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对国家的早期探索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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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6年9月，太平天国发生内乱。
其主要领导者杨秀清、韦昌辉被杀，石达开带兵出走，极大地打击了太平天国，损伤了实力。
1858年，洪秀全重建领导核心，提拔后起的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等为方面军统帅，自己兼任军师。
1859年，任命新到天京的族弟洪仁玕为精忠军师、干王，引起宿将不服。
洪秀全遂普遍加官晋爵，以团结人心，但却导致了各将领据地自雄的局面。
1863年，太平天国统治区相继失陷，天京被围，粮尽援绝。
李秀成建议“让城别走”，坚持株守天京。
1864年7月19日，清军攻破天京，太平天国中央政权灭亡。
4、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历史意义
（1）太平天国撼动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
（2）太平天国是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的最高峰。
（3）太平天国起义削弱了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
（4）太平天国起义打击了外国侵略势力。
（5）太平天国起义鼓舞和推动了当时的亚洲民族解放运动。
太平天国之所以不愧为历史上农民战争的最高峰，不但因为它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军事、政治、经济上进行了空前伟大的革命斗争，而且它还破天荒地建立了一套思想体系，以旧时代农民所可能达到的最高形式，提出了反侵略的民族思想、反封建的平等思想、乃至于解除一切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小农乌托邦思想。
——胡思庸
5、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
小农阶级的阶级局限性。
宗教色彩浓重。
片面对待中国传统文化。
（比如与儒家思想的关系，其实比较复杂。
）
不能把西方国家的侵略者与人民群众区分开来。
•对农民阶级局限性的深层理解
生产方式的局限：
农业生产与天地同一，无需人为的刻意创造，只需长幼继承，互相模仿，经验摸索；
缺乏彼岸信仰、理性思维、自由思想，只有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功利主义；
思维朴素、直观、模糊，缺乏历史的、通盘的、长远的考虑，缺乏批判力和创造力
平均主义的局限：
农民要推翻皇帝，针对皇帝的大私有提出所谓财产大家公有，即平均主义：
有酒大家喝，有肉大家吃，生产的东西吃光喝光，没有了积累和再生产。
可见，大公有是一种短期行为，经不起时间的考研。
平均主义只顾今天，不顾明天，所以必然失败。
最后农民起义还是要转回皇帝那套大私有制度，才能胜利。
宗教色彩问题：
洪秀全制定了宗教和道德的戒律“十款天条”和各种仪式，自称天父次子、天兄耶稣胞弟，在太平天国中致力宗教甚于实际政务，即使在后期亲掌大权时亦如此。
其宗教宣传和举措离奇而缺少社会内容，未能起到鼓舞士气，加强权威的作用。
杨秀清代“天父下凡”。
一次洪秀全安排4个天王府女官在雨雪寒冻的天气下凿池挖塘，不得休息。
杨秀清假托天父附体，要洪秀全免除天王府这4个女官的劳役，并斥责他对待有功姊妹太苛刻，要罚打40杖。
洪秀全以“天王”之尊，只得俯伏在地，准备受杖。
后来杨秀清又玩起“天父附体”的把戏，对洪秀全表示了夺位的野心：
“你和东王都是我的儿子，东王有这么大的功劳，怎么只能称九千岁呢？
”洪秀全赶忙回答：
“东王打江山，也该是万岁。
”“天父”又问：
“东王的世子岂止是千岁？
”洪秀全答：
“东王既然是万岁，东王的世子也就是万岁，而且世世代代都是万岁。
”“天父”这才喜滋滋地说道；
“好！
那我就回天了！
”
对待中国传统文化：
洪秀全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勾画出一个平均的、自给自足的、公有的小农社会的理想模式。
在思想文化方面，洪秀全以上帝为独一真神，打击佛、道异教，在建都天京后又发起了严禁一切孔孟诸子百家书籍的运动，以图加强思想统治。
•经典论述
v孙中山：
“太平天国即纯为民族革命的代表，但只是民族革命，革命后仍不免为专制，此等革命，不能算成功。
”《孙中山选集》上第84页。
v毛泽东：
“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这是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
洪秀全的手段错了。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文献资料》第100页，1983。
v马克思：
农民“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缺乏阶级自觉）马克思：
《路易·
波拿巴政变记》，《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一卷，第311页。
分析太平天国与儒家思想的关系从中吸取现实的有益教训：
儒家思想一方面在两千年来一直被统治阶级当作奴役人民心灵的工具；
另一方面儒家在长期发展中也遗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和某些合理的思想成分。
从支配人心的广泛和悠久而言，任何一种思想都是难以企及的。
正因为如此，太平天国对于儒家思想就形成了又发对、又吸收、又斗争、又适应的复杂关系
二、洋务运动的兴衰
（一）洋务事业的兴办
1、历史背景和代表人物
洋务运动是在19世纪60年代初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兴起的。
一批地主官僚为了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挽救清政府的统治危机，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引进机器生产为内容的“富强运动”。
代表人物：
中央：
奕訢、文祥；
地方：
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沈葆桢等，
洋务派兴办洋务事业，是为了购买和制造洋枪洋炮以镇压农民起义，同时也有借此加强海防、边防，并乘机发展本集团实力的意图。
奕訢认为，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是“心腹之害”，俄国是“肘腋之忧”，英国是“肢体之患”，所以“灭发（指太平天国）、捻（指捻军）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
提出，“探源之策，在于自强。
自强之术，必先练兵”。
李鸿章认为，“但求外敦和好，内要自强”，而“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
但是,由于奕訢”功高震主”，为慈禧太后所猜忌。
1865年4月，她以“目无君上”、“暗使离间”的罪名，罢斥l奕訢，革去他的议政王称号。
奕訢经此打击，锐气大减，遇事小心谨慎，不敢违抗慈禧太后的旨意。
中央权贵派势力削弱。
所以洋务运动实际上是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为代表的汉族地方实力派成为洋务运动的主要代表。
李鸿章（1823～1901）安徽合肥人。
曾拜曾国藩为师，学习经世之学，奠定了一生事业和思想的基础。
在与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李鸿章深切意识到，列强的威胁来自海上。
提出“海防论”，积极倡议建立近代化的海军。
清廷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成立海军衙门，醇亲王总理海军事务，李鸿章为会办。
在大力兴办海军的同时，李鸿章加紧旅顺、大沽、威海等海军基地的建设，以加强海防。
但是，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二十五日，李鸿章、奕劻代表清廷签署了《辛丑条约》，赔款4亿5千万两。
签约后两个月，李鸿章于九月二十七日去世，走完了他78岁的人生历程。
2、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
对洋务派兴办洋务事业的指导思想最先作出比较完整表述的是冯桂芬。
他在《校邠庐抗议》一书中说：
“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这个思想后来被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体”、“用”是一对重要的概念范畴。
“体”是形上的存在（道、本、主）；
“用”是形下的概括（器、末、辅）。
宋明以来，它被确指为伦理道德、纲常名教。
“体”重“用”轻，则是中国古代哲学家们在处理体、用关系上所长期坚持的一种观点。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对待中西文化关系上所采取的一种态度。
“中学”，不是指狭义的中国学术，也不是泛指中国一切事物，而主要是特指所谓的“中国的文武制度”，也就是封建制度；
“西学”不是指狭义的西方“学术”，也不是泛指西方一切事物，而主要是特指西方的船坚炮利和其它先进科学技术。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可以简要概括为：
以中国封建制度作为根本，利用西方“长技”，为维护和巩固封建制度服务。
洋务派认为，中国的封建制度是尽善尽美的，西方国家的制度比之不及，因此不能改变这个根本。
李鸿章认为：
“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中国之于西方，”独火器万不能及”。
因此只需要学习西方的“火器”和先进的军事装备及机器生产。
把“求强”的希望寄托在仿造外国的船、炮、创办军事工业上。
后来，又从“求富”着眼扩大到仿行西方举办铁路、电报、制造、开矿、纺织等事业上。
洋务派的本意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改造成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试图借用西方先进技术，以保护清朝封建主义的躯体。
3、洋务派的主要活动
（1）开办军事工业以自强
洋务派对中国和西方差距的认识，主要集中在所谓“火器”上。
奕訢曾说：
“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
正是基于这种思想认识，洋务派以“制器”，筹办军事工业为始，敲响了洋务运动开场的锣声。
曾国藩于1861年创办”安庆军械所”是洋务运动开始的标志。
李鸿章于1865年创办”江南机器制造总局”
李鸿章于1865年创办”金陵机器制造局”；
左宗棠于1866年创办“福州船政局”；
崇厚于1867年创办”天津机器局”；
张之洞于1892年建造“湖北枪炮厂”
；
洋务派还先后在山东、湖南、四川、广东、吉林、山西、浙江、福建、台湾、云南等省建立了机器局，制造西式枪炮弹药等军需用品。
（2）兴办民用工业以“求富”
19世纪七十年代，洋务派在继续以”自强”为目的的军事工业的同时，也兴办民用工业。
原因是：
第一，洋务派在办军事工业的过程中遇到了原料、燃料、交通运输和经费等一系列难题，为“穷”所迫；
第二，新的军事防务体系不是单独“练兵制器”就能大功告成的，还需有煤、铁供应以及运输、电力的配合。
第三，洋务派在其活动实践中，对向西方学习的认识也有所深入，他们感觉到，西方国家之长，除了船坚炮利之外，还在于它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这也是要借鉴和取法的。
洋务派兴办的民用工业主要有：
（1）李鸿章于1872年创办的“轮船招商局”
（2）李鸿章于1878年创办的“开平矿务局”（3）李鸿章于1880年创办的“天津电报总局”（4）李鸿章于1880年创办“上海机器织布局”（5）张之洞于1889年创办的“汉阳铁厂”（6）李鸿章于1880年开始修建铁路
（3）创办近代陆军和海军
洋务派的军事活动包括“制器”和练兵两个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方面。
在19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探讨编练新式军队。
用洋枪洋炮训练装备军队。
洋务派认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
1862年初，奕訢等在天津成立洋枪队，聘用英国教官，选派京营旗兵赴津训练。
不久，广东、福建、江苏、湖北等省也纷纷聘请洋人，用西法练兵。
在新式练兵中，湘军和淮军最为积极，实力迅速加强。
据统计，仅1854年至1856年，湘军就先后购置外国大炮1800多门。
淮军进入上海后就建立”洋枪队”，至1862年8月，“洋枪队”已有千人，并雇佣洋人担任各营教习。
到太平天国运动失败时，淮军已由原来的6000余人扩至6万余人，其武器装备已基本上使用新式前装滑膛枪炮，使淮军发展成为当时清朝武器装备最精良的军队。
1874年，日本派兵侵犯中国台湾，清政府筹办海防、建设海军之议随之兴起。
1875年任命沈葆桢、李鸿章督办海防事宜。
从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分别建成福建水师、南洋水师和北洋水师，共有舰船八九十艘。
其中北洋水师是清政府的海军主力。
北洋海军建立后，由于清政府财政困难，加上统治集团的腐败，北洋海军的建设停滞不前，装备日趋落后。
李鸿章为讨好慈禧太后，竟把每年400万两的海军经费大部分挪用去修建颐和园，海军衙门不再添置新的舰船，1891年以后有两年停止购买枪炮弹药。
（4）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
兴办近代工业、训练新军，要有懂得西方先进技术的专业人才。
为此，洋务派创办了新式学堂。
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30多年间，创办新式学堂30多所，主要有三种：
一为翻译学堂，如京师同文馆，主要培养翻译人才；
一为工艺学堂，培养电报、铁路、矿务、西医等专门人才；
一为军事学堂，如船政学堂等，培养新式海军人才。
1872—1885年，还先后派遣赴美幼童及官费赴欧留学生200多人。
（二）、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及其失败
对洋务运动的评价
范文澜、胡绳和刘大年持基本否定的，认为洋务派官僚给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设置了重重障碍，其理由主要是：
（一）在税则方面，洋商轻，华商重；
在厘金方面，华商有，洋商无。
（二）在洋务派兴办的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近代民用企业中，实行经济垄断。
李鸿章在试办织布局折中就说：
“十年以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在其他如轮船招商局等行业，也是“不准另树一帜”。
（三）在这些企业中，实权都操纵在政府派来的总办、帮办、坐办和提调等大小洋务派官僚手中，商股则处于根本无权的地位，商人不敢投资官商合办企业。
（四）洋务派头目曾、左、李都是有外国列强作后台的大官僚。
正是因为深受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政权的重重压迫和束缚，洋务企业的排挤，决定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从一产生，就只能是在坎坷不平的崎岖小路上缓慢而艰难地前进。
•——《人民日报》1981年4月30日
1、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
（1）洋务派继承了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通过所掌握的国家权力集中力量优先发展军事工业，同时也发展若干民用企业，在客观上对中国的早期工业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某些促进作用,造就了封建经济制度的对立物。
（2）洋务运动时期，开办了一批新式学堂，派出了最早的官派留学生，这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开始。
设立京师同文馆等翻译了一批西学书籍。
虽然其中大部分是有关近代物理、化学、数学、天文、地理的自然科学书籍，内容浅显，但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了新的知识，开启了怀疑和否定封建思想观念的历程，打开了人们的眼界。
（3）洋务运动时期，开办企业，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传统的“重本抑末”、“重义轻利”、商为“四民”之末等的观念都受到冲击，社会风气和价值观念开始变化，商业者的地位上升。
西方的各种技术和器物不再被当作“奇技淫巧”受到排斥，而是被视为模仿、学习的对象。
这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社会风气的改变。
2、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
洋务运动历时30多年，虽然办起了一批企业，建立了海军，但却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
甲午一役，洋务派经营多年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标志着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的失败。
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主要是：
（1）洋务运动具有封建性。
洋务运动在封建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在维持封建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条件下发展一些近代企业，为维持清朝的封建统治服务。
企图以吸取西方近代生产技术为手段，来达到维护和巩固中国封建统治的目的。
他们既要发展近代企业，却又采取垄断经营、侵吞商股等手段压制民族资本；
既想培养洋务人才，又不愿改变封建科举制度。
对企业采用封建衙门式管理，没有真正恪守“官为护持，商以承办”的原则，而把企业当作封建官僚机构的一个新的组成部分，运用封建体制和官场惯例来经营管理近代企业。
产生了中国早期官僚资本。
这就决定了它必然失败的命运。
因为新的生产力是同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不相容的，是不可能在封建主义的外壳中充分地发展起来的。
（2）洋务运动对西方列强具有依赖性。
洋务运动进行之时，清政府已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批不平等条约，西方列强依据种种特权，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和控制，它们并不希望中国真正富强起来。
而洋务派官员却一再主张对外“和戎”方针，所兴办的企业一切仰赖外国，他们企图依赖外国来达到“自强”、“求富”的目的，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招商局等初期商董中，买办和买办化商人居多。
1872年开始筹设轮船招商局，除李鸿章入股5万两，拨借直隶练饷12万余两外，一般商股招徕不多，资金严重不足。
到次年，由于大买办唐廷枢、徐润的入伙，很快招齐了第一期的股本100万两。
——《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
（3）洋务企业具有腐朽性。
洋务派所创办的新式企业虽然具有一定的资本主义性质，但其管理却仍是封建衙门式的。
洋务派所办的军事工业完全由官方控制，经营不讲效益，造出的枪炮轮船质量低下。
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其管理也是由政府“专派大员，用人理财悉听调度”，商人并无发言权，却要承担企业的亏损。
企业内部极其腐败，充斥着徇私舞弊、贪污盗窃、挥霍浪费等官场恶习。
大小官员既不懂生产技术，又不懂经营管理，无法维持企业的正常运行。
从朝廷到地方官吏，按封建官场的惯例对洋务事业肆意侵渔，不仅有官员的贪污行贿，更有朝廷的摊派捐款。
以至洋务企业多数进展迟钝，成效微小，所谓制器练兵，筹办海防，也虚浮不实。
（4）经费投入极少。
30多年中国各类近代企业的投入资本总额只有白银2000万两左右，相当于当年清政府对外贸易入超的三分之一，慈禧太后修复颐和园费用的一半而已。
正因为如此，洋务运动不能避免最终失败的命运。
三、维新运动的兴起和夭折
（一）社会背景
甲午战争的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深重，激发先进分子进一步探索救亡图存的良方。
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激发了新的民族觉醒。
在这亡国灭种的边缘，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群体站在救亡国存前列的，他们不但要求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且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实行政治变革，以挽中国的危亡。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的改良思想迅速地高涨起来，逐步形成为变法维新的思潮，并在1898年发展成一场变法维新的政治运动。
（二）维新派主要人物及维新思想的传播
1、代表人物：
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
康有为（1858～1927）广东南海人。
1888年，康有为第一次上书光绪皇帝，主张变法。
包括公车上书，前后共七次上书皇帝。
其政治主张成为指导后来“百日维新”的变法纲领。
与此同时，组织保国会，积极推动变法。
6月，光绪皇帝正式宣布实行变法维新，后遭慈禧太后镇压。
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国外。
在海外流亡的16年里，到过30多个国家。
组织了保皇会。
1917年鼓吹并参与复辟，反对共和。
1923年，康有为隐居青岛，1927年在青岛病逝。
康有为著作甚丰，计130余种。
如《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万木草堂遗稿》、《康有为政论集》等。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
1890年投康有为门下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
在鼓动舆论、宣传维新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东渡日本，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
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
梁启超作为改良派的主将，遭到革命派的反对。
辛亥革命后，一度支持袁世凯，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
1917年后退出政坛，次年赴欧，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
他兴趣广泛,学识渊博,在文学、史学、哲学、佛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较深的造诣。
其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
2、维新思想的传播。
（1）向皇帝上书。
“布衣上书”、“公车上书”
（2）著书立说。
《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
即《伪经考》，康有为撰，十四卷，初刊于1891年。
认为古文经学帮助王莽夺取政权建立“新朝”，当称“新学”；
古文经传出自刘歆伪造，故称“伪经”；
用以反对“恪守祖训”的封建顽固派和古文经学“术而不作”的旧说。
书中考辨古书，虽有创见，亦多武断。
《孔子改制考》：
康有为撰，二十一卷，初刊于1898年。
认为孔子“作六经”，是改“乱世之制”，尧舜等都是孔子改制假托的圣王。
并企图借用孔子名义，改变中国的封建专制（乱世）为君主立宪（升平世），以渐至于“大同”（太平世），目的是为其资产阶级维新改革服务。
维新派以各种方式宣传变法主张，制造维新舆论，培养变法骨干，组织革新力量，而重点则放在争取光绪皇帝及其周围的帝党官员的支持上，希望通过他们自上而下地实行变法主张。
（3）介绍外国变法的经验教训。
《日本变政考》
（4）办学会。
到1897年33个强学会、南学会、保国会
（5）设学堂。
广州万木草堂）、长沙时务学堂
（6）办报纸。
19种《时务报》、《国闻报》《湘报
3、维新派与守旧派的论战
当时，封建守旧派和反对改变封建政治制度的洋务派，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对维新思想发动攻击，斥之为“异端邪说”，指责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是“名教罪人”、“士林败类”。
于是维新派与守旧派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论战。
论战主要围绕以下三个问题展开：
第一，要不要变法。
第二，要不要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第三，要不要废八股、改科举和兴西学。
这场论战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思想与封建主义思想在中国的第一次正面交锋，进一步开阔了新型知识分子的眼界，解放了人们长期受到束缚的思想。
使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在中国得到进一步的传播。
维新变法政治运动的帷幕随之拉开。
（三）百日维新
由于民族危机越来越严重，在维新派的推动和策划下，富有爱国心、想要有所作为但又无实权的年轻的光绪皇帝也希望通过变法维新，来救亡图存，并从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手中夺取统治大权。
l898年6月11日，他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开始变法。
在此后的100多天中，他接连发布了一系列推行新政的政令，史称“百日维新”。
这些新政法令的主要内容有：
（1）政治方面，改革行政机构，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等闲散重叠机构，撤销湖北、广东、云南三省“督抚同城”的巡抚；
裁汰冗员，澄清吏治，提倡廉政；
提倡向皇帝上书言事；
准许旗人自谋生计，取消他们享有国家供养的特权。
（2）经济方面，保护、奖励农工商业和交通采矿业，中央设立农工商总局与铁路矿务总局，各省设立商务局；
提倡开办实业，奖励发明创造；
注重农业发展，提倡两法垦殖，建立新式农场；
广办邮政，修筑铁路；
在上海、汉口等大城市开办商学、商报，设立商会等各类组织；
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决算
（3）军事方面，裁减旧式绿营兵，改练新式陆军；
采用西洋兵制，练洋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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