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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为保住奴才的地位，在自觉或不自觉地随之而形成了驯服、乖巧的特性。

《在酒楼上》的顺姑是这样一位少女形象，她的奴性体现在一切都认为“命该如此”，对事情蒙昧、怯懦的屈从。

当她的偷鸡贼伯伯对她说，你的男人比我还不如时，她就深信不疑，脆弱的她只有“常常下泪”，“有时还整夜的哭”，恐怕人生悲剧的来临，以致病入膏育，最后绝望地死去。

表面上看好像阿顺的死是轻信了一句话而送了性命，只是偶然而已，其实不然，这是她对“父母之命，媒约之言”的强迫婚姻的一种认同，完全丧失了“做人”的追求，心甘情愿地安于屈辱，并视为“命该如此”。

正如鲁迅所指出的那样:

“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

”[1]“命该如此”就是奴性，所以顺姑是默默地忍受着、痛苦着，直至死亡。

杀死顺姑的不仅仅是“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风俗纲常等社会力量，更是她自身的蒙昧、怯懦和屈从的人格。

如果说顺姑的死不足以说明的话，《祝福》中的祥林嫂和《明天中》的单四嫂则是人们再熟悉不过的了。

祥林嫂和单四嫂子是中国古代妇女中两位典型的母亲形象，她们的奴性体现在对封建伦理道德规范潜移默化的顺从和盲信。

《祝福》中的祥林嫂，她身上带有以驯顺为主要特征的奴性，迫使她向恶势力低头，向不公平的现实低头，向所有的打击和摧残低头。

小说中写道:

祥林嫂初到鲁镇，她很满足，“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

因此，鲁迅先生说:

“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以后，还万分喜欢。

”[2]祥林嫂的劳动是繁重的，得到的却很少，她所希望和感到满足的就是这不公平的生活。

在她的意识中，妇女就得安分、勤劳，生在世上就得受苦、受累。

当被其婆婆劫走并强行卖给贺家坳的贺老六为妻时，祥林嫂是宁死不从，壮烈反抗，这是因为她“守节”的观念已根深蒂固，潜入到她身体的每一滴血液里，所以潜意识中她怕要承担不贞洁的罪名，不自觉的在维护着封建的“好女不嫁二夫”的信条。

第一个丈夫祥林死了，她做了寡妇，第二个丈夫贺老六也死了，她又一次做了寡妇，唯一的儿子阿毛被狼吃了，大伯收了她的屋，她被赶出了家门，这一次次的不幸降临到她的头上，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古代下层劳动妇女的艰苦命运。

可悲的是，祥林嫂反而深感自己有罪，心甘情愿地把自己一生辛苦劳作的工钱全部拿出来，到镇西头的上地庙里捐了一条门槛作为替身，给千人跨、万人踏，以赎这一世的罪名，她遵奉着贞女节妇的伦理规范，可谓驯顺之至。

鲁迅对此作了准确的概括:

“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与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

一天一天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

”[3]

《明天》中的单四嫂子无疑也是一个恪守封建伦理道德规范的贞女节妇，其驯顺的奴性意识在她身上也展现得一览无余。

单四嫂子两年前死了丈夫，靠纺纱养活自己和三岁的宝儿，她之所以还有忍受煎熬的勇气，唯一的力量就是因为她有一个宝儿，当宝儿天真地说“妈!

爹卖馄饨，我长大了也卖馄饨，卖许多许多钱—我都给你”。

她那悲苦、寂寞、凄凉的心便感到无限的温暖，连“纺出的棉纱也仿佛寸寸有意思，寸寸都活着”。

[4]养儿防老这就是她全部生活的追求。

可是，生活又是怎样回报她的呢，疾病、庸医夺走了宝儿的生命，王九妈将两条板凳和五件衣服做抵，换了两块洋钱让动过手开过口的人吃饭，唯一的精神支柱轰然倒塌了，冷漠的人情、残酷的现实把单四嫂子的“明天”也给夺走了。

单四嫂子的悲剧是令人感到窒息的。

她自身神经的麻木，几千年的封建礼教麻木了她的神经，使她认为这样的生活是天经地义的，她又是一个粗笨女人，社会不把她当人，她也不知道人的正常生活是什么样，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总是这样不幸。

她唯一明白的，就是把宝儿抚养大，可以挣钱养活自己，以至防老送终。

可她“不明白‘但’字的可怕”，在生活贫苦、迷信充塞、庸医横行的情况下，一个三岁的小生命是何等的脆弱。

然而当宝儿死了之后，她什么也想不到，唯感觉到的是:

“单觉得这屋子太静、太大、太空罢了。

太大的房子四面包围着她，太空的东西四面压着她，叫她喘气不得”。

[5]这样的麻木和驯顺的奴性性格让人觉得这悲剧不仅让人感到压抑窒息，而且其悲的内容也无穷无尽。

如果说祥林嫂和单四嫂子是封建礼教中一切都逆来顺受的牺牲者的话，那《离婚》中的爱姑和《伤逝》中的子君至少是具有反抗意识的，她们的身上表现出异于祥林嫂的精神和行为风貌。

爱姑大胆、泼辣，甚至有些蛮野。

小说开篇，爱姑就给人一种新的感觉：

“要想撇掉我，是不行的。

七大人也好，八大人也好。

”[6]她敢说，而且敢做，竟然把离婚闹得轰轰烈烈，且一闹就是三年，她还表示“我一定要给他们一个颜色看，就是打官司也不要紧。

县里不行，还有府里昵。

”[7]但是，随着故事的发展，我们逐渐发现，爱姑离婚的勇气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她是“三茶六礼定来的，花轿抬来的”，是明媒正娶，符合传统文化礼教的规定。

第二，她嫁过来后也是“低头进，低头出，一礼不缺”，没有违反礼法之事，倒是她的丈夫“姘上了小寡妇”，是他错在先。

第三，她娘家势力大于夫家，父亲庄木三，是“高门大户都走得进”的人，更有六个身强力壮的兄弟做后盾。

基于以上三点，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爱姑的离婚只是出于赌气，她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三茶六礼”娶进门的，实际上强调的还是传统礼教，并不是出于人的自由意志和觉悟，她的离婚，只是一种报复，是为与夫家闹个“家破人亡”。

并且去年就将“他们的灶都拆掉了”，否则的话，爱姑就是再合礼法，再泼辣，怕也只能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其实，细细的品味爱姑的语言，她不过也是一个不觉悟的农村女性，但由于“特殊”的成长环境，个性中比祥林嫂、单四嫂子多了些泼辣放肆的因素而已，其愚昧无知低头顺从的性格与她们二者无异。

小说中也特别点明她那钩刀样的小脚，即是她无法摆脱旧思想、旧传统的标志，它让我们看到封建传统观念和陋俗是怎样根深蒂固地盘踞在她的头脑之中。

美国社会学家马克·

赫特尔指出:

“表而上看，缠足是幻想成为女性的美的标志，实质上在中国它是妇女顺从角色的象征。

”[8]理直方能气壮，爱姑大发威风的“理”是什么呢?

还不是封建奴化的那一套纲常伦理。

正如鲁迅在《灯下漫笔》中深刻指出的:

中国人在历史上从来只有两种命运:

一是“想做奴隶而不得”;

二是“暂时做稳了奴隶”。

[9]自从她的丈夫施家儿娇上了小寡妇，她拼命要争得合法夫人的地位，奋力反抗，决心要“闹得他家破人亡”，本能地去维持那本名存实亡的婚姻。

她根本不知道爱情是什么，尽管奴隶般地生存着，她也心甘情愿。

这是她灵魂深处不自觉地顺从封建伦理观念、等级观念的思想体现。

爱姑从反抗到最后的屈服，既有她怯懦性格的原因，也有她用封建社会传统的伦理教条为思想武器来反抗的原因，她的悲剧与自身的缺陷和几千年的封建社浸染是分不开的。

正如鲁迅在谈到《离婚》时说“这里的爱姑，本来也富有反抗性是能够斗几下的，可是和《伤逝》里的子君那样，还没有长大，被黑暗势力压坏了。

”[10]她们的奴性体现在没有独立性，只有依赖性、从属性，以及灵魂深处不自觉地顺从封建伦理观念、等级观念的思想意识。

上面说完了爱姑，下面来看一下《伤逝》中的子君又是怎么样的。

很多研究鲁迅的学者们都把子君看作是思想觉悟的都市知识女性代表，特别是她她那声“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宣言，更是被多少人定为是五四青年追求个性解放、爱情自由的号召。

这思想让涓生不禁赞叹“比我还透彻，坚强得多。

”同爱姑和祥林嫂相比，子君的反抗有其明显的进步性，她拿起了比封建礼教进步得多的个性主义这一思想武器，她要争取做“人”的权利，追求自由幸福，要求婚姻自主，为此她不惜和叔父“闹开”，面对路人“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她都是大无畏的”，显示出对封建束缚的叛逆之坚决、彻底。

礼教不能束缚，家庭无法阻止，舆论不屑一顾。

在子君身上，人们似乎看到了都市新女性爱的觉醒和人的觉醒，但是婚姻自主后的子君心满意足了，整天是呆在家里“倾注全力”地做菜，“终日汗流满面”，陶醉于自己的小家庭之中。

不久便陷入到琐碎的家庭生活之中，变成了一个庸碌的家庭妇女，“管了家务，便连谈天的工夫也没有，何况读书和散步。

”[11]家中的书案上也摆着“盛香油的瓶子和醋碟。

”并且学着官太太的模样在家中养狗、饲鸡，且常常会为那几只小油鸡同邻居、官太太斗闲气，把收养来的小狗取名为“阿随”，这多少暗示了她骨子里“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深层文化心理，她的思想停滞了，恋爱时的那种激情、理性全然不见了，只能捶着涓生的衣角生活。

将自己未来的一切完全寄托在涓生身上，心甘情愿地作丈夫的附属品。

“其实这不是新添的坏，乃是涂饰的新漆剥落已尽，于是旧相又显了出来。

”[12]这说明从旧文化阴影里走出来的子君，她的灵魂深处仍然积淀着几千年的封建文化意识，她的生活方式与传统女性的生活模式几乎无任何不同，这也注定了她与其他传统女性一样难逃被毁灭的厄运。

由上述事例，我们看到鲁迅小说中的女性是麻木、愚昧、沉默的，她们浑浑噩噩地度日，对社会的变动、改革茫然无知;

她们受着欺凌与煎熬，却只知逆来顺受;

她们的身上有着明显的弱点，却认识不到自己悲剧的根源，都或多或少地体现着国民的劣根性。

她们中虽有些看似反抗了，但反抗的性质是局部的、外在的、现象的、暂时的，而骨子里的封建传统却是内在的、本质的和难以改变的，因而最终暴露出了因积重难返的思想奴性。

二，殊途同归的悲惨命运

以上提到的几类女性，无论是在死寂的铁屋子中沉睡的，抑或是暂时站起来喘一口气挣扎了一下的，他们的命运都非常悲惨。

沉睡的尚且可以不论，痛苦往往留给了那些信念已被剥夺而肉体仍沉浮于这冷漠世界的弱者。

从作品中我们看到:

祥林嫂一次又一次地逃跑、忍受，最终还是在赎罪无望中失去了生存的勇气，最后在天地众神歆的无限祝福声中凄凉地死去;

单四嫂子也在失去儿子的重创中失去了生活的重心，最后只让他感到:

单四嫂子的“明天”是让人不敢去想象的。

子君那样勇敢而坚决地离开封建家庭和涓生在一起，最终也不过又回到从前，负者虚空的重担，在严威和冷眼、无爱的人群中悲凉地走完自己的人生路;

爱姑的离婚闹了个天翻地覆，但结果不外乎两样:

离了婚，她将被舆论和礼教毁灭;

不离婚，她也将被丈夫奴役，过着一种生不如死的生活……这样鲁迅笔下的女性实际上走着一条殊途同归的道路:

无论挣扎与否结果都是一样——死路一条!

对于鲁迅这样一个复杂的思想家和他那些复杂的作品，我们试图探究其思想渊源似乎有点困难，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去捕捉鲁迅个人思想中有时流露出的对时代境况、自我意识和自我心态所作的表述，尤其是他散文包括（杂文、散文诗、通信）中大量运用的一些极具情绪性的词语，如‘仿徨”、“绝望”、“黑暗”、“虚无”等等。

他曾经对自己的作品有过一段这样的阐释:

“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

”[13]从这段文字我们不难理解作为先觉者的鲁迅生当那个时代的智者的清醒和清醒者的痛苦。

可以说，鲁迅在女性出路问题上的悖论，是与他整个思想、意识、情感上的矛盾交织在一起的。

如果小说中让祥林嫂在丧夫之后本份的守在家中任由婆婆买来买去，涓生也不去惊扰子君平静的闺阁生活，爱姑也应该恪守妇道容忍丈夫的胡作非为……这哪里是鲁迅，鲁迅对封建社会几千年来那套陈腐害人的思想体制是深痛恶绝的，他必须把血淋淋的残酷现实摊在世人面前，让人们无处逃避的去面对。

所以在他笔下的女性形象大都以死亡作为最后的归宿。

生存本身已经是一种无意义的死亡模式，就如年轻的寡妇单四嫂子，现实生活中的生存意义已经消失，唯一的精神支柱就是对明天的幻想。

这些女性她们的生存本身就是一种死亡，没有光明，也没有黑暗，求生不能，求死也不行，精神已灭，灵魂也失，这是生命的非存在和虚无状态，是生存意义的死寂，也是她们生命的终极归宿。

三,虚妄挣扎中的希望

既然鲁迅作品中的女性最后都是走向死灭，即抗争与否结果都是一样，那么鲁迅又何苦屡屡安排他笔下的女主人公们作毫无意义的挣扎呢?

既然在鲁迅作品中我们难以找到一条女性解放的出路，那么鲁迅对妇女解放的终极意义思考又是如何呢?

这可以从他的散文《希望》一文中略窥一二:

“希望，希望，用这希望之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

[14]还有《两地书》中他说：

“我总还想对于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施行袭击，令其动摇，冀于将来有万一的希望”。

[15]在鲁迅看来，女性挣扎反抗虽也是死亡，但说不定还蕴藏着对于将来的哪怕极微弱的“希望”，而不挣扎则只能窒息而死。

《故乡》的结尾似乎更明确地表达了他对未来希望的期待:

“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正如地上的路;

其实地上木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16]那么鲁迅所思考的女性解放的希望之路究竟该如何去走呢?

在以后几十年中，许多人偏执地认为鲁迅给妇女指出的道路就是取得经济权，但事实上，鲁迅也意识到经济权的局限:

“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么?

也还是傀儡……”[17]那么女性怎样才能不做“傀儡”，这里，鲁迅似乎意识到女性集体意识的觉醒，女性个性自由和权利的确认，是女性获得解放的必要条件。

她们必须从根本上消除积淀于她们内心深处的奴性意识，思想上解除愚昧无知和依附的心理，进而去争取真正意义上“人的价格”，把人从‘吃人”的礼教和文化规范中解放出来，使人获得价值和尊严。

说到底，妇女解放的终极目标应该和人解放的终极日标是一致的，都是指向人性的全面、自由的发展和人的生命价值的充分体现。

鲁迅关于妇女解放的论述发表于上世纪20年代，它不仅给予了那个时代的人以巨大的启示，更激励了众多知识女性为之奋斗，就是在今天，当我们审视当下的女性生存状态时，我们也深感鲁迅对妇女解放问题的思考之深刻，并且这种思考于今还不能成为历史，女性集体意识的觉悟仍是今天的女性未能实现的目标，它仍在警示当代的女性，引导着她们，让她们思考当下所面临的诸多问题。

这便是本篇文章的现实意义之所存。

其实，无论是在封建时代或者是今天的文明时代，任何时代的女性问题都会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历史遗留下来的传统习俗会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

所以当下女性思想的解放和彻底觉悟，在今仍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首先，女性要革除传统中那种盲从奴性和依附的心理；

其次，女性的解放有赖于男性和女性价值观念的转变，有赖于男性和女性之间关系的和谐健康发展；

再次，女性本身要建立起自信、自尊和自强的人格，只有自信了才能走得出去，只有自尊了才懂得维护自身的名誉和人格，才能赢得他人的尊重，社会的认可，只有自强了才有自己的经济地位和社会空间，有自己的社会价值和参与男性同等竞争的实力。

解放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个群体的事，最后，愿天下的男性和女性携手同行，共同建立一个自由、和谐的社会，使每一个人从此都能合理的做人，幸福的生活。

参考文献：

[1]鲁迅全集:

第3卷【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版第212页

[2]鲁迅全集:

第4卷【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版第211页

[3]鲁迅全集:

第1卷【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版第240页

[4][5]鲁迅.《明天》，《鲁迅经典作品集》[M]，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第36页

[6][7]鲁迅.《离婚》，《鲁迅经典作品集》[M]，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第242页

[8]马克·

赫特尔《变动的家庭—跨文化的透视》【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402页

[9]鲁迅全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版第213页

[10]许钦文：

《祝福书》，见《鲁迅先生二三事》，孙伏园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127页。

[11]鲁迅.《伤逝》，《鲁迅经典作品集》[M]，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第210页

[12]《鲁迅景宋通信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3]鲁迅《两地书•四》

[14]鲁迅《两地书•八》

[15]鲁迅全集:

第11卷【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版第32页

[16]鲁迅.《故乡》，《鲁迅经典作品集》[M]，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第198页

[17]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