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社会主义改造理论讲稿2016.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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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教学目的与要求:
通过阐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思想，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及其历史经验，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基本确立及其重大意义，使学生深入了解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必然性，掌握社会主义改造的原则、方针，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形式及历史经验；使学生懂得我国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大成果。
教学内容：
第一节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
一、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
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及其理论依据
第二节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和历史经验
一、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二、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经验
第三节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及其理论根据
二、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重大意义
教学重点、难点：
1.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
2.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评价问题；
3.如何认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改革的关系；
4.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及其历史经验；
5.如何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出现的失误和偏差。
教学方法：
多媒体教学、课堂讨论
教学课时：
4课时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开始。
但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中没有明确论述过，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没有先例，这就成为摆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
对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科学分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特点，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并成功地进行了三大改造，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节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
一、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
正确认识社会性质和特点，是确定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领导人民胜利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基本条件和前提。
对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科学分析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最初设想，从而为顺利实现向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过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及特点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决定了革命胜利后，既不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也不能立即确定社会主义制度，而必须要经历一段较长时期的过渡阶段，毛泽东称这个过渡时期为新民主主义社会。
关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明确分析过，他指出，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然趋势，在二者的关系问题上，既要坚决反对割裂二者的紧密衔接，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右倾错误，也要坚决反对混淆二者界限的“毕其功于一役”的“左”倾错误。
那么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种什么社会呢？
新民主主义社会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而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属于社会主义体系。
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特点，毛泽东也多次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又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
（《毛选》2卷，650页《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因素和非社会主义因素彼此斗争着，但社会主义因素处于领导地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在斗争中，社会主义因素不断增长，非社会主义因素不断消亡，这决定了社会主义因素一定取得最后的胜利，新民主主义社会一定能过渡到社会主义。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这一特点，具体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
经济上，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既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因素，又有非社会主义的经济因素，社会主义经济因素不断增长，居领导地位，而非社会主义经济因素则不断消亡。
关于这一点，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有过明确论述。
他在1947年12月在中共十二月会议上作的《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就将新中国的经济归结为三类：
国营经济、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集体经济）、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毛泽东又明确确定了新中国成立后必有五种经济成分并存，即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经济，非社会主义性质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其中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个体经济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过渡的形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过渡的形式。
所以主要经济成分是三种：
社会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
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着领导作用，这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方面的社会主义因素。
政治上，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行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人民民主专政。
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在政治方面的社会主义因素，而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存在（尤其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存在，并在国家政权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如当时中央人民政府56名委员中，党外人士27人，副主席6人中，党外人士3人，副总理4人中，党外人士2人等）是非社会主义的政治因素。
文化上，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行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种文化“就是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毛选》2卷，708-709页）在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无产阶级的思想文化占主导地位，这是社会主义因素，而其他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文化的存在，则是非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因素。
2、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的完成，这一历史阶段是我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这就决定了它一方面继承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另一方面又带有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些矛盾。
1949年10月-1952年底，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人民大众同封建主义之间的矛盾。
这是新民主主义民主革命的继续。
这一时期，党和人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
1953-1956年，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在中国大陆上的统治业以被推翻，人民大众和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和封建主义的矛盾已经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
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及其理论依据
1、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虽然必须要经历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一过渡阶段，但作为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说，革命的最终目的不是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而是要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但民主革命胜利后，如何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早就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在不具备过渡条件的情况下，不能立即过渡。
在1935年的瓦窑堡会议上他就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先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在“不到具备了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之时，不到转变对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时，不应轻谈转变”。
中共七大坚持了这一思想，毛泽东指出，没有新民主主义政治、文化、经济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个性的解放与发展，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要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那完全是空想。
刘少奇也指出，民主革命胜利后，只有社会经济有了充分发展，只有在经过许多必要的准备步骤之后，并且只有根据中国人民的需要和意愿，才能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通过的决议也明确提出了“两个转变”同时并举的思想，决议指出，革命胜利后要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
正是基于这一思想，所以在新政协会议筹备过程中，当有些代表提议把社会主义前途写进共同纲领中去时，遭到了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反对。
刘少奇说：
“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的步骤，还是相当长的将来的事情，如在共同纲领上写上这一目标，很容易混淆我们在今天所要采取的实际步骤”。
（《刘少奇选集》上卷，435页）周恩来也解释说：
“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郑重地看待它。
而且这个纲领中经济的部分里面，已经规定要在实际上保证向这个前途走去”。
（《周恩来选集》上卷，368页）在1950年6月召开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批评了主张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错误思想，指出要合理调整工商业，做好统一战线工作，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间问题，毛泽东也有过具体论述。
在1949年1月，毛泽东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如果完成了全国革命的任务，这是铲地基，花了三十年。
但是起房子，这个任务要几十年工夫。
”（《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1949年9月，他在政协会议期间在回答中外人士的询问时，表示“大概二三十年吧”。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内外形势的迅速发展，毛泽东又提出，要有三年准备，十年经济建设，也就是说要用10至15年的时间创造条件，向社会主义过渡。
这就是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明确确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必须要先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在此基础上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但要实现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必须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即必须要巩固政权、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实现工业化。
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反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基于对当时国内外形势科学分析判断后而做出的一个重要决策。
国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社会主义力量的发展壮大，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有利于各国革命的发展。
二战结束后，苏联人民在俄国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迅速医治了战争创伤，发展了国民经济，国力更加强大，东欧和亚洲一系列人民民主国家的建立，特别是新中国的成立，大大发展壮大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这为我国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另一方面，二战结束后，“冷战”局面开始出现。
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政策，拒绝承认新中国，对新中国采取孤立、包围、封锁政策，妄图把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
在国内，国内的形势也非常严峻和错综复杂。
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意气风发，以极大的政治热情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并取得了重大的军事、政治、经济斗争的胜利；但另一方面，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还相当繁重，经济形势极为严峻：
新中国成立时，解放战争还在进行，国民党残余势力还盘踞在华南、西南的一些地区和台湾等沿海岛屿，他们妄图等待时机，以卷土重来；国民党溃逃时有计划地潜留了200余万政治土匪，60多万特务分子，60多万反动党团骨干和各种反革命势力还在各地疯狂地进行破坏颠覆活动；在农村还有3．1亿人口的新解放区尚未实行土地改革和其他民主改革，封建地主阶级还未完全打倒，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还没有根本解决，农村形势依然严峻；同时，建国初期我国的财政经济状况也极为困难，不仅连年战争使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而且战争还需要大量的军费，全国900多万军政公教人员的生活费用还需要由政府供给，城市400万失业人员和农村4000多万灾民需要救济，恢复那些受严重破坏的急需的工业交通企业，也需要大量的物资和资金，加上投机资本扰乱市场，严重影响了经济形势的稳定等。
因此，新中国面临的国内形势十分严峻。
建国初期，国际国内形势是错综复杂的。
在国内，解放战争并未结束，除台湾外，沿海岛屿还有舟山、马祖、金门、海南尚待解放；在大陆上，两广和西南的云、贵、川以及新疆、西藏都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战争还要继续进行，军费是一个相当大的负担。
国民党政府遗留下的几百万军政人员，到1950年最高峰时，这些俘虏达到550万人，加上国民党政府的350万公职人员，共计900万人。
他们是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因此，对他们采取了包下来的政策。
旧中国的工业和农业都极其落后，从1937年到1949年，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国民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新中国建立时，工农业生产远没有达到战前的水平。
从农业来看，抗日战争以前全国粮食的最高产量为2800亿斤，而1949年大约只有2240亿斤。
1950年计划增产100亿斤，距离战前最高水平还差很远。
棉花生产的情况更坏，只有战前的一半左右。
当时农村每人每年的收入约400斤粮食，需要向国家缴纳80斤公粮，这个负担是相当重的。
1949年我国现代工业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7%，主要产品同历史最高年产量比较，煤减少48%，铁减少86%，钢减少83%，棉纺织品减少25%以上。
由于农业生产没有恢复，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产品维持正常生产都很困难，而且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出现了空前的恶性通货膨胀，市场极为混乱。
以上海为例，与战前相比，物价上涨高达200倍，城乡人民购买力低下，商品卖不出去，使工业受到极大的影响，大批工人失业。
交通运输亟待恢复。
当时全国有铁路2万多公里，除了东北（占40%左右）因解放早得到恢复外，关内的铁路尚在逐步恢复之中。
航运可供使用的船只很少，大都是吨位小的沿海、内河轮船，许多海轮被国民党胁迫到台湾或香港。
工农业生产水平低下，商品流通不畅，这就影响了国家财政收入。
当时农村负担占国家财政收入的41.4%，城市负担占38.9%，而实际上许多税收，如盐税、货物税、屠宰税等，很大一部分还要转嫁到农民身上，国家企业收入只占17.1%，以上三种税收政策收不够国家的支出，还会有赤字，这就要发公债。
在编制1950年国家预算时，支出的82%靠各种收入，7%靠公债，其他靠发行货币。
解放初期水旱天灾相当严重，全国有1.2亿亩耕地4000万人受灾，对这些灾民，人民政府不能置之不顾，必须采取紧急救济和生产自救等措施，这也要加重政府的财政负担。
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人，看不起共产党，认为这些“土包子”只会打仗，不懂经济；能够治农村，管不好城市，尤其是大城市。
有人说：
“共产党军事100分，政治80分，经济是0分。
”一些投机商公然和政府较量。
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与扰乱，也是造成经济困难的重要原因。
当时沿海港口的海运极为困难，南方许多岛屿还被国民党军队所盘踞，对外贸易主要是与苏联及东欧国家进行。
许多我们需要的物资无法取得。
形势确实是严峻的。
国内外的敌对势力总是盼望着共产党失败，他们说：
：
“共产党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
”有些民主人士也担心共产党缺乏经验，治理不好国家。
全国人民并没有被困难所吓倒，毛泽东说：
“我们面前的困难是有的，而且是很多的，但是，我们确信：
一切困难都将被全国人民的英勇奋斗所战胜。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全国人民意气风发地投身于经济建设之中。
三年之中，各项工作进展顺利，从根本上扭转了国民党政府留下来的混乱局面。
实现了政治、经济、社会的稳定。
许多生产项目取得超过预期的成就，国民经济的恢复提前实现了。
2、巩固政权，恢复发展国民经济，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条件而斗争
面对建国初期的严峻形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领导人民夺取巩固政权，恢复发展国民经济斗争的胜利，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1950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召开的第一个重要会议。
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确定党的中心任务，制定正确的斗争策略，以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夺取巩固政权，恢复发展国民经济斗争的胜利。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和《不要四面出击》的重要讲话。
毛泽东在报告中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确定了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
毛泽东还分析了要完成这个主要任务，必须要具备三个条件：
一是土地改革的完成，二是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是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
毛泽东在重要讲话中，确定了党的主要斗争策略就是“不要四面出击”，“不可树敌太多”，牢牢把握主攻方向，集中力量孤立和打击当前最主要的敌人，同时做好其他各方面的工作。
后来的实践证明，七届三中全会确定的主要任务和制定的主要斗争策略是完全正确的。
根据七届三中全会确定的主要任务和斗争策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为巩固政权，恢复发展国民经济进行艰苦的斗争，并取得了重大胜利。
（1）完成全国大陆的解放和统一。
新中国成立后，我人民解放军继续向华南、西南、西北地区进军，消灭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残余军事力量。
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李维汉与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在北京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拉萨，西藏实现和平解放。
至此，全国大陆实现解放与统一。
（2）没收官僚买办资本，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通过政权的力量，通过管制、征用、代管、转让等形式，把官僚买办资本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从而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奠定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经济基础，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为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与此同时，还针对一些不法资本家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牟取暴利，扰乱经济秩序的不法行为，党和政府运用行政和经济手段进行坚决打击，从而稳定了物价，统一了财政经济，为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准备了条件。
（官僚资本是在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产生的一种特殊资本形式，它是凭借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力量发展起来的，又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有着密切关系，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对象。
没收官僚资本，主要是没收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主的官僚资本。
据统计，1946年官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约占中国全部工业资产（包括东北地区和台湾省）的80％以上（如不包括东北地区和台湾省则占67.3％）。
1947年官僚资本主义工业企业提供的工业产品占国民党统治地区全部工业产品的比重为：
电78％，煤80％，石油和有色金属100％，钢铁98％，机械72％，水泥67％，烧碱65％，硫酸80％，盐酸45％，化学肥料67％，纺绽60％，机制纸50％，机制糖90％，漂白粉41％，出口植物油70％。
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是一种反动的生产关系，严重地阻碍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1949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接受官僚资本企业的指示。
新中国成立后，没收官僚资本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到1950年初，国家先后接管了官僚资本的工矿企业2800余家，金融企业2400余家，并通过对这些企业进行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企业，从而确立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
）
（3）对现有工商业进行合理调整。
对现有工商业进行合理调整，使其得到恢复和发展，是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基本条件。
对此，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针对市场萧条，大批工商业停工歇业的状况，对现有工商业进行了合理调整，主要是调整了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产销关系。
通过调整，使现有工商业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从而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为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调整公私关系，就是调整国营工商业与私营工商业的关系。
国家主要是通过对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和产品的统购包销等方式，把私营工业逐步纳入到国家计划的轨道上来，逐步消灭私营工业生产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
商业上，适当地调整零售与批发之间、产区与销区之间、季节与季节之间、原料与成本之间的价格比例，使私营商业有利可图。
调整劳资关系，就是正确处理在当时条件下的工人与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关系。
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必须确认工人的民主权利，适当提高工人的工资和福利待遇，但又要保证资本主义工商业者获得合理的利润，以利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出现劳资问题，由劳资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由政府仲裁。
调整产销关系，就是逐步实行计划生产，克服无政府状态，使产销渐趋平衡。
主要是在生产领域调整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方向，在流通领域通过召开各种物资交流大会，按照“以销定产”的原则，制定各行各业的产销计划，逐步走上按计划生产、销售的轨道。
上海刚解放的头几年，百废待举、百业待兴，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
一方面，由于长期遭受殖民主义的奴役侵略，加上国民党反动统治者在上海解放前夕，大肆掠夺，运走大量黄金白银和各种财富。
作为全国经济中心的上海，物资匮乏，资金短缺，工商业凋敝，通货膨胀到了惊人的地步。
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勾结，对上海实行武装封锁、派飞机轰炸，企图窒息上海经济
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上海市的工业生产有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有力地支持了全国的经济建设。
到1950年底，上海私营厂数比年初净增500余个。
加工订货扩大和市场活跃又促使上海私营工业生产迅速增长，1951年终于出现了“淡节不淡，旺季更旺”的繁荣景象，同1950年相比，盈余总额增长200%以上，1951年上海私营工业钢材、水泥的产量超过了历史最高年产量。
据《上海市人民政府工商局1950年工作总结》，1951年与1950年相比，上海私营工业总产值增长52.9%，盈余总额增长加219.3%，私营商业零售总额增长43.8%，盈余总额增长85.4%，1951年的利润率，按资产净值计算，私营工业为30.7%，私营商业为40.5%。
一些弃厂弃店出走的资本家也纷纷回厂回店重新准备开业。
（4）抗美援朝运动的胜利。
正当我国人民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而斗争的时候，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9月15日，美国纠集15个仆从国的军队，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不顾中国人民的严厉警告，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并逼近中国的边境，对中国进行武力威胁。
为保卫祖国的安全，支援朝鲜人民的抗美斗争，10月，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
经过中朝军民三年的艰苦斗争，1953年7月27日，迫使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
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沉重打击了美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保卫了朝鲜的独立和祖国的安全，维护了世界和平，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
（5）土地改革运动。
为彻底摧毁封建土地所有制，解放发展农村生产力，1950年冬至1953年春，我们党在新解放区领导农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
到1953年春，除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和台湾外，土地改革基本完成。
土地改革的胜利完成，彻底消灭了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制度，巩固了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6）镇压反革命运动。
在土地改革运动和抗美援朝战争过程中，针对国内反革命分子的猖狂颠覆破坏活动，1950年12月开始，党领导人民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打击的重点是土匪、恶霸、特务、反对党团骨干分子和反动会道门头子。
到1952年底，运动基本结束。
镇压反革命运动，大大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为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进行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国民党败逃台湾后，在大陆留下一大批特务、土匪、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头子等反革命分子；建国初期，国民党反动派遗留在大陆的反革命残余势力极其猖獗，溃散武装就有200万，各种特务分子60万，反动党团骨干分子60万。
他们进行种种破坏活动，如炸毁工矿、铁路、桥梁，烧毁仓库，抢劫物资，杀害干部，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
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们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蒋介石即将反攻大陆”。
因此，反革命气焰更加嚣张.据统计，从1950年春天到秋天的半年多时间内，新解放地区就有四万多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遭到反革命分子的杀害。
1950年3月西南局的报告则反映了新区此类案件之严重。
报告称：
“近一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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