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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毕业论文（设计）

题目:

新增长理论的国际贸易发展观及其启示

专业:

国际经济与贸易

年级:

2011国贸2班

姓名:

廖荣杰

学　　号:

0402110224

指导教师:

曹芬芬

完成日期:

年月日

新增长理论的国际贸易发展观及其启示

廖荣杰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摘要：

新经济增长理论，突破了传统的索罗经济增长理论以及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单纯论及资本积累与技术外生化的局限性，强调指出：

宏观经济增长不是外部力量，而是经济体系的内部力量作用的产物。

同时，重视对知识外溢、人力资本投资、研究和开发、收益递增、劳动分工和专业化、边干边学、开放经济和垄断化等新问题的研究。

从全新的角度，重新回答了各国间为什么贫富不一、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存在差异，重新论及了经济增长的引擎是什么以及重新阐释了转型经济的增长奇迹。

本文通过论述新经济增长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和起因，重点解释两个主要的新经济增长模型，然后，结合我国目前宏观经济增长现状，在此基础之上，论证新经济增长理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启示。

关键词：

新经济增长理论发展启示

新增长理论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它全力解决经济科学中一个重要且令他人困惑的主题：

增长的根本原因。

新增长理论的出现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向经济发展理论的融合。

这一融合的显著特点是，强调经济增长不是外部力量（如外生技术变化），而是经济体系的内部力量（如内生技术变化）作用的产物，重视对知识外溢、人力资本投资、研究和开发、收益递增、劳动分工和专业化、边干边学、开放经济和垄断化等新问题的研究，重新阐释了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广泛地跨国差异，为长期经济增比提供了一幅全新的图景。

新增长理论意义；首先，填补了西方经济理论中的空白。

新增长理论将经济增长的源泉由外生转化为内生，从理论上说明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并对技术进步的实现机制作了详细的分析，这些研究填补了西方经济理论中的空白。

它将技术看做是经济系统的一个中心部分，是“内生”的。

并且技术进步可以提高投资的收益，投资又使技术进步更有价值，形成一个良性循环，长期恒定地促进经济的增长。

　　其次，为经济持续的增长找到了源泉和动力。

新增长理论将知识和人力资本因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型，为经济持续的增长找到了源泉和动力。

古典增长理论学家大卫·李嘉图得出经济发展最终处于停滞的悲观结论。

凯恩斯学派和新古典增长理论都认为一旦没有技术进步，经济发展也将停止。

新增长理论则认为，专业化的知识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可以产生递增的收益并使其他投入要素的收益递增，从而总的规模收益递增，这突破了传统经济理论关于要素收益的递减或不变假定，说明了经济增长持续和永久的源泉与动力。

　　再次，对于一些经济增长事实具有相当的解释力。

例如，新增长理论证明了垄断竞争经济中均衡的存在，因为对新技术的垄断以及由此带来的超额利润提供了投资和技术研究的动力。

以及由于知识和人力资本有外溢效应，高人力资本的发达国家资本利用率高，从而这些国家的物质资本收益率与人力资本收益率也将较高，因此，当生产要素可以在各国自由流动时，资本和人才可能会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

此外，国际贸易可以使发展中国家利用国际上的先进技术，从而促进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同时国际贸易也可能使发展中国家专业化于技术含量低的传统产品部门，从而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等等。

　　最后，对制定经济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新增长理论认为，市场力量的作用不足以利用社会可能达到的最大创新潜力，一部分创新潜力被浪费了。

政府有责任、有理由进行干预，这样做的结果是提高了经济增长率。

但是，政策制定者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经济周期上，忙于进行“微调”和寻求操纵“软着陆”的方法是不对的。

因为支撑经济周期的是探索发现与创新过程。

因此，政府应着力于能促进发展新技术的各种政策。

如支持教育，刺激对物质资本的投资，保护知识产权，支持研究与开发工作，实行有利于新思想形成并在世界范围内传递的国际贸易政策，以及避免政府对市场的扭曲等。

新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提出了许多深刻的见解，在经济学理论界和各国经济实践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新增长理论目前仍在继续发展，新的理论模型还在不断产生，一些严格的假设条件逐步被放宽，越来越多的新增长理论家开始将政策变量纳入新增长模型，一些学者则利用新增长模型的分析框架对各国经济增长作了经验分析。

可以预见，通过这些研究，新增长理论将逐步成熟起来。

二、新增长理论的贸易发展观

　　新增长理论，又称为内生增长理论，是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个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分支。

新增长理论各个增长模型包含的共同观点是：

经济增长不是外生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由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决定的；政府实施的某些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影响。

贸易发展问题是新增长理论中的一个主要内容，人们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该理论的贸易发展内容：

　　1、规模收益递增。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强调了比较优势在解释国际贸易方面的作用，以规模收益不变的假设为分析基础。

但事实上，很多行业都具有生产规模越大，生产效率越高的规模经济的特点。

尤其是现代化的工业，大规模的生产反而会降低单位产品的成本。

　　1986年罗默对阿罗（1962）“边干边学”模型作了修正，用“知识”代替了“资本”，并把知识分解为一般性和专业化知识。

罗默认为，一般知识可以产生规模经济效益，专业化知识可以产生要素的递增收益，二者的结合不仅能形成自身递增的收益，而且能使资本和劳动要素投入也产生递增收益，从而使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递增的收益又成为长期经济增长的保证。

　　罗默（1986）模型给出的生产函数为：

y[,i]=f（k[,i],K）　（1-1）　　

　　式中，y[,i]为i企业的产出，k[,i]为i企业生产某产品的专业化知识水平（在这里即人均资本水平），K为所有企业均可使用的一般性技术知识，且K=∑k[,i]。

　　如果采用C-D生产函数形式，式（1-1）可表示为：

y[,i]=k[a,i]K[η]　（1-2）　　

　　由式（1-2），当α+η=1，即k[,i]、K的规模收益不变时，经济将以一个固定的比例增长，其中资本收益递减正好被外生的技术变革所抵销。

当α+η＜1，即要素的规模收益递减时，经济增长将趋于停止，因为技术变革的效果不足以弥补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效果。

当α+η＞1，即要素的规模收益递增时，经济将会加速增长且长期增长。

因为这种递增的收益形成垄断利润，从而又成为研究与开发的资金来源，投资促进知识积累，知识又刺激投资，形成一种良性循环。

这就是经济能够在长期内生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

　　1990年罗默在《内生的技术变化》一文中提出了他的第二个内生增长模型。

在这个模型中，罗默引入垄断竞争的假设条件，并将经济分为研究与开发、中间产品生产、最终产品生产三个部门，将生产要素划分为有形资本、原生劳动（即非技术劳动）L、人力资本（用受教育年限衡量）H和技术四种投入。

其中，技术与第一模型一样源于劳动的社会分工，人力资本则既可用于研究与开发部门，也可用于最终产品的生产。

　　据此，罗默给出了最终产品的生产函数形式：

　　附图

　　式中H[,1]为用于生产的人力资本（H[,2]为研究与开发部门的人力资本，H=H[,1]+H[,2]），Xi为用于生产的第i个投入的数量，为有形资本，A为中间产品。

中间产品的生产涉及两部分成本，一部分是生产过程的耗费，另一部分则是向研究与开发部门的购买。

研究与开发部门的技术开发使发现新的中间产品成为可能，推动中间产品A的边界向外拓展，A随着时间变化的变化率为δH[,2]A。

　　为了说明收益递增，罗默将知识视为一种具有特殊性质的经济物品，是一种“不竞争”物品，即知识具有共享性，因此知识存量可直接参与新知识的生产，且运用的经济成本很低。

知识同时也是一种“专利”产品，企业为获得新发现的专利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这是对研究与开发部门投资及其风险的必要补偿，从而也保证了研究与开发的动力。

知识还具有扩散性、可无限积累性，这些都决定了技术变革的外在经济性。

因此，知识的生产具有个体收益（出售专利权）和与正向外在经济性相关联的社会收益。

　　在新增长理论的各种模型中，除凸性增长模型仍像新古典增长模型一样假定总量生产函数是规模收益不变外，罗默模型、卢卡斯模型、格罗斯曼—赫尔普曼模型都假定总量生产函数呈现出规模收益递增。

　　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和国际贸易的现实条件下，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将规模收益递增（即规模经济）引入国际贸易分析中，为国际贸易理论建立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这一理论说明，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如果每个国家都只生产几类产品，那么每种产品的生产规模均能以比以往各国什么都生产时要大得多，世界也因而生产出更加丰富多样的产品。

参与贸易的各国让渡某一种贸易商品的国内市场给贸易伙伴，双方分别通过扩大市场来形成某种规模经济，释放规模经济所带来的成本下降和生产能力提高，从而从这些贸易中获得利益。

由此揭示互利的贸易不一定要基于比较优势。

不仅如此，克鲁格曼认为，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现实中的国际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不同于传统贸易理论所假定的完全竞争市场，而是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

于是，不完全竞争被引入国际贸易理论中，极大地丰富了国际贸易理论和人们对于国际贸易问题的认识。

　　2、贸易是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

　　新增长理论家认为，知识和技术的溢出是经济实现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而国际贸易又是技术外溢进而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

　　由式（1-1）可知，罗默（1986）模型中某个企业产出的增长还依赖于K这一所有企业均可使用的一般性技术知识，且K=∑k[,i]。

显然，在开放经济条件下，K值会因受益于企业数目的增加而增大，从而使得参与国际分工的企业有更大的产出。

　　由式（1-3）可知，罗默（1990）模型中最终产品的产出与中间产品A有关，当A的边界外推时，最终产品的产出将增加。

随着以国际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国际分工的深化，有更多的中间产品产生，无疑会推动最终产品产出的增加。

　　卢卡斯（1988）模型了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

他假定有两种消费品C[,1]与C[,2]，没有物质资本，而且人口数量不变。

那么第i种商品的生产方式为：

　　C[,i（t）]=h[,i（t）]U[,i（t）]N（t）i=1,2（1-4）　　　式中，h[,i（t）]是专业生产商品i的人力资本，它通过干中学获得；U[,i（t）]是用于生产i商品的劳动系数，U[,i]＞0，且U[,1]+U[,2]=1；N（t）为劳动投入量。

由于h[,i（t）]是边干边学的结果，因而随着生产商品i的数量增加而上升。

　　卢卡斯在这一模型中只考虑了人力资本的外在效应，每种商品的生产和技能积累取决于本行业的平均技术水平。

对于特定的商品，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是递减的，因为在边干边学的初期，技能长进快，然后会逐步慢下来。

不过由于产品不断更新，后来的专业技能积累会被赋予到新产品的学习上，从总体上看，专业化技能积累是递增的。

国际贸易开辟了国际间商品流通的渠道，多个国家的融合，导致产品、生产要素的自由流通，都会使卢卡斯（1988）模型中的hi（t）增大，对生产的增长具有正向的效果。

　　3、劳动分工与经济增长。

　　对于劳动分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其实早在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就得到较为深入的阐述。

英国的经济学家杨格于1928年对劳动分工理论进行系统深入研究，他不同意亚当•斯密关于市场范围决定分工程度的思想，认为市场规模不仅取决于人口规模，而且取决于购买力，后者又取决于生产率，生产率又依赖于劳动分工的范围。

正是劳动分工与市场规模的相互作用下，二者都得以不断扩大。

而经济的增长则正是在二者的相互加强作用的动态过程中得以实现。

受杨格这一思想的影响，杨小凯、贝克尔等人在力图把分工水平这一生产者最重要的活动内生化的过程中，建立起他们的“劳动分工”演进经济增长模型。

　　杨小凯—博兰德（1991）模型假定所有人都是事前同一的，都自给自足所有的商品，并且每种商品的生产函数、交易成本以及人们对它的偏好都是一样的。

由于专业化利益的存在，经济会从自给自足向劳动分工状态演进。

又由于存在着交易成本，人们对专业化水平有一个最优决策，所有人的专业化决策一起决定了当时经济的劳动分工水平，劳动分工水平决定了当时的经济增长率。

劳动分工的演进扩大了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的扩大又反过来促进劳动分工的演进，同时提高了交易成本。

只要劳动分工演进到一定的水平并保持了进一步分工的潜力，人均收入就会随时间不断提高，从而经济的持续增长是可能的。

因此，即使在人口不增长的情况下，只要保持了进一步分工的潜力，经济就可能不断增长，如果人口增长，更严格地说，如果进入交易的人数增多（如扩大对外贸易），则进一步提高了分工的潜力，从而保证了增长率的持续提高。

　　4、新增长理论的政策内涵。

　　罗默（1986）认为，知识溢出的存在造成厂商的私人收益率低于社会收益率，不存在政府干预时厂商用于生产知识的投资将偏少，从而使分散经济的竞争性均衡增长率低于社会最优增长率，这种分散均衡是一种社会次优，政府可以通过适当的税收或补贴政策提高经济的均衡增长率和社会福利水平。

在引入不完全竞争的罗默（1990）模型中，罗默指出政府可以采用的政策是在向知识积累提供补贴的同时向垄断商品的购买提供补贴，这将导致研究部门人力资本的收益增加，促进更多的人力资本配置于研究部门，同时也消除了垄断因素造成的资源配置扭曲，促使经济增长率提高。

　　在琼斯－真野模型中，没有税收时的均衡增长率就是最优增长率，经济将渐近地趋于平衡增长路径，经济的稳定增长率既取决于生产技术条件，又取决于消费者偏好。

该模型的政策含义是：

政府的经济政策能通过影响储蓄意愿和折旧率而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率；各国增长率的差异是由各国政府实施不同的经济政策引起的；政府的税收政策一般将造成经济的扭曲，使竞争性均衡不再是社会最优，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政府应实施减税以促进经济增长。

　　雷贝洛（1991）发展了宇泽模型。

雷贝洛模型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考察了经济中存在不可再生要素时各类资本品在经济增长率中的作用。

该模型认为，为了使经济实现内生增长，经济中必须存在一类核心资本。

即使消费品和其他资本品均由不可再生要素生产，而且经济不存在生产的规模收益递增，但只要经济中存在核心资本，资本积累过程就不会中断，内生经济增长就可以持续。

雷贝洛也将增长率的国际差异归因于各国实施了不同的经济政策，认为那些收入税率较高及产权保护较差的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将较低。

他还认为：

对非核心资本品征税像对消费品征税一样，不会影响经济增长率；如果政府对核心资本品的生产征税，将导致经济增长率降低；政府应减免核心资本生产税以促进经济增长。

　　5、南北贸易问题。

　　关于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利弊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界研究的热门话题。

新增长理论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作为整体来研究，通过模型说明人力资本、知识等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的自我积累、自我演进机制，从而说明市场调节不但适用于发达国家，也同样适用于发展中国家。

南北贸易对南北国家的经济增长都有促进作用，生产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为发达国家节约了大量资源，用以促进新产品的开发，同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也更快了，因为它学习和吸收了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

　　当然，新增长理论也揭示一些令人堪忧的问题。

开放经济中产生的总体效益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分配是不平等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造成损失。

这一点显然与李嘉图模型的结论相反。

事实上，内生增长在部门间产生了不平衡：

技术进步在各个部门并不是一致的。

在某些情况下，国际贸易将有扩大这种不平等发展的趋势。

南北贸易可能使发展中国家专业化于一些初级产品，从而阻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世界各国为了追求各自的经济增长目标可能引发一些国际冲突等等。

　　卢卡斯（1988）模型揭示，由于发达国家的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水平比发展中国家要高，致使资本的收益率比发展中国家的要高，因而出现了资本从贫国流向富裕国家的现象。

而不像新古典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

在穷国，资本稀缺，收益率比较高，致使资本从富国流向穷国。

新经济增长理论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总体来研究或比较，对各国经济增长都具有建设性的指导意义。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人力资源极为丰富，但人力资本存量较低，我国科研创新能力以及自主研发知识发展不足，政府在加强人力资本投资和鼓励创新方面政策不到位。

因此，面对这种现状，新经济增长理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启示无疑是深刻和鲜明的。

　　首先，树立重视人力资本和新知识的观念。

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专业化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持续和永久的源泉与动力的观点对具有丰富人力资源的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以教育培训为主体，加大的人力资本的投入以及提高新知识积累效应对我国经济增长率合收入水平的提高无疑是巨大的推动作用。

　　其次，拓宽教育渠道，加强教育投资力度。

正规教育、非正规教育和边干边学都是人力资本的积累途径，这对加速我国人力资本和新知识积累、提高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水平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发展科学技术教育事业并将教育事业的重点放在普及基础教育和技术培训上，继续提高国家财政的教育经费支出比重使教育费用支出增长率高于国家财政支出增长率，鼓励社会增加教育投入吸引和激励海外华侨捐资办教育，积极鼓励各种社会团体办教育，强化企业与事业单位的教育培训职能提高各单位教育投入。

　　最后，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进行知识的传递与交换。

新经济增长理论还认为开放经济有利于知识的积累，从而促使经济发展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

经验也表明，开放的国家经济发展速度显著快于封闭的国家。

总之，知识经济将逐步占据国际经济的主导地位，知识经济对发达国家而言，是生产力发展的自然结果，对处于实现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则是机遇与挑战并存。

因此，我国要借鉴新经济增长理论的有益思想加快人力资本和新知识的储备以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新增长理论

（2）新增长理论的国际贸易发展观及其启示

（3）新经济增长理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