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讲课稿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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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军队密切跟踪世界军事发展新趋势，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推进也成效显著：
歼—10战机的横空出世，实现了我军用飞机从二代向三代的历史性跨越、“神七”飞船的舱外行走显示我军航空航天领域的重大进展以及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跨越XX”、中俄和平使命“XX”联合军演以及前不久由空降兵组织实施的河南确山军演等一系列军事训练和演习，提高了我军的威慑和实战能力，而今年尤为值得一提的一个可圈可点的大手笔，当属杨我国威军威的国庆60周年阅兵，受阅的42个装备方队的武器全部实现国产化，极大地振奋了民心士气。
借此机会，不妨让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那令人振奋的场景片段。
尽管在经济领域和军事领域，我们都成效显著，然而，我们也要看到，与此同时，经济变革和军事变革也同时进入了攻坚期。
而且两个“攻坚期”相互交织，这是我国区别于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最主要的“中国特色”之一。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他们普遍经济变革早于军事变革，其军事变革是在条件相当成熟和稳定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的，表现出来的是军事领域的“单一变革”。
而在我国，军事变革是在整个经济变革大环境中进行的，显现的是军事领域和经济领域的“双重变革”。
所以，如何处理军事变革和经济变革的关系，更好地实现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共同发展，是中国当前面临的一个也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这个课题如果解决不好，富国进程和强军进程都将受到严重影响。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正是着眼于把握发展规律，破解发展难题。
如同刚才我们所谈到的，现在我们党是把富国和强军作为一个统一体来看待和认识的，把富国和强军统一起来，整体推进，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这既是顺利实现“双重变革”的关键所在，同时，实施过程本身也就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本质体现和内在要求。
统一的客观理论依据之二是：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
“兵不强则不可以摧敌，国不富则不足以养兵”。
两千多年前，孙子的这句充满思辨和哲理的名言，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兴衰中一次次地得到验证。
看看我国历史上的封建盛世，从文景之治到贞观之治再到康乾盛世等，这些封建盛世所表现出来的繁盛程度各有不同，但它们都有一个共性的特征，那就是富国与强军并举。
而反观历史上的衰败时期，比如秦朝的劳民伤财、元代的穷兵黩武、宋代的军力积弱，也有一个共性的特征，那就是是忽视富国和强军的统一。
如果我们把视线放得再远一些，不光是中国，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要想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一要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作基础，二要有强大的国防实力作支撑。
了解二战史的人都知道，1940年，法西斯德国运用闪电战在很短时间内连灭波兰、法国，并将战火烧到了瑞士边境。
瑞士不过是一个面积4万余平方公里、人口不足500万的弹丸之地，狂妄的希特勒认为消灭它将不费吹灰之力。
然而，纳粹情报机构呈交上来的情报资料却让他着实大吃一惊：
瑞士在不到一天的时间，动员50万国民入伍，成年人几乎人皆有枪，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誓与祖国共存亡，此外，情报显示，瑞士的掩蔽系统建设相当发达，瑞士境内的阿尔卑斯山几乎被掏空，山洞里武器库、医院、宿舍一应俱全，有的本身就是机库，飞机随时可以从山洞直接起飞迎敌。
战争狂人希特勒权衡再三，最终还是放弃了入侵瑞士的计划。
可以说，瑞士人正是凭借着融入血液的国防意识和强而有力的国防建设，才使得它不仅两次躲过了世界大战的浩劫，而且已经安然享受了194年和平发展的生活。
新世纪新阶段，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然而，越是发展，越是需要可靠的安全作保障。
历史证明，没有一个国家的发展之路上不是充满荆棘与惊险的。
只有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以富国促强军，以强军保富国，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能实现伟大复兴的千年梦想。
统一的依据之之三是：
全面履行我军历史使命的迫切需要
我们知道，在XX年底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胡主席向全军郑重提出了“三个提供、一个发挥”的历史使命，贯穿新使命的一根主线，就是维护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拓展到哪里，我军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就应该延伸到哪里。
不少军事家和战略家都预言，21世纪将是海洋的世纪，说到海洋，那我们今天就来谈一谈我国的海洋安全问题。
统计资料显示，全世界共有大小海洋通道1000多条，这其中，我国通往世界的有39条，大部分受他国的战略钳制。
其中，“马六甲海峡”对于我国来说，尤其具有重大的经济和军事价值。
根据今年年初海关总署公布的数字显示，中国XX年石油进口依存度已经接近甚至达到50%，而这进口石油中的一半来自于世界上最动荡、最不安的海湾地区，还有20%来自于安哥拉、利比亚以及尼日利亚等国家和地区，这就意味着，每年，我国70%的石油运输要通过马六甲海峡。
尽管，我军现在已经具有部分海域的远洋护航能力，但如果从战略上看，为提高我军事力量的远程投送能力，为增强我军深入中远海区执行作战任务的能力，发展航母，应该说势在必行。
那如果要发展，会是个什么情况呢？
我们可以简单地算一笔帐，按照国际造价核算，中国要制造一艘中型常规动力航母，单价需20亿美元以上，配备舰载机，还需要30亿美元，如果要形成航母编队，总造价将超过100亿美元。
这还远远不够，编队建成后每年至少还需要10亿美元的维护费用。
这么巨额的费用开支，需要整个国家的鼎力支持。
而提出“富国和强军的统一”，不仅凸显了国防与军队建设的战略地位，更表明了党和国家对建设一支强大军队的信心与决心。
由此可见，只有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才能建设一支与国家地位相称、同国家利益相适应的军事力量，才能确保我军全面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历史使命。
以上，我们简要分析了富国和强军相统一的客观理论依据，那么，富国和强军能否实现统一呢？
或者说统一的内涵是什么呢？
这是我想和大家讨论的第二个问题：
所谓富国，是指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雄厚的经济基础，使国家富裕起来。
而强军则是指提高军队战斗力，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建立巩固的国防。
富国和强军，二者的辩证统一关系，首先体现在：
富国和强军相互依存，二者缺一不可
相互依存指的是“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它们就像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如果说作为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那么谁为正？
谁又为反呢？
100多年前，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一段话告诉了我们答案，他说：
“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情况’，以暴力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国防力量的建设依赖于当时的经济状况。
我们可以以这样一个素描给恩格斯的这段话作一个简要注解：
富国，当然就是要建立雄厚的经济基础，而军队作为上层建筑也必须要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同时，经济的“土壤”也需要军队这样的上层建筑来为它遮风避雨，它们之间的关系，我想可以用四个字来简单概括，那就是，一个是基础，一个是保障。
由此可以推出：
1、富国是强军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富国，不可能会实现强军。
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今年6月9日发表的XX年年鉴的显示，美国XX年的军费开支达6070亿美元，超过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军事预算的总和。
其比例接近全球军费开支的50％，美国的军费开支之所以能如此庞大，关键就在于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作后盾。
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公布的XX年世界各国GDP排行表中看，尽管受金融危机的重创，美国一个国家的GDP也还大致相当于排名第二到第五位的日本、中国、德国和法国四国的总和。
可见，没有富国的前提，强军就永远只是一个梦想。
正因为如此，小平同志多次强调：
“四化总得有先有后。
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
富国和强军相互依存的另一个方面体现在：
2、强军是富国的支撑和保障，没有强军，也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富国。
过去我们常说：
“落后就要挨打”，这是完全正确的。
但能否反过来说“富裕就不挨打”呢？
世界经济史学专家安格斯·
麦迪逊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一书中指出，1820年中国的GDP是欧洲的倍，但在此后20年即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却被英国打败了！
1890年中国的GDP是日本的倍，但在1894年甲午战争中却被日本打败了！
历史表明，国富不等于国强，富裕也可能挨打，发展不会自动带来安全保障。
科威特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科威特的国土面积还不到中国的一个省，人口也只有二百万，但它的地理位置却得天独厚。
我们都知道，海湾地区有“世界油库”的称呼，而这个油库的地下结构呈一种盆状分布，科威特恰好就位于这个盆底周围，其他国家的石油都会不由自主地向这个盆底流，所以多年来科威特的石油储量一直有增无减。
其石油储量占世界总量的10％。
丰富的石油资源给科威特带来了巨大的财富，海湾战争爆发前的1990年，人均收入达到35000美元，是仅次于列支敦士登排名第二富裕的国家，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富甲天下的国家，却不重视国防和军队建设，海湾战争前，全国总兵力只有区区2万人，1990年8月，当伊拉克的14个师，10万大军长驱直入时，其淡薄的国防意识和脆弱的国防体系猝不及防使得科威特的军队尽管有心杀“贼”，无奈无力回天，短短几个小时就遭遇亡国的命运。
由此可见，一个人胖不等于壮，一个国家富裕也不等同于强大，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国防和军队作后盾，国家就不可能会发展，即使发展了也保不住发展成果。
这样的事例这也验证了马克思的一句经典名言：
只有“生产保卫”，才能“保卫生产”。
辩证关系的第二个方面体现在：
富国和强军相互制约，二者存在矛盾
相互制约指的是“你牵制我，我牵制你”。
按照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的说法，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信息经济时代。
与之相对应，国防力量的形态也经历了由农业时代的体能型军队到工业时代的技能型军队再到信息时代的智能型军队的变革。
现在，我军正处在机械化尚未完成，信息化建设刚刚起步的阶段，为什么会这样？
从根本上讲，还是由我国经济发展的水平所决定的。
也许有同学会问，我国现在经济发展水平应该很高啊，GDP总量都高居世界第三位了。
其实早在XX年，温家宝总理在美国哈佛大学演讲时就用一乘一除两个公式言简意赅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
“13亿是最大的国情。
再小的数字乘以13亿，也就变得很大；
再大的经济总量除以13亿，也就变得很小。
”的确，根据世界银行最新排名，我们的GDP总量高居世界第三位，但是如果除以13亿，人均GDP世界排名就滑到100多位以后去了，只有排名第一的卢森堡的1／40，这就是我们的国情，我们也就是这样一个家底。
这样一个现实国情就要求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学员，包括我在内，第一要有大局观，要充分理解体谅国家目前的处境和状态，第二要有发展观，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目前的状态，有理由相信，随着富国和强军相统一措施的实施，我们的国家会越来越强，军队会越来越强，待遇也会越来越好，事实上也正在调整和改善之中，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学好知识，打好基础，为以后投入到火热的军队和社会发展之中，为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作出自己最大的贡献，大家能不能做到？
有没有信心？
好，通过刚才的分析，我们知道，国家经济状况制约着国防建设的规模与质量。
但这种制约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反过来说，，国防建设的发展也制约着经济建设的发展。
前苏联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大家都知道，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政治上的，也有经济上的，而导致苏联经济最终全盘恶化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国防建设投入过大，超出了国家经济所能承受之重。
苏联为了推行错误的争霸扩张政策，每年的军费开支高达国民生产总值的15%。
而当时美国的军事开支最高也没有超过其国民生产总值的7%。
由于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美国的一半稍多一点，因此，苏联公民的军费负担比美国人重得多。
前苏联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甚至公开地讲，苏联“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制造出和敌人下赌注的任何一种武器”，“需要花多少钱就花多少钱”。
结果，正如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保罗·
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这本书中所说的：
“如果一国的军事开支超过其经济总量的10%，它的经济增长会受到影响，衰落是不可避免的。
”
分析苏联的经验教训，我们不难看出，要强军，势必会增加国家的经济负担，占用一定比重的国内有限资源，有时甚至会超出经济建设成果的支持和承受范围，影响国家的稳定。
正因为存在这些制约和矛盾，所以，我们一定要妥善处理富国和强军的关系，实现二者有机统一。
然而，问题是这两者能够实现统一吗？
回答是肯定的，因为：
富国和强军相互促进，二者在协调发展中实现统一
相互促进指的是“你推动我，我推动你”。
富国对强军的促进作用我想大家应该都很清楚，时间关系，我就不展开分析，那么，强军呢？
如果国防投入能够控制在合理范围内，是不是可以促进经济建设，产生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呢？
答案还是肯定的。
二战后，美国几乎每10年就推出一个以军带民的大型军事工程，50年代的曼哈顿计划拉动美国经济增长十年。
60年代的阿波罗登月计划，阿姆斯特朗在踏上月球的一瞬间说，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是不是人类的一大步我们姑且不论，但起码是美国经济十年的一大步。
此外，还有70年代尼克松政府的航天飞机计划、80年代里根政府的星球大战计划、90年代克林顿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都分别拉动美国经济三个十年经济增长。
这样的事例在我国也不乏成功的先例，比如我国的“两弹一星”、载人航天、“嫦娥”探月等国防科技项目，一方面极大地振奋了民心士气，另一方面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清楚了，富国和强军之间，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还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如果说，一定要在富国和强军之间拉一根逻辑线条，我想是否可以这样说，国富才能军强，军强才能安全，安全才能发展，发展才能富国。
换句话说，从理论上讲，富国和强军是可以统一的，是可以画一个圈，从起点走向终点，实现良性循环，螺旋式上升的。
但理论上可以画的圈，实践中就一定画的通吗？
实践中又该如何画通呢？
这是我想和大家交流的第三个问题。
三、科学践行富国和强军相统一的现实要求
如何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
应该说，途径很多，十七大报告对此有一个总的原则性方向性的要求，那就是“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
目前，军事理论界、学术界对这一要求的解读，从理论推演到路径设计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我以为，从实现统一的要求出发，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至少也应该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以民促军，寓军于民，简单地说，就是借助，应用社会的资源、技术等方面来推动、促进国防和军队的发展。
将国防和军队建设蕴含于、或者说融合于经济社会发展之中，二是以军带民，军民兼容，就是通过将军事领域的先进技术、成果向民用进行转化和渗透以带动经济社会的发展。
当然，如果细分，还可以分出第三，第四，但这是两个大的基本理念，那么，在这一理念之下，实践中就实现统一我们应该作出怎样的选择呢？
在作出回答之前，我想先请大家看一个案例：
这是前几年江西省修建的一条从景德镇通往九江的高速公路，这条高速公路途经二炮黄山基地的一个国防战备油库，实际上，只要在此开一个口子，修一条大约两公里长的引路，油库的运输车辆就可以很方便地进出高速公路，从而大大提高战备效率。
但由于当时这条引路并没有列入建设规划，资金难以筹措，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直到今天，油库的运输车辆还必须绕行几十公里才能进出高速公路，从而造成了的资源极大浪费和战备效率的降低。
。
可以想见的是，如果当初在设计这条高速公路之前，能充分考虑军事需求，合理配置、有效整合各种资源，将生产力与战斗力结合起来，我觉得这才能算得是真正意义上的civil-militaryIntegration——军民融合。
类似这样的案例给我们的启示是：
要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首先：
建立将国防和军队建设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
但具体怎么融，融哪些方面？
应该说，军队建设的方方面面都存在融合的问题。
不妨让我们再一次翻开十七大报告，报告中的一段话给了我们非常明确的答复，那就是要“建立和完善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体系、军队人才培养体系和军队保障体系，坚持勤俭建军，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之中。
”十七大报告的这段话就告诉我们融合的当务之急和主要方向，以下，我将就从这三个方面和大家一起展开交流。
1、把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融入国家创新体系
把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融入国家创新体系，既能充分发挥民间技术创新的优势，提高它们市场竞争力，又有利于降低军费开支，增强国防工业发展的可持续性。
应该说，这是一件两全其美的良策，而事实上，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以前，我国的武器装备研发还主要集中于国防和军工部门，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军民分离、军队自成体系的模式。
这种模式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应该说，是不相适应的。
改革开放后，我们党顺势而为，提出武器装备研发的“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方针，正因为实施了这样的方针和制度，今天的中国人才能够走向太空、阅兵的所有武器装备才能够实现100%国产化。
去年三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又颁布实施了《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管理条例》，首次允许非公有制经济进入这一领域。
相信随着条例中一系列措施的实施，我们武器装备研发的军民融合之路将越走越宽，我们将拥有更多的长虹集团，更多的江南造船厂，东风汽车厂。
融合的第二个方面是：
2、把军队人才培养融入国民教育体系
依托国民教育资源为军队培养人才，可以说，这是世界各国实现军民融合的一个普遍做法和发展趋势。
早在XX年的5月份，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就颁发了《关于建立依托普通高等教育培养军队干部制度的决定》，这标志着我军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军队人才走上了制度化、规范化。
这张表的数据可以从某一方面说明这一“决定”的成效。
几年来，全军接收地方大学生干部以每年10%的速度递增，年度接收量占到生长干部的1/4，话句话说，今天我们输送到部队的四个干部中有一个来自于地方，所培养的干部80%以上的补充到了基层部队，成为部队建设的中坚力量。
当然，从现实情况看，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概括一下，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培养对象的单一，所培养的人才还不能完全涵盖军队人才建设工程中的指挥军官、参谋、科学家、技术专家和士官5支队伍，二是培养方式还相对单一，目前主要是以培养国防生、招收普通高校毕业生入伍和实施强军计划为主，而军校和普通高校联合办学、特招等其他方式，应该还有值得探讨和推广的空间。
由此，我们提出的一个参考建议是：
要不断拓宽教育融合的途径和渠道，形成军事教育与依托国民教育并举，基础教育与继续教育衔接，院校教育与部队教育互补，军内培养与军队培训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格局，从为富国和强军的统一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融合的第三个方面是：
3、把军队生活服务保障融入社会服务保障体系
从新中国成立直到1998年，“军队办社会”的模式就一直主导着军队后勤生活保障的方向，由此，军营内形成了一个个小而全的“小社会”，然而，这种模式同样也不适合市场经济发展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1998年12月，军委适时提出“军队的后勤保障特别是生活保障必须社会化”，自此，中国军队迈开了后勤保障社会化改革的坚实步伐，
今年六月，来自中央军委委员、总后勤部部长廖锡龙上将的一份报告中的几个看似“含糊”的数据可以简单说明十一年来融合的成果：
我这里仅举几例。
驻大中城市部队的数千个单位、数十万人饮食保障由社会承担；
数百个单位停开通勤班车，依托地方公交保障；
撤销合并了占全军25%的医院、疗养院，数十万人的医疗纳入地方保障体系，10多万正式职工参加地方医疗保险就医；
96%的军队被装物资由社会提供。
谈到被装物资由社会提供这一点，我就想到这次我们所换上的新军装，这次换装的一个最大亮点就是，地方７家西服企业首次被批准进入军营为每一名干部量体裁衣，在按需制作好军服后，同样由企业负责把衣服送到每一位军官手中，从而减少了部队生产、运输、仓储的时间，基本实现了从企业到个人的点对点衔接，是军队生活服务保障社会化的一次成功探索。
那么，最终要达到一个怎样的目标呢？
我想，最终目标就是要达到胡主席在《“十一五”期间推进军队后勤保障和其他保障社会化的意见》中所指出的：
“能利用民用资源的就不自己铺摊子，能纳入国家经济科技发展体系的就不另起炉灶，能依托社会保障资源办的事都要实行社会化保障”。
大力发挥国防和军队建设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拉动作用
事实上，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如果能够实现良性融合，不仅能够产生良好的军事效益，同时还可以带来经济学上所说的溢出或者说是放大效应，获得同样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有一个数据很能对此予以说明，根据专家估算，十几年来，我们在载人航天工程上的投入总量大约是192亿元，时至今日，已经产生高达1900亿元的产业拉动效应，而且获得了发射27颗国际商用卫星的丰厚市场回报。
从实现拉动作用的效果出发，我想首先：
1、积极投身和支援国家经济建设
在今年三月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胡主席在接见解放军代表团成员时强调指出：
“军队要在圆满完成以军事斗争准备为龙头的各项任务前提下，积极参加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
新的历史时期，我军事实上肩负着保卫祖国和建设祖国的双重职能，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援建基础设施和生态建设工程方面、在参加新农村建设方面（新建乡村公路2100余条，巩固和新建扶贫点万个）、在支持科教文卫事业发展方面，无不活跃着人民子弟兵的身影。
这些来自XX年《中国国防白皮书》的数据可以对军队支援国家经济建设的作用作一注解。
同时，人民军队也是抢险救灾的突击力量，在去年的汶川地震中，党中央一声令下，10余万子弟兵、数十万吨物资及装备，200多支医疗和工程队以最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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