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诗歌理论研究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古代诗歌理论研究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古代诗歌理论研究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古代诗歌理论研究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24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1、20世纪上半叶的古代诗学研究

在西方，“诗学”是一个内涵比较广泛的概念。

它首先是指文学的全部内在的理论；

其次，它适用于一个作家在文学所有的可能性中（按主题学、构成、文体等顺序）所作的选择；

此外，它还涉及到一种文学流派所建立起来的标准规则，以及当时必须遵循的实用惯例的总体。

（1）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开始，“诗学”一直就指包括诗歌、散文、戏剧等各种文体在内的文学理论，而不单指诗歌理论。

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中，曾出现了一批以“诗学”命名的著作，如杨鸿烈的《中国诗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28年）、田明凡的《中国诗学研究》（自刊本，大学出版社，1934年）、江恒源的《中国诗学大纲》（大东书局，1928年）、范况的《中国诗学通论》（商务印书馆，1935年）等，“诗学”这一概念，虽然为这些研究者所用，但它主要还是指在诗歌这一艺术样式范围内对诗法、诗体等的研究（有的甚至是指诗歌本身，如杨启高的《唐代诗学》）。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著作大多没有对“诗学”的内涵进行严密的界定，但其借鉴西方“诗学”概念或原理来研究中国诗学之特征、通过西方文艺理论来反思中国传统诗学并寻求中国诗学之现代出路的研究特点却还是有迹可寻的，而从研究内容看，则主要集中在诗法研究与诗体研究两个方面，

（2）例如，就第一个方面而言，罗倬汉在其《诗乐论》中曾自言“旨在约礼，别启新途，谨谢芳华，归诸本质”，（3）而其所论大体也不违礼乐中和之旨，主要对诗与孔学的关系、诗教问题、诗与乐的联系与区别、诗乐与经学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这种现象甚至持续到八十年代，如程兆熊的《中国诗学》（学生书局，1980年）从“诗言志”谈到“诗教”，及至末节谈今日“诗的方向”，也并未在传统诗法外注入新的内容。

而在另一条研究路径上，用现代西方诗学理论来研究中国诗学的也大有人在。

如杨鸿烈在《中国诗学大纲》中就自己所著是“把中国各时代所有论诗的文章，用严密的科学的方法归纳排比起来，并援引欧美诗学家研究所得的一般诗学原理来解决中国诗里的许多困难问题，如诗的起源的时代、分类和功用等项。

”（4）他在该著中所分析的内容包括诗的定义、起源、分类、组合元素、作法、功能、演进等，这些内容上的分类很明显借鉴了西方的诗学原理。

这种研究方式还渗透到专题研究中，如顾远芗的《随园诗说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36年）从意义、源流、时代背景等方面对《随园诗话》的诗学观、内容论等所进行的剖析，也明显借鉴了现代西方诗学原理。

建国前的中国诗学研究，从理论文本上看，涉及较多的是《诗经》、《诗大序》、钟嵘《诗品》、杜甫《戏为六绝句》、《沧浪诗话》以及元遗山论诗绝句；

从理论家看，讨论较多的是孔子诗学及其诗教问题、沈约及其声律说、白居易诗论、司空图诗论、姜白石诗论、船山诗学、王国维诗学；

从理论概念或范畴方面看，涉及较多的是“诗言志”、“赋比兴”及“六义”、“声律”说、“格调”说、“神韵”说、“性灵”说等；

从理论论辩现象看，涉及较多的则是“文笔诗笔”辨考和“诗界革命”研究。

诗学文献的整理工作则主要集中在历代诗话的编辑和两宋诗话的考证上。

丁福保于1916年印行何文焕所编之《历代诗话》28种，自辑《历代诗话续编》29种，《清诗话》43种，基本收录了古代诗学中最杰出的诗学著作，对诗话研究的贡献颇大。

郭绍虞和罗根泽在诗话、诗格整理方面的成就则是有目共睹。

这一时期，诗纪事汇编与整理方面，商务印书馆排印、出版了近人陈衍的《元诗纪事》（1921年）、《辽诗纪事》（1936年）和《金诗纪事》（1936年）等。

20世纪上半叶中国诗学理论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一是在诗学发展历史的清理上有了突破。

二十世纪以前，关于中国诗学理论发展的历史，《四库全书总目》“诗文评类”的“总述”曾作过梳理，但只有一百多字的简单描述。

建国前虽也尚未出现完整的中国诗歌理论史著作，但一些批评史著作却基本具备了诗学史的性质。

例如，铃木虎雄的《支那诗论史》，从其所论之周汉诸家诗学思想、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论以及清代诸家诗说的总体构架中便可看出，该著主要以诗文理论为主，其中诗歌理论占了很大份量。

陈、郭、罗等人的批评史著作实际上也都主要是诗文理论史，基本没有涉及到小说与戏曲理论。

方孝岳及朱东润二人的批评史虽然有所涉及，内容则是非常简单。

这些批评史家借鉴近现代以来西方文学史观念和史著体例，尝试着传统直觉性描述为主的诗学史研究向现代逻辑化构架为主的诗学史研究的转型。

可以说，这些批评史著作在资料准备、理论构架、历史观念、撰写方法上都为此后专门性质的诗歌理论史的撰写作了很好的准备。

二是古代诗学理论范畴或概念的研究实际已经得到了比较全面的展开。

上述批评史著作中对古代诗学的概念或范畴都有比较深入的论析，郭绍虞、罗根泽等人进行其批评史写作之前，在诗学范畴或概念的研究上实际上已经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撰写了不少专文。

如郭绍虞在建国前所写的《肌理说》、《神韵与格调》、《性灵说》诸文，大多条分缕析，别具新解。

如称“论神韵等三说可以溯其渊源，而肌理之说，则不重在渊源而重在影响”；

谓“格调与神韵之所以有特殊意义自以禅论诗起”；

以及断言性灵乃“诸种近于矛盾观念的综合”等等，（5）现在看来也都是独具只眼之论。

又如，方孝岳称其《中国文学批评》的各节标题都是“立片言以居要”，实际上不少标题是对古代诗学概念或范畴的剖析（如对文气说、味外味、“本色”、“兴观群怨”、“神韵”等的剖析）。

可以说，这些批评史著作事实上已经大体确定了古代诗学不少概念或范畴的精义，或者大致上为后来者确定了对它们进行理解与把握的基本路径。

此外，朱自清的《诗言志辨》、逯钦立的《说文笔》、傅庚生的《赋比兴间诂》、赵景深的《沈约的八病说》、许君远的《论意境》、诗鸣的《释“穷而后工”》、张寿林的《论神韵》等论、著，也对一些古代诗学的重要概念与范畴作了比较全面的梳理与考辨。

这些基础性的考辨工作都为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四十年代在比较诗学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朱光潜和钱锺书。

朱光潜的《诗论》用西方诗论解释中国古代诗歌，用中国诗论来印证西方诗论，对中国诗歌后来何以走上律诗的道路，作了科学的分析和解释，开辟了融会中西、贯通古今的比较诗学研究的新路。

钱锺书的《谈艺录》则以传统诗话札记形式将鲜明的比较意识、开阔的学术眼光和渊博的理论学识融为一体，在早期比较诗学研究中树立了一个新的典范。

2、建国后至新时期的古代诗学研究

建国后到文革开始这一段时期内，古代诗学研究基本上在正常的学术氛围下进行。

这其中，关于《文心雕龙》的探讨；

关于钟嵘《诗品》风格论、批评论及其美学思想的研究；

对《二十四诗品》风格论的研究和围绕《诗品臆说》引起的论争；

围绕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引起的有关严羽诗论的研究等等，（6）总的来看，相关的研究或学术论争大多还是在正常的学术轨道上运行的。

一些学者还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来研究传统诗学。

例如，邹问轩的《诗话》（北方文艺出版社，1962年）就意境、含蓄、炼句、炼字等问题进行了剖析，探讨的是传统的诗学问题，但作者在探索和阐明旧体诗的特征及其发展规律时，尝试运用的却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与方法。

大致来说，建国后的十七年时间里，古代诗歌理论研究方面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如在诗歌形式理论研究方面有王力的《汉语律诗学》（新知识出版社，1958年）和《诗词格律十讲》（北京出版社，1962年），其中，《诗词格律十讲》分诗韵、平仄、对仗、词谱、词的平仄与对仗等进行条分缕析，对读者学习和掌握诗词格律的基础知识很有帮助，是不可多得的普及读物。

在诗学文献的整理特别是诗话（单行本）的校点、注释或校勘上，也有一定的收获。

如王仲闻校点的《诗人玉屑》（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郭绍虞的《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和《诗品集解》（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汪绍楹校点的《昭味詹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邓之诚的《清诗纪事初编》（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5年）等。

范畴研究也有一定收获。

如李泽厚的《“意境”杂谈》一文对“意境”范畴所作的现代美学角度的解析，钱锺书的《通感》一文对“通感”所作的打通中西的比较研究等，（7）现在看来，也少有人超越他们的理论深度或研究视界。

陈泳的《略谈“境界”说》、徐公持的《释“思无邪”》、吴调公的《说诗味---钟嵘的诗歌理论及其美学思想》、石芃的《试说兴、观、群、怨及其它》、郑朝宗的《论王士祯的神韵说》等专文，也多有论析精到之处。

此外，诸如“养气”、“神”、“理”、“才”、“神思”、“道”、“风骨”、“通变”、“别才”、“别趣”、“性灵”等概念或范畴，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开掘。

“文革”开始后，中国古代诗学研究转入低潮。

此前稍早的郭沫若的《读〈随园诗话〉札记》（作家出版社，1962年）似乎已经透露出些许个中消息。

作者在序中说：

“余少年时尝阅读之，喜其标榜性情，不峻立门户；

使人易受启发，能摆脱羁绊”，又称自己在时过境迁后，觉得“其新颖之见已觉无多，而陈腐之谈却为不少，良由代易时移，轮旋坤转，价值倒立，神奇朽化也”，然后对《随园诗话》的“糟粕”进行揭露，“凡得七十有七条”。

作者在《后记》中对部分批评者批评他“吹毛求疵”的“吹毛”问题进行了辩解，似乎是想将自己的研究同毛泽东批点《随园诗话》这件事分开。

这一学术个案在一定程度上表征着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或学术氛围，因而很有学术解剖学意义。

文革开始后，政治成为文学研究的晴雨表，政治批判也成为了中国诗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孔门“温柔敦厚”的诗教成为政治批判的主要对象；

孔子的诗论也被看成是复辟奴隶制的工具；

六朝“声律”论被定性为形式主义；

《诗品》、《诗式》、《二十四诗品》、《沧浪诗话》等被看作是反现实主义的著作；

中国诗歌理论研究被圈定在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形式主义与反形式主义、复古主义与反复古主义等二元对立思维框架中来进行，正常学术范围内的诗学研究少得可怜，除了几部有关孔子文艺观及诗论的政治批判著作外，大多数文章都是政治批判的注脚，文献整理工作上也几乎是一片空白。

3、新时期以来的古代诗学研究

新时期以来，学术研究进入正常轨道，“文化热”、“国学热”以及西方各种文艺思潮的冲击，使得古代诗学理论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迅猛发展的时期，取得了较之以前不可同日而语的研究实绩，以下略择十端，简要述之。

一、诗学文献的整理取得了重大的成绩。

一大批古代诗学文献经过细密的编选、校勘、注释、笺注、辑佚或补订后得以问世，诗话或诗纪事的编选也大多呈现出收录资料丰富、集体协作精神强的特点。

在古代诗话、诗纪事的编选上，新时期以来颇有收获。

通代性质的有：

武汉大学中文系编辑的《历代诗话论作家》（武汉大学出版社，1984年）、王大鹏等人编辑的《中国历代诗话选》（岳麓书社，1985年）、常振国等编辑的《历代诗话论作家（上、下）》（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邵祖平的《七绝诗论诗话合编》（巴蜀书社，1986年）、申骏编著的《中国历代诗话词话选粹》（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吴文治主编的《中国历代诗话全编》，以及郭绍虞等编辑的《万首论诗绝句》等。

断代性质的则有郭绍虞与富寿荪编辑的《清诗话续编》、萧华荣辑录的《魏晋南北朝诗话》等。

王大鹏等人的《诗话选》选录自南北朝至晚清诗话数百种，特别注意从文学和美学的角度选辑历代诗话、笔记中的论诗部分，在选文定篇目上，或立标题，或按内容，或依论点，十分清晰；

在敷理举统上，以知人论世的传统方法对诗论作者作了传略，也有助于后学加深了解。

该选还对所选各诗话在书目上的著录或版本情况作了说明，叙述相关的文学和美学观点并加以评价。

有此选本在手，则可知古代诗话大体的发展历史和主要精义。

吴文治主编的《中国历代诗话全编》堪称诗话研究的资料巨制。

郭绍虞等的《续编》于丁福保《清诗话》之外，另辑录清人诗话34种，辑补之功，学界有目共睹。

陈伯海主编的《唐诗评论类编》、《唐诗汇评》所采辑的评论非常丰富，每位诗人有汇评，每首诗有汇评，一组诗后还有总评，用力之勤，令人感佩。

对这些编选的更为细致的疏证工作也在进行。

如黄益元等在《评文研所〈中国历代诗话选〉》一文中对王大鹏等人的编选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也指出了该选在书目条目、题解说明、脱讹衍倒标点等方面的疏误。

（8）段莉萍等在《〈历代诗话论作家〉瑕摘》一文中从辑录编排、资料校正、标点运用三个方面对《历代诗话论作家》的讹误罅漏作了择要举正，对提高该书的质量和使用价值也很有帮助。

（9）钟振振的《〈宋诗话辑佚·

古今诗话〉校点献疑二十六例》一文则对郭绍虞的《宋诗话辑佚》中的《古今诗话》的校点问题提出了异议。

（10）

另一个重要的收获是校话或诗纪事的校点、校注、笺证、注释等。

其中，单行本收获颇丰，如王国安校点的《诗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杜维沫校注的《一瓢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霍松林校注的《说诗晬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和《原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戴鸿森《姜斋诗话笺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周本淳校点的《唐音癸签》（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和《诗话总龟》（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李壮鹰的《诗式校注》（齐鲁书社，1986年）、汤新祥校注的《蛩溪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王仲镛的《升庵诗话笺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李庆立等的《诗家直说笺注》（齐鲁书社，1987年）、赵蔚生等的《谈龙录注释》（齐鲁书社，1987年）、王英志的《续诗品注评》（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李华珍校点的《五代诗话》（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吴熙贵的《李调元诗话评注》（重庆出版社，1989年）、陈应鸾的《岁寒堂诗话笺注》（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戴鸿森校点的《五代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等。

在“诗纪事”方面，陆续重印、重校或续补的有：

吴世常的《论诗绝句二十种辑注》（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李梦生校点的《元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孔凡礼的《宋诗纪事续补》（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王仲镛的《唐诗纪事校笺》（巴蜀书社，1989年），以及钱仲联主编的《清诗纪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1989年）等。

新时期以来，诗话、诗格的考证、辑佚或补订工作仍然为学者所关注。

如：

郭绍虞的《宋诗话辑佚》和《宋诗话考》（其辑佚和考证工作实际从解放前即已开始）两著对宋代诗话的总貌及流变特点作了全面的考证。

陈尚君的《〈宋诗话辑佚〉匡补》一文在郭先生的《宋诗话辑佚》之外，又做了有益的订正工作，他高度评价了郭绍虞在诗话整理方面的贡献，同时，又对《宋诗话辑佚》中存在的问题，如书名尚有出入、部分文录书证还不充分、类书与地志等书尚有未检及处等问题，进行了重新指正和匡补。

（11）由于清代诗话总量多，版本流传复杂，不少学者在清代诗话的书目、版本的叙录或辑考工作上也作了大量的努力，付出了艰苦的劳动。

如蔡镇楚《石竹山房诗话论稿》卷四的《清代诗话考略》，收录清代诗话780多种。

蒋寅的《清代诗学著作简目》于郑静若《清代诗话叙录》和吴宏一《清代诗学初探》所附之“清代诗话知见录”两种清诗话目录之外，“就海内外公私藏目广加搜讨，耳闻目验，得七百七十余种”，按笔画排列，备注版本庋藏，以供研究者之用。

（12）张寅彭的《清代诗学书目辑考》所收清代诗话七百多种，略按作者生卒年或成书前后排列，对清诗话研究也很有参考价值。

（13）他的《清代诗话汇编和诗话丛书》一文则对吴景旭《历代诗话》、蒋澜《艺苑名言》、张燮承《小沧浪诗话》等综合性质的诗话汇编，以及王士禛《五代诗话》、厉鄂《宋诗纪事》、陈田《明诗纪事》等专辑性质的诗话汇编进行了详细考辨，就其编排次序、体例、主要内容、按语情况、诗论倾向、刊印情况、弊病等作了细密的订正。

（14）蔡、蒋、张等人在清代诗话书目叙录及版本辑考方面的成绩与不足，香港学者吴宏一在《清代诗话的整理与考述（提要）》一文中则进行了详细的评述。

一些更为细致的考证或订正工作也在悄然进行。

略举二例。

如周祖譔在《〈后山诗话〉作者考辩》一文中，针对元代方回作《读后山诗话跋》提出四条所谓证据以证《后山诗话》非陈师道所作，以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断言《后山诗话》非师道之作，强调指出：

“陈师道有《后山诗话》之作，此断无可疑者。

”作者举证说，陈师道的门人魏衍“编《后山集》竟，于政和五年（1115）作《集记》，有云：

‘《诗话》、《谈丛》，各自为集’。

足见《后山诗话》于当时已单独编集矣。

”作者还认为，胡仔《苕溪渔隐丛话》所引之《后山诗话》条目校以今文，除个别文字有出入外，内容完全一致。

亦可证传本《后山诗话》为陈师道所作。

（15）又如，陈应鸾在《张戒生平及其诗话作时略考》一文中据诗话提供的一些内证，结合张戒的生平事迹，认为《岁寒堂诗话》写作时间的上限，不会超过绍兴12年（1142）11月，并将其下限大致确定在绍兴27年4月之后。

（16）他还在《黄彻卒年及其诗话作时初考》一文中通过考证指出黄彻卒年为绍兴28年9月左右，并认为黄彻的《蛩溪诗话自序》是考证其诗话作时的重要材料。

《蛩溪诗话》当作于绍兴5年（1135）下半年至10年（1140）上半年之间。

其完稿的时间则当在张浚罢相后任福建路安抚大使的第二年内，亦即在张浚招黄彻入幕的前夕。

（17）

二、通史或断代史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

如前所述，20世纪早期的诗学史研究常常同批评史著作的编撰结合在一起，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新时期以前。

从新时期开始，在各种诗史、批评史以及专题研究取得越来越多的成绩的基础上，诗学史的编撰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出现了多部诗学史著作。

袁行霈等人的《中国诗学通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庄严与章铸合著的《中国诗歌美学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余荩的《中国诗学史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陈良运的《中国诗学批评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萧华荣的《中国诗学思想史》（华东师大出版社，1996年）、周裕锴的《宋代诗学通论》（巴蜀书社，1997年）、张健的《清代诗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丁放的《金元明清诗词理论史》（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等通史或断代史著作，或对中国诗学历史作全景把握；

或鸟瞰某一时代诗学的总体景观；

或从思想史、文化史进入到诗学史的深层次；

或从审美学角度进行聚焦；

或从中国诗学批评型态的嬗变入手来清理中国诗学的内在演变规律；

写法上固然各具匠心，历史通观能力的总体提高则又是有目共睹的。

如果将新时期以来收获的各种文学批评史、文学理论史、文学思想史著作，以及各种具有史述性质的教材、概论中的有关中国诗学的历史描述或历史研究包括进来的话，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通史的研究与断代史的研究是新时期以来中国古代诗学研究中收获最丰的研究领域之一。

这些著作在入思路径，历史分期以及对中国诗学特征的总结方面都有各自的看法，以下作简要的评述。

袁行霈等人的《中国诗学通论》对中国诗学的总体发展历程作了全面、深入、细致的梳理，是新时期以来收获的有关中国诗学研究的主要成果之一。

该著不仅对“中国诗学”的内涵作了明确的界定，还对“诗文评”之外的中国诗学文献资料的范围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诗学的文献整理提供了一个比较清晰的工作框架。

作者在该著中首次尝试以重要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来进行诗学历史的分期，将之分为六期：

一、发轫期（从《尚书》到《楚辞章句》）；

二、相对独立期（从《典论•论文》到《文心雕龙》）；

三、独立发展期（从《诗品》到《二十四诗品》）；

四、高潮期（从《六一诗话》到《沧浪诗话》）；

五、理论体系建立期（从《唐才子传》到《原诗》）；

六、多元化时期（从《带经堂诗话》到《人间词话》）。

这种分法较之通常以历史时段为诗学历史分期依据的划分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凸现诗学自身的内在发展规律，也有其合理性。

此外，该著将中国诗学的派别分为功利派和非功利派两种，并将中国诗学的总体特点概括为实践性、直观性和趣味性三点，都是在全面考察中国诗学历史后得出的自然结论，也是令人信服的。

某一学科的历史常常体现为该学科主要范畴的发展演变的历史，抓住了范畴历史，常常意味着抓住了该学科发展的主要矛盾。

就此而言，庄严、章铸的《中国诗歌美学史》主张将中国诗学历史上各个时期从诗歌审美感受与审美经验中上升为理论形态的诗歌美学范畴作为中国诗歌美学史研究的核心，其研究眼光就显得十分独到。

作者将中国诗学范畴分为概念范畴、形态范畴、关系范畴和方法范畴四个方面，这是较早用现代逻辑学对中国诗歌美学范畴进行型态划分的努力和尝试。

该著提出应处理好中国诗歌美学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如分期问题（作者认为中国诗歌美学史的分期不应采取线性的、静态的、以时间发展线索为主的传统方法，而应采取非线性的、动态的、以诗歌自身发展线索与时间流贯线索相结合的划分方法）、诗歌美学史的下限问题（认为应当放在新、旧诗交叉的现代上）、要处理好诗歌美学史描述中的四种关系（与古代哲学、与中国古典美学、与中国文艺史和文艺学、与当代西方美学的关系）等，不仅在该著的研究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对词学批评史、戏曲批评史、小说理论批评史等的研究也很有借鉴意义。

该著提出的在两种传统（即旧诗传统和新诗传统）和两种历史过程（即传统与现代）互补、交融的基础上，经过比较和对照，将中西诗学与美学尽可能联系与沟通起来的这一看法，则不仅具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对中国诗学研究还具有方法论意义。

余荩的《中国诗学史纲》力图总结中国诗论之重要学说及其发展概貌，以史为线，以论为纲，阐述各种论诗学说之内涵及其承变关系，勾勒中国诗学之要旨及其发展轮廓。

作者将中国诗学概括为两个学统（一是以教化观为核心；

二是以审美为基点，它们在存在形态上的对立或互补构成了中国诗论的基本面貌）、四个时期（先秦两汉为奠基期、魏晋六朝为演进期、唐宋为振兴繁荣期、明清为集成和体系化时期），并指出诗论形式的多样性是中国诗论繁荣的标志，中国诗论具有理论性、知识性、鉴赏性、文学性熔于一炉的特色。

可以说，这些平实的理性总结都比较准确地反映了中国诗论的基本实际。

陈良运的《中国诗学批评史》最大的特色是将中国诗学的历史分期与中国诗学的批评型态结合起来加以考察。

著者认为：

先秦两汉是诗歌观念发生、演进时期，功利批评为其主要批评型态；

魏晋六朝是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