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农民专业经济组织发展研究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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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层次划分，村及村以下组织约占71.2%；
乡镇级组织占24.1%；
县及县以上组织占4.7%。
按涉及领域划分，产前合作的占12.5%；
产中合作的占18.2%；
产后合作的占13.8%；
产前产中产后全方位合作的占55.5%。
按涉及行业划分，种植类的占45.5%；
畜牧养殖类占45%；
综合类的占9.5%。
从以上分析数据看出，日前从事种养业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主要集中在蔬菜种植、养猪、养牛等行业。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集中于种养殖业，主要是由于种养业的商品率较高，农户承担的市场风险较大，因而对合作的需求动机较强。
粮食由于长期垄断经营，使合作组织的滋生缺乏必要的政策空间。
而从事第二产业如加工业和运输业却没有专业协会，说明我省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分布更多地停留在初级产品上，又由于资金、设备、技术等要求较高，农民合作需求还不强烈。
2．组建方式灵活多样
一是依托农村种养殖大户牵头组办，这类组织大体上占所有专业合作组织的62%，这些专业大户在农村信誊较高，其兴办的各类协会在筹集资金、提供技术、开拓市场等方而有明显的优势。
如三都县二合镇交杠村果树种植能手莫可，牵头兴办的果树专业协会，在进行科学种植果树、防病治病、市场营销等方而都发挥了显著作用。
关岭自治县断桥村党支部支持党员致富能手张文新筹建成立科学养猪协会，通过协会担保贷款、提供技术、产销一条龙服务。
目前，协会已发展成员55户218人，覆盖3个乡镇，协会固定资产从2002年的2万元发展壮大到目前的381.5万元，今年协会投资55万元修建了饲料加工厂，实现了产、供、销一条龙。
二是乡村干部牵头，吸收本村及周围农村从事专业生产的农户充分利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组织资源和人力、物力、财力，发展专业化生产。
这类协会大约占26%。
如平塘苗一河乡新寨村果树协会，现有会员124户，该协会成立以来，紧紧围绕桃产品的生产、销售需要，组织广大会员学技术、拓市场，带动全乡区域经济的发展。
从成立之初的2002～2004年，该协会每交易50kg产品向商家收取1元服务费，用于村级组织建设和公益事业建设。
三是依托农技部门牵头兴办协会，这类组织大约占13%，利用农技部门的人才、技术和设备优势，与农民联合起来，发展当地主导产业和拳头产品。
如瓮安县草塘镇农技中心牵头兴办的草塘镇蔬菜协会，在蔬菜种植技术的培训、组织销售等方而发挥了较大作用。
四是依靠公司带动农户组建协会。
如贵阳老干妈、安顺牛来香等企业充分利用自身资金、技术、规模等优势，在全省各地地建立了辣椒协会、养牛协会等，基本上形成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公司+协会”共同体。
五是组织农民建立农业产业化基地。
近年来,全省加大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后,以市场为导向建立了蔬菜种植协会、茶叶协会、烤烟协会等，发展无公害蔬菜、烤烟、茶叶,逐步形成了规模，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创造了条件。
3．合作经济组织的注册不统一，多数属于非营利性实体，且有大部分组织没有进行任何注册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绝大部分已经登记注册，也有一部分没有登记注册。
半数以上的协会在农业部门登记，1/4的协会在工商部门注册，成为经济实体；
1/4的协会在民政部门登记，作为社会团体或群众组织。
也有在两个部门或者在三个部门同时登记注册。
这些组织多数属于非营利性实体，有的属于群众组织。
在法定地位和法律援助方面非常薄弱。
超过一半的组织在成立和运营过程中没有获得过法律咨询或援助。
多数的组织所拥有的法律权利主要为：
可以签署销售合同，可以拥有自己的品牌，可以签署采购合同，可以拥有自有资产及自己的银行账号，可以借贷流动资金，可以为会员贷款提供担保抵押，可以开办市场等。
组织的财务状况一般对会员公开，也有少部分不公开。
一部分组织有外部审计。
目前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对外参股或控股企业的极少。
4．合作经济组织在发展中不断出现的新趋势、新动向
一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主管部门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组建和发展所提供的支持不断增强，具体支持方式包括发布文件、提供资金补贴和实物支持、帮助组织在其他机构获得资金、减免税费等。
其中的资金补贴，从400多元到20多万元不等；
实物补贴，价值从600元到1万元不等，促进新组织的组建和已有基础的组织迅速发展壮大。
二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组建领域不断拓宽，已从蔬菜、瓜果等种植业范围扩展到粮食、养殖、旅游、农机、水电、科技服务、物业等各业，合作的深度也从单纯的生产环节扩展到生产、加工、销售全过程，涉及到加工、销售领域。
三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优势产业的依托性增强。
专业合作社突出主导产业，发展特色产品，较好地适应了市场的需求；
综合服务社从服务农民生活出发，突出综合服务，较好地满足了农民的需求，也启动了农村消费市场。
四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突破行政区域界限，很多以市场为基础，以产品为依托，实行跨区域发展。
五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中的社与社、合作社与公司之间的合作不断增多。
农户以土地、资金、劳力和技术等参股，形成以产权为纽带的新型经济共同体，风险共担，利益共享。
六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类型多样化、综合化、实体化，从协会型发展到生产经营型，从生产经营型发展到投资型，新一代投资型合作社已经出现并得到发展，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二、贵州市场化进程中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挥的作用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我国农村发展产业化的一种新的产业组织形式，同时也是我国农村先进生产关系的一种新的实现形式。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组建和发展推动了农民的集体行动，整合了有限的农村社会服务资源，在促进农民发展产业、搞活经济、致富增收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强，在推动农村发展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提高了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使其市场竞争力明显提高
长期以来，农民主要靠个人的力量去闯市场，组织化程度低，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突出，在市场竞争中处于被动和不利地位。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买难、卖难”的问题，减少了中间环节，节约了交易成本，使农民组织化程度和市场竞争力得到明显提高，这也是我省相当一部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成立的初衷。
如白安营养猪协会，一开始就是为了解决卖猪难和应付商贩压价而成立的，目前已有会员700余户，协会通过与客商签订合同，把猪销售到广西等地，大大提高了销售价格。
江口县梵净山野菜专业协会，通过加强自我规范，建立质量奖惩制度，不仅保证了产品质量，赢得客商信任，结束了10余年来当地野菜资源开发各自为阵、无序竞争的局面，同时使梵净山地区的野菜资源得到合理开发和有效保护。
乌当区永乐乡蔬菜产业营销协会以营销大户为骨干，依托五里冲农产品批发市场建立起“水果蔬菜直销点”，还开辟了广西、四川等省外市场，扩大了产品销路，提高了市场占有率。
2．发挥了纽带作用，推动了产业化经营发展
产业化经营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一方面农民为生产出来的产品找销路担忧，一方面企业为寻求规模化、标准化的原料基地发愁。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便成为了公司和农户联系的纽带，有力地推动了当地农业产业化的进程。
如金沙县油菜专业协会在规范农户种植油菜，发动农民组建基地的同时，积极与康星油脂公司联系，基地生产的油菜籽由协会负责组织，公司按平均每公斤高于市场价0.1元的价格进行收购，通过协会组织交售企业的油菜籽共计50万公斤，实现了公司与农户互利双赢的格局。
目前，全省已有100余家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以各种方式和省内外企业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
3．加快了农业科技成果的引进和推广步伐
过去向农户推广新技术，主要以行政推动为主。
这种技术推广渠道很难把外来的先进技术与本地的乡土知识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套多数农民学得会、用得起、收益高的本地化技术。
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通过组织内部的技术能手，能够有效的将先进技术本地化，再通过组织开展技术服务，将各种新技术、新品种及市场需求信息等转递给农民，从而加快技术引进推广速度，成为适用技术在农村、农民中进行推广的理想平台和载体。
同时，这也弥补了一些地方农技推广队伍残缺的问题。
如乌当区东风镇非洲菊协会则通过与贵州大学、省农科院等农业科研部门联系，把统一开展技术服务作为产业发展的关键，在生产的各个环节选派技术人员现场指导，每周开一次会员大会，研究非洲菊的发展问题，对会员进行技术培训，使非洲菊生产从2001年的9.5亩29个大棚，迅速发展到2003年的70亩300个大棚。
六枝特区大用镇“大蒜协会”现有会员200多人，带动本村及邻村栽培大蒜1200亩。
协会通过采用科学的种植技术，蒜苔一般比平常提早上市15天左右，产量可以提高15％，加之协会招来的客商就地竞价，确保了协会会员的利益。
大蒜协会还组织会员到邻县、镇进行考察，并引进了提早上市的新品种和“蒜苔秸秆免耕栽培技术”进行试验，以期进行推广。
2005年，该镇蒜苔亩产就达400公斤左右，单价为0.5元/公斤；
蒜头单产415公斤，单价为1元/公斤，扣除生产成本，平均每亩纯收入可达1660元。
4．较快地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长
我国农村经济面临着从小市场到大市场的转变。
农业专业合作组织是维护农民经济利益的主要渠道，也是协助农民降低市场风险的主要方式。
据农业部最新资料显示，参加合作经济组织的农户比一般农户的人均年纯收入，通常要高l0％到40％。
从我省实践来看，情况也大体如此。
如白安营村200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1900元，是全镇23个行政村的倒数第二名，通过成立协会，所有仔猪都由协会统一销售，
2003年全村农户仅卖仔猪一项就收入864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490元，为全镇第一名。
三都县周覃镇2004年通过成立优质米、养猪、养牛协会推动结构调整，帮助农民寻找增收门路，当年全镇实现农民增收335万元，其中粮食生产人均增收104.46元，占增收额的45.4％；
畜牧业人均增收44.2元，占增收额的19％；
2004年全镇农民人均纯收入1758元，较上年人均增收230元，增长率达15.05％。
2004年，桐梓县南溪优质梨果协会根据梨果种植周期较长的特点，实行“以短养长”，与重庆果菜批发市场签订300亩密本南瓜和150亩菜辣椒的订单，同时组织会员实施林下种草，发展养羊75只、兔200只、家禽2000羽，两项共为会员创收49万元，与以前相比户均增收447元。
龙里县谷脚镇蔬菜协会会员通过订单生产蔬菜，人均增收500元，比当地非成员农民人均多增收300多元。
长顺威远专业合作社建立基地6000多亩，生姜产量1250万公斤，种姜农户收入2500多万元。
5．提高了财政支农资金的有效性，探索了信贷资金到户的新途径
2003-2004年，我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共获得中央和地方财政支持在1200万元以上。
由于这些资金直接投放到协会，减少了中间截留，到位率高，加上协会按照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方式进行使用，明显提高了这些资金的有效性。
一些地方的农村信用社推出由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担保贷款等方式，向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会员发放贷款，使贷款风险和成本降低，同时也解决了农户贷款难的问题。
2003年，息烽县信用社首次向雨洒奶牛协会的130户农户发放由协会担保的奶牛贷款360万元，使该县第一个奶牛基地得以顺利建成，推动了当地奶牛产业的发展。
三、贵州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育特征
1．适应市场需求的现代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育有限，农业生产经营仍处于高度分散状态。
贵州农业产业化正处于发育时期，正规的农业产业化组织大多数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组织，这些以农产品生产和加工的龙头企业是我省农业产业化的主体。
而其他各种农民的自组组织正在处于酝酿发育阶段，基本上没有自己的经营实体，只从事一些低成本的随机服务，比如充当公司和农户的中介、组织销售、提供简单技术服务等。
就组织内部的利益关系来看，利益机制还很不完善，大多数组织与农户的关系仅仅是随行就市的市场买卖关系，还没有建立利益共同体。
在我们的调查中了解到，即使农户与企业组织签订了销售合同，但在销售过程中企业或者农户不按合同销售的情况却时有发生。
2．低层次的、传统的、非正规的初级农民联合体十分普遍，很难发挥市场经济组织的功能。
从家庭经营主体地位的确立开始，为克服个体农户的局限性，农民一直在不断地寻求相互的联合与帮助，农民的自组织过程一直在进行着，但这种农民自组织到目前还主要局限在非正规领域，它们主要是通过血缘、地缘、亲缘等初级社会关系网络为依托组织起来的。
这种组织有很大的局限性，比如组织内部的经济关系薄弱；
缺乏明确的行为规范，其功能只局限于组织内部的互帮互助，组织的活动半径很小，引导农民进入市场的能力极其有限。
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这种初级组织已经很难满足农民的需求，因此在非正规组织的基础上，农民开始寻求正规组织，但整体上并没有发生较大范围内的演变。
3．产业特征初露端倪，但整体发展水平比较低，组织化、规模化程度亟待提高。
发展水平较高的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基本上都是围绕着某种核心产业的生产经营而形成的，并且以市场主导型的“公司+农户”组织较为普遍。
现阶段我省农业产业化经营主要集中在粮油、蔬菜、水果、畜禽四个主导产业和花卉、马铃薯、中药材等一些具有区域优势的特色产业方面，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也都集中在产业优势比较明显的领域。
四、贵州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模式
1．乡土人才带动型内生发展模式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顺向模式是指在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为适应进一步市场化发展的需要，农民自愿自发建立合作经济组织，组织为其成员提供加工、储存、运输、销售等服务，或者形成贸工农一体化经营。
这种发展模式经历的是一个为适应市场需求而渐进发展的过程。
民合作经济组织由从事运销、生产、经纪的农村能人或专业大户牵头，联合从事同种专业生产的农民而自发建立。
这些农村中的能人或专业大户是经营或技术能手，他们技术上有专长，善经营、懂管理，有丰富的种养殖经验和销售渠道，在农村有一定影响，农民比较信任。
农民依靠他们引进新品种和新技术，开展技术培训和信息交流等，这有利于降低市场风险、节约交易费用。
能人是协会的核心，对于协会的生存和发展起决定性作用。
这类组织的特点是形式多样，经营管理和收益分配均由农民自主决策，组织盈余由农户共同分享。
但是这种模式在发展初期规模较小，经济实力较弱，如果没有国家的优惠政策，难以与组织严密的大企业抗衡。
这种组织的健康运行需要一个有组织能力和开拓精神、热心为农户服务、懂技术、会经营的牵头人或组织领导层。
如纳雍县老凹镇养牛协会会长王景良，他虽然上学不多，但善于学习，勤于思考，成功地摸索出一套完整的实用技术，大大地降低了当地农户饲养良种肉牛的技术风险和成本。
在王景良这个乡土人才的带动下成立了协会，如今养牛协会的会员已发展到近300人，其中存栏10头以上的有60多户，通过协会的发展，大大提高了当地养牛农户的收入。
2．企业带动型顺向发展模式
在农业实行产业化经营的过程中，加工流通企业被喻为“产加销”、“工农贸”一体化经营的“龙头”，这样的企业对原料的需求必须是批量且稳定的。
一些企业在实践中探索出的“公司+农户”的连接方式，企业与农户通过合同连接，但这种形式有很大的不稳定性。
公司与农户之间缺乏紧密的利益联合，难以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经营机制，公司与农户作为两个不同的利益主体，各自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一旦出现市场风险，就可能出现违约现象，同时，企业面对分散的农民，组织成本也非常的高。
在此情况下，涉农企业为保证原料供应的数量及质量，使农民进行标准化生产而引导农户组建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形成“企业+合作经济组织+农户”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
这种组织模式的特点在于：
由龙头企业扶持农民创办合作经济组织，这样的农民合作组织起步较快，能够与市场实现快速对接。
这种组织对企业来说，可以减少交易成本，保证原料的稳定供应；
对农户来说，可以通过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企业对话，维护自身利益，改变对企业的依附地位。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这种模式中具有特殊的中介地位和作用。
一方面，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作为载体，使龙头企业的技术、管理等要素延伸到农户的种养过程，提高农户的种养水平，并通过组织约束规范农户的生产经营行为，进而实现生产的标准化；
另一方面，可以借助企业和合作经济组织分担单个农户的资金投入、产品销售等市场风险。
这类组织主要由我省部分涉农龙头企业如“老干妈”、“茅贡米业”等带动组建。
3．政府主导型逆向发展模式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逆向发展模式首先是由政府或服务组织选准主导产业或拳头产品，然后围绕主导产业和拳头产品，提供加工、销售、生产技术等服务，通过各种服务将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推进农产品的市场化进程。
在这种发展模式中，政府的参与支持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农民的自发主动性不够，参与能力也相对较差，发展过程也有很大的跳跃性，风险较大，一旦主导产业或产品选择出现偏差，合作组织的生存和农民的增收都会受到影响。
但如果选准产业，农民会因此而走上发展的道路。
政府政策和农民利益的一致性是农民强烈参与、广泛合作的根本，“官办、民管、民受益”或者“民办、官助、民受益”是这种组织模式的主要特点。
另外，农技部门也在积极牵头成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这种模式是指农村各类普及与推广农村实用技术的部门或团体，根据农民生产经营的需要和自身发展的实际，利用和发挥它们在信息、技术、经营场所、设备等方面的优势，牵头领办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从贵州的实际来看，这些部门主要是县、镇两级的农业技术推广站、畜牧兽医站、水产站、农机站、种子站等。
这种发展模式，一方面使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技术、信息和经营管理等方面得到农技服务部门的强烈支持和帮助，提高了为农民服务的水平和质量，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农技服务部门将服务和经营结合起来，与农民共同增加收入，不断壮大自身实力。
政府主导下的逆向跨越式发展模式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问题。
比如：
合作经济组织在行政上受地方政府的领导，政企不分，多数合作经济组织的领导由基层干部担任，合作组织的运行有时会偏离合作制原则等。
如威远镇农业合作社是由县农经站牵头于2000年2月组建的。
合作社重点以生姜、辣椒、大蒜、脱毒马铃薯等农产品为主，打造“浦疆”系列辣椒制品品牌，提升绿色产品质量。
合作社采取“五统一”（即统一供苗、统一施肥、统一栽培方法、统一品牌包装、统一销售价格）与农户签订种苗赊销合同，农户收成后合作社负责收购。
此种组织模式是政府根据产业规划组织农民成立的，农民缺少自发主动性，所以称为“逆向发展”模式。
4．NGO发起的综合农民组织
随着现代公民社会价值观念的普及，中国的部门知识分子积极投身“公民部门”，以非政府组织的方式为农村发展服务，部门国际民间组织也在积极支持农村发展。
在贵州，香港乐施会的工作对我省有较大影响。
他们以解决温饱和改善贫困农户的生产、生活条件为主要目的，通过教育培训、资金互助支持等手段培育农民的综合能力。
如威宁县石门乡新寨社区就是一个在乐施会支持下成立的农民组织，协会以“小额信贷”业务为纽带，通过“分期还贷、定期会议、互助互保、责任连带”等方式把农民组织起来，在这样的组织方式下，农民也实现了其他层面的诸多合作。
五、贵州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贵州省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仍处在初始阶段，还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
主要表现：
一是数量少、入会（社）农户比例低。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数量少，平均每个乡镇还不到1个，难以适应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需要。
全省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农户仅占总农户的2%，低全国平均水平。
二是现有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大多集中在种养业，涉及加工、储藏、运输、保鲜等环节不多。
三是组织内部制度不健全，运作艰难。
还有16.7%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没有章程。
有章程的一些组织，虽然成立了理事会、监事会等组织机构，但日常运作包括重大事务决策往往由个别人说了算，事务不够公开。
很多组织没有独立的财务。
大部分还未开展盈余返还。
很多组织一般只能收到极少量会费，缺乏投资入股，有的甚至不收会费，组织运作经费难保障。
四是政策扶持不到位。
目前，我省出台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政策的地方不多，有政策的措施还不具体，特别是缺乏一个全省性的指导、扶持文件。
财政资金扶持只是刚起步，力度和范围较小。
中央和省委的“从2004年起，各级财政要安排专门资金，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有关金融机构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建设标准化生产基地、兴办仓储设施和加工企业、购置农产品运销设备，财政可适当给予贴息”的政策落实不够。
五是认识水平不一致。
普遍对合作制的实质、内容、意义和作用认识不清楚。
对村支部、村委会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关系定位不清，有的地方还认为村支部、村委会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一些地方讲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就想当然地片面推动由村支部村、委会或国家干部、技术人员负责牵头；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贪大，动辄以乡、以县为区域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官办色彩浓厚，民主监督、民主管理流于形式；
干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自主经营权经常发生，截留、挪用财政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资金时有发生。
另外，一些带全国性的问题如法律地位不明确、辅导培训机制不健全等，也是影响我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突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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