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的优良传统和历史地位——党课讲稿(19页).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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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课讲稿）
前言
五四运动狂飙般的呐喊声早已散去，五四运动精神却一直沉浸在中华民族奋斗的血脉里。
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我们回
望那段历史，重温100年前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加深对五四运动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的认识，可以更好推动新时代中国青年继承五四精神，担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
五四运动在我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历史地位和重大意义。
五四运动的发生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有密切关系，这次运动促成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它的发展直接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五四运动时中国正徘徊在十字路口，面对民族危亡和社会危机，迫切需要提出救国方案，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中国的先进分子，对各种各样的主义和方案经过反复比较，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选择了俄国十月革命道路。
这是代表人民所作的郑重历史选择。
这个选择决定了中国后来的走向和命运。
五四运动有三大优良传统，即民主和科学两大旗帜，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对社会主义的郑重选择。
今天我们纪念五四运动，最重要的就是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优良传统，把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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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一、高举民主和科学两大旗帜
“民主”和“科学”是1915年新文化运动中由《新青年》
杂志所倡导并举起的思想解放运动的两面大旗。
陈独秀早在1915年《新青年》创刊号上所发表的《敬告青年》一文，就开始把德、赛两位先生请到中国来，高举起民主、科学的大旗，向封建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发动攻击。
陈独秀在该文中指出：
“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那时“人权”是民主的同义语。
民主和科学并不是中国的特产，而是来自西方的舶来品。
但五四时期中国的先进分子，并没有完全照搬西方启蒙学者所提出的改造社会的药方，而只是选择了民主和科学这两大精神武器，这说明他们是有独立思考精神的，因为这两个精神武器更适合当时中国的国情和社会需要。
他们提倡民主，是为了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制度；提倡科学，主要是针对愚昧、迷信和落后，强调“科学思想”、“科学精神”，也有包括科学技术的意思，并不是泛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体系。
关于科学的重要性，陈独秀指出：
“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
他把科学和民主看成是推动历史前进的舟车的两轮。
他大声疾呼广大青年，以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大无畏的勇气，去战胜当今的恶社会，而不要为恶社会所征服。
这可以说是《新青年》纲领性的战斗檄文。
在陈独秀和《新青年》的影响下，当时中国的一些先进分子，高
举起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同封建势力进行不妥协的斗争，从而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波澜壮阔的启蒙思想解放运动。
把民主和科学并提，这是因为二者是不可分的。
一方面，民主是科学的保证，有了民主制度，科学才能发展繁荣；另一方面，科学又能促进民主，科学的发展必然会推进和巩固民主制度。
因而可以说，在新文化运动中所提出的民主和科学的口号，还没有突破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畴。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北京大学起着不可磨灭的重大作用。
1917年著名思想家、教育家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后，大刀阔斧地进行教育改革，宣传劳工神圣，主张“以美育代宗教”，实行教授治校，提倡学术自由，倡导对新旧思想“兼容并包”，引进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一些具有变革思想的文化知名人士到北大任教，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
我们党继承和发扬了五四时期关于民主和科学的光荣传统。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在1940年所写的《新民主主义论》这一名著中，提出新中国不但要有新经济，而且要有新政治、新文化。
所谓新政治，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政权。
所谓新文化，就是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
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民主和科学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显得更加重要。
因为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不发扬民主，不发展科学，就无法建设社会主义。
邓小平关于“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科学技术
是第一生产力”这两句著名论断，充分反映了我们党在新时期对民主和科学的高度重视。
当然，这时民主和科学的内涵和外延都有所变化，并被赋予新的涵义。
“民主”既不是五四时期的资产阶级民主，也不是新民主主义民主，而是更高类型的社会主义民主。
“科学”已不局限于“科学思想”、“科学精神”，而是发展繁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甚至整个教育科学文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民主和科学问题上尽管出现一些曲折，但总体上取得很大成绩和进展，尤其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在民主问题上，我们从如下四个方面向前推进。
一是加强民主制度建设。
马克思主义认为，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
我们发挥自己的优势，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积极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文明成果，但绝不照搬西方民主那一套，绝不搞多党制和轮流坐庄。
二是切实保障人民的权利。
我们不断强化人民权利观念，切实保障了宪法中所规定的公民享有的一切权利。
三是加强法制建设和建设法治国家。
坚持用法制保障民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特别是党中央适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标志着从“人治”到“法治”的根本转变。
四是搞好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
在科学问题上，我们主要从下面两个方面向前推进。
一是坚持发展要靠科学。
科学包括两大类，即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以自然界为主要研究对象，是认识和把握自然规律的科
学。
哲学社会科学以人类社会为主要研究对象，是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
科学的这两大类，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共同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党和政府通过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有力地促进了我国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大力弘扬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
二是提出必须坚持科学发展。
发展是硬道理，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我们党在总结我国的历史经验和借鉴其他国家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从新世纪新阶段的发展全局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
只有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我国的发展才能走上科学发展轨道，开创又好又快发展的新局面。
二、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在1919年巴黎召开的所谓“和平会议”上，中国代表团以战胜国的身份，提出取消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收回战前德国在山东的一切利益，以及废除帝国主义在华一切特权等各项要求。
然而，会议在英、法、美、日等列强的操纵下，否决了中国的要求，并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全部转让给日本，而北洋军阀政府的代表竟违背民意准备在和约上签字。
消息传来，举国愤怒。
这是五四运动的导火线。
5月4
日，北京大学等高校的3000多人在天安门前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还我青岛”等口号，强烈要求惩办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
宗舆，并在示威游行中，火烧了赵家楼，痛打了章宗祥。
北京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像一声春雷，震动了全国。
翌日北京学生宣布罢课，成立了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联合会，要求释放被捕学生。
他们的行动得到了全国各地舆论的支持和全国各地学生的支援。
6月3日，学生运动进一步发展为工人运动。
工人阶级以巨大的声势投入斗争。
上海、唐山、长辛店等地工人相继进行政治罢工，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在运动中发挥了主力军的重大作用。
随后，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联合斗争迅速扩展到全国。
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下，军阀政府被迫释放被捕学生，撤销了曹、章、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
总起来说，五四运动的性质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
爱国主义像一条红线贯穿在五四运动的始终。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在5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涌现了像岳飞、文天祥、林则徐等一批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其数量之多如满天星斗，哺育了像孔子、老子、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那样足以使我们民族引以为自豪的思想家、文学家，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和光荣传统。
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内容和特点。
五四运动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其锋芒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对帝国主义的屈从，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我们党
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和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在8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始终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
在这面旗帜下，凝聚了中国各族人民的力量，打败了侵略者，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反对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和“分化”的政治图谋、反对国内极端民族分裂主义和战胜各种自然灾害的斗争中，爱国主义得到了进一步发扬，并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形成了社会主义爱国主义。
社会主义爱国主义不仅热爱浇灌自己生长的土地山河，热爱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民群众，而且热爱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是新的更高类型的爱国主义。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这是四位一体的价值体系和价值追求，包括理论层面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理想层面的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精神层面的坚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及道德层面的坚持社会主义荣辱观。
爱国主义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支柱。
三、对社会主义的郑重选择
五四运动时的中国正处在社会大变动时期，徘徊在十字路口，反映不同政治势力的各种新旧思潮异常活跃，斗争异常激烈。
当时主要社会思潮有三种：
一是维护封建旧秩序的“孔学”思潮。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只是一个招牌，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封建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
从袁世凯到前清的遗老遗少，不遗余力地鼓吹作为封建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的孔孟之道，鼓吹封建主义的纲常名教
——“三纲五常”，甚至提出把“孔教”立为“国教”。
袁世凯
曾颁布“祭孔诰令”，声称“孔子之道，亘古常新，与天无极”，是立国的根本，并通令全国祀孔读经，一时社会上“孔道会”、“孔教会”、“尊孔会”之类的组织纷纷出笼。
他们企图以此束缚人们的思想，维护封建主义的统治。
二是变革社会的民主主义思潮。
受西方社会思潮的影响，中
国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接受了民主主义思潮，将其作为改造中国的良方。
《新青年》最初也是主张民主主义，认为要使中国真正成为一个民主共和国，就必须大张旗鼓地宣传民主主义的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并把打击的矛头直指封建时代的孔圣人，掀起了“打倒孔家店”的浪潮。
新文化运动时期举起“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提倡“文学革命”，在反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中起了重要作用，但它仍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范畴，其目标是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核心是个人主义。
这种个人主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一定进步意义。
它坚持个人的独立思考，反对盲从权威，要求从“三纲”、“五常”的束缚下获得个人解放和自由发展。
张东荪、梁启超、胡适是这种思潮的代表人
物。
三是代表人类社会未来的社会主义思潮。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
革命以后，社会主义思潮迅速在中国传播。
除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以外，各种社会主义流派比比皆是，如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第二国际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工读主义的社会主义、新村主义的社会主义等。
在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等都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社会主义者。
他们开始接受的几乎都是非科学的社会主义，之后经过反复比较，最后选择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
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是李大钊。
他早在1913—1916年留学日本期间就开始研究
社会主义思潮。
回国后，他在1918年发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和《庶民的胜利》两篇文章中，热烈地赞扬十月革命，指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1919年，他又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五四运动期间，中国的先进分子代表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这是郑重的历史选择，它对中国后来的发展起到了关键的决定性的作用。
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是从五四运动时期开始的，至今已经整整100个年头。
在这100年当中，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和界限，大体上是三个30年。
第一个30年是从1919年五
四运动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是社会主义理想追求的30年。
这
期间，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以社会主义为奋斗目标，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二个30年是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社会主义艰辛探索
的30年。
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是长期探索的过程。
既然是探索，就会既有成绩又有失误，而且二者往往是相互交织的。
我们在探索中，既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成就，又发生了全局性的重大失误。
第三个30年是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到现在，是社会主义成功实践的30年。
有了30年艰辛探索所换来的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通过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中国经历了一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经济革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
世人惊叹，中国证明社会主义行之有效，中国的成就改写了全球实力榜，中国的发展以“最快速度”改变世界。
今日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发展。
没有30年的理想追
求和30年的艰辛探索，就不可能有30年的成功实践。
而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起点是五四运动，这就是五四运动的根本价值所在。
四、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损害中国主权、反对北京政府的卖国政策而爆发的。
从1919年１月开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
这实际是一次由此时世界五强，即英、法、美、日、意五个帝国主义国家操纵的重新瓜分世界的会议。
参加这次
会议的中国代表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为改变中国在国际上的不平等地位，在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和巡警、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界、取消中日“二十一条”及换文等正义要求，但都遭到拒绝。
在讨论德属殖民地问题时，中国代表又提出，战前德国在山东攫取的各项特殊权益应直接归还中国。
但日本代表却无理地提出，它在大战期间强占的德国在胶州湾的租借地、胶济铁路以及德国在山东的其他特殊权益，应该无条件让与日本。
４月29日至30日，英、法、美三国在议定巴黎和约中关于山东问题的条款时，完全接受日本的提议。
这样，日本夺取战前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殊权益的“既成事态”，便被明文肯定下来。
中国代表指出，“此次和会条件办法，实为历史所罕见”，并对和会的这种做法提出抗议。
但是，北京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竟准备在这个丧权辱国的和约上签字。
中国人民密切注视着巴黎和会的进程。
中国在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立即在人民群众中，首先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激起强烈的愤慨。
５月３日晚，北京大学1000多名学生和北京十几所学校的代表，集会于北大法科礼堂，报告巴黎和会的情况。
会场上群情激愤。
一位学生当场咬破中指，裂断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字。
与会者声泪俱下，热血沸腾。
大会当场议决：
（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
（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和约上不签字；（三）通电全国各省市，于５月７日举行游行示威；（四）
定于５月４日（星期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
５月４日下午，北京大学等13所大中专学校的学生3000余
人，不顾北京政府教育部代表及警察的阻拦，到天安门前集会。
他们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废除二十一条”和“还我青岛”等口号，强烈要求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并惩办北京政府的三个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
接着，学生们前往日本驻华使馆抗议。
受阻后，游行队伍不顾军警的阻挠，转奔位于赵家楼胡同的曹汝霖住宅。
学生们在愤怒之下冲入曹宅，虽没有找到躲藏在暗室的曹汝霖，却遇到另一个卖国官僚章宗祥。
他们痛打章宗祥，火烧曹宅。
北京政府急忙出动军警镇压，逮捕示威学生32人。
５月５日，北京各大中专学校学生宣布实行罢课，并通电各方请求支援，营救被捕学生。
学生们在斗争中迅速联合起来。
５月６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
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迅速得到全国各地学生的声援和社会舆论的支持。
北京政府虽然在两天后释放了被捕学生，但对学生的政治要求置之不理，而且逼走同情学生爱国行动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并下令禁止学生干预政治，扬言要严厉镇压学生的爱国运动。
５月19日，北京学生再次宣布总罢课。
他们组织“十人团”，走上街头向群众讲演，发行《五七日刊》，扩大爱国宣传，并开展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组织护鲁义勇军等活动，继续坚持斗争。
６月１日，北京政府连下两道命令：
一道命令“表彰”被民
众斥为卖国贼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另一道命令取缔学生的一切爱国行动。
这更加激起学生的愤怒。
他们从６月３日起重新走上街头演讲。
北京政府出动军警镇压，当日有170多名学生
被拘，第二天又有700多名学生被捕。
但是，学生们并未屈服，
第三天上街演讲的学生多达5000余人。
正当学生们顽强坚持斗争的时候，上海工人从６月５日起自动举行罢工，支援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
以日资棉纱厂工人带头，上海许多行业的工人以及店员等纷纷参加罢工，高潮时达到10多万人。
上海商人也举行罢市。
上海工人的行动推动了全国各地的罢工风潮。
沪宁铁路和沪杭铁路工人、京汉铁路的长辛店工人、京奉铁路的唐山工人也相继罢工。
工人罢工的浪潮迅速扩展到全国20多个省100多个城市。
中国工人阶级特别是产业工人，以如此巨大的规模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政府的政治斗争，是前所未有的。
这表明，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
这样，五四爱国运动突破学生、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发展成为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
运动的迅猛发展，特别是工人罢工呈扩大的趋势，使资本家和政府当局惶惶不安。
天津总商会致电北京政府指出：
“查栖息于津埠之劳动者数十万众，现已发生不稳之象，倘牵延不决，演成实事，其危厄之局，痛苦有过于罢市者，恐市面欲收拾而不能矣。
”北京政府慑于人民群众的愤怒和威力，于６月７日被迫释
放被捕学生，10日罢免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
这是五四爱国运动的一个胜利。
６月11日，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同李大钊、高一涵到城南新世界游艺场，向群众散发《北京市民宣言》。
宣言提出收回山东主权、罢免卖国官僚、撤销警察机构、市民组织保安队、给予市民集会和言论自由等五条关于内政外交的最低要求，并表明：
如果政府不顾市民的愿望，拒绝市民的要求，“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
陈独秀在散发传单时被暗探逮捕。
各地学生团体和社会知名人士发出通电，抗议北京政府的这一暴行。
（在全国各界的营救下，北京政府被迫于同年９月16日释放陈独秀——作者注）
６月16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成立。
６月17日，北京政府违背全国人民的意愿，悍然决定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全国学联立即号召和组织各地学生投入拒签和约的斗争。
工人群众在这场斗争中表现得非常坚决。
他们表示：
“若卖国首领未诛，卖国条约未废，亡国之祸终难幸免”；“签字而山东亡，山东亡而全国随之，亡国大难迫于眉睫。
吾同胞忍坐视家国之亡而甘心作奴隶乎？
”他们提出“格政府之心，救灭亡之祸”。
他们强烈要求，对于卖国贼，不仅要“斥退”，而且要“永不起用”。
６月18
日，山东各界联合会派出各界代表80余人进京请愿。
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工人和市民群众继续开展坚决拒签和约的斗争。
在巴黎，旅法华工、中国留学生和华侨数百人，于和约签字前一
天的６月27日，包围中国政府总代表陆征祥的住地，强烈要求
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６月28日，中国代表终于没有出席和会的签字仪式。
这是五四爱国运动的又一个胜利。
五四爱国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学生、工人和其他群众掀起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卖国的全国规模的革命斗争。
尽管运动中还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但斗争的目标是反对西方列强所强加的巴黎和约，所以它是一场反帝爱国运动。
这场群众运动遍及20多个省100多个城市。
在运动中，各地组织了学生、教职员、工商界、妇女界等群众团体，并共同组成各界联合会。
随着运动的发展，又先后成立了全国性的群众组织——全国学生联合会和全国各界联合会。
由于各界群众的联合行动，这场运动获得了胜利。
而从罢免曹、章、陆三个卖国贼到拒签和约的成功，无一不是群众运动作用的结果。
在五四爱国运动中，涌现出一批为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而积极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新的先进分子。
数十万学生英勇地走在运动的前头，成为运动的先锋。
运动爆发前，北京等地成立的以研究新思潮、探索救国救民道路为宗旨的社团，如救国会、国民社、新潮社、平民教育讲演团、少年中国学会、新民学会等，其成员大多参加了这场运动，成为运动中的骨干。
陈独秀、李大钊等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同许多社团组织和进步青年密切联系，积极指导和推动运动的发展，成为这一运动的著名领袖人物。
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很快成为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发起人。
五四运动期间，中国工人阶级以巨大的声势参加了反帝爱国斗争。
虽然工人的罢工是自发的，但工人阶级以自己特有的组织性和斗争的坚定性，在运动中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工人运动本身也逐步由经济斗争上升为政治斗争。
这对中国先进分子认识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和强大力量，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到工人群众中去开展宣传活动，促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有着重要的影响。
五四运动发生在俄国十月革命所开创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
因此，它虽然属于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但实际上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
五四运动的发生，引起列宁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重视，并直接促使共产国际派员到中国了解情况，因而加速了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进程。
五、五四运动的历史地位
五四运动既是提倡民主与科学、思想解放的伟大文化运动，又是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政治运动，它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和重大意义。
其一，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
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
全国各地先进知识分子纷纷成立社团，创办刊物，只在五四运动后一年中就达到400多种，介绍和宣传马列经典著作和学说。
1920年，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全译本在上海由社会主义出版社出版。
同年，上海群
益出版社出版了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曾向来访的美国记者斯诺说：
1920年冬，“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籍。
我热心地搜寻那时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
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这三本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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