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华夏传统思维方式特征溯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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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华夏传统思维方式特征溯源
华夏传统思维方式特征溯源
第六章华夏传统思维方式特征溯源
关于中国汉族（上古称为华夏族）的传统思维方式，中外专家学者多有论述，但大
都抽象而不具体，简单而不系统，而且往往片面依据西方思维体系的标准，难以充
分认识中国思维体系的文化价值。
唯冯契教授门下哲学博士吾淳近撰《中国思维形
态》
（1），以中国思维形态的发生期与成熟期为视域，系统阐述了中国思维的本质精
神、类型特征与历史位置，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胜义迭出。
本人平素对华夏传统
思维方式问题亦有所思，积存些许心得，却大多未能逃出该书现已攻克的范围。
下
文关于华夏先民观察方式、取数兴趣、象征思维、现象感受、类比联想、直觉判断、
实用功利倾向、经验色彩等问题的论述，即以吾淳先生的研究成果为基础，酌于取
舍缀补。
谨此申明，以免掠美，并示谢意。
有兴趣者请参阅该书有关章节。
一、华夏传统思维方式的经验源头
思维作为人脑反映客观现实的自觉活动，是以实践为起点的.。
观察是实践的准备条
件和构成要素。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特征，可以从华夏先民的观察活动中找到踪迹。
远古时期，东亚季风区复杂多变的气候条件，复杂多样的地形地貌，以及由此派生
的相对丰富的动植物种类，为华夏先民提供了相对丰富的观察对象。
这种丰富程度，为
气候干燥的西亚与地中海区域所欠缺，也为气候湿热但稍欠变化的南亚次大陆所不及。
而黄河流域相对严酷的谋生条件，又迫使华夏先民不得不对环境中各种资源作尽可能精
细而具体的观察。
例如对可能直接作为生活资源的动植物品种的观察，对关系气候与季
节的天文现象的观察，等等。
因生存环境的不同，远古人类不同群体的观察方式也会出现某些差异。
旧石器时代
中国地区的岩画多具有表现主义的特点，例如内蒙古阴山岩画，盖山林认为其特点是：
“抓住了客观事物的最主要的特征，略去了细微未节”。
（2）而欧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岩
画却以印象主义风格著称于世，例如著名的西班牙阿尔塔拉洞穴所画受伤的野牛，透视
之准确，结构之精到，神态之逼真，堪称写实艺术的精品。
也许，正是因为欧洲初民的
生活资源较为单一（3），观察活动便比较专注，把握对象遂趋于精细化了。
欧洲初民的观
察方式可能比较特殊，原始人艺术一般都带有表现主义色彩，与儿童的绘画风格相似，
不过华夏先民因为生活资源品类较为复杂，可能更加倾向于把握对象的主要特征，并培
养了较强的分辨和分类能力。
神农尝百草的传说，正是这种重视识别的观察倾向的反映。
中国古籍对土壤的分辨之细，也是一例。
《尚书•禹贡》就对九州土壤作了分类描述和
评价，《管子•地员》进一步将土壤分为18种类型，分属3等7级，与现代土壤学将
土壤分为4类（沙土、壤土、粘壤土、粘土）12级相比，已相差不远。
黄土原野宜农，但黄河流蜮的农业对自然界的依赖极为突出，促使华夏先民很早就
注重天象观察，以及对天人关系的思考。
因而中国古代对天象的记录特别详备，其中包
括全世界最早的月食记录（《春秋•鲁文公十四年》）。
历代王朝对天文观察提供有力
的支持，供养专职的天文研究人员，使中国天象记录能保持高度的连续性，在连续记录
资料的基础上，人们便有了可能对天象作比较精密的测算。
早在春秋后期，中国天文学
家已得到365..25的回归年长度值，早于欧洲人的同样成就至少四百多年。
（4）天文测
算对数值精度的追求，无疑促进了中国古代数学向精细化方向发展，使得古代中国人的
数学演算能力特别突出，学人对取数的兴趣特别强烈。
以取数为特点的筮法终于取代古
老的卜法，成为中国轴心时代以后的占卜技术的主流。
被《汉书•艺文志》推为“群经
之首”的《易》即以筮法为源。
“象数”与“义理”作为易学发展史的两大流派，对中
国传统宗教与哲学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华夏先民在观察方面突出发展了数量把握能力，而形体把握能力便相形见绌。
中国
古代造型艺术长期保持表现主义的特点，即只关注对象的主要特征，而非全部细节。
在
观念相对稳定而统一的原始时代，事物的特征往往成为象征某种观念的符号，艺术创造
显现出强烈的象征主义风格。
华夏上古阶级社会的等级制权威，也大量利用象征物来显
示、巩固和强化。
象征必然含有抽象的过程。
中国艺术中象征思维的遗迹清晰可见，例
如半坡遗址出土的彩陶图样，早期较为写实，有的彩陶盘连续绘有两、三条鱼纹，或者
绘有一种人面和鱼相结合的纹样，“类似微号”，“可能反映了人寓于鱼的祖先崇拜”。
晚期则出现大量的复合图案，有一鱼头二身图，或二鱼头一身图“，对鱼纹的表现更多
地采用示意性的象征手法。
”（5）阶级出现以后，象征的指向从图腾转向权力。
从良诸文
化的琮到商周的青铜鼎，都是权力的象征。
在华夏古代器物图案中，生动写实而多样
化的动物形象逐渐演化成了抽象的、规范化的、符号性的几何纹饰，并在抽象的过程中
不断简化，离原型越来越远，直到成为非常简单的示意符号。
周易的八卦也可能是从这
种简化示意符号中归纳而成的。
因为重视观察，华夏古人特别关注现象，不象古希腊人那样热心追索现象之后的本
质。
驻足现象的结果之一，是对世界的多样性感受深切。
中国古代复杂的地形地貌和丰
富的生物种类为多样性观念提供了足够的素材。
《山海经》中列举的药物达130种以上，
《诗经》中列举了200多种动植物，《尔雅•释虫》列有动物80种。
周易以乾、坤、
震、巽、坎、离、艮、兑八种符号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事物，以
及《尚书•洪范》所说的水、火、木、金、土五行，都是中国古人多样性观念的概括化
和模式化。
中国古代思想家注意挖掘多样性的深刻意义，认识到任何单一事物都有不可
替代的价值，都有存在的合理性，但都不可能是自足的和完善的，必须依赖其它事物的
辅助或补充。
因此，重视“相反相成”，主张“和合”，长于整体性思维，便成为中国
传统思想中的一个基本趋向。
华夏古人驻足现象的另一个结果，是对事物的变化性感受深切。
华夏古人通过比较，
对事物发展的不同阶段作出分辨。
对天体的变化的认识，使得中国古代历法成绩突出。
对社会变化的察觉，使西周统治阶级已意识到“天命靡常”（《诗•大雅•文王》），春
秋时代的思想家已痛感：
“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
故诗曰：
‘高岸为谷，
深谷为陵。
’三后之姓，于今为庶”（《左传•昭公三士二年》）。
春秋战国的哲人几
乎都对变化问题作过认真探讨，《周易》更是对变化问题的专门总结，“易”的一个含
义就是变化。
因而留心变化，包括重视事物性质的变化，重视行为举措的具体针对性，
重视因时制宜，灵活变通，便成为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重要内容。
现象之间既有相异，也有相似。
多样性和变化性都是相异的方面。
驻足现象的又一
结果，便是对相似性的思考，以及类比与类推的思维方式的突出发展。
原始巫术便与相
似性思考有密切关系。
弗雷泽认为，巫术依据的两大思想原则就是“相似律”和“接触
律”，他指出：
如果我对巫师逻辑的分析是正确的话，那么它的两大“原理”便纯粹是“联想”
的两种不同错误应用而已。
“顺势巫术”是根据对“相似”的联想而建立的；而“接
触巫术”则是根据对“接触”的联想而建立的。
“顺势巫术”所犯的错误是把彼此
相似的东西看成是同一个东西；“接触巫术”所犯的错误是把互相接触过的东西看
成为总是保持接触的。
但是在实践中这两种巫术经常是合在一起进行。
或者，更确
切地说，顺势或模拟巫术可以自己进行下去，而接触巫术，我们常发现它需要同时
运用顺势或模拟原则才能进行。
（6）
环境现象的丰富多变加上主观上对现象的特别关注，使得中国古人特别富于联想，
巫术也格外丰富多彩。
原始巫术对灵活的相似性加上必然的因果联系。
随着人们实践经
验和知识的积累，若干因果的类比被证伪、被放弃，类比的重心转向非必然的比喻与说
明。
善用形象生动的比喻进行说明，成为古代中国人的一大特点。
吾淳博士的说法是：
类比思维广泛而长期的运用使得思维保持相当大的活力。
换言之，就思维自身而
言，中国人所受到的限制比起希腊人来要少得多。
而这种活力不仅是想象力的源泉，
也是创造力的源泉。
古代中国人之所以长期在文学艺术方面有着一种浪漫想象的传
统，并且其成就无与伦比；古代中国之所以长期在科学技术方面保持一种发明创造
的传统，并且其成就也举世无双，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都是和类比思维分不开的。
（7）
实践经验的累积和发展，便可能自然地达到直觉的知识形式和认识能力。
古代中国人长
于直觉的判断力，这是运用原有的经验对目前事实与现象作直接判断与把握，这种直觉
将感觉经验的潜能发挥无遗。
《庄子》书中描写了许多能工巧匠，例如解牛的疱丁，斫
轮的轮扁，斫垩的匠石，为鐻的梓庆。
疱丁解牛之时，“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
神欲行”（《庄子•养生主》）；轮扁斫轮之时，“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
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庄子•天道》）；都是诉诸于某种不可言会的个人性感
受，某种实践累积而至自然而然的境界，并不依赖于自觉的推理。
当直觉借助于想象和
抽象达到超越原有经验的程度，便成为直觉洞察力。
这是直觉思维的高级形式。
抽象概
念最初都是以直觉的形式出现的。
正如爱因斯坦所说：
“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
古代
中国的科学技术活动与哲学思维中，都大量地运用了直觉思维。
古代中国人面对的是相对严酷的环境条件，大体上正好严酷到迫使人加倍努力抗
争，而又不至于白费了抗争努力的地步，使得古代中国人特别富于实干精神，既勇于实
践，又重视效用。
因此。
古代中国人的认识活动具有很强的功利性，受到实用目的的有
力制约。
中国的旧石器时代的石器与欧洲旧石器时代的石器相比，类型特别复杂多样，
而加工却比较随意，不那么精致。
显然中国初民只求石器应用的便利，不太追求工艺精
美与否，而环境条件复杂多样导致工具必须多样化才便于实用，工具多样化又牵制了加
工的精致程度。
此后中国的角骨器、陶器、青铜器、铁器，也都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这
种具体多样以便实用的风格。
在古代中国的知识与技术活动中，实用功利倾向也相当明
显。
《墨子•鲁问》载：
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公输子自以为至巧。
子墨子谓公输
子曰：
子之为鹊也，不如翟之为车辖，须臾，斫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
故所
谓巧，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
诸子百家意见多有不同，别人不一定同意墨子的意见。
但类似的功利思想在中国古代的
影响的确相当大，我们看到，中国古代的知识体系虽然内容丰富，水平高超，却主要是
应用型的。
以数学知识为例，中国古代数学体系的特点是：
在实际的计算方面具有很高的水平，有着一整套在当时世界上堪称是十分先进的
筹算算法，用算筹的不同位置和不同摆法，不仅可以表示任意大的数目，而且可以
表示一个方程的各次项系数或是表示一个方程组中各方程的系数，进一步又可以表
示正数和负数。
而数学命题的叙述方法上，也是从实际的问题出发，而不是从抽象
的定义和公理出发。
这些特点，使得中国数学在许多重要方面，特别是在解决实际
的计算问题方面，远远胜过古希腊的数学体系。
当然只要人们读一读欧几里得《几
何原本》（它的基本思想仍然构成了今日中学几何学的一部分内容），就可以了解
到古希腊数学体系确实具有较高的抽象性和力求严谨的逻辑上的系统性。
毫无疑
问，它也是人类知识宝库中不可多得的珍宝。
但也应指出：
中国古代数学体系所显
示出来的在十进位制解决实际问题以及在计算技术等方面的显著优点，正都是古希
腊数学的欠缺之处。
（8）
重视实践经验，胜于理论思考，使中国古人的思维带有很大的自由度与个人独特性，
可以不受或少受规范的制约，在创造活动中表现出巨大的突破力。
生动活泼的实践经验
是创造力的源泉，古代中国经常领先于世界的技术发展水平，就是这种创造力的证明。
但是经验的个别性不利于知识的传播和继承。
为了传承，需要规范。
规范定型，个别性
经验便取得了公众性，趋于稳定。
这有利于传承，但又容易引向保守性。
尤其在宏观层
次，规范性较强，保守性也较强。
中国古代文明的演进较多地依靠政治操纵，重视历史
经验，因此保守的经验主义历史观具有较大的影响，憧憬远古、景仰先祖的习气较为普
遍，在政治领域里便远不如在技术领域里那样富于自由创造精神。
二、华夏传统思维方式的文化塑型
经验与知识的传承离不开语言和文字。
特别是文字对知识的传承至关重要。
原始人
长于形象思维，初期的文字也都是象形的。
随着思维能力的发展，文字与客观形象的距
离逐渐增大。
世界主要文明民族的文字几乎都经历了从象形到表意再到表音的三阶段发
展历程，只有中国汉字到了表意阶段便不再向表音文字发展了，这可能与华夏先民关注
现象、富于联想、重视整体、长于直觉判断的思维习惯有关。
为了坚持以形表意的主导
原则，汉字形成了高一级的读音规则，即严格的声调，而声调又强化了单音节词的发展
趋势。
单音节一字一义，语法关系不依赖于词内附加成分，而依靠语序和虚词等词以外
的成分来表示。
于是汉语遂成为语言学上的孤立语（即词根语），汉字成为世界各种文
字中最简约而又最明确的文字。
“作为词根语的汉语，由于缺少词形变化和附加成分，
词义的模糊性和广泛容量是其特点之一，这种特点直接影响到使用汉字的人重综和、轻
分析、重归纳、轻演绎的思想方式。
”（9）汉字的平面二维图形，不仅富于形象的联
想力，而且富于理性的逻辑精神，能够浓缩极大的信息量，并能灵活地构造新词，满足
不断增长和复杂化的信息需要。
汉字可以不受语言变化的影响，具有超越时空限制的可
理解性。
汉字始终保留着象形的根基，有助于潜移默化地启迪人们的形象领悟和创造性
想象的能力。
据专家实验：
汉字的表层属性，如结构方式和表音特点对整体字的识别没有影响，这表明整体
字是正常阅读条件下的知觉单位。
（10）
这种整体性识别的方式，使得中国人在抽象思维时不必以语音分析为本，而可以借助于
汉字的直观形象，进行意会。
汉字能在表意阶段充分发展，使汉语成为典型的孤立语，
是受了华夏先民关注现象、富于联想、重视整体、长于直觉判断的思维习惯的影响，而
汉语汉字的发展，反过来又更加强化了上述思维习惯。
文字的运用大推动了思维的规范化和理性思维能力的提高。
思维规范即逻辑。
古代
中国的逻辑思维在早期经验思维习惯定势的基础上，也形成了明显的特征。
逻辑思维以概念为起点。
关于中国概念系统的特征，据吾淳研究：
中国概念系统首先不具有纯抽象的性质，它不是脱离现实或具体的事物与对象而
存在的。
这即是说中国思维对概念的第一要求乃是与客观现实的相符合，也即名实
相称或对应。
其次，中国概念系统的主流或侧重点也不是对本质属性的考察，而是
对基本属性的把握。
古代希腊的概念系统是单质的，注重外延的确定性；而古代中
国的概念系统则是多元的，注重内涵的丰富性。
由此，古代中国的概念并不强调定
义，而是关心分割。
（11）
古代希腊哲人喜欢追根溯源地穷究事物的本质。
与此不同，古代中国学者一般没有
穷究事物本质的习惯。
他们不太喜欢纯抽象的概念，不太喜欢在概念之中作纯理论的游
戏。
古代中国思想家注重的是事物性质的区别和种类的划分，他们要求概念尽量反映现
象的多样性、具体性、生动性，因而重视概念的内涵分析，所以有的学者称古代中国逻
辑为“内涵的逻辑”。
（12）在判断问题上，古代中国逻辑主要沿着关系方向发展，主
要不在于确定事物的性质，而在于对相互关系有所确定。
这样的判断已与推理甚至分析
有所结合了。
古代中国偏重类比、类推的横向思维运动，不象古代希腊的偏重演绎推理
的纵向思维运动。
古代中国重视的是从联系的角度来理解事物和把握世界，辩证思维形
式得以特别发展，重视事物的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及其相对性，对绝对或独断的理论较
为排斥。
基于对事物对立性的与多样性的深切体会，古代中国人特别发展了综合思维的
方法，注意全面而非片面、完整而非局部地看待与处理问题。
同时也特别发展了以划分
或解析为特征的分析方法，注意类中求别，同中求异，与追求结构精细性的古希腊分析
方法有所不同。
古代希腊发展出了特别完善的形式逻辑体系，但发展方向较为单一，而
古代中国逻辑的形式与方法则更加复杂多样。
春秋战国时期，古代中国思想家的逻辑思维水平迅速提高，实现了哲学的总体性突
破，顺着自古以来的习惯思维趋向建立了系统而独具特点的世界观、价值观与思维方式。
世界观即古代中国所称的“天道”。
诸子百家对天道的说法复杂多样，但占主导地
位的是一种天人合一、变化日新的学说，肯定宇宙是一个包括人类自身在内的和谐有序
的整体，是一个不断创新进化的过程。
这样一种世界观，反映了中国传统思想的基本特
点，也制约了传统文化的发展路线。
中国文化传统中排斥人格神主宰的倾向，便与此大
有关系。
除了世界观之外，价值观与思维方式也是哲学的基本内容。
价值观主要相当于中国
古代所说的“人道”，但又不限于人道，它也是天道及知人知天之道的归结所在。
所以
价值观既影响到已有文化成果的取舍兴废，又影响到新文化创造的取向和力度。
诸子百
家价值观的分歧更大，争论特别激烈，影响较大的是儒、墨、法、道四大派。
法家以利
为本，价值标准是私利；墨家也是以利为本，价值标准是公利；道家主张超越一切相对
价值而求合乎自然而然的宇宙本根之道；儒家则主张内在价值，要求将天赋的道德意识
付诸实践，而以和谐为最高价值标准，强调多样性的统一，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
人之间的和谐，人自身精神修养的和谐。
道家也讲“不争”、“和”，墨家也讲“非攻”、
“尚同”，与儒家的“和谐”主张多有相通之点，唯法家崇尚争竞。
秦以后法家退为隐
文化，墨学中绝，道学边缘化，儒家稳居主导地位，和谐遂长期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最
高价值原则，与以宇宙为一个和谐整体的世界观及重和谐的思维方式一起，规定了中国
传统文化重视和合即和谐与统一的文化模式，与重视分别与对抗的西方文化模式形成鲜
明的对比。
张岱年、程宜山两先生指出：
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也是纷繁复杂，多种多样的。
大体言之，在先秦，是各种各
样的思维方式争雄斗胜，其中最基本的分歧，是整体思维与分析方法的对立、实测
与反观直觉的对立。
这种对立，主要表现在儒道二家与名墨二家之间。
汉代以后，
名墨二家之学中绝不传，儒道二家思维方式占了统治地位。
儒道二家的思维方式，
以重和谐、重整体、重直觉、重关系、重实用为特色，而主要由名墨二家倡导起来
的观察、分析的方法在儒家内部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到清代，“实事求是”的方
法上升为主导的思维方法。
（13）
华夏先民本来重视观察与分析，直觉与整体思维也是以观察为基础的。
完善的思维方式
应该是观察与直觉、整体思维与分析方法的互补结构。
但是先秦思想家往往各有所偏，
能够兼重者少。
专事精神文化生产的知识阶层往往比较远离物质生产实战，容易忽视对
具体事物与现象的观察与分析，生活于以政治操纵为主的古代中国社会中的知识精英尤
其如此。
秦以后重视观察与分析的名、墨二家中绝不传，占统治地位的儒道二家发展了
偏重直觉的倾向，而以《周易大传》、荀子、《大学》等为代表兼重直觉和观察分析的
思维倾向，仍长期保持着强大的影响。
待到“实事求是”的原则发展成了一系列具有浓
厚实证色采的科学方法，就已与社会近代化的距离不远了。
三、华夏传统思维方式的历史意义
西方学者研究社会科学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以西方历史为标准建立起来的社
会历史发展规律，当作全世界普遍适用的规律，如果有什么地区的历史发展与这种规律
不符，便被当作是变体或例外。
现代已有不少学者指出了上述观念的偏颇。
考古学家张
光直认为：
把眼光扩展到欧洲、近东、非洲、中东、远东、太洋洲和美洲，我们可以看出两
个大空间的不同方式。
一个是我所谓世界式的非西方式的，主要的代表是中国；一
个是西方式的。
前者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连续性的，就是从野蛮社会到文明社会许多
文化、社会成分延续下来，其中主要延续下来的内容就是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自
然的关系。
而后者即西方式的是一个突破式的，就是在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上，经
过技术、贸易等新因素的产生而造成一种对自然生态系统束缚的突破。
（14）
他认为，在从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中，从埃及到印度，以及从东南亚到中美
洲‘、南美洲的广大区域的古老文明，在其连续性上与中国的相似之处远远超过其与西方
社会科学中所谓的通用法则的相似。
他的这一意见很值得重视。
古代中国与古代希腊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别，正好反映了文明演进的连续性与突破性
之别。
古代希腊经过比较自觉的人为建构，形态结构比较严密。
这种建构意味着一种突
破性的飞跃，原有的自发思维演进过程出现中断，原有的自发思维形态受到比较彻底的
选择和扬弃。
与此相反，古代中国的思维保有更多的自然天趣，对思维形态较少作人工
的雕琢和全盘的反思，较少中断的失落和选择的抛弃，呈现出更加丰富和复杂的色彩。
古希腊思维方式的突破性飞跃在人类文化史上意义重大，它把人类思维率先导入了
一个较高的发展阶段。
古希腊人建构了一种以三段论推理形式为特征的近乎完美的逻辑
体系，康德称之为“形式逻辑”。
三段论推理可以严格保证推理过程的真实可靠，有助
于人们准确、科学地进行思维。
它是近代科学革命得以在欧洲发生的基本条件之一。
因
此之故，古代其它地区主要文明民族的思维方式与古代希腊人相比，都显得差了一个层
次。
但是凡所有长，必有所短，古希腊人醉心于以三段论为代表的演泽推理，也是要付
出代价的。
他们强调了思维的规范性、清晰性，强调了形式，强调了理性抽象，强调了
分析，强调了演泽，在一定程度上便牺牲了思维的灵活性、丰富性，牺牲了内容，牺牲
了感性经验，牺牲了综合，牺牲了归纳和类比。
对于整个人类文明发展来说，这种集中
力量突破一点是很可贵的，但系统均衡的稳步发展却也不可缺少，两者的历史作用互相
补充，才能向更高的境界发展。
而古代中国提供的思维方式正是一种系统均衡发展的典
型。
与古代其它文明民族相比，中国人将古代自发式系统均衡发展的思维方式的潜能发
挥得更加淋漓尽致，得以创造出领先于全世界的技术成就，而欧洲人正是借助于中国西
传的若干重要技术成就，加上希腊式的科学思维方式，才得以实现近代科学革命的。
中国的这样一种传统思维方式，当然会影响到中国传统宗教的发展，使之走上独特
的发展途径，呈现出与众不同的态势。
首先，在以古代中国为代表的连续性过渡方式中
形成的整体性宇宙观中，一切事物和现象，不管是现实的还是玄虚的，世俗的还是科学
的，显豁的还是隐晦的，凡浅的还是神秘的，都是宇宙整体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都
与其它事物和现象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补充、互相转变。
因此，西方一神教的那
种超越于宇宙之上、全知全能、绝对完善的唯一至上神的概念，在这种整体性宇宙观中
便没有立足之地，不可能被创设出来。
中国及其它东方民族传统宗教中崇拜的终极对象，
便只能是内在的、非人格的、自然化的宇宙秩序。
其次，古代中国人特有的实干精神及与此相联系的重实用的思维方式，导致中国古
代较早培育出了根基深厚的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
这种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的源头，至
少可以追溯到殷周之际，而在春秋战国时期便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成为中华文化中
一种宝贵的传统。
由于这一种传统因素的制约，使得古代中国的宗教也较早放弃了粗暴
的强制形式，较多的关注于对人心的潜移默化，并且尽可能地利用当时的科学技术手段
装备自己。
一元化的国教在中国历史上难以存活，宗教组织学说的多元共存成为常态。
可以说，古代中国人身上的宗教压力相对较轻。
因而知识阶层中发展起了一个强有力的
唯物论与无神论的传统，普通民众在宗教信仰和崇拜方面也有一定的选择自由。
西欧社
会近代化的宗教改革运动所要争取的宗教自由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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