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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外，中心村建设由来已久，其中，尤以德国、日本、以色列等发达国家最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他们在中心村建设中对农民满意度的关注及相关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德国巴伐利亚州1988年就出台了“村庄更新，促进农村发展”的政策，有效解决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巴伐利亚州更是被欧盟誉为“现代化田园”的标杆[1]，德国在中心村建设中还十分重视农户参与，注重达成并实现利益相关者共同遵守的“契约”[2]。

二战后，日本注重“村庄合并”，其在村庄合并及后续集中居住的过程中，都坚持农民满意原则[3]。

以色列在中心村建设中，基于其移民国家的特点十分注重农民群体的独立性，充分重视农民满意度[2]。

国内中心村集中居住的研究大多在宏观层面展开，主要集中在规划布局[4-5]、资金筹措[6]、发展状况分析[7-8]等方面。

基于微观主体―农民视角的研究还不多见，仅有吴云青等[9]、赵国玲等[10]从中心村集中居住事前民意调查的角度考察了农民移居中心村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而对于农民入住中心村后的感受如何？

满意与否？

并未见相关研究报道，而这对于进一步优化中心村集中居住政策，实现中心村集中居住工作的可持续推进是至关重要的。

鉴于此，本文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中心村集中居住区农民满意度调查及其敏感性分析，为相关政策的修正、创新提供定量信息和参考依据。

　　2研究数据

　　本文选择天津市为样本研究区域主要原因在于：

①近年来以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为主要形式推进的中心村建设主要在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是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成都等大城市周边农村开展，天津自2006年成为首批开展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的省（市）以来，中心村建设成效显著，其“宅基地换房”的模式更是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

但由于无经验可循等原因，天津市的中心村建设也出现了诸多农民抱怨问题。

②近些年天津市经济社会发展迅速，农民对于改善既有的生产生活条件具有较强烈的期盼，中心村建设潜力巨大。

基于以上原因，在我国实施新型城镇化及美丽乡村建设战略的背景下，本文选择天津作为样本研究区域在全国特别是大城市周边的中心村建设中具有较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研究结论及相关政策启示可以为处于相似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地区的中心村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本文的实地调查在2013年1-3月期间完成。

为了保证调查样本的分布不但广泛且代表性强，课题组特别注意做到了以下几点：

第一，在区域构成上，做到了既有经济较发达的近郊四区和滨海新区，又包括经济相对欠发达的宁河、蓟县和静海等远郊区县；

第二，在中心村区位条件上，做到了既有城郊村，又有乡镇政府驻地村和其他一般村；

第三，在被调查者家庭人均年收入上，既有人均不足0.5万元的，也有人均2万元以上的。

为了保证调查结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课题组采取直接入户调查并现场填写调查问卷的方式；

为了避免理解上的误差，调查员对农民的疑惑当场做出解释，每一份问卷都由被调查农民在完全自愿的情况下当场作答。

调查共发放问卷269份，回收有效问卷216份，有效回收率为80.30%。

　　3研究方法设计

　　3.1问卷设计

　　由于没有现成的中心村集中居住农民满意度量表，课题组参考已有的顾客满意度、公众满意度测评研究成果，根据我国及天津市中心村集中居住工作的实际状况，确定从农民总体满意度和各分项满意度两大方面来测评农民对中心村集中居住的评价，其中总体满意度采用主观指标―农民自评的满意程度，这样可使得变量更易于量化，也有助于被调查者理解和回答问题[11]；

各分项满意度即农民对中心村集中居住各项工作的满意程度，初步从交通状况、社会治安等方面确定了36项测量题目来衡量；

通过咨询相关高校专家结合对天津市国土局相关工作人员的深度访谈，进一步确定了28项测量题目；

最后，依据农民在中心村集中居住的实际感受，对测量题目做进一步的调整，最终形成了包括19个测量题目（涵盖总体满意度和分项满意度）的正式问卷。

该问卷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农民及其所在中心村的基本情况，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所在村庄区位等；

第二部分为农民满意度量表，就19项测量题目，让被调查农民依据自身在中心村的感受进行评价，在形式上运用李克特五点量表予以量化，1为“非常不满意”，5为“非常满意”。

　　3.2量表的信度分析

　　对问卷数据进行整理之后，本文运用SPSS17.0统计软件进行信度分析。

经检验，量表的Cronbach（克朗巴哈）α信度系数为0.8616，大于一般信度系数建议值0.8的标准，因此，本文中量表内在信度是较为理想的，可以进行进一步的量化分析。

　　3.3数据分析方案

（1）运用描述性统计法对被调查农民的特征进行分析，并分析被调查农民对中心村集中居住各分项的满意度及总体满意度（本文中计算各满意度的均值和标准差）。

（2）运用相关分析法和对应分析法，分析各分项满意度对农民总体满意度的敏感性。

　　①相关分析。

依据相关分析的思想，本文计算各分项满意度和总体满意度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以此来衡量中心村集中居住各项工作对农民总体满意度的敏感性。

相关系数越大，分项满意度和总体满意度之间相关性越强，中心村某方面工作对农民总体满意度敏感性也越大；

反之，则越小。

Pearson相关系数计算公式如下：

　　r=∑（x-x）（y-y）∑（x-x）2（y-y）2

（1）

　　其中：

r为相关系数，x、y为变量值，x、y分别为两变量的均值。

　　②对应分析。

根据因子分析和欧氏距离的思想，首先，对包括各分项满意度和总体满意度在内的各变量进行因子分析。

由此，可得到各变量的因子载荷。

因子分析的一般模型为：

　　Xi=ai1F1+ai2F2+…aimFm+εi

（2）

Xi（i=1，2，…，p）是原始变量，Fj是公共因子（j=1，2，…，m）；

aij是第i个变量Xi与第j个公共因子Fj之间的相关系数，即因子载荷，εi是原始变量Xi对应的特殊因子。

　　其次，以因子载荷为坐标，计算多维空间中各分项满意度到总体满意度的欧式距离，距离近，则说明后者对前者的变化较敏感；

距离远，说明后者对前者的变化不太敏感[12]。

欧式距离的计算公式如下：

　　EUCLID（x，y）=∑ki=1（xi-yi）2（3）

xi是个体x第i个变量的变量值，yi是个体y第i个变量的变量值。

　　4数据分析和讨论

　　4.1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在216位被调查农民中，男性所占比例要高于女性，男性127位，占58.80%；

女性89位，占41.20%。

在受教育程度方面，87.50%的被调查者具有初中及以上文化水平，在年龄结构上，79.63%的被调查者是26-55岁的中青年农民。

因此，在课题组调研人员的解释下，他们能够对调查题目有较为清晰的理解。

样本人群中，迁往中心村居住前，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仅66人，占样本总量的30.56%，这说明调查样本区域非农产业已较为发达，当地农民已不再依附于农业生产，非农收入是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

　　4.2农民满意度描述分析

　　分别测量了农民的总体满意度、各分项满意度的平均值和标准差，用以了解农民对中心村集中居住的实际感知。

调查数据显示，天津市中心村农民总体满意度得分为3.8，介于“一般”和“满意”之间。

28.71%和36.57%的农民对中心村集中居住表示非常满意和满意，23.61%的农民满意度一般，还有8.33%和2.78%的农民对中心村集中居住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

这说明，天津市中心村建设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被调查农民评价最高的几方面工作为“供电状况”、“广播电视”、“交通状况”、“供水状况”、“环境卫生”、“通讯状况”，而且这些工作满意度得分的标准差都较小，这说明被调查农民对这些工作的认可度较高，天津市在中心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人居环境等方面的努力得到了农民的普遍认同。

这个调查结果其实也并不奇怪，天津市在进行中心村建设选址时，就十分注重中心村的“区位”优势，中心村一般都建在城市郊区、乡镇政府驻地或紧邻交通干道的区域，出行十分便利。

在进行中心村规划时，天津市就十分注重基础设施的配套，供水、供热、电力、通讯、燃气管网等一应俱全。

天津市中心村建设还十分注重绿色环保，提升中心村环境卫生质量，比如，广泛推广使用太阳能和燃气能源；

扩大雨水、中水利用；

实施垃圾不落地管理，采用地热温泉集中供热，开辟清洁能源使用渠道，推广节能环保型建筑材料，等等。

　　满意度评价得分较低的工作为“农村教育”、“生活成本”、“社会保障”、“医疗条件”、“民主生活”、“社会治安”，其中“社会保障”、“医疗条件”两个指标不但得分较低，标准差也较小，这说明被调查者对中心村在这两方面的工作评价普遍较低，是农民抱怨的重点对象，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4.3.1相关分析

　　依据公式1，计算出农民各分项满意度和总体满意度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如表1）。

表1的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中心村的“社会治安”对农民总体满意度的提高最为敏感，其次是“生活成本”和“非农就业机会”，再次是“环境卫生”和“医疗条件”，敏感性最小的是“耕作半径”。

为了对各分项满意度及其对总体满意度的敏感性进行对比分析，本文对各分项满意度值及其对应的敏感性值进行标准化处理，具体方法为：

首先，计算各数值的均值作分母；

其次，计算各数值与其对应均值的差作为分子，数据标准化处理结果见表1。

以各分项满意度为横坐标，分项满意度与总体满意度的相关系数为纵坐标，（0，0）为坐标原点，把表1中各标准化值放到同一坐标系中进行对比分析，见图1。

　　由图1，进一步对中心村集中居住各方面工作农民满意度及其敏感性进行细致分析。

（1）落在第一象限内的要素包括H、E、C，他们分别为“非农就业机会”、“环境卫生”和“交通状况”，这说明：

一方面这三个要素对农民总体满意度的提高较敏感，他们的改善对农民总体满意度提升意义重大；

另一方面农民对中心村建设在这三方面的评价较高，较为满意。

基于此，可将这三个要素列为“继续努力事项”，保持这种被农民认可的优势。

需要指出的是，在此象限内，“非农就业机会”敏感性最强，但其农民满意度却相对较低（接近均值），随时都有落入第二象限的可能，因此，对其要格外注意，以免满意度进一步降低而成为中心村工作的短板因素。

（2）落在第二象限内的要素最多，包括J、K、M、N、O、P、Q、R等8个，这些要素对农民总体满意度非常敏感，但在农民心目中，天津市在这些方面的实际表现却并不尽如人意，不能让农民满意，其中尤以M、Q、O三者最为明显（三者敏感性最强但满意度较低）。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安全感正日益成为决定民众生活质量的核心要素，而良好的社会治安所带来的人身、财产等方面的安全无疑是其中最基本的。

调研发现，由于中心村农民来自于不同的村落，他们往往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不同的经济条件甚至不同的生活习惯，在集中居住过程中常会产生各种矛盾甚至冲突，而一些中心村新的管理机构在面对这些矛盾、冲突时往往总显得准备不足，应对不力进而引发了一些治安事件甚至是刑事案件；

此外，一些中心村由于地处城郊或乡镇政府驻地，流动人口较多，这也使得中心村的社会治安管理难度较大，社会秩序不能让农民满意。

生活成本是决定农民满意度的重要经济因素，但调研发现，农民对其实际表现并不满意，移居中心村后，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有了较大的改善，但与此相伴而来的是由燃气费、物业费、水电费等构成的生活成本的较大提高，这无疑加重了农民的生活压力从而降低了他们的满意度。

完善的医疗条件、良好的教育环境是衡量中心村品质的重要标尺，对于提高农民满意度至关重要，调研发现，天津市在完善中心村医疗、教育硬件配套设施时，大都坚持“高起点、高标准”的原则，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硬件设施有了较大的改观，但深层次的诸如医疗费用、医疗技术水平、医疗服务态度、教师教育水平、社区服务水平等软件条件却相对滞后，这也成为农民抱怨的重点所在。

农民的生产生活习惯在短时间内是很难改变的，调研发现，很多农民尤其是老年人，已经习惯了原来的住宅居住形式，对于中心村“楼上楼下”的生活方式并不适应。

在中心村建设中，大多数农民可耕种的土地都有所减少，他们担心当经济形势不好时，缺乏技能的他们会失去非农就业机会，生活会没有保障，然而，当前农村不健全、低水平的社会保障体系却不能给他们对未来长远生计的信心，因此，调研发现农民对“社会保障”的评价普遍较低。

随着生活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农民的民主权利意识在不断觉醒，对于被征用土地的市场价值及其社会保障功能的认知也越来越清晰，因此，他们对中心村的“安置补偿”、“民主生活”有着较高的预期，然而中心村在这些方面的工作也并不能让他们满意。

总之，落在第二象限内的各因素具有低满意度，但高敏感性的特点，此象限内各因素状况的改善能够较明显提高农民总体满意度。

因此，可将这些要素列为“重点改进事项”，给予高度重视，集中力量，重点加以改进、完善。

　　（3）落在第三象限内的要素只有L，即耕作半径，这说明耕作半径对农民总体满意度的改变不敏感，农民对其满意度也较低。

调研发现，天津市大多数中心村都位于二三产业较为发达的地区，大多农民早已不“以耕地为生”，对“耕作半径”的大小并不十分在意，因此，“耕作半径”对农民总体满意度影响不大，敏感性较低。

然而，天津市中心村的实际状况是人口规模大，合并村庄多，耕作半径宽。

这直接增加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成本，因此，农民对“耕作半径”也并不满意。

基于上述分析，将“耕作半径”列为“低优先事项”，即相关部门进一步完善中心村工作的重点不应过多或优先地集中于此，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可以对其实际状况的改善完全置之不理，否则，极有可能会使得这方面的工作表现更差，农民满意度进一步降低，从而阻碍中心村集中居住政策的进一步实施。

　　（4）落在第四象限内的要素包括A、B、D、F等6个要素，相对于本文中第一、二象限内的要素，他们对于农民总体满意度的改变并不敏感，但农民对其实际满意水平却较高，可将这6个要素列为“不刻意追求事项”，即不把他们作为刻意追求更好的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不刻意追求”并不意味着这些工作不应该成为相关部门工作的重点，只是说明在这些方面加大投入不会明显提高农民的总体满意度。

　　4.3.2对应分析

　　依据前述对应分析的思路：

①对包括整体满意度和各分项满意度在内的变量进行因子分析。

在因子分析前，首先，进行KMO测度和Bartlett球形检验，得到KMO值为

　　0.862，接近于1，Bartlett球形检验卡方统计值的显著率为0.000，小于0.01，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其次，计算得到19个特征根及其累计方差贡献率（见表2），本文以“累计方差贡献率大于85%时的特征根个数为因子个数”作标准，选取前10个因子，表3是各分项满意度在10个因子上的因子载荷矩阵。

②将表3中的数据代入公式3，可计算出中心村建设各项工作（各分项满意度）到总体满意度的欧氏距离（见表4）。

　　由表4，可看出各分项满意度对农民总体满意度的敏感性大小，排在前六位的是“社会治安”、“生活成本”、“非农就业机会”、“环境卫生”、“医疗条件”和“社会保障”，排序较靠后的是“休闲娱乐”、“农业生产条件”和“耕作半径”。

将表1和表4进行比对可以发现，前后两个敏感性分析结果（排序）基本一致，这不仅共同说明了各分项满意度对农民总体满意度敏感性的差异，而且两种分析方法及其结果相互验证更增强了本文研究发现的可靠性。

　　5结论和建议

　　5.1结论

　　本文运用对天津中心村的调研数据分析了农民对中心村集中居住的满意度及其敏感性。

研究结果表明：

①天津市中心村集中居住区农民总体满意度得分为3.8，介于

　　“一般”与“满意”之间，被调查农民评价较高的几方面工作为“供电状况”、“广播电视”、“交通状况”、“供水状况”、“环境卫生”、“通讯状况”，满意度评价较低的工作为“农村教育”、“生活成本”、“社会保障”、“医疗条件”、“民主生活”、“社会治安”。

②运用相关分析和对应分析得出

　　的农民分项满意度对总体满意度的敏感性基本一致，敏感性较强的几个因素有“社会治安”、“生活成本”、“非农就业机会”、“环境卫生”、“医疗条件”、“社会保障”，敏感性较差的因素有“休闲娱乐”、“农业生产条件”、“耕作半径”。

③在将各分项满意度及其敏感性放在同一坐标系　　内进行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将中心村集中居住各项工作划分为四类：

“继续努力事项”、“重点改进事项”、“低优先事项”和“不刻意追求事项”。

　　5.2政策建议

　　综合以上分析，围绕“重点改进事项”，应主要从以下方面优化中心村集中居住工作以进一步提高农民满意度。

（1）强化包括教育、医疗、社区服务在内的中心村公共服务人才队伍建设，提升中心村公共服务专业化水平。

为此，要加强对公共服务人员的培训，提高他们的收入待遇；

引导、鼓励优秀人才到中心村工作；

建立中心村与城市公共服务人员的交流机制，等等。

（2）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这至少应包括农村社会救助体系、农村社会保险体系和农村社会福利体系。

还可以把商业保险和慈善事业作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有效补充，拓宽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渠道，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使中心村农民切实能够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增强农民对中心村集中居住模式的信心和满意度。

　　（3）建立完善中心村建设的农民权益保障机制。

首先，在做中心村规划之前，要对农民做充分调研，了解他们对中心村建设的真实意愿特别是对相关补偿的要求，不具备民意基础的地方坚决不可强制推行。

其次，在中心村建设过程中要建立通畅的“政府―农民”互动协商机制，就农民关注的楼房高度、建筑密度、绿化率、停车位布局、物业管理等问题，通过问卷调查，入户座谈等形式及时发现农民的利益诉求，对于正当、合理的要尽快付诸行动予以满足，不能满足的也要给予答复并解释原因。

最后，在农民入住中心村后要建立农民满意度反馈机制，依据反馈情况不断修正完善中心村各项工作。

　　（4）完善中心村治理机制，构建和谐稳定社区。

首先，要完善中心村治理的组织体系，提高中心村治理水平。

其次，要构建“预防为主，调解优先”的村民矛盾调解处理机制。

再次，要完善农民参与中心村治理的程序、机制，实现中心村治理的民主化。

　　（5）多渠道切实提高中心村农民生活水平。

首先，针对农民入住中心村后生活成本上升的实际状况，相关部门应通过加大财政补贴力度，给予相关物业公司税收优惠，引导使用节能产品等方式减轻农民生活负担；

其次，应通过提供公益岗位、提供免费就业培训、鼓励创业、搭建就业信息桥等方式促进中心村农民就业，增强其自身的生存发展能力。

　　（编辑：

徐天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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