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大《民法》案例及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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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十大《民法》案例及分析
公平和正义，是民法的最高规则，是统帅市民社会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
回顾2008年法院判决的典型民事案件，我看到的是当事人对公平、正义的不断追求，看到的是法官对公平、正义的不断伸张。
符合公平、正义原则，就符合市民社会的基本要求；不符合公平、正义要求，就与市民社会的基本规则不相容。
市民社会的理想状态就是和谐社会，其核心的价值观就是公平和正义。
选择这一年中法官判决的20件典型民事案例，体现的就是市民社会对公平、正义观念的直接表达。
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杨立新
北京“人肉搜索”第一案网站被判侵权
□案情
王菲向法院起诉称：
其与姜岩于2006年2月22日结婚，由于双方性格差异大等原因，婚后感情不和。
2007年6月，双方感情进一步恶化，10月闹起离婚。
12月29日，姜岩跳楼身亡，生前在她自己的博客中，称因丈夫出轨才自杀。
自2008年1月始，大旗网刊登《从24楼跳下自杀的MM最后的日记》专题，将王菲的姓名、照片、住址、工作单位等身份信息全部披露，给他和家人的生活、工作、名誉造成恶劣、严重影响。
张乐奕在其注册的网站“北飞的候鸟”上刊登了《哀莫大于心死》等文章，对王菲及其家人进行侮辱、诽谤。
海南天涯在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注册管理的天涯虚拟社区网出现了《大家好，我是姜岩的姐姐》一帖，捏造事实，对王菲进行诽谤。
随后，网友发动“人肉搜索引擎”，将王菲及所谓的第三者“东方”的个人资料公之于众，导致王菲和“东方”双双辞职。
而后，一些情绪激动的网友又找到王菲父母家，在王家门口写下“无良王家，逼死贤妻”等语句。
为此，王菲将上述3方起诉，要求确认其侵权，赔偿其工资损失7．5万元和精神损害抚慰金6万元。
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审理查明，根据王菲当庭的自认及王菲与姜岩父母的协议内容，可以证实王菲确有婚外情。
姜岩的日记也显示，她为此遭受巨大伤害，承受了巨大精神痛苦。
因此，王菲的行为不仅违背了法律规定，也背离了社会道德标准。
但是，大旗网、“北飞的候鸟”网站披露当事人王菲的真实身份，从而使不特定的社会公众得以知晓，扩大了事件的传播范围。
网民们利用被披露的信息进行“人肉搜索”，搜寻到更多王菲的个人信息，甚至发生了上门张贴、刷写侮辱性标语等行为，使王菲的社会评价降低，名誉受到侵害。
据此判决，大旗网和“北飞的候鸟”网站的经营管理者侵犯了原告的隐私权，前者删除侵权内容，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抚慰金3000元，公证费683元；后者删除侵权内容，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公证费684元；天涯公司在王菲起诉前将涉案帖子及相应回复删除，已履行了监管义务，认定其不构成侵权；由于没有证据证明王菲系被单位辞退，其索要误工费损失不予支持。
法院向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出司法建议，建议该部对“人肉搜索”等新生网络事物进行引导。
□点评 本案号称“人肉搜索”第一案，很多人都说本案的判决具有风向标的作用。
这种说法并不是夸大其词。
我选择将本案作为今年点评的热点案件，将其作为第一案，当然有此因素，但也因为正在起草的《侵权责任法草案》对此也规定了相关的内容。
可见，对网络行为进行法律规范，势在必行。
《侵权责任法草案》对此仅仅规定了一条，也很管用。
本案的判决是客观的，它确认王菲在与姜岩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婚外情，姜岩之死确实与此有关。
因此，在道德上和法律上对王菲进行谴责，都是完全有根据的。
但是，依照法律规定，公民享有隐私权、名誉权，与社会公共利益无关的私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都属于隐私权保护的范畴，未经本人同意，他人不得擅自刺探、公布或者公开，不得对他人进行侮辱。
王菲是一个公民，依法享有隐私权、名誉权，受到法律的保护。
任何人侵害他的隐私权、名誉权，都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对此，法律对任何人都予以平等保护，并不因为他有什么缺点或者错误，而进行人格歧视，予以不平等的待遇。
正因为如此，网站也负有对他人隐私权、名誉权予以尊重，并且不得侵害的不可侵义务，网站擅自公布他人隐私，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问题在于，网站承担侵权责任应当根据何种规则，才能够划清侵权和善意批评之间的界限呢？
在《侵权责任法草案》中，确定的基本规则是：
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受害人有权向网络服务提供者发出要求删除、屏蔽侵权内容的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得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失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这个规定虽然还是一个草案，但却是确定网站侵权责任的共识。
因此，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于自己发表的文章，应当负有事实真实性以及不得侵害他人隐私权、名誉权的义务；对于网络用户发表的文章，明知侵权而不采取必要措施的，以及受害人要求删除、屏蔽有侵权内容的文章而未采取必要措施的，都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朝阳法院判决两个网站构成侵权，对侵权文章及时删帖的网站不构成侵权责任，符合确认网站侵权责任的共识，是有根据的。
难道犯有错误，人就不需要公平和正义吗？
显然不是！
钦州人格歧视侵害平等就业权
□案情
周龙2007年广西大学毕业。
2006年12月他参加了学校举办的招聘会，并与被告某公司签订了毕业生就业协议。
2007年7月31日，被告因周龙患有“乙肝小三阳”而通知其“不予录用”。
周龙家业贫寒，靠父母资助和助学贷款才完成学业，这次因为公司毁约，不仅使其丧失了工作机会，并且致使其错过了选择就业的最佳时机。
2008年4月，周龙多次与被告协商未果后，愤而将被告起诉，请求确认被告不予录用的行为违法，侵犯了原告的平等就业权，应承担相应违约赔偿责任，并赔偿原告精神损失。
广西钦州市钦南区法院审理认为，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的权利，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维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就业权利的意见》，要求保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的就业权。
被告因原告是乙肝小三阳拒绝录用，违反了上述规定，侵犯了原告的平等就业权，判决用人单位赔偿原告精神抚慰金1万元。
□点评
平等就业权，就是劳动权在人格权中的具体表现。
宪法规定公民享有劳动权，这是一个宪法权利。
这个权利反映在人格权法上，就表现为平等就业权。
我们在起草《民法典•人格权法》专家建议稿时，就写过这个权利，其性质是人格权。
侵害平等就业权，就是侵害人格权，就构成侵权行为，就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这个“病症”坑害了很多青年，为此而丧失就业机会何其多！
甚至有很多热恋中的青年也因此而被父母等亲属强制干预，丧失追求幸福的权利，造成无数生活悲剧。
本案原告周龙就是这样的受害者。
他的遭遇，不仅使他丧失了就业的机会，而且错过了寻找其他就业途径的最佳时机。
我作为一个大学教师，我对他的遭遇深表同情，也为他呼吁。
本案的重要意义，在于确认平等就业权是人格权，任何企业以“小三阳”为理由而拒绝接受劳动者，就构成侵害平等就业权。
确认本案被告的行为构成侵权责任，为周龙讨回了一个公道，同时，也对类似周龙的其他“小三阳”的劳动者主张了正义和公平。
因此，本案判决值得称道。
西安电视剧情节虚假侵害死者名誉
□案情
电视连续剧《西安事变》由西影厂和中央电视台文艺中心影视部合拍，2007年12月在央视电视剧频道播出。
在该剧中描写的真实人物国民党将领冯钦哉，有炸毁煤矿、行贿钱大钧、随手枪杀少将江天正等情节。
冯钦哉原为国民党陆军上将，早年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投身辛亥革命，参加护国讨袁、北伐战争和八年抗战，1949年任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后随傅作义总司令在北平和平起义。
冯钦哉的孙子冯寄宁看到该剧后，认为《西安事变》恶意编造的这些情节，对冯钦哉的名誉造成严重侵害，要求被告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
西安市碑林区法院经过调查证据，认为《西安事变》中三段有关冯钦哉的描写均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是历史史实，其中关于冯钦哉向钱大钧行贿一节，贬损了冯钦哉的人格，侵犯了冯钦哉的名誉，故判决西影厂停播《西安事变》中有关冯钦哉行贿情节，并要求西影厂就行贿情节在全国性报刊为冯钦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并向冯寄宁赔礼道歉。
□点评
文学作品侵害名誉权，包括侵害死者名誉，能构成侵权责任，已经早有定论。
但在电影《霍元甲》是否构成侵权的诉讼，经过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认定不构成侵权后，有些人对此有所怀疑，因此，对本案是否构成侵权也有怀疑。
在历史文学作品中，对于历史人物进行描写，并非必须完全拘泥于历史真实，绝对不可以为表现主题而进行适当的虚构描写。
电影《霍元甲》描写的一些情节确实不是历史事实，是编剧和导演为了表现作品的主题而进行的适当虚构，但只要这些描写没有对被描写的人物进行人格丑化，对其名誉没有进行贬损，因此，就不能以所描写的事实不真实而认定为构成侵权。
因此，认定电影《霍元甲》没有构成霍元甲的名誉，是有根据的。
但是本案不同。
《西安事变》在描写冯钦哉的情节中，编造了有损于冯钦哉名誉的情节，贬损了冯钦哉的人格，侵害了其名誉，因此，构成侵害死者人格利益的侵权责任。
冯寄宁作为冯钦哉的孙子，是冯钦哉名誉利益的法定保护人，因此他有权提起民事诉讼追究作品的侵权责任。
法院判决电视剧的作者承担侵权责任，还了死者一个公正，体现了民法的公平和正义原则。
宁明愚昧驱"鬼"的侵权行为
□案情
2002年，广西宁明县老翁农怀森（2008年75岁）搬入位于宁明县某村作兰山山脚下的新家，此后即厄运不断：
2002年，农怀森跌断了脚，孙子去世；2005年，农怀森生病住院花去医疗费5000元；2008年，农怀森家族连续死亡3人。
农怀森认为自己的厄运来源于300米外作兰山上的两座坟墓，是它压了自己的气运，要求坟主罗建熊、梁燕东两家将祖坟迁走，罗、梁均不予理睬。
2008年3月某日，农怀森自己动手将罗、梁两家的祖坟各挖了一个洞口以“驱鬼”。
罗、梁两家十分恼怒，分别向广西宁明县法院起诉，要求确认农怀森挖坟掘墓行为违法，并赔偿经济损失5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
法院审理认为，农怀森挖掘罗、梁已故亲人坟墓的行为，既是对死者人格的侵害，也是对死者近亲属祭祀权的侵害，同时也违背了社会公德和公序良俗，构成侵权，罗、梁要求农怀森赔偿补修坟墓的费用及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讼请求合理合法，判决农怀森各赔偿罗、梁费用损失2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
□点评
我对这个案件的评语是：
愚昧。
其实，近年来，挖掘他人祖坟的案件常见，但多是基于建筑需要或者其他目的，以驱鬼为目的而挖掘他人祖坟的，并不常见。
大概是老人年龄大了的缘故。
应当研究的是，挖掘祖坟究竟侵害的是什么权利的问题。
本案判决认为侵害的是死者的人格，也侵害了死者近亲属的祭祀权。
这样的认定是有道理的。
但是，挖掘祖坟的行为除了侵害了死者的人格利益、近亲属的祭祀权之外，还有更重要、更直接的一点，就是侵害了祖坟的物权。
祖坟在民法上，属于不动产，是构筑物。
在祖坟之上，既有构筑物的所有权，也有所占用的土地的土地使用权。
因此，私自挖掘他人祖坟，就是非法侵害不动产，构成侵害物权的侵权行为。
如果全面观察，擅自挖掘他人祖坟的行为，是在非法侵害不动产的同时，也侵害了死者的人格利益，以及死者近亲属的祭祀权，是一个多重的权利损害事实。
在认定侵权责任的时候，这些都应当考虑到。
郑州买房未登记出卖人有协助办理义务
□案情
2007年，常亮经朋友介绍从宋平手中买了一套二手房，在办理房屋所有权过户手续时，发现该房产已经转手3次，自己是第4位房主，房产证上登记的“房主”已不知去向，能够找到的两位前任房主间的转让、买卖也没有规范的手续。
因无法办理过户手续，常亮诉至法院，要求前三位房主协助自己办理房产过户手续。
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查明，涉诉房屋系光的私有财产，1990年以公证的形式无偿赠与秦霞，将相关凭证原件交付秦霞；秦霞又将房屋转让给宋平，将相关凭证原件交付宋平。
2007年，宋平将房屋卖给常亮。
以上转让手续均未办理过户。
法院认为，依照《物权法》的规定，不动产所有权取得、转让，须依房管部门登记为准，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物权不发生转移，但原、被告间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为有效合同，原告有权要求被告履行合同办理过户手续，2008年12月，判决该房屋之前的3位房主于判决生效后60日内协助常亮办理过户手续。
□点评
我选择本案进行点评，意图让读者明确不动产买卖的过户登记手续的重要性。
买卖房屋，是在转让不动产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按照《物权法》的规定，只有办理权属过户登记手续，才能发生权属转移的法律后果，否则，即使占有房屋等不动产，也不能取得房屋的所有权或土地使用权。
在本案中，交易的房屋及土地使用权转让3次，但都没有办理物权变动的登记，因此，常亮即使占有了该房屋，也没有享有其所有权以及相应的土地使用权。
常亮是聪明的，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怎样依法取得这个权利，防止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前两任买主是糊涂的，不知道应当怎样才能够保障自己取得权利。
须知，仅仅对不动产权属转移的合同进行公证，是不能取得不动产的权利的，只有依法登记，才能够取得不动产权利。
法院的判决是对的，前任房主作为不动产产权出让人，有义务协助买受人办理不动产权属转移的登记手续，以保证买受人能够买到交易的不动产权利。
北京欺诈性抚养应当赔偿费用
□案情
赵先生和牛女士于2000年登记结婚，2002年生有一女小红。
2008年7月，双方经法院调解离婚。
赵先生带小红做了亲子关系鉴定，证明赵先生并非小红的生父。
赵先生的身心受到极大伤害，于2008年9月向北京市丰台区法院起诉，要求牛女士给付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抚养小红的费用10万元及亲子关系鉴定费2400元。
牛女士认可鉴定结论，也同意给付精神损害抚慰金和抚养费，但愿意负担5000元。
法院认为，双方结婚后，赵先生抚养牛女士与他人怀孕所生子女，身心受到了损害，对赵先生要求牛女士支付精神损害赔偿及女儿小红抚养费用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
关于精神损害赔偿及抚养费的给付数额，应根据具体情况予以确定，判决牛女士给付赵先生精神损害抚慰金3万元、小红的抚养费用3．6万元及鉴定费用2400元。
□点评
这个案件也证明了《婚姻法》在亲子关系上的一个制度缺漏，即婚生子女否认制度。
在现实生活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所有的母亲都是事实自证的，即基于子女出生的事实而证明自己就是孩子的母亲；但差不多所有的父亲都是推定的，推定的事实，就是在母亲受胎期间与该母亲同居的男人就推定为孩子的父亲。
如果要推翻这个推定，就必须按照婚生子女否认的程序，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不是孩子的生父，能够证明者，即可否认亲子关系。
在本案中，赵先生基于这样的关系，被推定为小红的生父，并且延续了6年，直至离婚后进行亲子鉴定，才证明这个亲子关系推定是错误的。
牛女士认可非亲子关系的鉴定，生父的推定已经被推翻，确认赵先生非小红的生父。
这个制度，《婚姻法》也没有规定，应当予以补充。
本案还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
在生父推定期间，推定的生父受生母欺诈而履行抚养义务，这种行为是何种性质呢？
我曾经提出一个主张，这种行为是欺诈性抚养关系，具有侵权行为性质。
其受欺诈付出的抚养费用应当返还，欺诈造成的精神损害，应当予以精神抚慰金赔偿。
本案法院判决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返还抚养费用等，采纳的显然是这种意见。
成都共同危险行为抑或违反安全保障义务
□案情
2007年10月8日，王某乘坐一轿车在四川成南高速公路上向成都行驶。
当行至23公里处时，被从高速路立交桥上落下的一块鹅卵石击穿挡风玻璃，击中王某左侧胸部，致左胸大片挫伤伴表皮剥脱、主动脉破裂，失血性休克死亡。
经查，事发高速路上的天桥两侧设有实心水泥护栏，紧靠两侧护栏外侧安置有防抛网。
公安机关经侦查，确认当天黄某等三名小学生攀爬事发天桥西侧中段水泥护栏，趴在防护网和广告牌上，比赛看谁扔的石块能击中通行的车辆，往高速路抛掷石块击打往成都方向行驶的车辆，其中一块鹅卵石击中王某致死。
公安机关以黄某等三人未满14周岁，属于无刑事责任能力人为由，撤销三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一案。
王某的近亲属向法院起诉，追究四川成南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和三名致害人及其监护人的侵权责任，承担连带责任。
成都市武侯区法院认为，事发天桥不存在质量瑕疵，成南公司也尽到了相应管理义务，对其要求不能过苛，不构成侵权责任。
黄某等三小孩在横跨高速公路的天桥上玩耍，故意向高速路上行驶的车辆投掷石块，造成王某在乘车过程中被石块击打而死的严重后果。
虽然三人中究竟是谁投掷的石块造成此后果无法确认，但确系其中一人，符合共同危险行为的基本特征，故认定黄某等三人为共同危险行为人，判决该三人的六名监护人对共同危险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共计246979．40元。
□点评
本案争执的焦点在于高速公路管理机构是否应当与共同危险行为人一起承担侵权连带责任。
确定高速公路管理机构承担侵权责任，必备的条件是高速公路管理机构对于损害的发生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具有过失，否则就不承担侵权责任。
在本案中，高速公路管理机构在管理高速公路过程中，没有疏于安全保障义务，没有过失，如果责令其承担侵权责任，则有失公平，违反侵权责任法过错责任原则的宗旨。
造成本案受害人死亡的直接原因，是三个未成年被告的共同危险行为。
是由于三个未成年人父母的管教不周，使他们攀爬高速公路防护网投掷石块取乐，造成受害人死亡的后果。
这一后果尽管不是三个未成年人全体行为所致，而是其中一人所致，但不能判明究竟谁是真正的加害人，因此，构成共同危险行为的侵权责任。
对此，法院判决三个未成年加害人的监护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是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
法院在原告起诉不同被告，案情比较复杂的情况下，抽丝剥茧，确定真正的侵权原因，准确确定侵权责任，适用法律是成功的，也是公平的。
重庆天降叉棍致害无法查清加害人
□案情
2008年11月某日上午11点，重庆市高新区某建材市场对面马路上，21岁的袁正敏和丈夫凌勇正守在自己的百货摊前，一根晾衣服用的叉棍突然从临街楼上落下，正好插入袁正敏的头部。
叉辊长约半米，整个“Y”字形铁叉已经陷入头颅内。
医院急救车赶到现场后，医生将叉棍的竹竿部分取下，只剩下铁叉留在头中，将袁正敏送至医院。
经抢救，袁正敏脱离生命危险，但伤害严重，正在康复之中。
事发后，派出所民警赶到事发地，封锁现场并提取证据，刑侦技术部门经过多次比对，无法找到破案线索，无法确定肇事人。
自袁正敏受害后，肇事者一直未露面。
凌勇代理受害人向法院起诉，将涉嫌肇事的渝州新城2号楼97户共计126名业主集体告上法庭，请求赔偿。
所有被告无不惶恐，召集“应急维权大会”，奉劝肇事者主动投案，其他业主相互支招寻求证明自身无责的证据。
目前案件正在审理之中。
□点评
这是典型的高空抛掷物、坠落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责任，争执的焦点是究竟维护哪一方当事人的公平。
最早的这类案件也是发生在重庆，一座高层建筑物上抛下一个烟灰缸，致伤楼下过路人，法院判决该栋建筑物有可能造成损害的20余户对受害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而稍后，济南市一妇女被楼上抛下的菜板击中致死，向法院起诉该楼56户居民请求赔偿，被法院驳回。
两种判法，各自都有道理，都有人支持和反对，无论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强调的是公平，但立场却不同。
在制定《侵权责任法》的过程中，对于该不该规定这种侵权行为，如何规定具体规则，也是两种立场态度鲜明。
如果基于受害人得到救济的公平，则认为受害人的损害应当由可能造成损害的人共同承担；如果基于承担责任人的公平，则没有证据证明大多数人是致害人，令其承担责任，更加不公平。
在不断的讨论中，意见比较集中，倾向于在侵权法中规定，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难以确定具体加害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加害人的外，为了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依据公平责任，由可能造成损害的建筑物使用人承担补偿责任，而不是确认为侵权责任，更不是连带赔偿责任。
这样的规则，是要突出受害人的公平，使受害人的损害能够得到救济。
我选择这个案件进行点评，正是为了说明这个立法中的意见。
我在德国、荷兰等国家考察这个侵权行为时，他们的法官和学者都表示惊讶，理由是住在高楼上的居民怎么可以如此不负责任？
相比之下，我们的国民是否素质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呢？
应当特别告诫的是，肇事者应当勇于承担责任，不要把自己过失所造成的损害推脱给他人为你负担！
新余亲属法亟需规定强制认领
□案情
2006年7月，原告李小的母亲李玉从乡下到新余市区打工，认识了王峰，相互爱慕并同居生活。
同居一年后，由于双方性格存在差异不欢而散，但此时李玉已有身孕。
李玉多次找到王峰要求与其结婚，或者一次性给付小孩抚养费，但都被王峰拒绝。
2008年4月，李玉生下女儿李小，办理了出生证明，继续找王峰讨要女儿的抚养费，王峰却以李小不是自己亲生为由拒不支付费用。
2008年7月，李玉以李小的名义起诉，要求王峰支付抚养费，并申请进行亲子鉴定。
江西新余市渝水区法院受案后，多次找到王峰，希望他能配合做亲子鉴定，以查明事实，却屡遭王峰拒绝。
法院认为，原告要求确认与被告的亲子关系，不能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举证规则，原、被告在本案中均负有举证义务，即做亲子鉴定义务。
原告已提供了医院出生证明等证明材料，完成了与其请求相当的举证责任，要求做亲子鉴定，其举证责任转换，应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但被告不同意鉴定，又不能提供其他证据推翻该证据。
尽管法院不得强迫其所为，但被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依法推定被告王峰是孩子的父亲，每月向李小支付抚养费200元。
□点评
这个案件再次证明我国《婚姻法》亲属制度的缺项，即非婚生子女认领制度。
在亲子关系上，《婚姻法》还缺少婚生子女否认、非婚生子女准正等制度。
这些亲子关系制度《婚姻法》都没有规定，是必须进行补充的。
在本案中，李玉与王峰同居，分手后发现怀孕并生下李小。
李玉认为李小与王峰具有亲子关系，并且提供了相应的证据。
王峰予以否认，但不同意进行亲子鉴定。
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依据举证责任的证据法则，确定负有举证责任的王峰承担对自己举证不能的后果，推定为亲子关系，确认其抚养义务，是公平的，伸张了社会正义。
这个判决完全正确。
从另外一个角度观察，在亲属法制度上，非婚生子女确定亲子关系，需要经过认领程序。
子女认领分为任意认领和强制认领。
任意认领是“寻亲”，找到自己的亲子主张确认亲子关系。
强制认领就是针对王峰之类的人，他们否认亲子关系，但有事实证明他就是被认领人的生父，法院判决确认亲子关系，令其承担生父责任。
本案判决推定王峰是李小的生父，并且负担抚养费给付义务，其实就是适用强制认领规则，但我国《婚姻法》并没有这样的规定。
在制定《民法典•亲属法编》时，必须予以补充，以应司法急需。
北京"驴友"自冒风险索赔无理由
□案情
2007年3月6日，郝某、张某在网站论坛上发贴，约定于3月10日组织一次由网友自愿报名参加的野外登山活动，公布了活动路线、集合时间、地点及相关注意事项，并声明“本次活动为非营利自助活动。
户外活动有一定的危险性和不可预知性。
参加者对自己的行为及后果负完全责任。
领队组除接受大家监督、有责任控制费用和公开账目外，不对任何由户外运动本身具有的风险以及往返路途中发生的危险所产生的后果负责。
如在活动中发生人身损害后果，赔偿责任领队组不承担，由受损害人依据法律规定和本声明依法解决”。
孙某自愿报名参加。
在活动中，原定路线有所变更，行走时间大大超出了原计划，一直持续到当天午夜，不间断行走超过12小时。
孙某突然出现虚脱症状，后经多方抢救无效死亡，法医鉴定为系由于寒冷环境引起体温过低，全身新陈代谢和生命机能抑制造成死亡。
孙某的父母起诉，以郝、张组织行为导致孙某死亡，具有明显过错为由，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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