甘于屈从逢迎之“才”。
正因如此，他对那些累于名利之人很有点看不起，如《饮酒》（其十三）:
“有客常同止，取舍邀异境。
一士长独醉，一夫终年醒;
醒醉还相笑，发言各不领。
规规一何愚，兀傲差若颖。
寄言酣中客，日没烛当秉。
”言下之意，那些往仕途上奔，自许清醒的人实乃糊涂，没有看清时世，以至于“冰炭满怀抱”（（（杂诗》其四），竟然牺牲自己自由自在的生活去换取累己的名利。
他虽然时常感叹道的沦丧，但他对周续之等人因官府的邀请而讲礼之事却颇有微辞:
“周生述孔业，祖谢响然臻;
道丧向千载，今朝复斯闻。
马队非讲肆，校书亦己勤。
老夫有所爱，思与尔为邻;
愿言诲诸子，从我颖水滨。
”（（（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总之，陶渊明与当时的官场始终难相水乳，因此陶渊明把视线重新投回到过去曾经拥有的田园生活之中，企图到田园中重新找回失去了的自我。
陶渊明对自由的追求可以说就是在寻找一种能容纳自我的外在生存空间，在这种生存空间中，他才是真正的自我。
（二）归田后的收获
正因为脱离了羁人的官场，摈落了因事功追求与人格自由之间的矛盾而造成的紧张不安的心情，摆脱了“心为形役”（（（归去来兮辞）））的人生困境，重新回到适合自己本性的生存空间，他的心里充满了自由解放的欢愉。
正是在这种心境下，他创作了像《饮酒》其五这样的佳篇: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
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己忘言。
此诗极好地表现了陶渊明那种超越于现实纷纭扰攘之上，心体不再累于外物的人生境界。
“结庐在人境”而不妨其静，车马沸天而不觉其喧。
“心远”纷攘自然就如同身处“地偏”之境。
不然，“地偏”也无济于心静。
宋陈岩肖在《庚溪诗话》中将陶渊明与王安石做过有趣的比较:
“王荆公介甫辞相位，退居金陵，日游钟山，脱去世故，平生不以势利为务，当时少有及之者。
然其诗曰:
‘攘侯老擅关中事，长恐诸侯客子来。
我亦暮年专一壑，每逢车马便惊猜。
’既以丘壑存心，则外物去来，任之可也，何惊猜之有?
是知此老胸中尚蒂芥也。
如陶渊明则不然，曰: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然则寄心于远，则虽在人境，而车马亦不能喧之;
心有蒂芥，则虽擅一壑，而逢车马，亦不免惊猜也。
”对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二句，苏轼的《东坡题跋》卷二《题渊明饮酒后》评论说:
“因采菊而见南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
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一篇神气都索然矣。
”为什么改“见”为“望”就使“一篇神气都索然”呢?
诗人此时心如明境般地澄明，内自足自然外无所求，“望”则显出目的性，含外有所求之意。
“见”则属无心，诗人内心自乐自得，与外在美景浑然一体。
宗白华先生在《论文艺的空灵与充实））一文中认为:
“艺术心灵的诞生，在人生忘我的一刹那，即美学上所谓‘静照’。
静照的起点在于空诸一切，心无挂碍，和世务暂时绝缘。
”[‘4]正是因为这种“和世务暂时绝缘”，才使陶渊明创作出了《归园田居》、《归去来兮辞》、《饮酒》等令后人传诵不绝的佳篇。
宗白华先生又说:
“萧条淡泊，闲和严静，是艺术人格的心襟气象。
这心襟，这气象能令人‘事外有远致’，艺术上的神韵油然而生。
陶渊明所爱的‘素心人’，指的是这境界。
”他在引用了《饮酒》（其五）诗后接着又说:
“陶渊明爱酒，晋人王蕴说‘酒正使人人自远。
’‘自远’是心灵内部的距离化。
然而‘心远地自偏’的陶渊明才能悠然见南山，并且会到‘此中有真意，欲辨己忘言。
’可见艺术境界中的空并不是真正的空，乃是由此获得‘充实’，由‘心远’接近到‘真意’。
”那么陶渊明在空灵的心境中获得的“充实”或“真意”是什么呢?
宗白华先生没有点明，我认为陶渊明获得的就是一个自由的心灵生存空间。
田园在陶渊明归田之初的诗文中，成了与官场对立的一片净土。
在这里，没有被人驱使的痛苦和压抑;
在与“素心人”一一淳朴农民交往的过程中，他可以“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移居》其二）、“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
相见无杂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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