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我国电信业国际竞争力的对策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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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电话普及率达到20．1％（城市电话普及率达到39%，移动电话普及率达到6．7％），通电话的行政村比重达到80％。
我国电信业的快速发展与改革有着紧密联系。
尤其在“九五”中，我国对电信业逐步实施了政企分开、邮电分营、电信重组和公司化改制。
目前，我国通信和信息服务市场已形成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中国卫星、中国网通、铁通和吉通通信等骨干企业与大量中小企业相互竞争、共同发展的局面，电信领域的市场竞争格局初步形成。
与此同时，信息产业部加快了省级通信管理局的组建工作。
随着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和《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我国通信业已经走上了依法管理的轨道。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大国，我国电信市场还有巨大的开拓潜力和增长空间，因此吸引了全世界电信巨头和投资者的关注。
尽快开放电信服务市场，也是我国在参与加入WTO谈判中对方坚持不舍的要价。
因此，积极研究提升我国电信业国际竞争力的对策，对适应日后国际竞争的需要，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二、电信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内涵
对于电信服务国际竞争力的认识和分析，理论上有多种方法可以借鉴。
1985年世界经济论坛《关于竞争力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国际竞争力的概念，认为国际竞争力是“企业主目前和未来在各自的环境中以比它们国内和国外的竞争者更具有吸引力的价格和质量来进行设计生产并销售产品以及提供服务的能力和机会”。
1994年的《国际竞争力报告》又认为，国际竞争力是“一国一公司在世界市场上均衡地生产出比其竞争对手更多财富的能力”。
在具体衡量国际竞争力时，该报告认为,国际竞争力是竞争力资产与竞争力过程的统一。
所谓资产是指固有的（如自然资源）或创造的（如基础设施）；
所谓过程是指将资产转化为经济结果（如通过制造），然后通过国际化（在国际市场测量的结果）所产生出来的竞争力。
它取决于五个不同因素的组合：
变革因素（人力资源、金融活力及自然资源）、变革过程（依赖于工业效率、企业内部创新与外向性）、环境（涉及经济活力、市场导向、政府干预程度）、企业自信心以及工业序位结构。
还有观点认为国际竞争力可以区分为国家的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国家竞争力是指一个国家在参与国际竞争中所表现出来的整体竞争能力，以及国家为本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竞争提供一种有效的环境支持能力。
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则受四个层次因素的影响：
（1）企业内部效率，即企业以最佳方式配置资源的能力；
（2）国内环境或经济体制的状况，对企业竞争力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3）国际贸易和国际市场的状况影响企业竞争力的发挥；
（4）部门环境或行业环境影响竞争力的高低。
此外，还有观点认为竞争力就是生产能力、销售能力和服务能力的综合。
结合上述理论与电信业的行业特征，根据笔者在电信业工作的实践经验，笔者认为，对电信业国际竞争力的内涵可以这样理解：
从表现形态上看，主要可从“硬件实力”和“软件实力”两个方面去判断。
“硬件实力”主要是指可体现为有形的电信服务基础设施资源或资产、市场总规模、设备技术层次及先进度、销售网点数、提供的经营品种或服务种类等；
“软件实力”则主要是指体现为无形的电信生产率（包括劳动生产率、单个员工占有的线路数或资本数量等）、人力资本存量（包括员工的年龄结构、素质结构等）、设备利用效率、管理组织水平（含内部经营机制）、服务质量（包括网络服务和市场服务）、创新能力（包括业务创新、组织创新、技术创新等）、市场控制能力或应变能力等。
从不同的层次看，还可从宏观、微观的层面去分析。
宏观层面的竞争力主要指政府对产业的管理水平（包括管理体制、产业政策、宏观调控水平、市场秩序等）、产业发展的总规模、产业发展的平均阶段（如成长期、成熟期或是变革期等）、市场结构特征、产业的平均技术层次和水平、产业的整体盈利能力、增长能力和自适应环境变化的创新能力（表现为产业组织结构的调整与改善、产业市场价值的增大、产业产品或服务种类的更新以及产业技术更新的速度）等方面的因素决定；
微观层面的竞争力主要指代表性或支柱性电信服务商的制度合理性（指企业体制特征）、资产实力、服务能力、收益能力、扩张能力、创新能力、营销能力、管理能力等。
此外，还要考虑到电信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是一个动态的、相对的指标，在不同的时间、空间条件下，各构成要素的影响和作用是不完全均等的。
可能会有生产力方面的因素居主导地位，也可能会有生产关系即体制方面的因素居主导地位，当这两个方面有任何一个方面发生变化，矛盾的表现形式也会发生相应变化。
如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电信业的主要矛盾是总量问题，需要加大电信投人，增加电信服务供给；
而到20世纪90年代末，这一主要矛盾就变为总量与结构性的矛盾并存，而且结构矛盾成为制约总量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实践中就需要改革不合理的电信管理体制，放松管制，调整市场结构等。
弄清了电信业国际竞争力的内涵和构成要素，就可以借鉴国际经验，进一步对我国电信业参与国际竞争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三、现阶段我国电信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从宏观层面上看，我国政府对电信业的管理水平还不高，电信法规建设相对滞后于电信发展的要求。
首先，由于我国电信服务业的管理体制刚刚做完调整，设立了新的电信管理部门，但是新的部、省电信管理局在自身的组织建设、人才配备和工作等内部管理方面，还亟待理顺。
其次，体制调整后，各级通信管理部门在行使政府监管部门各项职责、制定产业的调控政策之前还有大量的基础性工作要做，如对全国通信业整体资源的分布和潜力的了解、全国通信业市场体系的规划等，这都需要一定的时间。
第三，我国《电信法》等还在酝酿起草中，电信服务业的改革开放缺乏完善配套的基本法律依据，从国外电信业的改革发展经验看，我国电信的法制建设有所滞后。
如日本政府就非常重视电信市场的法制建设，早在1984年，日本就制定了《电信事业法》和《日本电信电话公司法》，并从1985年开始实施。
由于我国电信业的政策法规与监督体系尚不健全，政企分开后，政府失去了通过人、财、物管理企业的手段，今后如何调控市场、引导产业发展，保证电信产业的公平竞争，是必须考虑并着力解决的问题。
（二）从我国电信业的市场结构看，市场集中度仍然较高，有效竞争还没有充分形成。
由于对中国电信和中国移动公司实行分业经营（即中国电信和中国移动的基本经营领域各不相同），实质上仍是寡头垄断型的市场体制。
以1999年电信业务收入为例，全国电信业务收入总计完成2787．9亿元，其中，中国电信收入完成1567．1亿元，占56．21％；
中国移动收入完成713．2亿元，占25．58％；
中国联通收入完成149．8亿元，占5．37％；
中国通信卫星广播公司完成收入3．4亿元，仅占0．12％，吉通公司完成收入1．65亿元，约占0．059％。
其他电信服务商更是小得可怜。
寡头垄断的优势地位必然导致中国电信、中国移动通过各种途径构筑较高的进入壁垒，如通过价格战、设置网间互联障碍等，阻止新兴电信运营商的进入和发展，希图继续谋取垄断利润。
但是，如果国内电信运营商连国内竞争都避之不及，更有何实力和经验去面对国外电信巨头的冲击与挑战?
显然，垄断下的发展只是一种被动的、低水平的、缺乏创新力的发展，而非健康的、经得起环境变化和考验的发展。
而畸形的市场结构也必然导致电信产业整体素质不高，缺乏源自产业内部的发展增长机制的推动力量。
（三）从微观上看，我国电信服务企业的企业体制、内部运行机制等还不尽台理，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离参与市场竞争和国际竞争的要求还有一段距离。
中国电信和中国移动两大主要电信运营商，刚从中国电信重组而来，还带有中国电信作为国有大型企业的各种烙印和影响，后起的中国联通也是国有特大型企业。
作为国有企业的一员，这三大主要电信运营商都不可避免地具备国有企业的共性特征，包括产权主体不够明晰，内部权责不清，“内部人控制”现象普遍存在，干部的任用机制、员工的分配机制、投资约束机制、风险控制机制、人才的激励机制、经营者的监督机制等都还不够规范，此外，内部组织结构不合理、企业内部办社会办多种经营、冗员多等现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国有通信企业就还没有具备一个合格的市场主体的基础资质，必然在开放后的国际竞争中陷入制度性矛盾的约束中。
而从国外看，继全球电信业出现开放势头以来，各国纷纷对传统的国有通信企业进行了公司化改造，改变了其原有的股本结构，有的国家还实行了激进的私有化措施，使国有通信企业完全转变成一个具有真正现代企业特征、以市场为导向的经营组织，为其参与国际竞争完成了制度上的变革准备，促进了电信业快速发展。
如墨西哥电信自1991年制度变革以来，其增长速度比整个经济增长速度快7倍。
（四）从硬件实力上看，尽管我国设备技术层次和水平与国外同行基本接近，但是在企业规模和网络建设上还有待加强。
尤其是通信资产的地理分布极不均衡，中西部内陆和山区的通信能力仍然有待增大投人，同时，随着计算机、电信与有线电视三网融合进程的加快，数据需求的急剧上升，也迫切需要我国对电信基础设施进行新一轮的更新换代。
收入规模是通信服务水平和通信能力的间接体现。
从收入规模上看，美国1995年的电信收入就达到了1787亿美元；
同年欧盟的电信收入是1702亿美元，日本是938亿美元，澳大利亚是114亿美元，而当年我国的电信收人为986亿元人民币，固定资产原值达到近4000亿元人民币，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总体水平。
此后，随着电信企业跨国兼并，国际电信巨头的实力继续增强。
如1999年1月16日，英国最大的移动通信公司Vodafone宣布和美国第5大移动通信公司Airtouch合并，成为当时在全球拥有2300万用户的世界最大移动通信专业公司；
Vodafonel999年市场总资本达2780亿美元，当之无愧地列入全球一流大公司。
（五）从软件实力上看，我国电信服务业的整体水平也有待提高。
以1996年数字作为比较，世界各国每位员工主线数平均为139线，其中美国190线，德国205线，日本289线，巴西169线，韩国294线，泰国120线，我国是114线，为世界平均水平的82％。
虽然目前我国这一指标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差距较大。
从每位员工业务收入看，世界平均水平是12．6万美元，其中美国20．3万美元，德国20，8万美元，日本43．8万美元，巴西13．9万美元，韩国14．1万美元，泰国6．5万美元，我国是3．63万美元，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8．80／O。
这一指标，不论是与发展中国家还是与发达国家相比都有相当大的差距；
尽管这一指标我国近年还在上升，如1998年已上升到5．4万美元，但差距仍然存在。
我国电信企业资产利用率也不高。
世界每条线路的收入平均为900美元，而居世界电信排名第10位的中国电信每条线路的收入仅为244美元。
此外，资产利用率不高，尤其是部分地方网络利用率不到50％。
员工队伍的整体素质还有待提高。
内部管理也还刚刚起步，战略管理、财务管理、市场营销管理等都需要加快与国际电信同行接轨，采用现代科学管理工具和方法，以发挥管理的最大潜力；
在企业的扩张方面，主要依靠内部自我积累的积聚式扩张方式，缺乏通过资本营运实现集中式的扩张，而从国外同行看，兼并和收购是电信企业实力迅速壮大的一个重要途径。
四、提升我国电信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对策
（一）提升我国电信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宏观对策
1．加快我国电信业的法制建设工作，力争早日出台《电信法》，为我国电信业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对内对外开放确定法律依据和法律基础。
良好的法律框架是电信有序发展的前提。
从国际经验看，很多国家都已意识到制定专门的电信立法的重要意义。
政策目标一旦被写进法律，即可确保政策目标的实施。
同时，为电信部门制定健全的法律基础结构还会对吸引外资进入电信部门产生重大影响。
我国在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后，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电信业的市场准入、市场规范、业务发展、互联互通等提供了基本的规范，下一步是要坚定不移地认真贯彻落实好。
同时还要积极加快《电信法》及有关外商投资、电子商务、信息安全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建设，以此加强通信市场的监管，完善市场准入和互联互通规则，建立科学合理的通信资费机制、通信普遍服务补偿机制和通信资源有偿使用机制，创造有利于信息产业发展的政策法规环境。
2．要加快我国对电信业管理模式的转变过程，形成依法行政、高效运转、配套完善的行业管理体制，并在此基础上提高对电信业的监管水平，促进电信业在健康有序的轨道上发展。
首先，中央和各省级通信管制部门，首先要加强自身建设，提高管制人员的业务水平和职业素质，理顺办事程序和规范，超脱于众多电信运营商的私利之上；
其次，要运用价格和行业标准等，加强对电信业的引导和管制，促进企业改善服务，提升素质。
比如要坚决运用不对称的资费管制，促进电信市场有效竞争的形成；
要通过服务质量监督检查等，促进电信企业提高服务水平；
要通过加强入网设备管理等，确保网络的先进性和完整性；
要通过简化许可证审批手续，鼓励民间资本进入电信市场等。
3．积极加大对国内主要电信运营商的扶持力度，培养出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家级电信企业集团。
这既是我国国有电信商的性质所决定的，也符合国际惯例。
德国为了增强德国电信的国际竞争实力，在1995年德意志电信享受民营企业待遇之前，一直免缴企业所得税和企业净资产税，两项合计，1995年一年就达17亿德国马克，另外还直接为德国电信负债担保，开辟融资渠道。
美国为了扶持本国通信业的发展和国际扩张，也放宽了对通信业兼并重组的限制。
反观我国，当前整个通信业应该说还处于蓄势起飞期，考虑到通信业具有的基础设施性质以及我国地理环境的复杂性，我国电信运营商还离不开政府在融资、税收等方面的支持。
据统计，截至2000年底，我国电信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融资总额已累计达到200亿美元，融资规模远远超过改革开放以来利用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总额（到1998年底为70亿美元）。
但是，由于通信技术更新换代速度惊人，通信业的投资需求有增无减，我国通信业还需要政府进一步在开放国内资本市场和推向国际资本市场上予以大力支持。
4．积极鼓励和规范国内竞争，让我国电信服务业逐步进入到竞争的生存环境中去。
开放有利于打破传统的电信垄断，引入竞争，从而提高电信服务业自身的素质和经营服务实力。
由于我国现阶段电信市场集中度还很高，按照产业组织理论和政府管制部门的目标，对中国联通实行的非对称的扶持政策，应该确保落到实处。
尤其是坚决防止占有基础网络的主体电信企业设置网络互联障碍打压新兴电信商的发展。
因此，政府管理部门还应把落实网间互联工作作为实施不对称管制政策的重点，以使新兴的电信运营商有参与市场竞争的公平机会。
此外，按照市场结构决定企业行为的理论，可能会出现强势企业（主导电信运营商）通过不正当行为构筑起强大的进入壁垒，阻止新进入者，从而维护既得的垄断收益，因此，政府管理部门尤其要加强对市场秩序和市场行为的监督，以使新兴电信运营商不至被主导电信企业不合理的强大的防御措施所压制，失去快速成长的可能。
（二）提升我国电信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微观对策
1．要深化现阶段对我国国有电信商的改革。
要加快对现有国有大型电信集团的公司制改造步伐，规范其内部治理结构，使其建立起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分散风险机制，并具备参与资本运作的条件。
还要着力推动企业内部经营机制的转换，使其成为机制灵活、以市场为导向的现代国际化电信公司。
尤其是在公司的经营者选拔、薪酬分配以及用人机制上，要改变过去以行政任命为主的选拔方式，借鉴国外做法，引进一批真正懂经营、善管理、具有国际视野的职业企业家来驾驭公司，提高公司管理水平。
如德国电信为了彻底从原国有企业转轨，全面更换领导班子，其重要领导，除了基础网是老电信外，其余均由不懂电讯专业技术、但是精通市场的“外行”民营企业家担任。
我国要参与国际竞争，也必须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优秀的职业经理人或企业家。
电信企业在治理结构框架和激励约束机制基本形成后，就会努力加强管理、技术和服务创新，走上集约型发展道路。
2．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力度，增强国内电信运营商的“硬件实力”，增强国内电信运营商的生产力、销售力和服务力。
仅从以资产表示的网络覆盖实力看，德国在开放电信市场之前的9年间，就投资1200亿美元用于其电讯基础网的建设，使其“防线”“固若金汤”，而我国到1997年底整个通信业积累的固定资产原值才接近4000亿元人民币，更何况我国的地理面积和地形复杂度远胜过德国。
因此，我国电信运营商要借鉴德国经验，继续增加投入，提升网络技术层次，按照三网融合的要求，采用密集波分复用、第三代移动通信及IP等先进技术，实现网络的平滑过渡与升级换代，使其逐步成为一个融语音、数据、图像为一体，超大容量、灵活高效、经济适用、安全可靠的宽带高速信息网，同时积极改善服务，加大市场开拓力度，尽可能提高市场占有率，力争在中国加入WTO后享有的4年宽限期过去之后，给外国企业留下尽可能小的活动空间。
3．借鉴国外做法，积极推进国有主导电信运营商内部的人员、资产等结构调整工作，提高其“软件实力”。
从世界各国电信企业化经营后的情况看，很多都要进行裁员，如英国电信员工总数大约降了50％，芬兰电信降了40％以上，德国电信也降了2796以上。
要提高我国电信业的国际竞争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一个重要方面。
为此，要通过人员分流，减少内部冗员，同时做好员工的培训和人才引进工作，提高员工整体队伍素质和生产率。
此外，还要加强对资产结构的调整。
尤其是重组前的中国电信，由于历史原因形成了大量的非生产性资产。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99年底，全国电信企业各类多种经营企业资产总额已达到361．7亿元，营业收入达到291．6亿元。
对于这部分资产，要加快实施主辅分流战略，确保电信公司集中于核心业务，以增强国家主体电信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
4．实施战略联盟与合作战略，实现生产经营与资本经营“两条腿”走路。
电信结盟已成为目前电信运营者增加实力、迅速扩张运营范围的最主要手段之一。
如德国电信公司与法国电信公司正在不断扩大合作，其中包括双方将互持对方的股份，以及在研究和开发、多媒体、信息系统和电话卡等领域开展协作项目。
我国电信运营商在全面完成公司制改造后，也要重视资本经营工作，通过股权转换等，迅速增强企业实力和扩大服务范围。
同时还要开展积极的结盟与合作，力争在日后复杂的竞争格局中占据主动。
国内通信运营商要在资源共享、产品研发、用户服务、信息沟通等方面加强同业合作的同时，积极加强与金融和其他行业的合作，构造新型银企关系，深挖国内市场潜力，加快扩大市场份额，高筑国外电信运营商进入壁垒，奠定国际竞争中战略联盟或战略合作的基础。
当电信市场全面开放后，还可积极参与周边电信市场的角逐，延伸我国电信业的影响范围，确保中国电信服务业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立于有利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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