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第110期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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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新的文明，人的道德精神的进步和人文价值的升华。
城市化的灵魂应是以人为本。
践行以人为本的重心在哪里?
在于坚守社会的公平正义，在于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在于保障弱势群体基本的生存条件和发展机会。
我们的城市化除了要努力开掘“管理者的财源”、打造“投资者的乐园”，更当努力建设“劳动者的家园”。
看一看身边的城市化浪潮，我们应当警惕：
不少城市借助于区区一纸户口登记的户籍改革，借助于统筹城乡一体化的制度创新，便拥有了更多的土地资源和发展空间，同时也产生了众多的从乡村涌向城市的失地农民。
当城市化难以为其提供基本的生存条件、足够的就业机会和有效的福利保障时，“失地”和“变市民”更可能换来的仅仅是无业市民的身份。
还有亿万进城谋生的打工农民，承受着危机冲击和产业转型的巨大压力，甘冒着减薪欠薪和随时失业的现实风险，支付者种种职业病患的侵害和留守子女的成长的人生代价，托举起城市的高楼大厦，召唤出城市的昌盛繁荣。
可是，至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还被拒绝于城市的发展之外、社会之外、体制之外。
读一读媒体关于南京农民工冻死街头桥洞的新闻吧，我们如何卸下心头这不能承受之重?
看一看眼前的城市化景象，我们亦当清醒：
交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密集，然而，与之伴随的是机动车对路道资源的一再扩张，是自行车道、步行者道的一再被挤占、被压缩，有的地段甚至已被断然取缔。
中国是一个自行车大国，是一个恰逢低碳社会到来、无法重复美国消费故事的国情，步行和自行车交通仍是我国城市居民出行的主要方式，占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者还难以进入“有车一族”，他们日常的出路又在哪里?
他们行走的路权如何保障?
房地产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火热，然而，与之伴随的是房价对普通百姓的重压和裹挟。
有业内人士表示，房改十年最大的遗憾就是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问题。
当时希望通过经济适用房既解决百姓住房，又拉动经济增长，却出现了有钱人买了多套经济适用房，有的城市还没有廉租房的政策。
后来，国家下达保障性住房建设计划，结果也基本踩空，从而造成民生住房体系的严重缺位。
于是，我们在一些大都市中，随处可见这样的场景：
马路一边的高档社区里居住的是拥有一套或多套房产的“有钱人”，而仅一墙或一路之隔的“棚户区”里则挤满了城市低收入人群和外来流动人口。
社区围墙，成了贫富的“楚河汉界”。
还有，城市普通教育发展中门槛不断抬高的择校和地产与名校牟利的“勾兑”，文化设施建设中竞相攀比的豪华和风格样式的崇洋，道路环境整治中对马路摊点的清理和对“美丽城市”的追求，等等，日益加剧城市平民生活的窘迫和艰辛。
当我们还在问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艰难求解之时，一个新的城市二元结构图像又已隐约浮现。
这里，有城市的财力问题，有发展的阶段问题。
但更重要的问题，是政府的执政理念，是发展的价值取向，是城市化得路径选择。
人民城市，应当人民做主，人民创建，人民共享。
《半月谈》2010年第2期【半月评论】必须从根子上铲除“拉票”行为
坚持在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扩大民主，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方向。
党中央前不久颁布的《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专门就扩大干部提拔任用工作中的民主问题提出了新的要求。
干部选拔工作中的民主程序是干部工作的生命，缺失民主程序的干部选拔工作不仅是没有群众基础，而且贻害无穷。
任何事物在发展进程中，都不会一帆风顺，可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比如，近年来我们在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扩大民主，随之却出现了一些“拉票”现象。
“拉票”行为破坏了干部选拔工作的正常秩序和民主的真实性，影响极坏。
因此，必须从根子上铲除“拉票”这个毒瘤，这是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干部工作的重点。
所谓“拉票”就是在干部推荐过程中，打招呼或者暗示具有推荐资格的一些同志投票推荐自己，从而使自己达到升迁的目的。
这种靠“拉”，不靠“干”的行为，不符合党的干部任用工作原则。
如果纵容这种行为，就会形成一种误导：
“干得好”不如“拉得好”。
有些人平时不是把心思用在干好工作上，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经营关系上。
整天吃吃喝喝，工作上马马虎虎，关系方面却是左右逢源。
随着打击和查处“拉票”行为力度的加大，“拉票”行为从原来的的赤裸裸地进行，转变成了悄悄地进行。
拉票者把工夫用在了“诗外”，用在了平时。
变换花样的“拉票”行为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新特点。
一是在日常工作中送人情。
一些领导干部在工作中公权私用，该坚持的原则不坚持，做老好人，搭顺水人情。
甚至，明明是正常的工作，也要暗示对方对自己心存感激，让对方背上人情债。
这种人对上如此，对同级、下级也是如此。
可以想象，以这样的态度和工作出发点，能不耽误工作和事业！
当然，在这种人看来，耽误工作和事业不要紧，要紧的是自己的选票不能丢！
他们认为，坚持原则，不光得罪人，还丢了选票，没有群众基础，你干得再好也是白搭。
更何况，评价有些工作好与不好没有硬性指标，对这种人来说，上下拥护，大家“认可”才是最重要的。
二是依靠手下亲信帮忙。
手下培植几个信得过的人，平时在有意无意间帮自己鼓与呼，往自己脸上烫金。
这实际上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他们有一条共同的“利益链”。
这些“抬轿子”的人，一般都是领导干部的亲信，都是靠依附某位领导受提拔重用的，平时领导信任，关键时刻为领导挺身而出。
这些亲信们时时处处维护领导权威，利用手中的职权，与方方面面搞好关系。
这种行为看起来是无可厚非，实际上在拿组织原则做交易，他们是在用公权为上司争取“票仓”。
三是在亲朋好友中搞感情投资。
民主是个好东西，好就好在它对权力起到了约束和反制作用。
以前，在人们的印象中，有些人为了职务升迁，总往领导家里跑。
如今，情况有点变化，他们的亲朋好友们平时也会主动“出访”，走家串户送出自己的“关心和爱护”。
事实上，对于这种感情投资，大家都心知肚明。
他们去的人家，一定是对他们有用的，是手中有选举权的人，那些没有选举权的人自然不会享受到如此待遇。
四是“大款朋友们”出面保驾护航。
这些年，领导干部傍大款现象屡禁不止。
在查处的领导干部腐败案件中，往往是领导干部的大款朋友出了事，自己也被牵扯出来。
领导干部的大款朋友往往神通广大，凭借手头阔绰，他们结交了方方面面的“朋友”，结成了一张张的关系网。
到了关键时刻，没有这些大款摆不平的事。
领导干部平时结交大款朋友，认真经营关系，关键时刻大款们会异常活跃，到处游说，为他们的领导朋友卖力地争取每一张选票。
上述种种行为，比干部自己直接“拉票”危害更大，这些手段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必须加大力度予以根治。
在选人用人问题上，要防止简单的以票取人。
首先，要认真分析、比对，把干部平时的表现和考核获得的各项指标进行综合评价，科学论证，防止工作简单化、公式化和理想化。
其次，要早预防，要建立起防止和杜绝“拉票”行为的相关工作机制，让那些“拉票”者无可乘之机，无可钻之空，无生存的土壤。
第三，要加大查处力度，要有钢性的措施，对“拉票”行为决不手软。
铲除毒瘤要下猛药。
要从舆论上形成声势，在举措上形成机制，让“拉票”行为无处藏身，没有市场，没有机会。
在这个基础上，还要让被查实的“拉票”者受到严肃处理。
只有这样，才能从根子上铲除“拉票”行为。
《半月谈》2010年第3期【半月评论】迎接一亿新生代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关注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指1980年、1990年后出生，现在外面打工的青年。
他们占到全国1.5亿农民工的6成，大约有一亿人。
对一号文件的这一新提法，社会给予了高度关注。
正如人们所议论的，拖着“拉杆箱”进城的他们和“扛着蛇皮袋”进城的父辈们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后者可工可农，可进城可返乡，而前者当中很多是“五谷”不识、从没下过田土的“农盲”，他们的人生目标是圆“城市梦”。
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有人把这一群体描述为“三高一低”。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
但是，正如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等最近发布的研究报告称，中国“社会结构滞后经济15年”。
以这一亿新生代农民工为例，他们身处城市，城市却拒绝接纳，根在乡村，乡村已无法回归。
在社会保障、就业培训等很多方面没有被城市所充分容纳。
他们，正是“社会结构滞后”的代表性群体。
当这一亿新生代农民工在中国的舞台上走来，我们首要的姿态应是拥抱、欢呼。
他们，是中国产业发展可依赖的人才大军。
一切资源之中，人的资源最宝贵。
相比父辈而言，他们的文化水平大幅提高，见识大为丰富，接受新技术、新知识、新信息、新生活方式的能力大大加强。
事实上，他们大部分已经成为中国制造业、服务业等的主要劳动力来源。
当中国步入老龄化时代，他们将是中国发展最活跃的生产力群体。
他们，是中国城市化最有潜力的群体。
今年的一号文件，侧重支持城乡统筹以及城镇化发展。
国际金融危机使中国更深刻地意识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可靠支柱与巨大潜力在农村的消费与农民的城镇化。
这一亿人的父辈，或许半辈子在城里寻找生存发展的机会，但灵魂深处还是顽强维系着“叶落归根”、还乡定居的乡土情结。
而梦想城市生活、积累一定资本的他们，无疑将是城镇化的热烈响应者。
但我们确实不能回避，这一亿新生代农民工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新课题。
蓦然回首，他们来得如此快，如此庞大，以至于我们必须承认，政府与社会还缺乏足够的准备。
迎接他们，须总结借鉴近30年对待农民工的经验与教训，政府的治理要创新，民间的力量要参与。
迎接他们，就不应使之成为被城市冷漠对待的一群。
他们虽然摆脱了收容遣送等旧规定的束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也开始得以分享，然而在就业机会的获得、同工同酬、劳动维权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仍然存在许多不平等、被歧视的方面。
他们虽然在城市里奋斗，但常常只能栖身工棚或棚户区，无法像城里人一样进入廉租房居住。
如果说，他们的父辈给社会的压力主要是就业，那么他们面临的身份认同、性、婚姻、保障等问题，则远远超出了就业的范畴。
迎接他们，就要避免他们成为颓废消极的一群。
南方一个大省3大监狱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农民工罪犯9成在26岁以下。
他们当中有的已经完全看不出他们父辈们所具有的勤劳、坚忍、节俭与执著，在城里找工作挑肥拣瘦、嫌累怕苦，大事做不了、小事不愿做。
或滞留城里游荡，或回乡后偷鸡摸狗，令留守村里的老农摇头叹息，令基层派出所头痛。
他们当中部分人极易形成游民，成为社会秩序的潜在挑战者。
迎接他们，就要力争使他们在社会结构中成为可以向上流动的一群。
人出生之初的不平等，是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存在的普遍社会现实，但是一个正常、健康的社会，除了以健全的社会保障保护每一个人的生存权利，还应该给每一个人的发展提供公平均等的机会。
如果贫民能够通过努力成为富有者，文盲能够通过努力成为知识分子，新生代农民工和他们的子弟能够通过奋斗，成为企业家、官员、教授——这样的社会，才会充满活力、和谐稳定。
迎接他们，就要让他们成为能够发出自己声音的一群。
尽管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尽管他们就居住在城里，但是在城市的舆论场里，他们如同隐士，社会很少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
他们的户籍在乡村，但是很多人没有回乡参加村委会主任“海选”，而在城里他们又往往难以参与政治选举与公共生活。
他们应该尽可能被纳入到政治参与的进程中来，从而能够理性、大声地表达利益诉求。
当这一亿新生代农民工走来，每一级政府、每一个公民须明白：
没有这一群人的和谐，社会就难以和谐；
没有这一群人的成长，中国就难以科学发展；
没有这一群人的幸福，我们的国家就很难说使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增加；
而从长远来看，没有这一群人的自由发展，其他“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就难以具备。
《半月谈》2010年第4期【半月评论】寻找改革前行的航标
又闻改革悄然涌动的潮声。
抗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加快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型，呼应广大民众改善民生扩展民权的需求，改革深化的问题，又一次沉重地撞击着社会紧绷的心弦。
我们不必沉湎于昔日的辉煌而盲目陶醉。
历经30多年风雷激荡，中国改革写下了壮丽的历史篇章，蓄积了巨大的发展能量。
但是，这还是开始，远非历史的终结。
我们不必畏难于利益的冲突而裹足不前。
改革，从来就不是在一马平川的原野上驰骋，“敢闯敢试”，“壮士断腕”，“背水一战”，是众多改革者奋然前行的真实写照。
我们不必受制于危机的应对而转换方向。
危机是改革的助产士。
以改革促转型，恰可增强抵御外来冲击的力量。
关键在于，改革的指向是什么？
改革的航标在哪里？
人们在解决温饱之后，必然更加关注平等、公平、正义。
推进民生新政的深化，打破利益分享的瓶颈，必然引发公民权利保障的强烈诉求。
新年前夕，有媒体举办了题为“影响当前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主要问题”的经济学家问卷调查，结果位列前十的大多是与大众福祉相关的社会发展问题。
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问题，也是中央新近提出的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任务。
加快改革的任务，更多地指向“社会事业”，指向“公共领域”，指向“公民权益”。
二
改革的推进，或因制度框架的引领，或因问题危机的倒逼。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中，推进当下的社会改革，我们更应着力求解的是倒逼中的现实问题。
发展代价，是中国实现经济社会转型的最直接的制约。
原来的投资主导出口依赖、粗放型外延型增长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伴生而来的是贫富差距拉大、民生问题积聚、利益矛盾激化、生态环境破坏、价值体系紊乱的繁多的成长烦恼、沉痛的社会代价。
市场机制必然带来利益分化、优胜劣汰，加以权力干预的资源配置、增长主导的制度安排和扭曲变形的市场环境，加剧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社会阶层之间利益关系的全面失衡。
维权事件，是对地方政府执政能力最严峻的考验。
在呼啸前进的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浪潮中，我们也当看到那些难以承受之痛。
企业改制，劳资矛盾，房屋拆迁，农村征地，环境污染，等等，不少地方百姓利益被漠视、被剥夺，难以通过正常渠道维护正当权益，于是便将自己特殊的民生利益诉求，以“群体事件”的体制外行为表达出来。
而且，暴力程度显著上升，事件发生频率加快，舆论共振张力加大。
贪腐现象，是百姓高度关注的最持久的热点。
利益集团化、利益部门化、利益地方化，已成政府治理顽疾。
权力与资本联手形成的利益集团在改革中所扮演的角色，让不少改革成果被吞噬，使许多改革政策被变形，权钱交易的手段花样不断翻新，腐败敛财的环节链条不断拉长。
如土地开发，已成滋生既得利益集团和扭曲国民收入分配的土壤。
加快社会改革，已是当务之急，刻不容缓。
问题在于，如何重燃改革的激情？
重振改革的信心？
三
民众中蕴藏着极大的改革积极性、创造性。
改革初期，放权让利，打破旧体制僵化的框框套套，社会共同分享改革带来的成果。
那是一个狂飙突进的年代。
如今，改革进入新的阶段。
要重构发展格局，重组利益关系，难度、风险骤然加大，社会的共识在分化，民众的热情在下降。
但是，在民间，在草根，改革的动力依然生生不息。
面对利益集团的赢家通吃，市场制度的马太效应，资本时代的竞争强势，原有改革的扭曲变形，普通民众更加真切、更为强烈地表达着，要发展，要公平，要社会正义，要共同富裕，要有幸福、更有尊严的生活。
改革的权利不可垄断，改革的动力不可低估，改革的激情不可浪费。
正是从普通民众的需求和意愿中，改革获有了充分的合法与正当。
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许多群体性事件，便是民众要求继续改革内在动力的一种非常规爆发。
当然，我们还当直面、还当破解改革前行的障碍和风险。
阻碍改革的，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
他们高高地盘踞在社会资源财富分配的金字塔尖，他们贪婪的欲望便是巩固，便是坐稳。
因为，他们心中一片透亮：
获取这些既得利益在计划经济时代是无法想象的，在市场经济国家同样是无法想象的。
既得利益集团的势力坐大，不仅表现在他们对自然资源的垄断，而且表现在他们拥有影响市场交易潜显规则制定的能力，拥有影响社会舆论热点流向议题设置的能力。
在公然的商业利益追逐中，在服务“高端”读者群的标榜中，多少媒体昧于是非，热衷为其代言。
替代改革的，是政府和资本的主导。
在企业，“通钢悲剧”的一个重要成因，在于广大职工被排除在改革重组的决策之外，职工在利益遭遇侵害之时，没有正常的渠道表达自己的意愿，维护自身的尊严。
在乡村，“加快土地流转”，“发展规模经营”，“提速新农村建设”，“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等等，是当下最为热烈的改革行动。
在改革的旗帜下，不少地方拼命追求发展速度、经济效益。
我们欢呼改革，我们还当追问，改革带来的究竟是谁的发展、谁的效益？
农民的权益是否在改革中得到充分保障？
每一处改革的推进动员中，都会有“尊重农民意愿”的字样，只是在改革实践中，是否有政府与资本联手，用种种高压手段，把他们的意愿强加给农民，用堂皇的包装，将他们的意愿同化了农民？
不少地方，农民的土地经营权难以保障，农民的市场交易权无法对等，农民的收益分配权受到挤压，农民的现代农业发展权被轻易剥夺。
问题的实质在于，诸多改革，我们在其中看到的多是政府的创造，资本的创造，而真正的主体——农民的创造在哪里？
扭曲改革的，是改革取向的偏离。
教育改革新招迭出，各地相继启动普通高中新课程改革，推进素质教育，进行高考制度改革，扩大自主招生。
罔顾城乡二元结构、教育资源严重失衡的现实，“一刀切”的改革结果呢？
“百科全书”式素质教育下还是“穿新鞋走老路”，“自主招生”对农村学校只是一块诱人的“画饼”而已。
正是在“改革”的推动中，农村孩子越落越远，他们在呼喊：
“不要让我们既输在起跑线上，又输在跑道上！
”
四
中国改革再出发，从何处启航？
向何处扬帆？
从经济改革进发，于社会改革突破，向政治改革深入。
社会改革，是经济改革的深化、配套和延伸，是政治改革的支持、承载和奠基。
收入分配合理化、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结构开放化、政府治理民主化，应该成为当下社会改革推进的重点。
收入分配合理化。
重点是理顺分配关系，调整利益格局，解决利润侵蚀工资、机器排挤劳动的问题，解决垄断行业收入分配过分向个人倾斜的问题。
还需坚定不移地推进政府管理体制、财政体制改革和资源要素价格体系改革，矫正资源尤其是土地、矿产资源收益分配扭曲的现象。
加剧社会分化的，还有权力与资本在合流中对国家财富的肆意侵吞，如官煤勾结而来的暴富，还有既得利益集团在赢家通吃中对民众利益的贪婪剥夺，如房地产价格一路上涨中底层百姓遭遇的生存挤压。
如何从深刻的体制变革而非简单的国进民退中去遏制，去根治？
公共服务均等化。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义务教育免费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农民工保险转移接续制度，公共医疗卫生制度，……努力推进城乡统筹一体化，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社会公认的“十一五”的最大亮点，也是“十二五”推进社会改革的重要内容。
社会结构开放化。
保障社会结构开放，当前要特别警惕日渐弥漫的“隐性世袭”现象。
据媒体报道，在社会公共资源的支配和掌控中，在一些政府部门或具有垄断能力的经济部门，这种现象接连发生，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看来，社会就业制度、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进程必须加快，以真正形成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流动格局。
结构改革的重点，是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改变对农民工的制度性歧视。
要警惕出现新的“城市二元结构”，为进城农民积极提供基本均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为新生代农民工更为顺利地融入城市社会，拓开多样的渠道。
创造底层上升机会的根本，是实现教育公平。
贫穷很可怕，更可怕的是连改变贫穷命运的机会都没有。
城市普通教育发展中门槛不断抬高的择校，背离了教育公平。
更突出的，是乡村教育资源的急剧流失带来的农民子女向上流动机会的萎缩。
越来越多的农民子女放弃上高中的机会，表明弱势群体对“知识改变命运”的信仰已经开始动摇。
同一个世界，每一个梦想。
改革30多年，普通民众心中的“中国梦”不应该就此邃然远去，底层群体改变自身命运的希望之光不应该就此暗淡下去。
政府治理民主化。
政府要从直接控制经济资源、参与经济活动中解放出来，把维护社会事业的公益性、保障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
民主行政要拓展。
民主的要义在于探索人民当家作主的多种实现形式，努力把民众的各种利益诉求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轨道。
基层群众自治的发展，显示了民主成长新的态势。
基层民主恳谈的实践，开辟了协商民主新的路径。
公民社会要成长。
公民社会是一个追求民主和谐的社会，一个强化权力监督的社会，一个保障权利平等的社会。
改革30多年来，国家和社会逐步分离开来，蓬蓬勃勃的公民意识在发育，多种多样的公民组织在兴起，自由平等的公民领域在生成。
不少媒体相继评选刊出“2009公民社会十大事件”，就是公民意识蓬勃发育、提升的真实镜照。
各色各样的社团与我们日常生活的关系正日益密切。
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之后，国人采取了令人瞩目的民间援助行动，成千上万的志愿者大军源源不断地涌入震区。
舆论认为，这是中国公民社会觉醒的一个标志。
越来越多的公民可以通过互联网表达自己的意见，并由此影响社会生活，最终参与到政府决策之中。
网络民主成为中国政治文明的新鲜符号。
一个不断发展的公民社会，正在而且必将更有力地对转变政府职能、推进基层民主、改善社会管理、促进公益事业等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随着公民社会的兴起，我们也应防止民间组织在极端利益的操纵中出现反社会化、黑社会化的消极现象，防止网络舆论在民粹主义的左右中出现激进化、暴力化的不良偏向。
政府在加大对社会力量培育力度的同时，还应为民间组织的发展和规范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五
改革在社会领域的突破和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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