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科论文1深圳市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1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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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城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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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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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绪论
一、研究背景
在谈到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研究这个课题的时候，不自觉的就会在其中涉及到几个概念，首先是人口迁移的感念，尤其是中国式的人口迁移概念；
其次是和人口迁移有密切关系的城市化发展的问题，城市化不仅仅包括目前我们正在经历的这场波澜壮阔的现代城市化进程，还包括中国古代经历过的历次人口迁移以及其所造成的影响；
然后我们想谈一下移民制度以及与之有关的中国户籍制度，最后我们谈一下人口迁移所涉及到的影响因素问题，这些都是后文在研究中必然会涉及到一些内容。
下面让我们在研究之前，将上面提到的几个因素分别展开进行分类论述。
首先我们先谈到人口迁移，其实人口迁移无论是中国古代还是中国现代都是一种非常普遍而且可以理解的现象，但我们从历史的研究中可以发现一条规律，那就是每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其实都是与中国的社会经济的发展紧密相关的，尤其是经济发展以及大的社会变故，远的不说，1939年日军进入河南，国民党炸开花园口形成千里黄泛区之后，就有大量的河南灾民拖家带口的进入到中国陕西地区，这是因为社会原因引起的。
还有就是民国时期因为战乱，大量的人口，尤其是山东省人口为了活命，纷纷出走到东北地区谋求活路，这其中则既有战争等历史性的原因，也有因为是敌占区，经济和社会比较稳定的缘故，但不可否认的事每次的大的人口迁移必定是和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而且二者之间呈现出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表现。
如果我们从学理的角度出发，我们不难看出其实所谓的人口迁移其实就是指人口在地域空间上的移动，这种移动不是以一个单独个体的形式完成而是以整体规模形成，或者更确切地说人口迁移是指人口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的改变居住地的移动，这是学理层面广义的人口迁移，也是目前我们比较认可的人口迁移，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从人口学的角度出发，我们就不难发现其实每次人口迁移和和我们所记载的人口流动其实是密切相关的，或者说这两个概念在内涵上其实是一致的。
但如果我们再往深处研究，其实两个概念之间还是有一点细微的区别，尤其是在具体用方面，
目前随着我国城市化和城镇化建设的加剧，城市在迅速膨胀和扩张的同时，对于人口的吸纳以及内化成为一个短期历史趋势，我国的大中城市需要在一个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人口的集聚和提升，完成人口的规模效应，目前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已经将占国民总数近一半的人口吸进了城市，但目前尚没有将这部分吸纳到城市的流动人口全部消化并将其变成城市居民，因此按照目前我国的制度，我们将将人口跨越一定的行政界限（主要是我国的区域行政管辖为准），从原居住地迁移到其他地方居住并且在当地改变其户籍登记的这部分人口称之为迁移人口，而将没有进行户籍变更登记的人口还称之为流动人口，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迁移人口，这是两个概念之家的细微区别，而且以中国为首的东方儒教国家习惯对国民进行户籍登记管理（早在中国封建社会实施井田制的时候就已经将这个制度定位为国家制度，每个朝代之初都会进行户籍登记），这种迁移人口是真正意义上的流动人口，而实际上没有进行户籍登记并定居下来的这部分人口目前正是各个地方地方政府重点研究的对象，而将流动人口中条件比较好，收入比较高的人口留在迁徙地也是当地政府的夙愿所在。
上面我们重点介绍了人口迁徙和人口流动的细微差别，下面我们介绍一下中国历史上比较知名的几次人口迁移，以及目前的人口迁徙与我国的现代化和以及目前最重要的城市化发展的关系问题，最后再分析一下流动人口以及人口迁徙对于城市的贡献，主要从城市建设和人口补充作用，人口出生比率与劳动力补充的关系。
首先我们介绍一下中国历史上的比较著名的七次人口规模迁移，根据史料记载，中国历史上第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发生在“永嘉丧乱”时期，这个阶段主要是西晋永嘉年间，这次人口迁徙主要是因为战乱以及连年的天灾，因为筹集军费的缘故导致统治者对各族人民进行残酷的压迫，强烈的压迫导致黄河流域的广大常住居民因为沉重的苛捐杂税导致流离失所，因此这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主要方向是由黄河流域向江淮流域的人口迁移，主要向江苏、安徽及两湖地区以及四川地区，这次迁移人口总数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估计达到90万以上，这次人口迁移导致的结果就是长久以来形成的人口分布北多南少的格局在这个时候开始发生改变，南方人口开始增多，并且再从农牧业比较发达的北方地区常住民到来以后，随着而来的是比较先进的农耕技术导致南方经济迅速发展，这次人口迁移是中国人口史上一个标志性事件。
第二次比较显著的人口迁移主要发生在“安史之乱”时期，还是因为战乱导致百姓为了躲避战火和死亡，大规模的向战火比较少的南方地区迁徙，整个安史之乱的四十年间大约有100万人陆续南迁，这次人口迁徙则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口分布的特征，改变了以黄河流域作为中华民族聚居地的重心格局，通过这次人口迁移形成了中国南北人口分布比例的第一次均衡。
第三次发生在“靖康之乱”时期，时间结算主要是中国的北宋时期，这个阶段主要是金和北宋联合灭辽以后导致金兵南下，金兵的烧杀掠夺导致黄河流域大量居民向长江流域迁移，这次还是和第一次一样，人口为了躲避战祸主要迁往浙江、江苏、湖北、四川，这是北宋末年人口迁移规模最大的阶段。
中国历史上的第四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发生在“金完颜亮”时代，这次和靖康之乱不同的是，金兵撕毁了与宋的合约开始大举南侵，这个时候的主战场已经从黄河流域转变成淮河流域，主要战场的转移导致淮河流域的居民开始南迁到长江流域。
第五次人口迁移发生子啊“蒙古南侵”时期，因为宋与金在统治上很快被蒙古取代，尤其是忽必烈等上汗位后，大约1273年出动大批蒙古兵南侵发动了消灭南宋的战争，这个时候因为北宋消失以后，南宋逐渐把统治区域转移到中国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因此这个地区也就成为战争的主战场，尤其是当蒙古屠城开始以后，当地居民为躲避战乱大量向珠江流域迁徙，主要迁入广东、广西、福建等地
，因此在中国的南北宋两朝320年的历史中共计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都是因为战火导致。
之后中国历史没有发生大规模的人口迁徙，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上半叶，因为民国时期的军阀割据导致中国历史上第六次人口迁徙的产生，这次简称“走西口和闯关东”时期，19世纪后期的旧中国，俄国和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后，两国竞相在东北扩张势力，修筑铁路掠夺资源需大批劳动力，再加上军阀割据导致华北地区民生凋敝，百姓生活维艰，因此在内困外焦的情况下，大批山东与河北的农民开始向东北迁徙，根据这个时期的统计数字，在1923年至1930年的8年间大概有300万人涌入东北，其后源源不断的关内农民迁往关外寻求生路，在1937年一年就达到70万人，另外随着关外淘金热的不断兴起，除了山东与河北之外的包括西北地区的甘肃、青海和新疆等地的农民也开始加入闯关东的大军中。
之后也发生了诸如中国劳工闯南洋等人口迁移，历史背景是欧美资本主义在二十世纪中叶开发并殖民东南亚时期，为了解决东南亚地区人口少资源多的困境，通过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内地大量招收破产农民作为开发殖民地的劳动力资源，并且到了后期开始贩卖中国劳工，致使东南亚人口激增，因为中国劳动的涌入，尤其是东南沿海劳工的涌入导致南洋地区的华人华侨数量激增，但相比较前面的几次人口迁移而言，整体数量没有那么的大。
和上面这六次人口迁徙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民工潮，这次人口迁徙和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次人口迁徙都不太一样，这次不是因为战乱导致，而是因为经济发展尤其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制造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工厂出现以民工荒为表现的劳动人口的迁徙，中国东部尤其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因为务工收入和务农收入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纷纷放下农具涌入东部地区的大中型城市打工，从事生产制造和建筑类工作，成为城市生产和发展流水线上的一颗螺丝钉，根据统计局的数字，中国的民工潮尤其是春运期间运动的农民工迁徙居然能够达到亿人次，这次因为经济利益以及谋求更好的生活导致的人口迁移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人口迁徙的规模，但这次人口迁徙我们也不难看出其余以前的六次的不同之处，那就是这次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不涉及户籍的改变，也就是说人口迁移以后仍然回到原居住地。
或者说这次人口迁移之下的流动人口并没有获得流入地的户籍，或者说在流入地彻底定居下来，而仅仅是为了获取相对于务农收入而言比较高的打工收入而暂住居住于流入地，大多数人还有家庭成员留在家乡，他们长期保持着在流出地与流入地之间循环流动。
或者一部分人虽然全家迁到流入地，但是并未放弃家乡的户口和土地，他们以及他们的家庭与流出地社区仍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这些未发生户籍变更的以非永久性迁移为特征的流动人口构成了我国迁移人口的主体，截止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时，全国流动人口规模已达到1.47亿，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
而伴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流动人口的规模仍有继续扩大的趋势。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外的研究现状
关于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研究，zelinskyt（2006，英国）指出，人口迁移转变理论将人口迁移的发展过程分成工业革命前传统社会、工业革命早期过渡社会、工业革命晚期过渡社会、发达社会、未来发达社会五个阶段。
人口迁移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特点，其中乡城间暂时性迁移被认为是第二、三阶段人口迁移的重要特征，这种迁移方式的存在是与这一时期的小农经济和城市工业利用农业剩余劳动力实现发展的社会特征紧密联系的。
Piore（2004，英国）指出，现代工业社会存在一个两分的劳动市场，首要部门和第二位部门，迁移是需求驱动的结果，应当结合相应社会发展阶段的经济结构对迁移行为进行分析15，481。
大量流动人口在第二位部门从事底层工作，企业主出于避免工资结构性膨胀的考虑，尽量维持底层工人的低工资水平，致使流动人口的工作往往是低薪的，并且不稳定、缺乏升迁机会、保障程度低（甚至毫无保障）、不舒服甚至危险。
当市场需求下降时，企业主可能通过解雇多余的底层劳动力，让这部分劳动力来承担市场波动造成的损失。
所以，从迁入地的角度来看，非永久性迁移的存在与现代工业社会对暂时性劳动力的内在需求有关。
StarkandBlooml（2005，法国）提出将家庭作为迁移决策单位，认为迁移决策不是由迁移者个人而是由迁移者家庭或家庭户做出的。
该理论同时引入风险最小化假说，认为迁移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获得预期收益的最大化，更重要的是为了分散市场波动所带来的风险。
根据这一理论，流动人口家庭出于充分利用资源、最大限度提高家庭经济收益、降低风险的考虑将家庭资源（主要是劳动力）同时分配于迁入地与迁出地，根据收益情况、市场状况和家庭需求调整家庭资源的分配。
所以，对于主要在第二位部门就业的流动人口的家庭而言，在没有稳定工作和经济来源的情况下，放弃家乡的既有资源选择在城市定居显然是不理智的，这就导致了流动人口选择暂时性迁移。
上述这些理论己经在一些暂时性人口迁移研究中得到运用，并取得良好的效果。
笔者认为这些理论对于我们超越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研究框架而进行的流动人口研究工作将起到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对于我们更客观地认识和解释流动人口的流迁过程和分化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二）国内的研究现状
桂浩明（2006）指出流动人口随着其规模逐渐扩大，对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影响也越来越广泛、深刻。
首先，在城镇人口出生率逐渐下降的时期里，流动人口成为维持城镇对青壮年劳动力需求的主要来源。
同时，在城镇中沉淀下来的流动人口转变为城镇的常住人口，这些人成为我国城镇人口增长的一个重要来源，极大程度地促进了城镇常住人口的增长，推动着我国人口城市化进程。
其次，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流动人口不仅为流入地繁荣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他们带回的资金、技术、经验以及先进的文化、思想等也带动了流出地的发展，成为缩小城乡、区域差距，促进我国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力量。
由此，流动人口在我国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可见一斑。
周铁师（2004）认为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和城市化进程加速发展，但是“三农”问题也日益突出，城乡差距逐渐拉大，在此背景下流动人口在协调城乡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引起重视。
与以往排斥流动人口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许多地方政府开始调整与流动人口有关的政策措施，鼓励劳动力合理流动，并且希望有条件的流动人口能够在流入地定居，以适应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满足不断推进的城市化进程对人口规模增长的需求，为当地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继续做出贡献。
除此之外，政府和学者们还希望通过鼓励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在城镇定居，实现人口从农村到城市的转变，从而逐渐减少农村人口规模，解决农村贫困问题，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那么，在当前的社会经济背景下，究竟有多少流动人口打算将来在流入地定居，打算在流入地定居的流动人口具有哪些特征?
哪些因素会影响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定居的意愿?
等等这些与流动人口定居意愿有关的问题就成为了学者和政府部门所关心并急切想要弄清的问题。
马力（2007）认为当前进行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研究有助于更深入地认识流动人口的流迁过程和动向，对政府部门掌握流动人口流迁动态，引导流动人口逐步融入流入地城镇，稳步推进我国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实现我国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的人口流动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与永久性迁移人口不同的是流动人口流动到流入地后并不能马上获得当地户口成为当地居民，而是以“暂住人口”的身份在流入地务工经商，犹如候鸟一般长期保持着在流出地与流入地之间循环流动的两栖状态。
在这个过程中，流动人口群体逐渐分化，一部分人最终在流入地沉淀下来，成为当地永久居民;
多数人则会离开现住地，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结束迁移返回家乡，另一部分人流迁到其他地方，开始新一轮迁移，并在这一迁移过程中继续分化。
张博骏（2007）认为长期以来流动人口在流迁过程中分化的机制并未引起学术界的注意，现有的这方面研究还相当有限.所以急切需要在这方面开展更多的工作。
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反映了他们对未来流迁方向和定居地点的预期与规划，进行定居意愿研究是探讨流动人口在流迁过程中分化机制的一种重要方式。
综上所述，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学者研究流动人口迁徙的时候，更多考虑的都是流动人口迁徙的动因研究，而当前流动人口迁徙的定居意愿关注极为有限，在汗牛充栋的流动人口研究文献中，对定居意愿的研究可谓凤毛麟角，对于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认识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学术界都还很不全面。
不过值得欣慰的是，近年来学术界已逐渐地认识到这些不足，并己开展了一系列相关的研究工作。
（1）对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在城镇定居意愿的调查分析
一直以来，围绕着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水平（即有多少流动人口打算以后在流入地或城镇定居）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观点。
有些学者认为大约五成的流动人口希望在城市定居，甚至更高。
另有一些学者认为在城市有较强定居意愿的流动人口所占的比例并没有那么高，这一比例应该在30%，而打算在流入地定居的流动人口则更少.之所以会存在这样的结果差异，本人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
首先不同研究的数据来自于不同的调查区和调查群体，加上各人的抽样方法也不尽相同，则结果存在差异也是极有可能。
其次，调查中问题的设置也可能影响调查结果。
例如在某些调查中，当被调查者被问到“您是否愿意留在城市”、“您希望在城市定居吗”等偏重于体现被调查者愿望的问题时，所得出的结果往往会比较高，当问题变为“您打算以后在城市定居吗”，此时被调查者既会根据自己的愿望也会考虑自己在城市定居的可行性，最后做出回答，所得结果很可能会低于采用前儿种问题所得之结果。
如此肴来，存在对农民工定居愈愿弧弱之争便并不奇怪。
（2）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影响因素的探讨及理论解释
现有研究发现，可能影响流动人口定居意愿选择的因素主要有:
个体的人口学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
个体的社会经济特征，包括职业、收入、储蓄和参加社会保险的情况，以及工作的稳定性;
家庭因素，包括配偶所在、家人是否随同迁移;
其它因素，包括在流入地滞留的时间、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吸引和排斥作用。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某些因素并不会影响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
例如，张杭（2008）等认为年龄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并无显著影响作用，只要能够提高家庭的生活水平，获得更好的发展，年龄不会成为留居城市的障碍;
和王禅（2004）等认为社会保障对流动人口选择定居的影响作用并不显著;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流动人口收入的多少和打工增加的有限收入对其定居意愿影响不大，他们考虑是否在城市定居时，远非最初决定是否外出时以经济利益为目的那么单纯，而是会更多地考虑非经济因素。
另外，对于影响因素的作用情况，不同研究也给出了不同观点。
例如，对于性别的作用，张杭和孟传慧（2006）等认为女性更倾向于回乡，而男性更倾向于在流入地定居。
裴谕新和吴兴陆（2007）等的观点则恰好相反，他们认为女性打算在流入地定居的意愿更强烈;
张杭等、马九杰（2007）等认为文化程度较低者返乡的可能性较大，而黄祖辉（2008）等对浙江进城农民的研究发现，家乡创业环境的改善可能会吸引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流动人口回乡创业。
朱宇（2002）在福建省人口普查办等单位合作之下，在福建沿海5个城市对流动人口流迁意愿进行了调查，并在迁移新经济学、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人口迁移转变理论等基础上开展了一系列相关研究工作，从流动人口供求双方对暂时性迁移的需求以及流动人口所处社会发展阶段的角度提出了认识流动人口流迁和定居意愿选择的新框架。
除了上述这些直接对定居意愿所进行的研究以外，对回流人口（指己结束流迁过程返回家乡的人口，或称返迁人口）的规模、回流人口的特征及其同继续流动人口和没有流迁经历人口的差异、回流人口对家乡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回流的影响因素和回流原因的研究以及对流动人口市民化的研究也为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理解和认识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提供了参考。
三、论文研究内容与研究数据
（一）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
本研究主要以深圳市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以及影响因素作为研究的主要内容，在文章中通过陆续开展以下几项工作促进研究的深入。
首先通过对目前深圳市流动人口聚集较多的龙岗、罗湖、福田以及宝安区四个区域随机抽200组，共计抽样800组数据对目前深圳市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进行测试，并且从不同的角度考察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定居的意愿，即回答“在当前的社会经济背景下，有多少流动人口打算在流入地定居”。
并通过数据分析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以便与前人的研究进行对照分析，基本上掌握近年来深圳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大体变化情况。
其次通过对上面抽样采集的数据进行细致分析，通过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的方法，分析深圳市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内部差异，包括人口学、经济学、家庭、户籍等方面进行分析，探讨可能影响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因素。
接下来通过采用回归分析的方法对深圳市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的研究，尝试运用相关理论对定居意愿与影响因素的关系进行解释，从定居意愿的角度探讨流动人口在流迁过程中分化的机制。
（二）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
根据目前的研究进展，以及笔者对于深圳市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初步认识，为今后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础，同时研究中的缺陷和不足也有待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地填补和完善。
首先，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水平还不是很清楚。
这方面的不足主要是因为当前还缺少宏观层次的研究数据。
现有的研究数据主要局限于深圳流动人口聚居比较集中的几个区的调查所得，缺少这些地区之外的整体数据。
按照国家统计局2012年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状况专项调查中对调查对象的定居意愿信息的统计数字，由于笔者的研究能力和相应的研究条件，本研究的样本分配方法存在缺陷，本文对此次调查数据的代表性持怀疑态度。
其次，从时间角度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进行的研究还不多，对于近年经济发展整体形势的变化，尤其是国家开始调整经济发展结构，升级产业模式，因此对于深圳特区的制造业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影响，这些变化对于在深圳暂住的流动人口也产生了比较明显的影响，目前这些变化对于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以及流动人口的具体变化情况不甚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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