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王阳明先生与大学生的典范.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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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本人先后发表过一些关于文化名人与阳明心学的微信，比如梁漱溟、梁启超、钱穆、季羡林、余秋雨等人，基本都是社科人文学者；近日偶然读到我国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的一篇演讲，甚是感动。

“科学精神是什么？

科学精神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

这就是说，只求真理，不管个人的利害，有了这种科学的精神，然后才能够有科学的存在。

”竺可桢引用王阳明“君子之学，岂有心乎同异，惟其是而已”一语，认为“无心同异，惟求其是”，这种博大不立门户的精神，正是求是精神的内涵。

演讲中，竺可桢以王阳明的求是精神、遇险不畏精神、艰苦卓绝精神和公忠报国精神，激励浙大师生在艰危中奋发进取。

编成微信以飨大家，有两个考虑。

一则，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朱子学说重格物致知，与近代以来科学理性的逻辑更接近些；相较而言，阳明心学侧重心性修炼，似乎是人文学者的偏好；这一篇由科学家做出的阳明心学的阐述，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化解这一印象；从竺可桢的演讲，可以从侧面凸显一个主题，即阳明精神对塑造健全人格具有普适价值，不论何种学科或何种领域的人们，都可以从中获益。

二来，今天是国家隆重举行了七七卢沟桥事变的纪念仪式，而且近期也正逢全国高考陆续发榜。

这篇演讲是竺可桢在抗战中西迁至广西的浙江大学开学典礼上的演讲，对象是大学生群体；演讲中竺先生鼓励抗战之中的大学生，效仿阳明先生在困境中奋起的艰苦卓绝精神，以力行实学来报国。

在今日的时局下，很有现实意义。

该演讲全文近4000字，文采斐然，读来令人感奋。

演讲背景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当年11月开始，浙江大学从杭州被迫辗转西迁。

初迁西天目山与建德，继迁江西吉安、泰合，再迁广西宜山。

1940年初，到达贵州的遵义和湄潭。

浙大西迁历时两年多，行程近2600多公里，是众多著名大学抗战西迁的一个典型。

1986年1月28日，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彭真视察浙江大学，在听取有关浙大西迁历史的介绍后，称赞其为“文军长征”。

巧合的是，红军长征到过遵义和湄潭，而“文军长征”的终点，正好是遵义和湄潭。

1938年10月底，在竺可桢的带领之下，浙大师生员工在颠沛流离中到达宜山。

浙江大学西迁至广西宜山时期，是西迁历程中最艰难时期，遭遇疫病和战火双重灾难。

11月1日，竺可桢在开学典礼上作了《王阳明先生与大学生的典范》的专题演讲。

据称，前总理温家宝经常研读这篇演讲。

温视察浙江大学时，曾对浙大学子表示，“你们的老校长竺可桢先生20世纪30年代写过一篇很著名的文章，叫《王阳明先生与大学生的典范》。

王阳明是心学的第一人。

我们不全面评价这个人，但他提倡思考，主张“格物致知”“知行合一”。

他说：

“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

”这句话有一定哲理。

这段文字在《温家宝论教育》中有记载。

竺可桢简介

竺可桢先生（1890-1974），浙江绍兴人，著名科学家、教育家，被公认为中国气象、地理学界的“一代宗师”。

28岁以台风研究从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多所大学教职，1936年-1949年担任了13年的浙江大学校长，抗战期间带领浙大师生进行了“文军长征”，使得当时的浙大成为了一所世界名校，被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誉为“东方剑桥”。

1938年11月19日，竺可桢主持校务会议，决定以“求是”为浙大校训。

《王阳明先生与大学生的典范》、《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科学之方法与精神》，被认为是竺可桢论述“求是”精神的三篇代表作。

作为浙大历史上最伟大的校长，竺可桢在教育思想上卓有建树，与蔡元培、罗家伦等人被尊为中国高校四大校长之一。

1936年秋，在就任校长后第一批新生入学典礼上，竺可桢向学子发问：

“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干什么?

第二，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

”

竺可桢认为，“大学所施的教育，本来不是供给传授现成的知识，而重在开辟基本的途径，提示获得知识的方法，并且培养学生研究批判和反省的精神。

”

竺可桢很重视大学的育人价值，“大学教育的目标，决不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而尤在乎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尚，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

”竺可桢的教育思想中，关于求是精神和对大学在塑造人格的价值，在今天依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浙大传统）竺可桢：

王阳明先生与大学生的典范

作者：

竺可桢（1890-1974），著名教育家。

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多年。

本文是他在浙大西迁时的演讲词，原载于《浙江大学西迁纪实》，录自《浙大教育文选》。

本校以时局之影响，奉令西迁，自赣来桂，今日得在宜山正式开课，旧学生皆已到齐，新生人数骤增。

当此抗战形势日紧、前方牺牲惨重的今日，国家犹费巨款而维持若干大学，一般社会已有责备非难之声。

此虽由一般人不明高等教育作育培本之重，然我们反躬自省，正应借此种批评，以增进其责任的自觉，共作加倍的自策。

必如何而后能培植真正之学问技术，将来贡献国家，无负国家作育之至意，与社会期望之深厚，正是每一个大学生所应深省力行者。

而在今日艰苦流离之中，将欲增进自觉自奋，尤觉应回溯古来先哲志士之嘉言懿行、丰功伟绩，以资吾人之矜式。

因地思人，我觉得王阳明先生正是今日国难中大学生最好的典范。

　　阳明先生生于余姚（生明宪宗成化八年，卒世宗嘉靖七年，即西元1472～1528），在浙江本省讲学之外，其一生事业在江西、广西两省为最大，又谪居贵州两年，也去广西不远。

今日广西省的境域，多是先生遗惠所在之邦。

今浙大以时局影响三迁而入广西，正是蹑着先生的遗踪而来；这并不是偶然的事，我们正不应随便放过，而宜景慕前贤，接受他那艰危中立身报国的伟大精神。

　　以理学知名的学者，往往有他的应世的学识和彪炳的事功；他所讲的学问，又很多为无论科学专家或事业家所都应体验实行的。

真正的理学不但不迂阔，并且有许多话是切合人生实用的。

专家专其所学，果能再来诵习体会古人立身处世之微言大义，最是有益于为学与做人之道。

而阳明先生才高学博，无论在学问、道德、事业，与其负责报国的精神，都有崇高的造就；在此国家蒙难学府播迁之中，他那一段艰苦卓绝穷而益奋的精神，更是我们最好的典范。

我们在迁校以后，起居生活当然不能如平时的舒适，又因家人离散与经济的困难，心理上不免生一种不安的现象。

然这次民族战争是一个艰苦的长征，来日也许更要艰苦，我们不能不作更耐苦的准备。

孟子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阳明先生平桂乱与谪贵州，正是赖非常的艰苦来成全他，结果果然动心忍性，增长他的学问，造成他的伟大。

诸君都受高等教育，是国家优秀的分子，也是国民中幸运的人；当然都要抱定以艰苦的环境“增益其所不能”为目标，而准备来担当国家许多“大任”。

这就不能苟且因循，而应以阳明先生的精神为精神了。

　　先从做学问方面来说，我们要注意他那致知力学的精神。

阳明先生学说的精粹是“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

在哲学上他是宋儒传统的说法之修正者，所以有人称他集心学之大成，这层姑置不说。

所谓知行合一，他的意思是“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

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

若行而不能明觉精察，便是冥行；便是学而不思则罔。

所以必须说个知。

知而不能真切笃实，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学则殆。

所以必须说个行。

原来只是一个功夫”。

故“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所以说：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把知行打成一片，不容学者稍存苟且偷惰之心。

其鞭辟近里，极有功于后学。

先生五十岁在江西以后，始明白揭出“致良知”之教，正是前说之扩大。

其所谓“致”，要义是“致吾心良知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

我们做学问，理论上重在求真功夫，实用上则求在能行；正合先生之教。

目前一般知识分子往往只顾利害，不顾是非，这完全与阳明先生的“致知”的精神相背谬。

　　次说内省力行的功夫。

阳明“心即理”之说，本于陆象山之教而光大之。

他尝说：

“心外无理，心外无事”；又以为不能“外吾心而求物理”，亦不能“遗物理而求吾心”。

这可看做他的知识论，也就可见他的重视返己内省的功夫。

他以为知行所以有不能合一之时，就因为有私欲隔了；所以“克制私欲”是“致良知”的前提，也是“知行合一”的第一步。

其吃重处尤在一“致”字。

良知即天理，致即行，知此理即行此理，故曰知行合一。

若使私欲梗住，使不能致良知，更何能知行合一。

至若行之不力，便是知之不澈，此尤先生吃紧为人处。

先生又常说到“立诚”、“诚意”，视为格物致知之本，其极则即以内心之“诚”，为一切学行事业之基始。

现在大学教育，注重各种专门知识之传授，而忽略品性德行之陶冶，积重难返，流弊甚深。

社会道德与政治风气之败坏，此为要因。

大学生理性已很发达，不久出而应世，尤必须及时注意内心的修养。

而先生所示的教训，和其受害不愠、遇险不畏的精神（此种精神之根本全在修养功夫），都是我们最好的规范。

　　复次，我们再来看先生的艰苦卓绝的精神。

阳明先生一生的学说，是渐渐递嬗而光大的，故至晚年学问始底于大成。

我们知道他在远谪与征蛮之中，所以能履险如夷，固赖其修养功夫之湛深；而其良知学说之醇化与大成，又莫非从艰苦生活中体验出来。

我们设想当时情形，宸濠交通内外，称兵犯上，先生竟能迅速加以平定；而朝臣忌功妒能，诬他谋反，武宗又是昏昧之主，几乎听信而加以不测，他又能处之夷然，卒以至诚感格而免祸。

后来在广西平乱，又由于当时廷臣桂萼阻公起用，致以五十六岁之高年，深入当时蛮荒之域，而督战抚辑，具著功绩。

初不畏难而退。

他在那时，真是与叛乱匪盗斗，与瘴疠疾病斗，又对着权臣小人与种种不良环境之阻挠来奋斗。

以一介文人而敢于蹈险至此，非具有修养过人之大无畏精神者，何克臻此！

　　而今日中国所临大难之严重，则远过当时之内叛与匪乱。

我们溯往处今，如何可不加倍刻苦奋励？

假使偶有横逆拂意之事，便当设想先生当年之胸襟，焕发他那强矫无畏的精神，自然能处变若定。

更进一层说：

诸君将来出以应世，不知要遇到社会上多少教育不一、性情不一的人，当然免不了种种困难与磨折。

若能体验先生的精神，在学生时代时先有一番切实的精神准备，那么将来必然能克服困阻，成就我们的学问和事业。

　　处现在外侮深入国步艰危的时候，阳明先生的伟大处，更应为学者所取法者，尤在他那公忠报国的精神。

先生当衰明，朝政废弛，武宗之时，内则阉宦窃柄，直士遇祸，外则官贪吏污，民怨思乱。

他在三十五岁时，以御史戴锐斥权宦刘瑾遇祸，抗疏营救，武宗竟用阉言，罚他下诏狱，廷杖四十，绝而复苏，就因此被谪贵州。

晚年受命赴桂，疏辞而中枢不许，竟以高年投荒而不惧，尤可见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精神。

现在我们的国家，所遇不是内变，而是外侮，且是空前严酷危急万状的外祸。

要救此巨大的劫难，必须无数赤诚忠义之士之共奋共力。

我们要自省：

敌寇如此深入无已，将士与战区同胞如此捐躯牺牲，为什么我们还受国家待遇，有安定读书的余地？

这决不是我们有较高的知识，就没有卫国的义务；只说明我们要本其所学，准备更大更多的卫国的义务。

王阳明先生受出征广西之命，上疏有言：

“君命之召，当不俟驾而行，矧兹军旅，何敢言辞？

”学高望重卓然成家的大儒，当国家需要他的时候，亦得冒险远征而不辞，甚至隔了一年而积劳丧身！

我们今日虽认大学生自有其更大的任务，但亦不阻止知识分子之从戎杀敌，至于力学尽瘁甚至舍身为国的精神，更是国家所迫切期望于大学生的。

对日抗战，实在是极艰巨的工作；不但最后胜利有待于更大的努力，并且日本始终还是一个大敌，我们殊不能武断以为这次抗战结束，就可一劳永逸。

诸君此时正在努力培植自己的学问和技术，尤其要打定主意将这种学问技术，出而对国家作最大的贡献。

大学教育的目标，决不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而尤在乎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会，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

阳明先生公忠体国献身平乱的精神，正是我们今日所应继承发扬，而且扩之于对外抗战，与进一步的建国事业。

必须在现在埋头刻苦于报国的准备，在将来奋发贡献于雪耻兴国的大业，方才对得起今日前方抗战牺牲的将士，方才对得起父兄家长与师长作育的期待，方才对得起国家社会对于大学生的优待和重视。

　　综观阳明先生治学，躬行，艰贞负责，和公忠报国的精神，莫不足以见其伟大过人的造诣，而尤足为我们今日国难中大学生的典范。

学者要自觉觉人，要成己成物，必须取法乎上，而后方能有所成就。

当然我们所可取法所应取法的先哲很多，不过这里只举王阳明先生一人之居常处变立身报国的精神，已足够使我们感奋，而且受用不尽了。

如果各大学师生皆能本先生之志，不以艰难而自懈，且更奋发于自淑淑人之道，协助地方，改良社会，开创风气，那么每个大学将在曾到过的地方，同样地留遗了永久不磨的影响，对于内地之文化发展，定可造成伟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