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届四中全会研究讨论的主要是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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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经济危机发起于美国，一些专家学者认为在这次经济危机中美国受的是轻伤、欧洲受的是重伤，中国受的是内伤。
金融危机，对中国的经济构成了巨大挑战，也使我们看到了我们自身存在的重大缺陷，那就是还经不起外部冲击。
中国在过去三十年里建立了一个外向型经济。
或者说中国的经济体基本上是为外国人服务的。
这就是中国制造、西方消费的模式。
随着全球经济危机的发生，当海外市场，尤其是美欧发达国家的市场一旦靠不住的情况下，则使国内经济的发展少了一个重要的支撑点。
中国这种发展模式的局限性一下子就显现出来了。
还有对于群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呈规模扩大、对抗性明显增强的趋势。
自去年贵州瓮安、甘肃陇南事件后，今年6月湖北石首因一名厨师死亡，激起数万老百姓街头抗争；
7月吉林通化一家改制钢铁国企数千职工将新来的总经理群殴致死，这些迹象都表明了民怨所处的易燃状态。
另外关于民族问题，继去年“3.14”西藏骚乱之后，今年新疆又发生了“7.5事件”。
“韶关事件”原本只因小争执引发的冲突，本来只是单纯的治安问题，结果在广东演变成冲突事件，到了新疆就发展成暴动。
尽管这些骚乱都有很复杂的海外背景，但不管怎样，这些都表明我国民族矛盾的凸现。
西藏、新疆接二连三出事，有人形容民族关系正处在建国以来最低谷，边疆稳定阴影这个自古以来即困扰中央政府的问题，再次挥之不去。
由此可见，也正如《决定》中所指出的那样，在这种环境和起点上，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这“四大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
这些都体现了我们党对世情、党情、国情深刻变化的清醒认识，也表现出我们党强烈的危机意识、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
二、总结运用和丰富发展执政党建设基本经验（六个坚持）
《决定》首次系统总结了建国六十年的执政党建设的基本经验
过去我们曾经系统总结过党的历史经验、执政的历史经验以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但在党的全会文件中从执政党建设的角度系统地总结经验，这可能还是第一次。
我们党成立88年了，是一个有着光荣历史和丰富阅历的政党，同时在发展的道路上充满了坎坷艰难，既取得光辉业绩，也发生过挫折失误，这些经验和教训都需要认真总结。
第一，坚持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
第二，坚持把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和同推进党领导的伟大事业紧密结合起来，保证党始终成为社会主义事业坚强领导核心。
第三，坚持以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保证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第四，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
第五，坚持改革创新，坚持党的生机活力。
第六，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提高管党、治党水平。
这就是总结的六条经验，形成六条规律，也是我们整个文件的一个指导思想、指导原则。
这六条（经验）也是我们几代共产党人不懈的探索自身建设实践的智慧和心血。
也希望党真正能把这六条经验化为实际行动。
十七大即提出建立学习型政党，但像这次直接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并将其具体化，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
《决定》首次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重大任务，过去曾经有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提法，这次鲜明地提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并列起来，这在党的历史上也是第一次。
《决定》首次提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自觉划清的“四个界限”，即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这对于全党同志始终保持立场坚定、头脑清醒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决定》中还强调要建立学习型的党组织，我们说一个充满活力、不断进步的政党，必然是一个崇尚科学、遵循规律的政党。
《决定》至少5次提到了应对信息化和网络时代的党建任务。
面对信息网络化程度的提高，各级干部要提高运用信息网络进行引导和管理的能力。
既要继承和发展党在长期实践中积累的成功方法，也要积极探索运用现代管理学、组织学、心理学等现代科学方法，借鉴外国政党的有益做法。
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绿色新政”
“低碳经济”和“低碳美元”这是最近国际上的两个很重要的名词。
所谓的低碳经济就是相对于以石油为主的高碳经济而言的，就是大力发展以低二氧化碳排放为核心的新能源，如太阳能、风能、核能、生物质能等新兴能源。
以替代石油、煤炭等高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化石能源。
20XX年6月26日美国众议院以219票对212票微弱票数通过了《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这是美国首个温室气体减排法案，它吹响了奥巴马政府“绿色新政”的号角。
法案规定以20XX年排放标准为基数，到202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减少17%，到2050年减少83%。
法案同时规定，美国有权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实施碳减排限额国家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
一举数得：
第一，树立拯救人类家园的高大形象，重新夺回引导世界的话语权。
第二，通过转变为低碳经济，可以使美国摆脱对石油严重依赖的局面。
第三，压迫高碳经济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印度的发展，而碳关税将成为新时期的贸易保护武器。
第四，拯救衰落的美元。
美国人要再一次利用其领先的新能源技术保持经济的竞争力。
我们看到，低碳经济必将成为新时期的主流。
美国人超前的意识，正确的政策导向、和领先的新能源技术再一次将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那么，作为能源消费的大国，我们如何才能跟上美国的新步伐、新节奏，走出一条为了改善中国自身环境的新能源之路呢？
这个时代是一个需要学习、需要创新的时代，我们在座的每位领导和老师都已经深切地感到有时刻学习的必要，更何况是作为全国人民领路人的执政党，更具有极大的紧迫性。
党内民主是一个政党生命所系、力量所在。
《决定》首次提出以加强党内基层民主建设为基础，切实推进党内民主。
《决定》紧紧围绕落实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提出了许多实实在在的措施。
在落实党员的知情权方面，强调推进党务公开，健全党内情况通报制度，及时公布党内信息，畅通党内信息上下互通渠道。
建立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办好党报党刊和党建网站等具体措施，不断增强党务工作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其中，建立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办好党报党刊和党建网站等措施，是落实党员的知情权，增强党务工作的透明度的举措，各级党委现在都没有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政府、企事业单位都有新闻发言人。
党建网站很多了，像先锋网，七一网。
但是地方各级党组织一般都不设立网站，查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的资料，在网络上就很困难。
在落实党员参与权方面，强调建立健全党内事务听证咨询、党员定期评议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等制度，以拓宽党员意见表达渠道，畅通党员参与党内事务的途径。
这个定期评议，在全党集中教育活动时搞得好些，以后可能会是经常性的。
在落实党员监督权方面，强调鼓励和保护党员讲真话、讲心里话，营造党内民主讨论、民主监督环境，以切实解决侵犯党员权利、压制党内民主的问题。
这些都清楚地指明了中国发展民主的突破口和现实路径。
可以说，加强党内民主建设，不仅是四中全会要研究的，也是未来较长时间内党要不断推进的一项重大工作。
党的干部是实现党的政治路线的决定因素。
如果没有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那么，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决定》首次提出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
我们党曾经提出过“才德兼备”、“德才兼备”、“又红又专”等，但在党的全会文件强调“德才兼备”的同时，鲜明地强调“以德为先”，这不仅是第一次，而且表明党在新形势下对干部的新要求。
●目前从党的干部提拔升迁的情况看，现在是一条正道和三条邪路并存。
一条正道就是，真正是品德好、作风正，工作踏实、有能力，得到老百姓拥护，通过实践得到证实确实是好干部的被提拔重用了，这是体现了我们党的“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的干部路线。
但是，除了这条正道外，不可否认，还是有一些人是通过其他三条邪路上去的，一是靠溜须拍马、裙带关系，从而得到上级的赏识，或者直接就是上级某个领导的亲信，得到他的认可，得到他的指定而提拔的；
二是靠拉帮结派，搞哥们兄弟关系，通过哥们义气“拉票”帮衬，在所谓的民意测验中得到“高票”而上去的；
三是有的就是直接依靠金钱的力量，通过买官卖官上去的。
这三条邪路必须坚决堵住。
针对这些情况《决定》首次提出要匡正选人用人风气，坚决整治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等问题。
《决定》首次提出了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等竞争性选拔干部方式，这是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创新中引人注目的一大亮点。
这些表明了我们党同用人上的不正之风进行坚决斗争的坚强决心。
《决定》还首次提出加大治懒治庸力度。
以往我们重点是处理犯错误的党员干部，而对无所作为的干部缺少办法，这里明确提出加大治懒治庸力度，对于干部队伍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决定》首次提出围绕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加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领导能力培养。
●执政能力不是虚的东西，要提高干部的执政能力，现在亟待克服“官场”上不好的“五多”现象。
五多”是指：
一是会议过多，二是讲话太多，三是文件太多，四是接待太多，五是评比太多。
干部的工作如果沉溺于这“五多”，培养的将是另一种“能力”，就是脱离群众应付上级的能力，就是做表面文章不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就是只布置不落实、只走过场不讲成效的能力。
所以，应该很好地克服这“五多”问题，变“五多”为“五减”，减会、减文、减讲话、减接待、减评比。
这样才能更好地培养干部的学习能力、实事求是能力、讲求实效和创新的能力，密切联系群众的能力。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党的基层组织，是我们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
但是目前中国社会基层存在一些状况还是很令人担忧的。
例如，在我国有很多地方，恶势力主导地方政治，政府纯粹是恶势力的工具。
在农村，家族势力也属于这一类。
还有就是有些地方政府职能失效、失控，甚至失败，导致恶性社会后果。
例如，早年的河南等省流行爱滋病和各级地方政府官员不当的经济发展政策有关。
再有就是在极少数地区，当地政府本身就成了恶势力的主要代表。
基层政府是政权和人民的连接点，是我国政权的根基，基层社会的老百姓希望当地政府能够代表他们的利益，保护他们的利益。
但有时候或在有些地区，地方政府的所作所却刚好和人们所希望的相反。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旦失去基层人民的支持，执政大厦就会摇晃起来，搞不好就会顷刻倒下。
古今中外，这样的例子不可胜数。
由此可见，基层党员干部的执政能力强不强，直接影响到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决定》首次提出选好配强党政正职领导干部，强调着力抓好县委书记队伍建设，加强乡镇党委书记队伍建设，等等，这在党的全会文件是也是第一次，体现我们党对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基层党组织主要负责人的高度重视。
《决定》首次提出按照以城带乡、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原则，构建统筹城乡基层党建新格局。
要求建立全国党员信息库、以流入地党组织为主的流动党员教育管理服务制度和财政转移支付的稳定规范的基层组织工作经费保障制度。
中央已经决定“四个大兴”：
第一，大兴密切联系群众之风；
第二，大兴求真务实之风；
第三，大兴艰苦奋斗之风；
第四，大兴批评与自我批评之风。
这次“四个大兴”把密切联系群众放在第一位。
《决定》在开篇就首次尖锐、全面的剖析了当前党内也存在的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问题，指出这些问题严重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在党的全会文件中，像这次这样如此尖锐、全面地指出党自身存在的问题及其危害，是不多见的。
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实事求是的自我批评精神。
一个党能不能兴旺发达，要看你有没有群众的支持、群众的信任和拥护。
本届领导集体在构建和谐社会理念的指引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改善民生方面还是作出了很大努力，取得了很多成果。
农业税的减免和对农民的补贴，让广大农民体会到了国家的惠民政策。
为了切实解决老百姓的后顾之忧，党和政府又加快和加大了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步伐。
就目前情况来看，从农村的新型合作医疗到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险，从城市儿童的医疗保险到职工家属的养老保险等等都相继出台。
并且受到老百姓的欢迎。
由此可见，我们党只有切实的为老百姓的利益着想、为老百姓办些实事，才能真正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目前，从党的廉洁状况来看，并不容乐观。
仅十七大召开以来的2008和2009两年，就有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庞家钰、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广东政协主席陈绍基、浙江省省委常委、纪检书记王华元、深圳市长许宗衡、天津市常委皮黔生等6位副部级以上干部出问题了。
而厅局级以下的干部，出了腐败问题的也不在少数。
可以说，腐败已成为人们最深恶痛绝的政治弊端，最容易激起民愤。
当前腐败现象最重要的新趋势就是腐败的落势化。
顾名思义，腐败落势化就是指腐败现象从较高的职位向下落，向基层渗透。
许多腐败现象的主体可能仅仅是科级干部甚至是普通人员。
这种腐败落势化现象的可怕之处在于，这是干部权力意识的腐败。
具体表现为，在很多公职人员看来，只要有权就应该去“用”，否则过期作废。
腐败落势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制度不完善。
让人不想贪，这要靠宣传教育；
让人不敢贪，就要靠制度完善了。
●十七届四中全会对反腐败的表述言简意赅，
（一）加强廉洁从政教育和领导干部廉洁自律。
（二）加大查办违纪违法案件工作力度。
（三）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
（四）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创新。
其中最大的亮点和含义最深的表述是“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创新”。
也就是说，对于反腐败的问题，不仅提出反腐倡廉的要求，而且提出干部制度建设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共反腐多靠三把“利斧”：
一是开展整风改造官员思想和工作作风，二是发动民众检举批斗贪腐干部，三是重刑严惩腐败分子。
但是，我们看到这些透着浓厚人治色彩的举措确在遏制官员腐败方面也发挥了作用，但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副作用，比如造成单位内部人际关系紧张，法制遭受破坏，乃至践踏了一些干部的基本人权。
而制度反腐的提出，则把反腐战略的着眼点从人治移向了法治，而且“制度”这一概念意味着，国家反腐战略绝不仅仅是倚赖一把或几把“利斧”，而是要形成相互支持、成龙配套的规则集或制度集，最终用各种机制、法制、管理制度，缜密编织一张让人不能、不敢、不想、也不必腐败的“反腐天网”。
十七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前，社会各界一直都在关注“制度反腐”的问题。
我们在查阅资料时发现，“制度反腐”的最早提出是在29年前，邓小平同志用“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的通俗说法，在党内发出了“制度反腐”的先声。
此后，围绕“预防、惩治、监督、激励、教育”等诸多反腐环节展开的制度建设在层层推进，至今仍在不断延展。
其中，最引人关注的莫过于“问责”制度。
●以“问责制”为例，现在媒体上频频出现“问责风暴”这样的字眼，问责制也的确在向“制度化、法律化”方向发展，但目前问责制的制度设计还不能说已经完善了。
尤其是在问责主体和程序等问题的设计上，都存在进一步完善空间。
首先是“有责必问”的实施并不彻底。
我们可以看到，并非所有重大安全事故都被问责了，如多次发生的煤矿坍塌、爆炸伤亡事故以及沉船事故，个别领导干部不但没有被问责，反而还得到了升迁。
其次是责任者应该追究到哪一层次不明确，问责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势必留下某些官员被问责后为复出而“跑官”的隐患，甚至不排除个别人欲借问责打击异己的可能。
要想最大程度地发挥问责制度遏制腐败的作用，我们应该首先是在问责中要求“一追到底”，如对于落马官员的贪腐行为，或重大决策错误或事故、事件的发生，责任追究往往到直接责任人便止步，至于“谁推荐的”、“谁提拔的”、“谁考察（考核）的”、“谁审计的”、“谁监督的”、“为什么没有及时发现或阻止”等疑问几乎没有人提出，也不对之追究。
所以，在一个地区或同一岗位上，官员的连续落马也就具有某种必然性。
如，河南省交通厅几任厅长的落马，呈现出一种“前腐后继”之势。
其他地方出现的一些腐败窝案、串案，也说明了对于大案责任追究的不彻底。
其次是对被问责者的复出，应该建立严格的审查制度和必要的程序。
最近几年，被问责官员悄然复出的消息接二连三。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问责中存在所谓的“丢车保帅”现象。
“车”既然站出来为“帅”顶了“雷”，他的迅速复出就具有某种必然性。
而迅速复出也是“帅”回报或安抚“车”的一项积极措施。
正是在“车”与“帅”之间存在着某种暧昧关系，导致了被问责者的低调复出、不经群众评议和回避公示的特殊方式。
被问责者很快复出的现象反映出我们在用人制度上的缺陷。
其他各类制度创新与问责制度类似，都是要根据实际效果不断地修正制度，以达到反腐的最佳效果。
还有一项制度备受关注，就是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有学者说这项制度是“终极反腐”的制度，是一颗党内反腐工作的重磅炸弹。
新华社主办的《瞭望》周刊7月刊文，预言四中全会“或对官员财产申报作制度安排”，仅此一句引发海内外媒体猜度无数，亦因暗合当下社会情绪，这一呼吁了20年的制度能否有突破性进展成为四中全会前最大悬念。
在许多发达国家，政府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已实施多年、无论公民还是官员都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制度。
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干部被定位为“公仆”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更没有理由拒绝推行这一制度。
据公开资料显示，我国最早提出“官员财产申报立法动议”是在1988年。
1994年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将官员家庭财产公开申报法列入立法规划。
此后各种媒体的呼吁不断，两会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在年复一年地提出议案和提案。
但结果仍是“只听雷声，不见雨点”。
那么，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阻力到底来自哪里？
从近年国内各媒体网络的反映来看：
党中央和全国人民对目前社会上日益猖獗的腐败现象早己深恶痛绝、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
而我们各级组织和有关部门制定出台的各项法规、法令、政令、条令、禁令、措施、制度己不计其数而实际效果甚微。
看了不少专家和学者及国外的经验，预防腐败的最有效措施就是实际官员个人及家庭公示制度的阳光法。
现在世界上己有100多个国家实行了这一方法而且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效果。
而对这一世界各国公认的预防腐败最有效的制度。
连俄罗斯也雷厉风行的强势推出了。
我们研究、论证就是二十年至今没有结果？
不知为何我们有些部门和人一旦接触到自身利益就把简单的问题搞得复杂化、存在的问题一拖再拖，等领导走了一批又一批、班子換了一届又一届问题仍毫无结果。
到头来问题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最终受害的却是国家和人民。
国民十分关心期望的“官员及家庭财产申报制度”到底是否符合我国国情？
它又何时能出台？
大家试目以待！
“官员及家庭财产申报制度”阻力来自何处？
大家都想弄明白个究竟？
此前有媒体提供两组数据,一是网络调查九成民众支持对官员财产进行公示,二是一位全国人大代表所做的抽样调查,97％的官员对申报持反对意见。
受访的多位北京反腐学者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要想让这个已在世界上九十多个国家适用的制度在中国出台,现在要等的,一是政治决心,二是政治妥协。
面对经年积累的腐败现实,这些中国反腐研究者分析认为,
一方面是官员阶层不可能主动支持这个“自我揭发”的制度；
一位中央党校的教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中纪委曾对某省部分处级官员做过一次摸底调查,结果发现,人均资产之巨令人瞠目。
另一方面,即便强制推行,一旦官员财产如实昭然天下,其可以想见的负面结果,将会给社会带来巨大震荡。
针对当前的现实情况，又为了能使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能够早日出台，一些反腐专家和学者都大胆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例如：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何家弘日前就建议,中央能否确定一个时间点,比如明年1月1日,只要从此不再有新的贪污受贿行为,以往的贪污受贿行为就不再查办。
如果有新的贪腐,则一并查办过去罪行。
与此同时,严格推行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允许公民在网上查阅。
这一建议遭遇到了民意炮轰。
有网友对此留言:
“赦免原罪”?
被掠夺的公有财产就这么算了?
你的建议客观上保护了既得利益集团的非法所得,你问问工人农民会不会答应?
!
”简直是“狗屁理论”。
官方反腐研究人士王明高提供给中央的决策建议：
王明高是湖南省委组织部的一名处长,同时担任“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课题组组长。
在他刚刚完成的反腐专著《科学制度反腐》中,他提出“政治上立法,法律上赦免,经济上退赃”的特别方略,以化解建立官员家庭财产公示制度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
大体构想是,先制定中国反腐败法,然后在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全面推行家庭财产申报制度和金融实名制度。
在制度推行之前,先动员和勒令有过腐败行为的国家公职人员在规定期限内将不法收入存入国家特定的“阳光账号”,这些收缴的资金将一律上缴国库。
与此同时,在法律上实行赦免制度:
对在实施反腐败法之前的规定时期内退还不法收入的,不论干部职级,不论问题大小,一律免除党纪、政纪处分,不追究法律责任,原政治、经济、生活待遇不变；
对没有按期退还不法收入的,政治上,一律开除公职,并存档备案,永不叙用；
经济上,没收全部非法所得,并处以高额罚金；
法律上,按刑法的最高标准处罚。
这个退赃建议也陷入争议。
有人在《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称其为“馊主意”。
河北行政学院前党委书记刘日在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上发表《“新后备干部”“新提拔干部”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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