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问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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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问题
精神疾病问题
第一节精神疾病的涵义目前，无论是精神病患者还是社会群体，对心理疾病的了认识和重视的程度还远远不够。
许多人对精神卫生没有起码的常识，如当儿童、青少年出现精神病的早期症状，诸如性格改变、失眠、头晕、胡闹等等时，多数家长认为是在闹情绪或是思想上的问题，而没有从精神疾病方面去考虑。
与西方社会将一些人“道德品质”问题解释为精神症状相反，中国社会具有将早期的精神病状视为“道德品质”问题的倾向，以至贻误治疗的最佳时期。
近年来精神疾病问题日趋严重，患病率节节攀升，因此研究精神疾病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一、精神疾病的涵义及其影响精神疾病，是肌体在内外环境不利因素影响下，导致知识、情感、意志等精神活动以及行为出现不同程度障碍的疾病。
人的精神活动与肌体的生理因素、心理因素及社会因素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精神疾病与肌体的生理因素、心理因素及社会因素的联系十分密切。
近年来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生活、工作节奏的不断加快，加上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人们长期生活于紧张状态之中，使中国的精神疾病患病率以每10年增长一倍的速度上升。
据权威数据统计，目前，精神疾病患者已占总人口的30%，其中重症患者占到10%。
精神疾病给病人、亲属带来极大的痛苦和重负，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和负担。
精神疾病对患者本人的影响。
人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到患者言语、表情、行为、动作等方面的异常，具体而言精神疾病可能给患者本人带来诸多障碍。
第一，感觉、直觉障碍；第二，思维障碍；第三，注意、记忆障碍；第四，情感障碍；第五，意志、行动障碍；第六，意识障碍；第七，智能、欲望、性格障碍。
上述种种障碍又必然降低对患者的社会评价，使其失去或减少正常的工作和学习机会，不能很好很好地发挥其潜能并可能遭受嘲笑、歧视、责难、拒绝，继而更加重病情。
正因如此，精神疾病患者就成为我们社会最为脆弱的群体。
精神疾病给家庭带来诸多压力和影响。
首先，经济压力。
一方面，表现为家庭之处的增加，精神疾病需要长期治疗，治疗费用对于普通家庭而言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因此老百姓将这种病成为穷病，十病九穷；另一方面，表现为收入的减少，如果患者是成年人，不但自己将会因疾病失去工作或不能工作，而且家中其他成年人因要依法承担对患者监护之责而影响工作，而且家中其他成年人因要依法承诺对患者监护之责而影响工作，这将直接导致家庭收入的减少。
第二，社会压力，首先表现为家庭成员的正常人际交往受阻或断裂，一方面，可能是家庭成员自身因害怕他人的歧视或家中患者对他人造成伤害而在人际交往方面出现退缩倾向；另一方面，亲朋好友因为害怕受到患者的伤害或带来利益损失而故意逃避与患者家庭的交往。
其次，表现为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嘲笑、歧视、责难和拒绝，而且中国人有将精神症状道德化的倾向，因此精神疾病患者的家属也常被视为道德有问题的人，或者认为家庭中有人做了坏事而使患者遭“报应”，患者家属因此遭到歧视、责难。
再次、心理压力。
当家庭中出现此类患者后，就等于迎来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与病战、与人战、与钱战、还要与己战。
因为，在上述两个压力的交互作用下，家属往往会出现耻辱感、自卑感、自责感甚至出现自罪感。
心理上承受这重负。
再其次，情感困扰。
患者家属在长期的生活煎熬中，对患者欲罢不能，欲爱不成，十分矛盾痛苦。
最后，工作压力。
家庭成员患有精神疾病，一方面会分散家属的工作精力，另一方面会影响人们对家属的社会评价，因此患者家属在工作岗位上较难得到发展，这也间接影响家庭的经济收入。
对社会的影响。
首先，社会要承受精神病患者一定的危害结果。
最大危害是一些暴力型患者的暴力犯罪行为，给人民的生命和财力安全带来威胁。
一些调查显示，1992年中国精神病人的犯罪率高达120%，精神障碍者的犯罪率比一般人口的犯罪率高。
但也有些调查资料显示在一定区域精神障碍者的犯罪率比一般人口的犯罪率低，如上海精神障碍者5年的总犯罪率为0.48%，日本为1%，均明显低于当地同期一般人口犯罪率。
这或许与当地精神卫生服务体制比较健全有关。
在精神疾病者中，性变态的犯罪率最高。
中国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犯罪率高达12%。
各地调查结果显示，精神障碍犯罪人的犯罪类型以杀人伤害居首位。
同时，由于中国有关法律规定，因精神疾病而丧失或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作出犯罪行为时，不承担刑事责任，只由其监护人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因此这些案件中的受害者及其家庭会感到格外的委屈和不公，成为社会治安的一个不稳定因素。
精神病患者的其他异常行为对社会秩序有一定的影响。
社会要承担一定的经济负担。
精神疾病患者也是残疾人之一，社会要为其承担一定的福利支出，如要建立并维持精神疾病的治疗与康复及研究机构，配备相应的人员和设备，承担运作经费和一定的治疗与康复费用以及一定的生活费用等。
二、精神疾病的致病因素
精神疾病的病因很复杂，有些尚不完全清楚。
20世纪初以前，许多学者在纯生物学方面寻找精神分裂症的发病原因，但一直没有肯定的生物学的发现。
近年来，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精神病学模式也发生变化，从原来单纯的诊断、治疗等生物医学模式发展为现代的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
因此，对精神疾病的病因研究有所改变。
就已发现的确致病因素而言，可系统地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精神刺激。
疾病发生常伴随不愉快情绪、无阻感、无望感等心理反应，精神刺激和躯体反应密切相关，情绪等又可导致躯体功能障碍。
人们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每日每时都在接触不同的人和事，每个人都力求适应这复杂的环境，如果不能适应就成为精神刺激。
例如，突发战争、自然灾害、亲人骤然死亡、突然知道自己身患绝症、失业、失恋、重要的考试失败等，可能直接引起精神失常。
。
长期的精神紧张也可能引起精神异常，如长期家庭关系不和，同事关系长期紧张，矛盾既得不到解决又不能回避和摆脱，这样持久的精神刺激因素也可能使人产生情绪忧郁、焦虑、急躁、失眠进而产生妄想等精神障碍。
如果改变环境、去除精神刺激因素，均可使这些精神障碍消除。
但是，上述刺激对具有不同人格状态的人作用是不同的，一些性情开朗、乐观、豁达具有良好个性的人不易致病，而对于某些特殊人格的人，可能构成致病因素，使其患上神经衰弱、强迫症等。
第二、躯体因素。
精神疾病与躯体因素有关。
一方面，一些躯体的生理机能丧失或失调可能导致精神症状或精神疾病；另一方面，精神疾病也会导致躯体的生理机能下降或混乱。
引起精神疾病的躯体因素是多方面的，常见的躯体因素有：
感染，由细菌、病毒感染所致的脑部感染；中毒，如职业性中度、生活性中毒、药物性中毒；代谢障碍；营养障碍及水与电解质失衡；颅内肿物；脑血管疾病；脑外各器官疾病。
第三、遗传因素、素质。
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群体中的精神异常数量和类型差异，是否反映生物学原因的“真正差异”？
如果解释这种差异的生物学原因成立，那么精神疾病的医学模式就得到了支持。
事实上即使在正常的精神活动方面，个体之间差异也很大。
正常个体在类似的环境中所表现出来的精神面貌各不相同。
如遇到困难时，有人冷静、有人浮躁；有人则外露，这些均取决与人的气质，精神疾病的发生与遗传因素及素质密切相关。
遗传因素。
遗传的物质基础是基因。
2001年7月在柏林举行的第七届生物精神病学世界大会上，专家普遍指出，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基因缺陷与许多严重精神疾病如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性精神病、各种癖好的发病有关。
精神分裂症病人家族成员比一般人群精神分裂症的发病率要高得多，双胞胎患同类精神病的比例偏高。
此次会议上提出一个假说：
决定性别的X染色体出现变异会诱发忧郁症，其重要论据是，女性患忧郁症的机会往往是男生的3倍。
现已发现恐惧症约与40个基因有关，50%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有明显的基因缺陷，这些缺陷常出现在第6和第81条染色体上。
科学家的研究结果证实，基因在人们形成瘾癖方面所起的作用估计可以达到50~60%。
癔病与人格特点有密切关系，人格的某些内容，又受遗传的影响。
具有癔病性人格的个体受精神刺激后易发病。
素质。
素质指人的先天解剖特点，主要包括感觉器官、神经系统及运动系统的生理特点，是精神活动的生理基础。
素质受遗传影响，也受后天环境因素的影响。
素质包括两个方面，即神经类型和性格在现实生活中，对同样强烈的精神刺激，不同的人则反应不同，有的人可因精神刺激而精神异常，有的人则不发生精神异常；面对同样的精神刺激，人们情绪反应的强度和持续的时间也不尽相同。
神经类型为强型、均衡性者，无论有多少坎坷都能顽强对待；而强型或不均衡型者遇到困难退缩不前，忧愁无策，易患神经症等精神疾病。
偏于思维型的人则易感情用事，触景生情，易患癔病。
精神分裂症患者多为弱型；躁郁症患者多为外向性格。
虽然素质不决定患某种精神疾病，但具有患某种精神疾病的倾向性，素质的不健康与稳定性差，对应刺激的耐受性较弱，就具有潜在患病趋势，称之为易感因素。
第四、社会环境因素。
疾病发生与环境因素也有密切关系。
人是群居方式生存，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中生活、工作和学习。
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会习俗，对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社会心理刺激因素。
而且，随着社会不断发展，社会结构日趋复杂，社会不适当的感觉或扮演不适当的社会角色，以及给某些行为贴上偏离社会规范的标签等，这些都是发病的因素。
正因为如此，精神疾病不仅被视为医学疾病或医学问题，同时也被视为社会病或社会问题。
有学者将精神异常的社会病因归纳为：
①社会变革政治动乱，导致焦虑、紧张、恐惧等精神创伤；②社会制度压抑个性，导致冲突、紧张、仇恨、愤怒等心理变态；③家庭冲突婚姻破裂，导致情感损伤、角色冲突等情感变态；④贫困落后、人口稠密，导致饥饿、疾病、营养不良等影响脑发育；⑤文化低下近亲婚配，导致遗传代谢障碍，发育不良；⑥社会道德不良，老年保健不足，产生孤独、缺乏情感交流，导致老年变态。
第五、年龄和性别。
年龄对人的心理影响很大，儿童心理、青少年心理、成年以及老年心理各不相同。
同时，各年龄层次的人的生理差别也很大，因此各年龄层次的精神障碍大不相同。
如儿童期常见某种原因导致精神发育迟滞，行为障碍等；青年期是精神分裂的好发期；而老年期多见脑器质性退行性精神障碍。
由于内分泌的区别，女性在月经期可见特有的精神异常。
男性饮酒者中多见酒精中毒性精神障碍。
三、公众对精神疾病的态度一般说来，人们很容易讲别人的异常行为、言语、情绪等与“精神病”相联系，但很少有人将自己及挚爱亲朋与“精神病”相联系，这与公众对精神病患者存有比较固定的看法有关。
“精神病患者是一个丧失人格、整个精神体系混乱、行为颠倒的人”的看法使人产生偏见，通常将行为奇异、古怪的人叫精神病，有的人干脆称其疯子即使是精神健康方面的专业人士也会表现出种种偏见。
美国精神病学家莫里斯・泰姆林曾做过一项实验性调查，该调查采用与一个正常而健康的职业演员会见，并用录音谈话的方法进行。
泰姆林设立了4个鉴别诊断组，让其分别诊断被会见者。
第一组的学者和精神病专家被告知，前来就诊的人是个“非常有趣的人，看起来像个精神官能症患者，而实际上可能是一个严重的精神病人”。
第二组被告知，我们要挑选一位参加某个工业项目研究的科学家。
请你们检查和鉴定一下他的健康状况。
第三组被告知，就诊者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一个完全健康的人”。
第四组，没有介绍此人的任何情况，只说让他们鉴定一下这个人。
在后面的三组中，没有人将这位被会见者诊断为严重精神病，绝大多数说他是智力健康者。
然而在第一组中，25个研究精神病的学者中，竟没有一人将这位被会见者诊断为智力健康者；25个临床心理学家中，只有3个人认为被会见者智力健康；45个精神病学研究生中仅有5人将被会见者诊断为智力健康者。
这项实验调查表明，在诊断精神病过程中“印象”“主诉”非常重要。
一个健康人不会到精神病院，既然来了，就说明你是病人，出现在精神病医院这个事实本身就被看做是“来者有病”的充分证据。
在外行人看来，精神病医师是专家，大抵会作出正确判断。
指称人患有精神病会带来一定的危害。
被指称为精神病的人，会因为公众的舆论而感到迷惘、不安、羞愧；被指称患有精神病的人如若能继续“疯”下去，可以得到一定的奖励，如同情；被指称患有精神病的人如果想恢复常态，则可能受到处罚。
如驱逐；当一个人被指称精神病患者时，他的所有行为都被认为是异常的，甚至对其患病之前的所有行为予以否认；当一个人被指称患有精神疾病后，公众会将之看做一个特殊的“病人”，在他身上打上“精神病”的标记，往往永无“社会康复”之日，很难重返社会生活和工作。
谢夫于1966年指出，诊断分类会给个体贴上“标签”，而这样可能到来反作用。
第一，自我实现预言，即患者可能按照（别人）所期望的行动，戈夫曼批驳道：
他们内化“精神病患者”角色，这样不是使他们的“障碍”有所改善而是变得更糟。
多和泰指出，尽管并非总是如此，例如接受“饮酒过量者”标签能帮助其恢复常态，但是那些拒绝“精神病”标签的人比接受者呈现出较快的改善态势。
第二，行为扭曲，即精神障碍的诊断导致给整个个人（全人）贴上标签——一旦贴上标签之后，（人们便）根据标签来解释其所有活动。
甚至，有时正常的行为也被忽视或被解释为个人精神障碍的标志。
根据罗森汉的研究，假病人的行动也被指称为心理病理的症状。
第三，过分简单化，即标签会导致具体化，使分类成为一个真实的身体障碍，而不仅仅是一个帮助诊断者与患者交流的说明性术语或是一个关于病人问题的假设。
标签不仅仅主要作用于个体的认识，而且也作用于他们的自尊。
第二节精神疾病的类型、分布与诊断一、精神疾病的类型及分布
尽管精神疾病的诊断和分类带来了不可否认的种种伦理学和社会学问题，给精神疾病患者实现自己的潜能造成障碍；但是分类系统对有效治疗的发展起着推动和促进作用，也有助于多种精神疾病的治愈、缓解和控制。
中国精神疾病的分类依据是临床症状和疾病转归，将精神疾病分为：
脑器质性与躯体疾病所致精神障碍、精神活性物质与非依赖性物质所致精神障碍、精神分裂症与其他精神性障碍、情感性精神障碍、神经症及与心理因素有关的精神障碍、与心理因素有关的生理障碍、人格障碍与意向控制障碍及性变态、精神发育迟滞、儿童少年期精神障碍、其他精神障碍及与司法鉴定和心理卫生相关的几种情况。
这里择其常见病症略作介绍。
第一、精神分裂。
典型的精神分裂症，分为早期阶段、症状充分发展阶段、慢性阶段及精神衰退。
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症状表现。
早期表现为失眠、注意力不集中、情绪急躁、孤独、淡漠、沉默、消极、懒散、寡言、离群等缓慢起病症状；也可出现无原因的忧郁、急躁、周围一切事物都不称心、看谁都不顺眼等亚急性起病症状；或出现突然兴奋、冲动伤人毁物、思维零乱、言语破碎、内容荒诞无稽等急性起病症状。
症状充分发展阶段又称为急性期，主要表现为：
精神活动与社会脱节，精神活动不协调，在短时间内出现大量荒谬离奇的思维联想障碍、思维逻辑障碍或思维内容障碍。
慢性期多为急性发展而来，表现为发展期的丰富状况逐步平淡，不但有新的症状出现，原有内容复杂的幻觉妄想变得单调、刻板与支离破碎，对妄想的内容不认真，思维内容逐渐贫乏，整个精神活动降低。
精神衰退表现为整个精神活动的广泛缺损，社会功能丧失。
精神分裂症与遗传有关，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子女此病的患病率可达28%，比一般人群高出200多倍。
另外，家庭不和睦尤其是父母不和，是引发此病的重要原因。
约有60~70%的患者在20~30岁发病，25岁是发病的高潮。
精神分裂症约占所有重性精神病的60%，各地精神病医院中的床位80%左右是急、慢性精神分裂患者，此类病人病程冗长，病情迁延不愈，并逐渐丧失劳动能力。
第二、情感性精神障碍。
情感性精神障碍是一组以持久的高涨或低落为主要特征的重性精神病，有反复发作的倾向和间隙。
包括躁狂症和抑郁症，将只有抑郁发作者称为单向情感性精神病，有躁狂抑郁交替发作者称为双向情感性精神病，躁狂症也包括在内。
躁狂抑郁症表现为既有抑郁期，又有躁狂期，首发症状可以是躁狂也可以是抑郁。
病人一生中可能只有抑郁，或只有躁狂，或躁狂与抑郁兼有。
更年期抑郁症是首次发作于更年期的情感性精神病，表现为焦虑性抑郁的主导症状，但精神运动性抑制不太明显，多数缓慢起病，起初出现头痛、失眠、易疲劳及好烦恼等神经衰弱症状，渐渐表现出对前途的忧虑，并回忆过去，会为一个小小过错而自责，甚至有自罪症状。
另外，焦虑症状尤为突出，患者表现为惶惶不安，经常搓手顿足，不知所措。
患者还有疑病妄想，更加剧其焦虑症状，甚至出现自杀的念头和行为。
情感性精神障碍的分布，多在30岁之下发病，40%在15~25岁之间，躁狂症多在20岁以前发病，少数在儿童期，男女性别比为0.45：
1，女性多于男性。
此类病症与遗传及中枢神经介质的功能障碍及代谢异常有密切关系。
第三、反应性精神障碍。
反应性精神障碍是由急骤的或持久的、明确的社会心理创伤直接引起的精神异常。
起病与精神因素有关。
发病形式可急骤也可缓慢。
症状的发生、发展与症状的内容，均与精神刺激因素直接关联。
常表现为反应性意识障碍、反应性兴奋状态、反应性抑郁、反应性偏执状态、拘禁反应性精神障碍等症状。
反应性精神病的发生与社会心理创伤及精神刺激有直接关系，发病率在不同地区和不同历史时期有很大差别。
中国的发病率为0.2~0.3%，发病年龄在20~40岁居多，男女发病率相近。
反应性精神障碍约占重性精神病的3~4%。
第四、神经官能症。
神经官能症又叫精神神经症或神经症，限于轻性大脑功能失调的疾病。
其基本特征可表现为神经、精神或躯体方面的多种症状，但无明显的阳性体征；一般能适应社会生活，保证完整人格；患者有自知力，要求治疗；起病常与心理因素有关，部分病人存在个性弱点；主要表现为焦虑、紧张、情绪障碍、强迫现象、癔病症状及各种躯体症状等。
神经官能症是一种常见病，据统计此病约占内科初诊病例的10%，约占神经精神科初诊病例的80%。
神经官能症患者多数具有脆弱性人格，对稍强烈的社会刺激因素，有较强烈的反应而出现神经官能症。
第五、人格异常。
人格是人的一切心理特征的总和，而且是稳定的。
人格的形成与社会历史条件密切相关。
人格异常（人格障碍）是一种持久的适应不良的行为模式，此行为模式对社会和个人都有害，影响正常的人际关系。
异常人格是在不良环境中形成的，与儿童期家庭教育不当和家庭变故密切相关，不良的社会风气对少年的人格形成极为不利。
人格障碍不是精神病，不需要医疗方法的治疗，也无痛苦体验。
人格障碍有多种类型，如偏执型人格障碍、情感型人格障碍（又叫循环型人格障碍）、分裂型人格障碍、爆发型人格障碍、强迫型人格障碍、癔病型人格障碍、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等。
西方国家人格异常患病率较高，现有统计资料显示中国的患病率较低，1982年与1993年的部分区域调查结果分别是0.13%和0.10%。
中国患病率低可能与三个因素有关，一是诊断标准较严；二是部分人格异常者意识不到自己异常，因而无寻医行为，故未被发现；三是社会环境更适合人格的健康发展。
在最低社会阶层，被诊断为精神病的比率最高。
在美国最低阶层中，接受精神治疗的人数是最高阶层的3倍。
最高阶层总人数占总人口的3%，但只占精神病人的1%，相反，占总人口18%的最低阶层中，精神病人数竟占精神病患者总数的38%。
另外精神病治疗效果也与社会阶层相关，高阶层的精神病患者治愈率是30%，而低阶层的治愈率不足5%。
高阶层患者的病发率为12%，而低阶层患者的病发率为47%。
二、精神病诊断问题
精神疾病的诊断问题涉及两种主体。
其一是精神科医生，其二是与被诊断者相关的其他人。
前者在诊断方面，依据诊断者专业知识和被诊断者的症状表现。
同时其他非精神专科医生的诊断也很重要，“世界各国非精神专科医生对心理障碍的平均识别率为48.9%，而我国约15.9%。
虽然大多数医学院校的本科生开设了精神病学或医学心理学课程，但相当多综合医院和基层医疗单位的医务工作者对精神病学知之甚少。
而专科医生的数量和素质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身心健康方面的需求。
以美国为例，美国有2.5亿人口，精神专科医生3万多人，他们从医学院校毕业后还需经过相当长时间的精神医学学习、训练和实践后才能成为正式的精神科医生。
我国有约13亿人口，精神科专业医生不足1.5万人，精神科床位仅10万余张，远远不能适应现实生活的需要”。
另外，“在发达国家，医学心理科学得到广泛的重视和发展，医学心理咨询和精神疾病的防治普遍进入综合医院和基层医疗单位，并广泛开展了精神医学的联络与会诊。
但在我国这些仅仅是在少数大中城市的少数综合医院起步，就全国范围来说，由于人才缺乏，认识不够而远远没有普及起来”。
因此，中国的精神疾病的医疗诊断还有待进一步提
第二种诊断的标准往往是非“一般”的即是病态的，无论这“一般”所代表
的是正常的还是异常的。
在生活中当人们遇到波折，因对工作不满、失恋或家庭婚姻破裂而痛苦不堪，或社交行为不够得体，别人会认为其需要接受精神病治疗，自己可能也会有求医行为，而医生也可能定论其患有精神病。
所以很容易将人们对“生活波折”的反应判断为精神病的表现，将那些遭受挫折者视为“精神病患者”。
这不但掩盖了人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且也加重了“被诊断者”的思想负担，并使其社会环境进一步恶化。
大多数人对精神疾病认识不足，对患者缺乏应有的理解和同情，偏见和歧视现象较为严重。
一些患者和家属即使有一定的精神卫生知识，认识到疾病的性质，却宁可自己忍受痛苦而不愿寻求精神科医生的帮助，害怕因“精神病”而受歧视，还有人求神拜佛或求助巫医，结果延误了治疗，使病情加重。
在判定一个人为“精神病患者”之前应仔细考虑三个问题。
第一是动机，即人们判断所依据的“症状”背后的动机，强迫洗手与正常洗手之间的动机不同；第二是条件，判断一个人患精神病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的，滑稽表演后的大笑与
在葬礼上的大笑是不同的；第三是判定，由谁来做患病与否的判定？
精神病专家不能依据公众一致判断作为专业判断的唯一依据。
再者，我们必须如同接受“人的躯体健康状况是有差别的”一样，接受“人的心理健康状况也是有差别的”。
因此，如果一个人能在社会上担任一定的工作，起一定的作用，就应该认为他基本上是正常或健康的。
即使此人并不怎么愉快，也不那么规矩得体，但这并不妨碍他做一个正常人。
第三节精神病的治疗
对残疾人这个社会弱势群体给予援助是社会文明与进步的标志。
中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对残疾人给予必要的援助的各级政府和社会应尽的义务。
社会各方面应采取积极措施，帮助不能自然康复的病人及其亲人从困境中解脱出来。
人类的精神活动具有社会性，人的语言、行为是精神活动的外在表现，与病人通过语言、行为进行情感交流，对其心理活动有一定的影响。
所以精神疾病的治疗除了应用抗精神病药、抗抑郁药、抗造狂药等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影响精神活动功能外，还包括精神治疗、工娱治疗等方法。
一、精神治疗
精神治疗又称心理治疗，是用心理学知识及方法治疗病人的心理问题。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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