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退化原因.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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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退化原因

三、草原退化原因分析及相应的对策

在内蒙古鄂尔多斯的这些天，我们在草原上进行了一系列的实地考察和采访调查。

虽然我们并不专业，但我们通过对草原现状和调查采访所得的结果的分析，也总结了一下出现草原退化这一现象的原因以及今后应该采取的保护措施。

1、定义：

草原退化是指受自然条件和人为活动影响,草原生物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和生态环境劣化,导致生产力下降的现象或过程。

草原退化活动主要包括：

草原沙化、草原盐渍化以及草原污染等。

2、草原现状：

我国草原退化面积以每年近2000万亩的速度扩展,20世纪70年代我国草原退化率为15%,80年代中期达到30%以上,目前已上升到57%左右。

内蒙古草原退化沙化面积以每年1000多万亩的速度蔓延,内蒙古草原退化率由20世纪60年代的18%发展到80年代的39%,目前已达到7315%（沙化、退化面积占可利用草原面积的比例）。

内蒙古草原现有退化面积6142亿亩,较20世纪80年代的3176亿亩增加

了2166亿亩;其中轻度退化面积扩大了012亿亩,中度退化面积扩大了1104亿亩,重度退化面积扩大了1142亿亩。

内蒙古由于开垦、沙漠化等,其草原面积20世纪80年代较60年代减少了1014%、约1138亿亩,目前又比80年代减少了019亿亩、约8%左右。

草原退化是草原生态系统在其演化过程中,在人类活动与自然条件共同作用下,其结构特征与功能过程的恶化,即植物、动物与微生物群落及其赖以生存环境的总体恶化。

退化草原的植物种类组成和结构发生明显变化,从稳定的功能较强的多层结构演化为欠稳定的功能较弱的单层结构,生物多样性降低,植物群落的结构、高度、盖度以及外貌等明显地劣化,优质的、可饲的豆科、禾本科、菊科等牧草减少,不可饲、劣质、有毒、有害的毛茛科、大戟科等植物滋生蔓延,植物群落呈现小型化与矮化的特征、其高度与盖度大大降低。

内蒙古草原已发现有毒害植物50多种,青海大量出现的毒草有20多种,东北草原有毒有害植物有30多种。

有毒有害植物的蔓延,不仅消耗土壤的养分和水分,妨碍优良牧草的生长发育,而且经常造成牲畜中毒甚至死亡,给畜牧业带来严重的危害。

轻度退化草场可食牧草产量减少20%~40%、植被覆盖度减少20%,中度退化草场可食牧草产量减少40%~60%、植被覆盖度减少20%~50%,重度退化草场可食牧草产量减少60%以上、植被覆盖度减少60%以上。

重度退化草原植物群落平均高度仅相当于未退化草原植物群落平均高度的1/5左右。

退化草原的生物多样性降低甚至丧失,好多珍稀植物与名贵动物消失或大大减少,如内蒙古锡林郭勒典型草原的单花郁金香消失,口蘑、黄花苜蓿等变得十分稀少;黄羊基本消失,百灵鸟、猛禽也很少了。

与草原资源数量减少、质量下降共生的是草原的干旱、风沙、白灾、黑灾、鼠害、病虫害等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加快,且草原生态系统自发的抗

逆机制等遭受破坏、抵御灾变的能力减弱。

干旱缺水是草原与草原畜牧业发展的主要限制因子,干旱成灾能使牧草在生长季枯萎、产草量直线下毒、有害的毛茛科、大戟科等植物滋生蔓延,植物群落呈现小型化与矮化的特征、其高度与盖度大大降低。

内蒙古草原已发现有毒害植物50多种,青海大量出现的毒草有20多种,东北草原有毒有害植物有30多种。

有毒有害植物的蔓延,不仅消耗土壤的养分和水分,妨碍优良牧草的生长发育,而且经常造成牲畜中毒甚至死亡,给畜牧业带来严重的危害。

轻度退化草场可食牧草产量减少20%~40%、植被覆盖度减少20%,中度退化草场可食牧草产量减少40%~60%、植被覆盖度减少20%~50%,重度退化草场可食牧草产量减少60%以上、植被覆盖度减少60%以上。

重度退化草原植物群落平均高度仅相当于未退化草原植物群落平均高度的1/5左右。

退化草原的生物多样性降低甚至丧失,好多珍稀植物与名贵动物消失或大大减少,如内蒙古锡林郭勒典型草原的单花郁金香消失,口蘑、黄花苜蓿等变

得十分稀少;黄羊基本消失,百灵鸟、猛禽也很少了。

与草原资源数量减少、质量下降共生的是草原的干旱、风沙、白灾、黑灾、鼠害、病虫害等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加快,且草原生态系统自发的抗逆机制等遭受破坏、抵御灾变的能力减弱。

干旱缺水是草原与草原畜牧业发展的主要限制因子,干旱成灾能使牧草在生长季枯萎、产草量直线下降,从而造成草食家畜的大批死亡或乏瘦。

1999~2001年内蒙古草原牧区连续遭受旱灾,使得草原赤野千里、寸草不生0,牲畜大量死亡,草原畜牧业与牧区生态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影响。

白灾或黑灾是由低温、风雪天气给草原牧区造成的灾难,牲畜特别是基础母畜、良种畜、幼畜因灾大量死亡,畜产品产量锐减。

遇到白灾或黑灾,牲畜的死亡率可上升到8%~10%,甚至可达到20%~60%。

内蒙古从战国末期到民国时期共发生白灾500多起,损失牲畜累计有数亿头之多。

1977年的特大雪灾,锡林郭勒盟牲畜损失40%~60%;2000年的特大雪灾加旱灾,锡盟的牲畜损失率也达50%左右。

由于草原退化和捕鼠天敌减少等原因,我国草原鼠害发生的面积有增大的趋势;同时蝗虫、草原毛虫等对草原的危害也在加大。

草原生境不良、生态功能下降,沙漠、沙地、沙化面积不断扩大,年均大风日数明显增加,每遇大风天气,风给沙势、沙助风威,风急沙暴、尘土弥漫、天地昏黄,形成沙尘天气甚至沙尘暴,对草原地域的人、草、畜以及京津和三北等地的生态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有关资料表明,我国的沙尘暴与沙尘天气很大部分源自草原退化沙化最严重的西北地区,严重退化沙化的草

原（其实原来是草原）已成为沙尘暴的发源地。

内蒙古草原牧区沙尘暴与沙尘天气,1950~1990年平均每两年发生一次,1991年以后几乎每年发生多次,如1998年在四十天内连续发生6次,2000年发生13次。

2001年我国发生了32次沙尘暴,其中14次起源于内蒙古地区。

退化沙化草原的地表虚土层因干旱与强风力的作用每年大约流失1厘米左右,大量的氮、磷、钾等营养物质也随之流失,如锡林郭勒盟每年每公顷草原流失氮1119公斤、磷0122公斤,近三十年来该盟草原的有机质含量下降了一半,严重制约着草原生态经济系统的生态功能与经济功能的发挥。

草原的第一性生产力及第二性生产力水平降低。

全国草原产草量下降了30%~60%,每头家畜的产品产量也有明显的降低;我国单位面积草原的畜产品产量不足美国、新西兰等国家的5%,单位面积草原的产值仅相当于美国

的1/20、澳大利亚的1/10、荷兰的1/50。

我国北方草原牧区,20世纪80年代与50年代相比,在纯放牧条件下,平均每头牛的体重减轻25公斤~50公斤,平均每只羊的体重减少215公斤~5公斤。

青藏高寒草原产草量减少了30%~50%,牦牛、藏羊的活重也减少了30%~50%。

新疆草原产草量减少了30%~50%,新疆37个牧业与半牧业县20世纪80年代末期载畜能力为2261

个羊单位,而近几年来下降到了1392个羊单位左右。

内蒙古草原产草量降低了40%~70%,20世纪50年代平均鲜草产量114.12公斤/亩,80年代平均鲜草产量70公斤/亩;50年代内蒙古草原载畜能力为8700万个羊单位,80年代降到5800万个羊单位,2002年降到3500万个羊单位。

3、原因：

草原退化的原因可以分为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两大方面。

（1）自然原因：

A、气候因素：

内蒙古草原大部分位于半干旱区与半湿润区，降水较集中，气候干旱，且距离冬季风源地近冬春季大风天气多，降水少，土壤易被大风吹期待走形成风沙天气，再加之无节制的放牧造成草场退化土壤沙化使风沙现象更为严重形成沙尘暴。

B、鼠虫害因素：

鼠害、虫害是我国草原最为严重的生物灾害之一，种类多，暴发频繁，分布面极大，危害程度重，对草原生态环境破坏作用大，加剧了草原退化、沙化，制约着草原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

鼠害，除了大量啃食牧草，与牲畜争食外，更为严重的是挖掘洞穴，拱抬土丘，破坏草原植被，不仅使草原植被覆盖度降低，严重的地方寸草不生，土壤裸露，使草原完全失去放牧价值，引发严重的水土流失，甚至威胁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

内蒙古又是蝗虫灾害高发地区，蝗虫所到之处寸草不留，使草原植被裸露，草原退化加剧。

（2）人为原因：

A、输入少、输出多,竭泽而渔,使得草原生态经济系统难以维系良性运转。

草原生态经济系统经济物质、经济能量的输入严重缺乏,从而使系统的社会经济结构与自然生态结构不相协调,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不相适应,社会需要系统有更多的输出,特别是市场对畜产品等的需求以及维护生态安全对系统生态效用的需求越来越大,而又主要依赖自然物质和自然能量的输入使系统运转,这样行为短期化、掠夺式的系统操作,使得系统的自然生态组成结构遭受严重破坏,且衰败、萎缩,系统总体功能不断下降。

如内蒙古白音锡勒牧场草原生态经济系统,1953~1980年间由于出售牲畜及其产品和燃烧牲畜粪便共输出氮素吨,要维持该草原生态经济系统的氮素平衡,每年至少要输入560吨的纯氮,而实际上根本没有经济性氮肥的输入。

不但系统输入主要是经济输入不足,输入结构也不尽合理。

经济输入的绝大部分用在草的转化即牲畜的饲养和畜产品的加工上,而用在草的恢复保护、生产加工上的却较少,这样系统物质能量的正金字塔效用与经济输入的倒金字塔作用矛盾激烈,影响系统整体的长远的功能。

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家对草原及其畜牧业的投资共约40亿元,其中63%用于家畜疫病防治设施的建设,用于草原保护建设的投资约15亿元,平均每亩草原只有132元左右;同期,内蒙古草原及畜牧业基建投入约118亿元,平均每亩草场仅有113元。

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随着牧区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草场承包到户、草场的集体所有权与其使用权和经营权分离,牲畜作价或无偿归户、牲畜户有户养实现等,逐步形成了以户营经济为主体的草原畜牧业基本经营制度,调动了广大牧民发展畜牧业生产、增加牲畜牧养量的积极性,牲畜头数与畜产品产量的增长幅度很大;而相应的国家和集体对草原及其畜牧业的投入特别是对草原保护建设的投入却有减少的趋势,牧户自身的投入也及其有限,这样草原生态经济系统经济的输入与输出更加不协调,草原生态系统由于/竭泽而渔0的掠夺性利用遭受严重破坏,草原退化沙化面积急增,草原资源、环境恶化,草原生态经济系统开始出现非良性循环也即恶性循环的态势。

如20世纪90年代初,典型草原每亩年投入仅有105元,而产出是119元,投入产出比是1：

38。

内蒙古1990~1997年,草原建设保护共投入315亿元,每亩草原年平均投入0104元;1998~2001年,共投入9132亿元,每亩草原年平均0116元。

从1999年/西部大开发0战略启动特别是2003年国家/退牧还草0工程实施以来,北方草原保护恢复建设的投入有所增加,但力度还较小;关键需要长期坚持不懈地投入保护建设,才可能达到期望的恢复草原生态系统、推进草原生态经济良性循环的效果。

B：

人口压力的不断增大,是草原退化加剧的基础性原因之一。

近现代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草原牧区人口增长速度过快、人口压力不断增大,应该说是实现实草原退化加剧的基础性原因之一。

我国五大草原省区之一内蒙古的人口密度,公元2年为1126人/平方公里,1898年为1124人/平方公里,1896年间的人口变幅较小;而1912年为1129人/平方公里,1936年为2166人/平方公里,1953年为5108人/平方公里,1964年为10127人/平方公里,1980年为15162人/平方公里,1990年为18128人/平方公里,2000年为2011人/平方公里,2002为20111人/平方公里、总人口达到万人。

从1953~2000年,内蒙古的人口密度增长了%,全国的人口密度增长了112.98%,内蒙古比全国多增长了182.69%。

内蒙古33个牧区旗县,1950~1980年均增加人口约9万人,1981~2000年均增加人口约4万多人;总人口由1950年的不足100万人增加到2000年的500多万人。

从解放初到2000年,锡林郭勒盟由2015万人增加到9913万人,年均增长率31.4%;呼伦贝尔市由2919万人增加到27317万人,年均增长率4.44%。

而从1949~2000年内蒙古全区人口的年均增长率为2.71%,从1953~2000年全国人口的年均增长率为1.62%。

可见,无论从草原牧区旗县还是盟市看,其人口增长率都大大超过内蒙古全区人口的增长率和我国全国人口的增长幅度。

然而,草原牧区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并不高,草原牧区人口的增长主要是非自然的外来有组织迁入或自发流入式增长也即机械增长,增长的人口以非当地主体民族、主要是汉族为主,而且迁入及流入人口的素质也较低。

人口增长过快、人口规模过大,主要体现在人口增长超过了自然资源尤其是草原资源的增值即资源的可承载能力,超过了环境容量与生态阈限。

自然资源的增量已远不能满足供养如此之多的人口的需求,于是自然资源的存量也被一部分一部分地利用、蚕食,这样就使自然资源的恢复、更新能力下降,资源的数量减少、质量变劣,从而导致资源生态环境的总体恶化。

由于我国内地的人口密度要比西北部边远地区大,于是便出现了一次又一次机械式的大量移民,使草原牧区人口也超过其生态环境资源的承纳量,大片的垦草种粮及大量的毁林开荒等,使得中国西北部特别是草原牧区的荒漠化面积以惊人的速度扩展。

草原牧区既是生态脆弱地带、敏感地带,也是生态屏障带,其人口的承纳能力比内地和沿海低得多;过高的估计草原地区的环境容量、资源承载量,采取大量移民的政策,也不能不说是自然资源和环境破坏的主要原因之一。

草原牧区的人口承载力很低,而且随着草原退化、沙化的加剧,草原环境的人口容纳能力还有降低的趋势。

据有关专家的估计,我国森林草原能容纳10~13人/平方公里,典型草原可容纳5~7人/平方公里,荒漠草原可容纳2~215人/平方公里。

按照此标准衡量内蒙古的33个牧区旗县,目前已有23个旗县的人口超过其环境容量,占内蒙古全部牧区旗县的70%。

C：

草原牧区的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仍然单一、低层次。

草原牧区三次产业中第一产业特别是草原畜牧业占有较大的比重。

2000年,内蒙古牧区旗县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5.45%,同比高出农区13.4%,高出全内蒙古8.1%;牧区旗县草原畜牧业的增加值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20.4%。

草原牧区牧民人均纯收入的绝大部分来自畜牧业。

2002年牧民人均纯收入来自畜牧业的比重,内蒙古为91.7%,新疆为83.9%,青海为90.0%,西藏为95.7%。

说明草原牧区产业结构特别是收入来源单一,草原资源承受的压力很大。

我国草原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下,表现为资金短缺、技术落后、工业化程度不高、教育不发达等;加之人口过快增长、人口压力不断增大,人们为了生存和生活必然要开发利用更多的自然资源。

因为工业化水平低,产业结构及收入来源结构等单一、低层次,绝大部分人口的生产生活还主要依赖草原及其畜牧业,这就决定了人们开发利用的自然资源主要是草原及土地、森林等农业资源;而资金短缺、技术不足,决定了人们对资源的利用必然是劳动密集型的;教育、科技的落后,又决定了人口素质和劳动力素质的低下。

这样素质低下的劳动力密集开发利用这些资源,其开发利用方式往往就是粗放的、落后的、掠夺式的,对自然资源环境主要是草原资源环境的破坏也就难以避免。

D：

公地悲剧与狭地制约。

长期以来人们总是认为,自然资源是天然生成的,没有凝结人类的劳动,所以没有价值,即坚持所谓的资源无价论;也认为自然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即坚持所谓的资源无限论。

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们对自然资源尤其是草原资源的不珍视,无节制的耗损、浪费,使得大量资源遭受破坏、部分资源出现枯竭,生态环境随之恶化。

其实草原资源是有限的、稀缺的,当然也是有效用的,所以无疑具有价值。

草原资源有价值,也就应该有相应的体现其价值的价格。

近年来也采取草原资源有偿使用费等形式代表资源的价格,然而这样的草原资源价格是很低的,根本谈不上等价交换,离资源的生产成本（人工生产同量、同质、同效的草原资源或其替代品所需费用）相差很远;不利于可再生的草原资源的恢复、扩展,使得资源资本的存量递减,生态失衡,环境恶化。

不仅草原资源价格太低（其实还谈不上真正的价格,因为草原资源的商品化、市场化程度很低,即使收取一点低廉的使用费,根本不能反映其价值及市场供求）,草原地区的畜产品、原材料等初级产品的价格也较低,而加工品即中、高级产品的价格偏高,比价关系不合理。

这样使得草原畜牧业及原材料等主要的自然资源耗损和环境污染的部门及其企业,利润水平偏低、甚至出现亏损,没有足够的积累、投资用于生态建设、环境治理。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权明晰、交易成本低,是外部性或外部成本可能实现内部化,也即其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得到自觉的、有效的治理的前提。

我国的自然资源产权模糊,生态环境资产（包括资产存量与增量）也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产权主体的缺位,这就使公地悲剧有了滋生的条件。

中国的自然资源属国有（全民所有）或集体所有,而不同种类、不同地域、不同时间的资源存在着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的界定不清和混乱。

如草原资源作为国土资源和生态生物资源的一部分总体上是国有的,而草场有的省（区）为国家所有、有的省（区）为集体所有,或边远的条件差的草场为国有、其他是集体所有,存在着所有权的不清晰;草场的使用权,有的地区通过草场家庭承包经营落实到了牧户,但存在界线不清,有的地区还是谁有牲畜、谁就使用草场，使用权混乱。

草原资源所有权、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的模糊,也表现在产权主体的缺位。

大部分地区的集体已成空壳,集体经济组织名存实亡,根本没有具有法人资格的集体所有者来行使草原的所有权。

草原资源所有权主体的缺位,使其像没有了父母的孩子,没有谁真正关心其消长、好坏,破坏、浪费似乎也成了必然。

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的/草场公有承包,牲畜私有户养的改革,主要是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的草场由牧户承包经营,集体所有、经营的牲畜通过作价归户等形式变为牧户所有、饲养,草场的所有权与使用经营权发生了分离,草原的产权有所明晰。

草原牧区基本经营制度的变革,调动了广大牧民发展畜牧业生产的积极性。

然而,由于牲畜是自己的、草场归根结底还不是自己的等,人们就更加珍视牲畜,更加关注牲畜牧养量的增加、自有财富的积累;这也是草原畜牧业承包经营制度建立以来,牲畜头数大幅度增加、超载过牧日趋严重、草原退化沙化不断加剧的原因之一。

近年来还出现了围栏外的草场比围栏内的草场破坏严重,无畜或少畜户的草场比养畜大户的草场破坏严重,通过租赁等形式发生了流转的草场比没有发生的破坏严重现象,主要是围栏外的草场牲畜可以随便啃食、踩踏,无畜或少畜户管理经营自身承包草场的能力弱、有的甚至被一些大户任意牧用,租赁来的草场不是使用者承包的草场、只要交清租赁费便可无节制的利用等,归根结底还是/公地悲剧0问题。

而这样的问题,需要草原产权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完善来解决。

草原牧区人口增多,加之又逐步实行了草场分户承包经营的小牧经济,既使草原畜牧业缺乏规模效益、竞争优势,也使草原轮牧式的合理利用受到限制。

全国牧区及半牧区户均草原利用规模为58公顷,其中内蒙古是72公顷;我国草原牧区2002年户均牲畜的饲养量,牛为1018头、绵羊为4114只、山羊为1516只,其中内蒙古牧区户均养牛410头、绵羊4611只、山羊2616只。

我国北方草原畜牧业较适宜的畜群规模一般为500~1000个羊单位,而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近期绝大部分牧户达不到这样的牧养规模,饲养规模低于500个羊单位的牧户占总牧户的比重在75%以上;饲养规模低于200个羊单位的牧户占总牧户的比重东乌旗、镶黄旗、白旗、兰旗分别约为82%、91%、93%和82%。

草场承包到户、面积不再增加的情况下,原来的一户牧民若子女成家便要分成2~3户,相应的原来的草场再分成2~3块、牲畜也分成2~3群,这样经营规模就越来越小了。

经营规模狭小是牧户生产效率低下、畜产品生产成本较高而竞争力较弱的主要原因之一。

几十公顷草场的家庭经营,与发达国家的上万公顷的大牧场竞争,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同时单家独户的牧民,势单力弱,在市场交易谈判中始终处于劣势地位,是被动的价格接受者与利益受损者。

不管是原来/逐水草而居0的游牧、也即大区域的轮牧,还是现在的四季轮牧、两季轮牧等,科学知识与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轮牧式利用草原可以说是实现草原资源永续利用、牧区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佳方式。

轮牧式利用草原必须具备几个基本条件:

一是经营使用的草场面积要足够大,一是经营使用范围内的草场要有一定的小类型之分——冬春营盘、夏秋营盘及放牧场、打草场等,而当今草原牧区的大部分地方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由于规模狭小的制约,使得轮牧不能进行,牧户对一块固定的、不大的草场长期的重复利用、高强度利用,草原退化沙化岂能避免。

E：

大规模地开垦草原,造成大片丰美的草原变成了贫瘠的、极易沙化的农田（大部分已变成了荒漠）;而草原农耕化、牧区农村化的最终结果就是沙漠化。

据有关专家研究,我国草原荒漠化的人为成因中,过度农垦占25.4%,过度放牧占28.3%,过度樵采占31.8%。

而过度农垦导致草原面积大量减少、牧区人口大幅度增加（大量的农民流入牧区）,才使得超载过牧、滥樵乱采等产生、并不断加重。

我国对草原的开垦大致开始于秦汉时代,唐朝与元朝也零星地有一些,但由于开垦的规模较小,对草原资源及生态环境没有造成明显的负面影响;晚清及民国时期对草原的开垦规模增大,清末十年在内蒙古累计放垦约5000万亩,蒋介石统治中国的22年间仅在内蒙古西部就开垦草原万亩。

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开垦的草原面积可达218亿亩左右,造成大约318亿亩退化、沙化面积,其中约112亿亩草原退化为永久性沙漠;同期,内蒙古开垦草原约5200万亩,新疆开垦草原约4500万亩,甘肃开垦草原约1600万亩等,

而在内蒙古等地每开垦1亩草原往往就会引起周围3亩左右草地沙化。

另据有关资料显示,从1958~1976年,内蒙古开垦草原大约4500万亩,其中约1400万亩为部队、兵团、学校、机关等在16个牧业旗累计开垦的;从1986~1996年,内蒙古东部24个旗县开垦草原1132万亩左右,并且开垦的都是好草场。

盲目地开垦草原,使得贫瘠、极易沙化的耕地无节制地增加,大片丰美草原的原生植被与土壤遭受破坏;而开出的耕地往往几年后就撂荒变成沙地或沙漠,于是再去开垦新的草原,这样周而复始,草原面积愈来愈小,沙地、沙漠的面积愈来愈大,草原退化沙化不断加剧,草原资源及生态环境急剧恶化,草原生态经济系统恶性循环、逆行演替。

F：

严重的超载过牧,粗放的掠夺式利用草原,导致草原生态经济系统加速走向衰退。

由于牲畜头数增加等,我国畜均占有草场由194年的612公顷减少到2002年的164公顷。

内蒙古2002年的理论载畜量为3500万个羊单位,而年末实际牲畜饲养头数是6670个羊单位,超载过牧9016%;内蒙古每个羊单位拥有的草场面积20世纪50年代是165亩,20世纪80年代为2917亩,近期下降到16亩左右。

新疆草原近年来的超载率一般为60%~70%,局部地区可达100%以上。

1977年的特大雪灾,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牲畜头数从100万余头（只）一下降到

2513万头只,牲畜死亡、损失率高达7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