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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家资料2
理查德·C·莱文：
理查德·C·莱文：
1993年被任命为美国耶鲁大学第22任校长，是现任美国常青藤联盟学校校长中任期最长的一位，先后在斯坦福大学、牛津大学和耶鲁大学学习。
莱文教授是技术变革经济学方面的专家，美国艺术和科学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技术经济政策委员会委员。
“你们知道吗？
莱文校长的女儿和我的儿子都要到中国学习中文了。
”昨天，在结束对美国耶鲁大学校长莱文的采访之后，耶鲁大学副校长罗琳达悄声说。
这并不奇怪，罗琳达说，耶鲁大学为学生开了54种第二外语，现在，汉语已经成为第二热门的外语了。
在耶鲁的这股中国热中，校长莱文发挥重要作用，2001年以前，莱文从未到过中国，但是，从2001年到现在，他到中国的次数可能要超过10次了。
正在厦大参加2006中国－耶鲁大学领导培训班（以下简称“耶鲁班”）的耶鲁大学校长昨日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耶鲁重视中国是有道理的，因为中国正在日益成为有影响的国家，耶鲁有必要对中国事务有更深刻了解。
以下是本报对莱文的专访。
关于通识教育：
一流大学培养的不应该只是会计师、金融学家
记者：
昨天您在报告中鼓励中国大学开展通识教育，大学前两年，让学生接触不同领域，之后再凭兴趣选专业，但是，您知道吗？
在中国，一方面，工厂恨不得把生产流水线搬进学校——因为这样，学生一毕业就能马上上岗，另一方面，大学也不断表白“社会需要什么专业，我们就开设什么”，就业率已经让中国高校变得很神经质了，在这种气氛下，通识教育能在中国行得通吗？
莱文：
我认为，至少在中国的一流大学，通识教育是可行和必行的。
在美国，也不是所有的大学都搞通识教育，我们有一些学院、社区大学，它们定位职业学院，是为学生今后职业作准备的。
在中国，也可以有这种多体系。
为什么通识教育对中国一流大学来说是必行的呢？
我们知道，事实上，你教给学生多少的知识才算多呢？
在如今这个社会里，人们随时随地都可以获得信息，大学要教给学生的是思辨能力，去粗取精的能力。
一流的大学不应该培养那些只懂得会计、金融和市场工具的人，而是能独立和独特地思考的人，还有，不只是懂得专业知识，还有更广泛涉猎的人。
记者：
但是，现实是：
很多单位看不到这点，他们到学校招聘学生，看的是专业课学了什么，学得深不深。
您昨天好像也讲到，通识教育在得到用人单位的认可之前，可能需要一定过程，在目前阶段，一些学生可能成为牺牲品。
莱文：
我的意思是“可能”成为牺牲品，只是预测，但是，不是一定。
我知道，中国一流大学吸收的也是中国一流的中学生，经过大学教育，他们不可能不适应社会。
至于用人单位，我想，他们最终会认识到，接受通识教育的学生会比以前的雇员更加富有创新能力和创造能力。
记者：
通识教育的教学方法是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向权威挑战，不过，我担心，这些时刻准备“挑衅”别人的人走出校门后可能会摔个大跟头，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尊重权威，个性含蓄。
莱文：
实际上，美国也是这样，老板们都希望员工们能守规则，跟着他们的指令走。
但是，一个能提出创新意见、好学好问的员工，对老板来说不是坏事，而是一种促进。
关于自己，当了13年校长，没带过一名研究生，没有发表一篇专业论文。
记者：
很多普通的中国人认识您，不是因为您做了些什么，而是您“没有做什么”——自从1993年当了耶鲁校长，据说您从来没有带过一名研究生，没有挂名搞一个具体的科研项目，这在中国是难以想象的，中国的校长尽管很忙，但是，他们还得腾出时间带博士生，搞科研。
莱文：
是的，13年来，我不仅没有带过一名研究生，甚至也没有在专业杂志上发表论文，我只写了一本《大学工作》。
大学校长是一个需要全神贯注、全力以赴去做的事业，我干的是一份全职工作，我觉得我应该把所有时间放在工作上。
而作为世界一流大学耶鲁的校长，我肩负更多责任，更要全心投入到工作中去。
记者：
我了解到的信息是：
一些中国校长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他们认为，如果不继续带研究生搞科研，哪天他们不做校长了，就再也无法回到实验室去了。
您当校长之前，是有名的经济学家，难道就不担心自己会离学术的前沿越来越远吗？
莱文：
虽然我不指导学生，但是，十几年来，我一直关注经济领域的最前沿，一直没有放弃，我还在文学领域发展了我的兴趣。
我不做校长了，我想我也有足够多的选择。
关于中外校长：
如果我是中国校长，我要确保学校的科研
记者：
中国校长们说，虽然都是大学校长，但是，干的活还真不同。
他们形容自己是幼儿园的老师，大大小小的事都需要操心，包括调解老师之间的争吵，而美国校长就不同了，他们形容您更像是将军，只需管大事，小事忽略不计。
通过“耶鲁班”，您看到这种差别了吗？
莱文：
我并不认为中美大学校长有什么大的差别，美国校长也必须对学校方方面面负责，不只是老师，还有学生，科研，总体规划，和政府的联系，和社会打交道，筹资等等。
我想特别说明的一点是，通过耶鲁班，中国书记校长的能力和素质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们致力于学校工作，努力奉献自己，对学校长远目标、面临挑战甚至短处都有清晰的认识。
记者：
我很好奇，如果您是中国的校长，您会做些什么事呢？
莱文（笑）：
这实在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我的第一个想法是，我要开展很多试验，设置新的课程，推行新的教学方法；哦，我还要确保学校科研，争取政府和社会的支持，中国的大学要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科研是十分重要的。
不过，我认为，中国校长们和我努力的方向是一致的，他们有抱负，有理想，也努力进行改革，如果让我来当中国校长，我也不能保证自己能做得比他们好。
面对一流的梦想，我们到底迷失了什么？
新华网北京８月５日电（记者邬焕庆、吕诺）第二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４日开幕以来，耶鲁、剑桥、哥伦比亚等世界一流大学的领导者纷纷登台讲演，讲者侃侃而谆谆，听者谦谦而尊尊。
请来这么多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听他们的治学与治校理念，是因为我们民族有个梦想：
我们要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
梦想总是令人激越，但，梦想有时也会让人迷失。
在论坛之外，新一轮高考已经结束，各个高校即将以一个新的学年开始自己的发展历程，更有一批有志于一流的大学启动恢弘的建设工程。
这同时，我们耳边也轰鸣着一个又一个“大学城”的圈地声、一些高校时常爆出的招生与学术丑闻，不禁驻足凝思：
面对一流的梦想，我们到底迷失了什么？
显著的成绩，明显的差距
２００３年底，教育部公布了列入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即“９８５工程”）名单，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等在内的３４所高校榜上有名。
事实上，通过“２１１工程”,特别是“９８５工程”的建设,我国一流大学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
以进入“９８５工程”建设的北大、清华等９所高校为例,虽然数量还不足全国普通高校总数的１％,却拥有雄厚的师资力量以及许多重点教学和科研基地。
到２００２年,９校共有中国科学院院士１１８人,占全国高校总数的４９％；中国工程院院士６９人,占高校总数的３２％；９校有５１个依托高校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占总数的５０.５％；另外,２００２年,国际最具影响的３个检索系统SCI、EI、ISTP共收录中国科技工作者的国际科技论文７７３９５篇,其中９校有１８４６２篇。
从以上数字中可以看出,我国著名高校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显要的。
但是与世界一流大学比较,我国大学的差距又是十分明显的。
一般认为，我们的大学与世界一流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科学研究水平，二是师资队伍水平，三是大学管理水平。
与耶鲁、剑桥相比，中国高校在原创性成果、教师质量、科研经费和国际化方面，都与世界一流大学有着一定差距。
２００２年３月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当时的北大和清华总体上处在世界大学体系的百名之外，而其他若干所名牌大学则差距更远，差距除了硬件外，更有软环境的建设、人事管理制度方面的落后。
为了赶超这些差距，我们的一些高校提出了用２０年左右时间跻身世界一流的口号。
但是，２０年时间真的能够建成世界一流吗？
世界上的一流大学一般都拥有一批世界杰出的科学家（如剑桥大学、哈佛大学分别拥有诺贝尔奖获得者６３位和３５位），一批位于世界前列的学科和实验室、研究中心，高强度的经费投入，为综合国力的提高、人类文明进步作出过重要贡献，培养出了一大批杰出的人才。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绝非轻而易举、一蹴而就的事。
”这是记者在会场内外听到的最多的话语。
“大学城”堆不出一流大学
尤其令人忧虑的是，时下一些高校和地方政府为了追求“一流”的目标，仅仅把目光盯在了大学的扩招、扩建以及所谓“大学城”的建设上。
在一些地方，“大学城”的建设风起云涌。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建和在建的大学城有５０多个，争先恐后做“大”文章，圈占了大量良田。
针对这种现象，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高校发展既不能盲目膨胀，也不能千篇一律，关键在于内涵的优化，办出个性特色，才能共同营造出良性发展的高等教育‘生态圈’。
以创办一流大学为己任的名校，更不应该为这种‘圈地热’推波助澜。
”
早有有识之士指出：
现在高等教育界有一种贪大求全的不好风气，理工科大学要办文科，文科性大学又要办理科，似乎只有办成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大学，才能成为一流；内涵扩充了，外延就要随之扩大，招收的学生越来越多，原先的校园不堪重负，于是圈地建大学城，动辄几千亩地，似乎数量和规模的迅猛发展就是一流。
这是对一流大学的误解，这是在“一流”下的迷失。
总有人说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就是“大学城”，所以我们建一两个也不为过。
但实际上，那里的大学城是自然形成的，有高层建筑，更多的是陈旧的低层房屋，这并不妨碍它们作为世界顶尖的一流大学的声誉。
牛津和剑桥等国际一流大学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扩充规模上，而是以人为本，想方设法吸引一流人才，尤其是顶尖的一流人才，学校的层次和实力自然就能快速提升。
令人困惑的是，近年来国家勒紧裤腰带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支持力度，可一些学校钱多了，就忙着去圈地、盖大楼，或者新办自身空白的专业，一味往大而全的路子上走，这其实等于把大量的钱投入到自己的弱项上，重复建设了可能别的高校已经比较成熟的专业。
“大学建设也要有科学发展观”，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校长沈晓明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必须是软件重于硬件，质量重于数量，精重于全。
现在国内有地方搞大学城，动辄５０００、６０００亩，但它们离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却越来越远。
”
这次与会的外国代表中就有伦敦经济学院的院长，那是一所只有不到７０００人的小学校，但它有５名诺贝尔奖得主，在世界上有很大影响。
“所以一味求大并无必要，要防止大学建设中的‘政绩炒作’。
”沈晓明说。
用科学发展观来成就一流
面对“一流”的诱惑，同时也面对迷失的危险，有专家指出：
大学校长一定要冷静思考，要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不应该盲目跟风，违背高等教育发展的自身规律。
国家把很多的钱投入到高等教育上，一些学校没有把它花在刀刃上，而是用在圈地、盖楼、铺草皮上了，用在搞重复建设上了，实在是不应该。
“国内的一流大学尤其应该带好这个头。
”朱清时说：
“不能受开发商和地方政府急功近利的政绩观的误导，偏离高等教育自身建设发展的规律。
”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也强调：
“正如耶鲁大学校长莱文所说，现代大学的校长不能再把眼光仅仅盯在日常事务上，而要在更高层面上做好资源的调配者、制度的设计者。
”复旦的任务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这很明确，“我们是要做强，而不仅仅是量的堆积”。
因此，复旦已经出台了“五大战略”，以学科发展、人才强校、国际化、服务上海、品牌战略为突破口，抓住战略机遇期，以最终跻身世界一流大学。
许多国内大学的校长在讨论时也认为，国内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发展观正确与否很重要，否则有再多的钱，也是高能耗低产出。
还要通过合理的人事制度改革，把教师科研人员的投入度大大增加，必须增加人人搞科研、人人出成果的激励机制。
对于中国大学的快速发展以及急切的对“一流”的渴望，国外一流大学的校长也提出了善意的建议。
耶鲁大学校长莱文认为，中国大学的合并、扩招在某种程度上是必须的，因为只有具备一定规模才能更好发展。
但他同时指出，“大规模”不应成为大学追求的目标。
如果以规模论，耶鲁是个小学校——它只有１１０００名学生。
他指出，世界上许多一流大学的规模都不很大。
比如，剑桥大学仅有１５０００名学生，但研究生就占五分之一。
什么样的学者适合当大学校长？
张贵峰
2007年10月13日来源：
燕赵都市报
一个人在担任大学校长之前究竟是其他专业的几流学者，并非事情关键，关键在于：
他能否矢志成为一流的教育专家、职业化的教育管理者。
作为一个大学校长，一定要有展望大学发展方向和提升大学品质的愿景，能够制定远大而且可以实现的目标，能够将大量时间集中在主要的行动上。
“我反对第一流学者当领导！
有的学者当了领导还在做学问，乱套了！
”著名学者、北大教授陈平原日前在出席广州大学学校文化建设论坛时表示，“大学要做到协调不同的学科利益，就必须由二流的学者当领导”，“蔡元培在政治、文学等多个专业都是二流或以下的，但他对每个学科都有涉猎，当校长是很合适的。
我对今天中国选拔校长的制度表示遗憾！
”（《新快报》10月12日）
大学里政学不分、行政领导与教授学者的身份往往被“一肩挑”，乃至必须“教而优则仕”，应该说是当前国内许多大学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
表现在大学校长的选拔上，甚至已形成了“惯例”：
大学校长最好是院士，至少也必须是个博导、教授。
以此种“惯例”来进行大学校长的选拔，无论是对学术，还是教育管理本身均构成了一种妨害，正如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此前曾指出：
“要搞科研就不要当官，要当官就不要搞科研，当了官就要好好为科研工作者服务，既想当官又想搞科研肯定什么都做不好”。
就此而言，笔者对陈平原教授“反对第一流学者当领导”的看法深表赞同。
不过，对其随后“必须由二流学者当领导”的观点，似乎应有进一步商榷：
大学校长究竟应该由几流学者来担任，蔡元培是否因为学术二流才当校长？
诚然，就大学中的绝大多数学科专业来说，一流学者当校长是不适合的，但如果我们承认教育管理、尤其是高等教育管理本身也是一门独立并且专业要求极为精深的学问的话，那就不能不承认，大学校长其实也是需要一流专家学者才能胜任的，只不过，这种“一流”必须是大学教育管理素养、职业能力的一流，而非其他。
以此来看蔡元培的校长任职，其所以“很适合”，显然不仅仅因为他是其他学科的二流，更在于他具有一流的教育本身的素养，是一流的教育家专家，无论是从他“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还是从他“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机械之教育，非所以施于人类也”的教育理念中，都能得到很好的证明。
事实上，这种大学校长必须由一流职业化教育专家来担任的做法，并非只体现在蔡元培身上，而是现代大学管理发展的一种基本趋势，同时也是当前世界一流大学的普遍做法。
如去年曾访问中国的耶鲁大学校长雷文就曾这样评价自己的职业：
“作为一个大学校长，一定要有展望大学发展方向和提升大学品质的愿景，能够制定远大而且可以实现的目标，能够将大量时间集中在主要的行动上”。
为此，雷文任校长12年，放弃自己曾经的专业，没有带过一个研究生，唯一专著也是有关教育本身的——《大学工作》。
由此观之，一个人在担任大学校长之前究竟是其他专业的几流学者，其实并非事情关键，关键在于：
他能否矢志成为一流的教育专家、职业化的教育管理者。
如果能，即使此前是其他学科的一流学者，也不妨一试，而如果不能，那么无论在其他领域是一流还是二流、涉猎学科再多，恐怕都是勉为其难。
现代企业，需要职业的经理人——企业家来打理；现代化生活中的法律事务，也需要职业的法律人——如律师来操持，这些都已是生活常识。
但到了教育这里，我们似乎还没有形成同样的共识：
办教育、大学，同样也需要职业化、专业精深的教育专家来主持；而有意无意中，将教育视为一种没有自身独立品格和内在规律的附庸性存在——这或许才是当前我们大学种种弊端和病象的根源所在。
大学校长应该是一流的教育家——与陈平原教授商榷
作者：
魏伯河
发表日期：
2007-10-1410:
19:
03来源：
中思网
日前，著名学者、北大教授陈平原在出席广州大学学校文化建设论坛的时候，以一个人文学者的身份“反省”当代中国大学存在的问题，批评中国大学的特点越来越像官场。
这种批评，实际上并非陈平原教授首发。
今年3月，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张鸣教授在其博客上发文，称他和人大国际关系学院领导之间发生了一点在他看来非常严重的冲突，“自己也许将不得不被迫离开人民大学”。
张鸣还补充说，之所以把这事在博客上登出来，“不是申冤，也不是想炒作”，只是想说明高校目前行政化的程度，已俨然一个“衙门”。
这样的批评，除了公开发表的之外，人们的日常谈论中更是早已公认这样的事实。
陈平原提出：
办大学需要给教授、学生自由表达、思考的时间和空间。
这些意见，当然是有道理的。
官场化的大学，很难成为学术的殿堂，是没有疑义的。
陈平原教授还质疑学校聘请一流学者当校长的行为。
他直言，大学里不同的学院、学科都有各自的发展，要做到协调不同的学科利益，就必须“由二流的学者当领导”。
他解释：
“一个人的专业到达顶尖状态，就会有一个盲点。
这种人当校长，很容易刚愎自用。
过于强烈的学术背景和突出的学术成绩，很容易使人产生偏见。
第一流的学者当了校长，很难对其他学科做出支持。
有些人当了领导还要做学问，乱套了！
”“蔡元培在政治、文学等多个专业都是二流或以下的，但他对每个学科都有涉猎，当校长是很合适的。
”（见10月12日《新快报》）
这样的说法，就有些概念不清、词不达意了。
某一专业的一流学者当了校长，既当官又做本学科领域的学问，的确容易犯这样的毛病。
但某一领域里的“二流学者”当了校长，就能避免这种弊端了吗？
答案是否定的。
在中国高校目前的生态环境下，所谓的“二流学者”如果当上了校长，也会很快被捧成“一流学者”的。
这种人如果也“刚愎自用”起来，甚至可能比真正的一流学者更可怕。
“有些人当了领导还要做学问，乱套了！
”在这里，陈先生把“当领导”与“做学问”完全对立起来，我认为也是欠妥当的。
在我看来，当了领导未必就不应该做学问，但不管原来所从事的专业研究领域是什么，都要侧重于结合所担任的职务去做学问。
苏霍姆林斯基几十年担任一所学校的校长，同时写出了大量的教育学名著，就是很好的证明。
蔡元培当校长“很合适”是因为他“在政治、文学等多个专业都是二流或以下的，但他对每个学科都有涉猎”，也就是说，是一个“万金油”似的人物吗？
我想没有任何人会认可这样的评价，陈平原教授的本意也未必是这样。
在我看来，蔡元培所以能够成为在北大校史和中国教育史上最著名的校长之一，首先因为他是“一流的教育家”，而绝非因为他在其他方面是什么“二流或以下”的原因。
所谓“教育家”，既要有自己独特的教育思想，还要有行之有效的治校方略，更要有社会公认的办学实践。
教育家必须有较长时间成功主持一所学校（不管是大学中学还是其他学校）的实践经历。
没有主持一个学校的实践经历，只有对教育现象的理论研究，这样的人可能是教育理论家；只有对教学规律的实践探索，这样的人可能是教学专家。
他们都未必能成为一流的教育家。
教育理论家的成果主要是以论文著作来体现的，教学专家的成果主要是以教学成绩来体现的，教育家的成果主要是以办学实绩来体现的。
而教育家与各学科领域里一流学者的关系，也不像陈平原先生所说得那么简单和单一。
教育家固然要对各学科领域现有的“一流学者”提供支持和服务，营造能够让学者们充分施展其聪明才智的环境氛围，还要能吸引、凝聚国内外更多的一流学者来校工作，更要能在自己的教师队伍中培养造就更多的“一流学者”。
这些，只有“一流的教育家”才能做到。
如果校长不是一流的教育家，而是“二流”的学者在那里充数，不仅不可能吸引、凝聚、培养造就更多的一流学者，现有的一流学者也可能难以施展其才华，甚至不得不离校而去。
我们的众多大学所以没有能够办得更好、更有特色，不仅是因为缺少“一流的学者”，更主要的是因为没有“一流的教育家”。
大学目前竞相聘任各专业学科的“一流学者”当校长、院长，是偏颇的，应该纠正，但不能因此得出应该让二流学者去当校长、院长的结论，而只应得出让一流教育家去出任校长、院长的结论。
温家宝总理在2006年全国人代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造就一批杰出的教育家”。
尽管这一目标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实现的，但说明我们国家是明了教育发展的关键所在的。
我们衷心期待着我们的大学及早破除“官本位”的痼疾，让“一流的教育家”管理学校，使大学成为真正的学术殿堂。
“大学校长要有胆量创造和开辟”
红网12月19日讯（潇湘晨报记者：
胡力丰、沈颢）“建设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这10年来讲得是越来越多了，但真正理解的却似乎越来越少了。
”昨日，武汉大学原校长、著名教育家刘道玉在第三届鲁迅论坛上一开讲就如此直言不讳。
刘道玉认为，世界排名前200名的大学，中国内地还没有一所，这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因素。
中国的大学发轫于洋务运动，脱胎于封建社会，是西方的舶来品，不像西方的大学，有深厚的人文主义传统，自发形成。
尤其是中国的大学这100多年来只学到了西方大学的壳，而没有吸取西方大学的灵魂：
独立、自由、平等、质疑等。
现实的因素则是中国大学这几十年来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出现异化。
昨日论坛间隙，本报记者采访了刘道玉。
潇湘晨报：
你今天演讲的主题是建设一流的大学，而你以前又曾是武汉大学的校长，一流的大学需要怎样的校长？
刘道玉：
大学独立，学术自由，教育家治校，这是世界各国发展教育的普遍规律。
究竟应当选拔什么样的人当校长？
毋庸置疑，一流大学需要一流的校长，也就是一流的教育家。
什么是一流的教育家呢？
对于这个问题，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有精辟的论述，他说一流的教育家必须具备下面两种素质之一：
“敢探未发明的新理，即创造精神，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即开辟精神。
创造时，目光要深；开辟时，目光要远。
总起来说，创造、开辟都要有胆量。
在教育界，有胆量创造的人，即是创造教育家；有胆量开辟的人，即是开辟教育家，都是第一流的人物。
”大学校长当然要按教育规律办事，要教授治校，提倡独立、自由、平等、质疑等精神。
中国当下一流的大学校长并不多，尽管他们当中也有很多很有理想，但受体制等方面约束，他们自由表达的环境有限，所以要改革。
“官本位选校长不利于其职业化成长”
潇湘晨报：
最近包括武汉大学在内的一些著名高校的校长换了，这些校长很多都是某个领域的专家，还有很多书记换了，一些属于教育部的司局级干部空降，媒体和大众对这些副部级的校长书记很关注，你怎么看？
刘道玉：
校长专家与专家校长是有区别的。
校长专家即教育家，是以承认校长这一职务是一门学问为前提的。
校长专家的特点是，具有广博的专业知识，懂得教育科学和教育工作规律，有较强的决策与管理能力，能联系群众，作风民主等。
专家校长与校长专家的区别是明显的，前者是治学，后者是治校。
我国目前选任一些院士当兼职校长，这并不是一个明智的作法。
我认为应该将大学校长的选举权还给大学教授。
大学校长遴选标准是十分重要的，但是遴选的方法却是选拔合格大学校长的基本保证。
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方法遴选大学校长呢？
我国目前大学校长选拔的办法基本上是任命制的，即事先由上级组织部门派人到学校调查，或象征性地在一定范围作一次民意测验，确定校长和副校长的人选，然后由相当级别的组织部门任命。
这种作法，无论是从选拔的办法，还是对校长任期和待遇的规定，都是与干部的选任相同的。
这是官本位主义在大学校长选任上的明显表现，也不利于大学校长的职业化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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