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地区的乡村治理.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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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地区的乡村治理
少数民族地区的乡村治理
——以黔西南州贞丰县者相镇为例
摘要：
通过对黔西南州贞丰县者相镇传统治理资源与现代乡村治理权威的描述与分析，认为，转型期的中国乡村治理有很多可以借助的社会力量与民间资源，要充分协调利用村里的民间资源，如发展乡村经济中涌现出的经济能人以及知识能人、老党员、老干部等，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寨老，可以考虑将其纳入或并入国家在民族乡村的政权组织，间或采取组织“寨老协会”等形式，使国家权力和民间治理传统互利结合、和谐共生，从而在尊重民族地区文化网络的权威的基础上，探索国家民族乡村治理的新模式。
关键词：
少数民族；传统治理资源；现代干部权威，治理手段与创新
引言
（一）课题研究的意义
英语中的治理（govemance）一词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腊语,即管理、引导之意。
1995年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在《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报告中对治理进行了相关界定：
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
而乡村治理则是指在村社区范围内，运用公共权威管理和控制村庄公共事务借以增进公共利益的过程。
乡村治理的目标则是通过乡村公共权威与农民之间的有效作用与互动照顾好广大农民的福祉，它旨在最大程度上能实现村庄公益。
而乡村治理目标的能否达成则主要取决于制度和人为的多重因素的影响和作用。
就乡村治理的基础而言，自建国初到现在它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
建国之初至70年代末依附与保护型治理；经济市场化时期由依附型向契约型的转变；后税费改革时期的多元化治理。
在以上治理方式发生变化过程中国家话语成其为最为直接的动因。
由于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导致乡村集体经济组织逐渐崩溃，乡村村干部的治理权威也开始日渐衰落与弱化，外加自治型的合作组织尚没有充分发育起来诸种原因，多元化的治理尚未形成一种有效的合力，致使广大乡村地区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了治理危机。
此外，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日趋扩大的经济差距造成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拉大，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如果这种情况进一步发展还将有可能激化产生民族分裂情绪，势必削弱国家的统一基础。
为此，在促进新农村建设与大力推进西部大开发的国家宏伟战略的新的时代背景下，探索新时期国家权威与少数民族之间的互动关系，为新农村的建设谋求合理化的发展路径，对实现国家乡村地区的和谐均衡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本课题拟以实证调查方法，选取黔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实证研究，通过问卷调查、访谈、典型事件追踪等方法，广泛收集与课题研究有关的各种第一手材料，力图真实反映少数民族地方治理实际状况，以期研究如何达成国家话语与地方性知识的良性互动，使乡村治理向着善治的方向与层面着力迈进，从而建构起我国少数民族群众在国家层面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借以促进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
这是本课题旨在探索研究的一个重要目标。
它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化对国家构建理论和地方治理理论的认识，为探索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的科学、优化、均衡发展做出重要的对策性思考。
（三）贞丰县概况
贞丰得名于清王朝镇压南笼起义之后，取“忠贞丰茂”之意。
1797年，清嘉庆二年（1797年）置贞丰州，1913年改为贞丰县。
该县地处珠江上游北盘江畔，贵州省西南部，东经105°25′-105°56′，北纬25°07′-25°44′，隶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东邻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望谟县，南接安龙县、册亨县，西与兴仁县接壤，北与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毗邻。
全县总面积1511.9平方公里，辖6镇7乡（珉谷镇、龙场镇、者相镇、北盘江镇、白层镇、鲁贡镇、连环乡、挽澜乡、小屯乡、长田乡、平街乡、鲁容乡、沙坪乡），156个行政村2个居委会，6个社区，境内有汉、布依、苗、仡佬、回、瑶等25个民族，民族风情淳朴浓郁。
贞丰县共有人口38万，其中少数民族人口16.3万，占全县总人口的49%。
现有基层党组织388个（其中：
基层党委17个、总支5个、支部366个），党员9731名。
贞丰境内拥有众多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景点达100余个，有天下第一奇峰──双乳峰，天下第一奇石──花瓶石，有盆景石林──竹林堡，还有高原湖泊三岔河等。
贞丰县境的布依族历来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而在农业生产中又以种植水稻为主，素有“水稻民族”之称。
几大水稻主产区大部份是布依族聚居区。
其次是玉米（布依人称“包谷”），除供人食用外，是布依人酿酒和饲养牲畜的主要原（饲）料。
此外，布依人还兼种大麦、小麦、高粱等杂粮以及南瓜、黄瓜、冬瓜、丝瓜等。
布依人的副业主要以养殖业和编织业为主。
布依人普遍养殖耕牛，田坝地区多饲养水牛，山地地区多饲黄牛，主要作为役牛。
布依族还普遍饲养鸡，少数人家还饲养鸭、鹅。
编织是布依族的主要家庭副业。
布依妇女，纺花织布，一是供家人衣着，二是拿到市场出售，赚取少许利钱购买油盐等生活必需品。
不少布依男性，工余时间编制农用粪箕、挑箩、晒席、晒筐、筛子等出售。
还有一些于农闲时间外出从事木匠、石匠副业。
贞丰布依族地区手工业主要有榨糖、榨油、靛染等。
其中，油榨业是贞丰县布依族地区重要的手工业之一。
（四）者相镇概况
者相，名源于“宰相”，相传三国诸葛亮“平南”时在此筑城操练兵马，故取名为“宰相城”，亦称“孔明城”，后因讳“宰”，清嘉庆年间更名为“者相”。
者相镇现为贵州省20个综合改革试点镇，黔西南州三大商贸重镇，新兴旅游城镇之一。
者相镇位于贞丰县城东北部，距县城18公里，总人口46000人，总面积为131.64平方公里，年均气温20°C，全镇共辖者相村、纳孔村、猫坡村、平桥村、这艾村、董箐村、旗上村、萝卜寨村、新寨村、冬妹村、坡烂云村11个村和1个居委会（兴者社区），178个村（居）民小组，146个自然村寨，汉、布依、苗、瑶等多民族和谐相处，少数民族占全镇总人口的48.8%。
历史上素有“一青山，二者相，三龙广”的美称，是盘江的八大集镇之一。
着相镇共有20个基层党支部，其中机关支部2个，村支部11个，社区支部1个，教育支部4个，站所支部3个。
共有党员785人，其中女党员117人，占总数的14.9%；少数民族党员401人，占总数的51.1%，农村党员575人，占总数的73.2%，35岁以上的党员659人，占总数的84%，中专及以上164人，占20.9%。
其主要经济产业有种植业、养殖业、旅游业；名特产品有苗族刺绣、布依蜡染、布依刺绣等；特色美食有布依族特色农家美食、狗肉、卤鸭头等。
2010年，全镇固定资产投资2600万元，财政税收1567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3400元。
者相镇境内旅游资源丰富，类型较多，配置合理，具有一定资源要素价值、资源影响力和附加值的旅游景点100余处，特别是拥有喀斯特绝品天下奇观——双乳峰，国家级水利风景名胜区三岔河，布依民族古寨纳孔村等，“黄金水道”北盘江大峡谷流经者相12公里，龙滩电站蓄水后，董菁一带呈现“高峡出平湖”的胜景。
布依勒尤、铜鼓十二则同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一、传统乡村治理资源
（一）“寨老”：
传统乡村治理权威
在步入现代社会以前，中国基层乡村社会以“村落”为基本单位，特别是地处偏远的黔地，由于重重高山的阻隔与交通的艰难险阻而远离政治中心控制，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其独特的生活逻辑。
尽管，这种逻辑一直在缓慢地变化着，其总的基调也是封闭的间或是保守的。
“寨老”这个布依族传统乡村权威就是在这种生活逻辑的演绎下获得了广泛的生存空间，并发展沿袭着其自身独特的历史逻辑，从而形成了边远山区乡村社会的特定政治生态。
何以在国家权力的边缘地带去感触所谓的宏观国家政治？
唯有从乡民的日常生活习俗和记忆中去感知、加以理解才可以真切地触摸得到。
布依族的家庭是父系家长制。
家庭分工基本上是男耕女织，男主外而女主内。
但布依族妇女除担任繁琐、沉重的家务外，春耕、秋收还要出工干活，纺织大多放在农间和晚上进行，远比“男耕”辛苦得多。
在布依传统社会，乡村治理依赖的是“寨老”权威。
“寨老”，布依语称为“buxlaaux”（音卜老），汉意“大人”、“寨老”，寨老由大家公推产生，通常是由村里那些辈分高、年龄大、有威信、处事公正、说话有份量、能为群众办事、群众拥护之人来担任。
“寨老”不是选举产生，是因其社会威望而约定俗成。
每个寨子的寨老，一般二至三人。
它类似于我们惯常所了解的北方平原宗族的“族长”，其地位与作用担当与“族长”有着较大的相似之处。
据了解，“寨老”往往是出自于那些经济条件好，粮食多、家族大的家庭。
纳孔的最后一任寨老叫陈墨青，可能是威望较高所致吧，人又称其“主爷”。
在传统社会，“寨老”在其乡村治理当中曾发挥着非常重要的自治作用，在村庄事务中有着较强的号召力。
比如在调节家庭纠纷、兴旺家族事业、规训寨民行为等方面作用都比较明显。
此外，“寨老”每年还要打场，收土盘费。
据贞丰县志记载，寨老的权力，对外是出面办理本寨各切事务；对内是处理调节寨民日常发生的事件和组织制订、监督执行寨规民约。
历来朝廷命官走马上任，都先拜会各“寨老”，朝廷摊夫，派款、征粮等常命“寨老”办理。
寨民有事，就找“寨老”解决。
各家嫁娶喜庆宴客，总要请“寨老”。
“寨老”组织是布依族古代、近代社会的基层“政权”，“寨老”是这一基层政权的“自然领袖”，“行政长官”。
此组织由来已久，至今还有遗风。
据说，纳孔有一方土地，原属别处，就是在寨老的带领下，通过打官司、争斗的形式将土地夺回来归寨子所有的。
现在纳孔的老人谈起此事仍是津津乐道、喜于言表。
寨老在村庄事务的管理中具有较高的权威，寨里定有寨规，村庄事务的管理就依据寨里的寨规行事。
有学者曾做过这样一个论述：
“一个民族的生活创造了它的法制,而法学家创造的仅仅是关于法制的理论。
”寨规这种规则在约束寨民行为方面类似于法制条文所起的效果。
访谈中，余J祥讲道，在当时有人做了偷盗等触犯寨规的事，寨老有权将其捆绑、捆锁起来等，严重者会斩去其一指，重犯则再削其一指。
他又讲道，现在有法制约束了，也就不会有此类事情发生了，他们会遵照法律办事。
寨老在本民族中办事公道，有威信，但他们通常不是行政管理专家，因而难免会在一些事情的处理上出现违背现代法制精神的现象。
但不容置疑的是，寨老在维护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与发展方面曾经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以寨老为核心的社会管理方式在基层社会中所发挥的自治作用，是其长期处于封闭型的自然经济发展状态，生产力低下，远离正统统治模式后所造成的结果。
在目前，寨老一般来说不担任村主任之职，其行政职责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国家政府与农村基层政权所取代。
但现如今，寨老依旧还是民族村庄日常生活事务如婚丧嫁娶等红白喜事中的重要“理事人”。
依托和围绕“寨老”而产生的熟人关系、乡规民约、乡土信任和权威以及由此而衍生的社会声誉、面子等，这种作为乡村社会资本的民间文化网络构成了村委会及村民小组治理乡村的“社会植被”。
为此，可以考虑将“寨老”纳入现行的乡村治理权威，充分发挥这种社会资本在村民小组和乡村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同是在黔西南地区，不同的布依族村寨因其地域性的限制不同而呈现出非均质、非均衡的状态（在现代化手段触及较少的册亨、望谟地区，其原生态的民族发展连续性要强些，近期该地区举办的寨老培训班就昭示出了这一点）。
特别是随着现代化的逐步推进，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渗透力加强，许多布依人，特别是外出务工人员出现汉化的情况较为明显。
有些已经完全汉化，他们讲汉语，本民族的语言对他们来说已然很为陌生。
可以说，受现代化力量的冲击，许多少数民族地方的民族特色也在悄然淡化，民族治理与发展的连续性也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随着文化产业市场化的发展，民族地区开始依托其文化资源挖掘打造该民族文化遗产，发展其文化产业。
调研中，一位村支书说，他们村已经好几年没祭山了，他想把祭山活动恢复起来。
民族文化的恢复一方面可以增强少数民族的凝聚力，另一方面对他们文化的尊重也可以增强他们对国家的认同。
可以说，布依文化的恢复与发展实是国家话语与地方性知识在民族地区展开的一次良性互动与契合。
（二）“祭山”与“赶场”：
乡村公共活动空间
1、祭山
布依人的节日很多，每年的三月三要求雨、五月八祭神医、六月六相亲、九月九重阳、十月八感谢牛对布依的贡献等。
意即用公共的土地过公共的生活。
农历三月，春耕生产即将开始之际，为谋求全寨人“禳灾祈福、寨子安宁、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布依族人民每到农历三月初三都要举行相应的祭祀风俗活动。
祭山活动是布依族“三月三”的主要活动之一。
祭祀山神是先在“扫寨驱邪”之后进行。
祭祀吉时一到，各户的男家长，自带碗筷，准备三柱香，冥钱几许，然后主动到山神前集中做准备事宜。
准备工作就绪后，由寨老主持祭神（要求配偶健在，年满60岁以上的男性长者）。
在杀猪祭祀前，要鸣放鞭炮，全寨人不准喧哗、打闹，两位寨老穿着崭新的长衫，戴着花格头帕，洗净双手，虔诚地跪在山神门前，待宰猪刮净才起来原地静坐。
祭品为过百斤的全黑毛色大肥猪，高冠大红羽公鸡。
意为供品纯洁干净，一尘不染，山神一诺千金，人们一帆风顺，所需一应俱全，办事一往无前。
各菜肴供品准备就绪，由寨老主持并宣布“祭祀开始”，参加祭祀人员九跪三磕头祝福，烧香化纸，寨老祈求山神保佑。
祭毕，众人于山神前，十人一桌就地聚餐，聆听寨老宣读“议郎规”，征询众人意见并作保证，完毕，鸣炮欢呼，大家共同用餐。
用餐前，须由寨老一桌先动筷，尔后，其他人等才按顺序举箸。
用餐结束后，还要进行“扫寨”驱邪、“封寨”等仪式活动。
“神或者本身也服从一种秩序……，在它们的背后出现一种高居其上的非人格化的力量，这种力量在内在方面约束它们，并评价它们行为的价值。
”通过寨老祈求神灵庇佑，这种对神的崇拜和敬慕也给予了寨老一种近乎神秘化的魅力权威。
在整个祭山前后，无不显示出寨老的威严、尊贵与权威。
寨老在祈神时的所云从不道向外人，即使一同祭山的寨民也不甚清楚。
对他们来说，他们履行的是一种程序，一种必须要服从的一个秩序规则。
而且这种规则对他们是一种约束，只要他们依从规则行事，就会获得神的庇佑。
所以，他们一般都不会冒险去触犯和亵渎神灵，对“寨老”也是敬重有加。
只要同属一个村寨，就共同享有一个山神。
祭山神不分姓氏，不论亲疏远近，都是一个团结的族群。
祭山是布依人心中一个神圣的信仰，外人是不准涉足这个领域的。
布依人迷信，男尊女卑的思想较为严重。
传说，纳孔布依古寨有口井，风水先生掐算说，喝了这口井的水，女人就不会听男人的话。
于是，布依人就用一个大锅把这口井给封了，意即女人就会永远乖顺男人。
像“祭山”这种神圣的活动，女人是不得参加的，而且怀孕妇女的男子也是不得参加的。
他们认为，如果这些人参加了，就是对神灵的一种亵渎。
在晴隆光照镇，布依村寨除了祭神山外，还要祭神树。
布依人信风水，认为神山、神树乃至神山上的一草一木都动之不得。
否则，就会遭受不幸。
他们说这是很灵验的，还列举出一些鲜活的例子，如某些人因为动了神树的残根中疯、发疯、摔死等。
这种祭祀活动虽带有一定的迷信色彩，但这种公共的生活使布依人的公共权力得到了发挥，它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凝聚人心、加强民族团结的作用，增强了布依人对族群、对村寨的认同感。
而且，这种认同在布依人的“祭年”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光照地区一个布依村寨的村主任向我生动地描述了他们“祭年”的场景。
与此同时也设立了一道防线来抵御异族的侵扰。
布依村民在这一天会手持镰刀表演一种舞蹈，意即他们以此种方式赶走了外族。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尽管布依人的这种公共生活还有一定的延续，其尚存有一定的活动空间，但在强大的现代化国家话语下，布依人的这种公共生活与公共权力依然受到了冲击与削弱。
在光照地区，这样的冲突就发生过一次。
事情过程是这样的，大约在1981-1982年间，这里虫害发生比较严重，村寨人就要求寨里的风水先生祭山驱除虫害，他们杀了狗、鸡进行祭拜。
祭山后要拿回家去供奉一下才能吃。
他们把狗肉分了，大的约七八两重，小的约二三两重，一碗汤，弄点肥肉准备回家进行供奉。
这时，政府人来了，认为他们是在搞迷信活动，就把他们驱散了，把他们的鸡也给吃了。
相对于国家政府的政治权威，布依人的社会权力是渺小的间或是无力的。
尽管这样，布依人的民间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潜在的力量还在布依人的心中持续着、发展着，这种力量还是顽强的，它不会消失殆尽。
因为，“寨老”在布依族居住地区的“自主性”作用与其民族风情文化的凝聚功能，都昭示出它们是国家很难加以全面控制的场域。
事实也正验证了这一点，比如，在如何解决民众纠纷方面，他们多喜欢找老人，由于这些老人在村里威望高，为人处事，办事公正，讲诚信，村民信得过，有些政府做不通的工作寨老却可以，为此，有些问题的解决，政府还需要请“寨老”出面来解决。
听一位老师讲，在兴仁县的一个寨子，当时计划生育小组想进寨，没有寨老的同意，尽管他们身为国家干部，他们也是无法进入。
可以这么说，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尽管“政治”对地方社会的塑造在制度层面已经发挥得淋漓尽致,但却依然与地方社会早已形成的传统行为逻辑密不可分地纠缠在一起,我们很难清晰地将其剥离开来。
2、赶场
据朋友相传资料获悉，明洪武年间，朱元璋实行“调北征南”政策，为了维持地方的经济发展，明统治者以十二生肖和天干地支次第设场期，就出现了“狗场”、“牛场”之类的地名。
据《兴义府志》记载：
明洪武调北征南期间，北方的大汉民族从北方来到泥凼，为了维持地方的经济发展，在泥凼设市场，以天干地支和十二生肖对应，牛场为场期。
清代嘉庆三年，兴义建置，泥凼有五个屯寨，设有三个场市：
狗场（布依语叫额上）、兔场（布依语叫“巴罗”）、牛场（布依语叫“额表”）.从那时起，泥凼就叫“牛场”。
场坝就由此而来。
据寨老介绍，相传在很久以前，者相的集镇设在纳孔布依古寨老屋场，清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纳孔布依古寨出身的罗国昌立下战功，当上“千总”后，为了方便本寨人赶集，交易自己所需所产的物资，将集镇迁到纳孔布依古寨内。
当时纳孔布依古寨的经济得到发展，纺织的土布、生产的纺织工具、土特产等通过该场坝交易，远销到广西、云南等地。
后投奔白旗军被授为将军的者相镇坡敖苗族首领杨树森,同治十年（1871年）七月迫于清廷压力发生叛乱，投奔清廷，白旗军失败,杨树森被授予一定官职,统治者相,杨树森于同治十一年（1873年）将场坝迁到者相。
经济是政治的集中反映，尽管场坝主要承担的是经济功能，但通过这样政治中心与承载经济功能的场坝合二为一，政治无形中就与经济交合在一起。
人们经济权力的行使也就以确立的政治框架为范围和基础得到充分发展与拓展。
在黔西南地区几乎每个县都有类似的场坝。
而且这种场坝一般都是县里镇政府的所在地，也是农村进行农产品等贸易的市场、集市发育的地方。
集市本身就是一个体系与网络，集市的一端连接着农户，一端连接着外界。
它是以地方流通交易为核心的场所，也是各种事件展开、人物活动的场地。
施坚雅认为，乡村社会是经济权力自下而上发展、整合乡村社会而构成的地方市场社区共同体。
在当地，百姓的社交活动以场坝为中心，以场坝至周围村庄的距离为辐射半径展开。
往昔布依族男女青年择偶所特有的“浪哨”活动，也多在赶场或传统节日、走亲访友时进行，形成了人们日常所言的“社交圈”与“婚姻圈”，构成了人们有序的公共活动空间。
发展至今，这种赶场的习惯依旧保留了下来。
人们也就以场坝为中心在这种场域中通过交换、讨价还价与人际交往等行使自己的经济权力与社会权力。
赶场的场面很热闹，由于这里民风比较淳朴，农民自主性较强，基本不用单独维持秩序。
赶场每六天进行一次。
赶场时，老百姓拿自家的东西，如粮食、鸡苗、鹅苗、烤烟等上街去卖。
着相镇人口约有46000人，大部分村民要在这一天来购买一星期的粮食和蔬菜。
由于场坝是个人群集中的地方，政府有时候会利用场坝来宣传一些国家政策、地方政策等等。
在某种意义上，场坝承担了国家话语传输的功能，国家意识就通过这种通道下沉到乡村。
二、现行乡村治理权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乡村的控制和治理网络已在中国大陆的村寨建立起来，社会动员能力明显发生变化，特别是在人民公社时期，国家通过形形色色的社会动员运动加强了对社会的全方位控制，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开始向基层渗透。
乡村社会原有的静态、封闭性的生活被逐渐打破，人们开始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
人民公社时代结束后，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党和政府对乡村的控制和治理放松，开始在乡村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面对千家万户的单独农户个体，政府的行政交易成本空前加大，其无力在集权的同时在广大农村地区承担相应的义务，于是，回归乡村自治被重新纳入官方视野。
村委会成为乡村一级的正式控制和治理组织。
（一）村党支部
在广大的农村，村党支部掌管村庄里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各个方面，是村庄公共权力的核心。
村支书的职责是统管全局的，他除了负责党务工作外，主要是组织讨论决定本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需要由村民委员会、村民会议决定的事情，由村民委员会、村民会议通过“一事一议”作出决定；领导和推进村级民主选举、民主决策及民主管理，支持和保障村民依法开展自治活动；领导村民委员会，管理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共青团、妇代会、民兵等群众组织。
搞好本村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综治、民调治保、计划生育工作。
为有效推进村级治理工作，实现优秀干部向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主战场聚集,者相镇通过统筹城乡干部选配,进行了干部选配制度的构建：
实行基层班子多渠道选配制度，大力推行村党组织书记公选公推任职、机关干部下村挂职、先进村干部异地兼职、镇干部联系兼职等，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引领发展的能力。
在第八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中，纳孔布依古寨实行了“公推直选”支部书记和“海选”村民委员会。
通过公开发表治村演讲与履职承诺，选拔任用村干部。
在该届选举中，优秀自主创业致富妇女当选为村副支书。
纳孔布依古寨的现任村支书是郑继乘，是由镇里领导干部兼任的，他负责统管村里的全局工作。
村党务工作由支书助理余厚斌协助来做。
从者相镇纳孔村村两委班子基本情况介绍及村两位班子绩效考核制度中可以看出，纳孔布依古寨的党务工作开展状况如下：
每年要组织召开支部组织生活会2次以上，全年对党员开展经常性教育，开展“三会一课”；制定村《入党积极分子发展计划》、《党员发展规划》。
推行入党公示制；发展党员有计划，考察确立入党积极分子，每年各村不少于5名，发展党员要1名以上，并组织学习培训；做好流动党员的登记管理，建立流动党员台帐，及时发放流动党员活动证，通过电话联系等方式，随时关注他们在外情况，随时走访流动党员家庭；建立困难党员台帐，随时走访、帮扶困难党员；认真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并按季度进行党务、村务公开等。
（二）村委会
村委会是农村基层自治性组织，不是一级政权，也不属于国家机关。
1987年，全国人大通过试行，1998年正式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村委会的职责进行了明确规定：
“村委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村民委员会下设村民小组。
村干部实行坐班制。
作为乡村治理的现代权威，村民委员会主要负责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
但由于部分干部素质不高，工作能力不强，思想保守，观念陈旧，缺乏开拓进取精神，工作主动性差，导致其应有的服务功能不能有效发挥，出现村两委职权弱化现象。
如对发展经济引导、服务不力，工作放不开手脚。
面对当前农村工作出现的矛盾和困难，思想上产生畏难情绪。
部分基层干部习惯于靠行政推动来开展工作，工作方法落后，抓不住重点，知识经验与管理老化，没有创造性，带领群众致富的能力弱。
有的工作作风不过硬，牢骚满腹，怨天尤人，动不动就向党委、政府施压。
有少数村干部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思想严重。
还有的办事不公、处事不当等。
为优化乡村治理与建设，在此次村、社区换届选举过程中，者相镇试图打破地域、行业界限，公开选拔人才，力争把带领群众共同致富，年富力强、群众公认的有党性、有公心、有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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