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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围城的讽刺艺术修

目录

1、讽刺的对象：

由点带面各有特点···········2

（1）对于主人公的讽刺····························3

（2）对于小人物的讽刺····························4

2、讽刺的手法多种多样····················5

（1）比喻······································5

（2）用典······································7

（3）对比······································8

（4）夸张······································9

3、讽刺语言的诙谐幽默·····················10

4、注释···································12

5、参考文献······························12

论《围城》的讽刺艺术

摘要：

《围城》是一部具有很深的悲剧意味的讽刺小说，小说精妙的语言、巧妙的情节线索、耐人寻味的内涵让人拍案叫绝。

而其中作者对于当时知识分子以及社会现象的讽刺更是钱钟书先生着重突出的意图与主旨。

作者犀利、机智与俏皮的笔法也使得这部作品成为了经典的讽刺性著作。

关键词：

讽刺对象手法幽默

IronicartofFortressBesieged

Abstract:

“FortressBesieged”isasatiricalnovelwithatragicandcharacteristiclanguageaswellascleverplotlines．TheironyoftemporarysocialphenomenonsandscholarsarethekeypointsthatMrQianwantstohighlight.Besides，theclassicalwritingsmakethisworkto

becomeafamoussatiricalnovel．

Keywords:

irony,object,writing,humour

《围城》是一部著名长篇讽刺型小说，它既有中国《儒林外史》式的冷嘲，又有马克．吐温式的热讽，形成既尖锐泼辣又诙谐幽默的讽刺特色。

在这部经典著作中，钱钟书先生通过生动的语言将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在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夹缝中苟且偷安并不断在矛盾中迷失方向的知识群体以讽刺幽默的形象展现在观众面前，其目的在于批判这个时期不学无术鱼龙混珠的社会风气，深化《围城》“城里的人想突出去，城外的人想冲进来”的主题和思想。

关于《围城》讽刺艺术的研究在国内外并不少见，人们对于其语言技巧以及讽刺内涵也都进行过较为深入的研究和阐述，本文主要是从其讽刺对象、讽刺手法、讽刺语言的幽默性入手，力求在讽刺效果的层面上剖析作品的讽刺艺术。

一、讽刺的对象：

由点带面各有特点

在自序当中，作者就已经对自己笔下的人物有了定性，钱钟书先生说过：

“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

写这类人，我没有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

基于这样的出发点，作者极尽所能鞭笞讽刺笔下的人物，用讽刺的语言揭露他们丑恶的形象和隐藏于社会底下浅陋、虚伪、愚蠢和卑鄙的灵魂。

在回国的路上，讽刺的基调就已经定下，一批中国留学生学成回国，“他们天涯相遇，一见如故，谈起外患内乱的祖国，都恨不得立刻回去为它服务”，本来学成后为国家服务奉献是一件相当严肃光荣的事情，然而，“船走得这样慢，大家一片乡心，正愁无处寄托，不知哪里忽来了两副麻将牌。

麻将当然是国计，又听说在美国风行；打牌不但有故乡风味，并且适合世界潮流”。

本来知识分子是应该将思想精力致力于科学领域学术领域并且将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光大的，而作者笔下的他们却反其道而行之将麻将上升为一种传承传统的高度并套上寄托传统的幌子，其不学无术庸庸碌碌的特点从开头便已经成为讽刺的对象了。

作者的讽刺不仅仅高明在他抓住了人物鲜明的反面特征进行或明显或婉转的讽刺和抨击，还将这种手法以主人公为中心由点到面纵深到学术界、政界、商界以及陌生群体，所涉及的人群各有其鲜明的特点以及不同的讽刺意味，作者对于当时社会现象的批判也通过这些人的讽刺性叙述娓娓道来。

可以说作者的讽刺通过一系列的代表性人物从开头延续到结尾使得每个章节连接起来浑然一体自然而成，凭借这种手法的依托，接下来发生的故事便显得理所当然了。

（1）对于主人公的讽刺

在回国之后，主人公方鸿渐凭借其“博士学位”，便被邀请到学校给学生讲学，演讲的内容再一次讽刺了当时中国畸形发展的人文思想，“海通几百年来，只有两件西洋东西在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

一件是鸦片，一件是梅毒，都是明朝所收的西洋文化”“鸦片引发了许多文学作品，古代诗人向酒里找灵感，近代欧美诗人都得从鸦片里得灵感。

梅毒在遗传上产生白痴、疯狂和残疾，但据说也能刺激天才”。

自从中国师夷长技以制夷以来，国人便从各个领域学习西方优秀文化以求实现到国富民强的目标，然而由于当时相当一部分的人其劣根性所在，优秀的西方文化没有吸收，却将鸦片和梅毒两样最具代表性的与肮脏丑陋相挂钩的产品吸收到了他们的精神领域乃至骨髓中去，讽刺意味表露无遗。

主人公方鸿渐作为一个本应有理想有追求的留学青年，他理应为了国家为了人民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其思想应该是具有超前性和进步性的，然而在海外学习多年西方文化回国后发表的却是极具讽刺意味的教育性演说，记到主人公脑海里的竟然是“鸦片”“梅毒”一样的西方糟粕文化，这不仅仅是对主人公方鸿渐留学之旅的否定和嘲讽，同时还抨击了当时社会教育的无用和落后，讽刺了当时相当多的人在国家被屡次侵略受不平等对待之后仍不知悔悟固步自封的卑劣性和奴性思想，矛头直指主人公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

其后，作者更是通过主人公为主线描写其在当时社会背景下在爱情、教育、家庭中屡屡碰壁的现象讽刺主人公优柔怯懦、缺乏理想的性格特点，同时还巧妙的通过主人公的所见所闻揭示了其他社会人群普遍存在的社会缺陷，继而讽刺其性格弱点的必然性和存在性，突出深刻《围城》的中心思想。

（2）对于小人物的讽刺

以主人公为线索，作者其后在对人物事物的描述上将这种手法发挥到了极致，不仅仅通过主人公所言所想来进行讽刺，还通过与主人公有交集的小人物来突出文章主旨，例如在赴三闾大学的路途上，李梅亭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讽刺对象，在去买船票的事情上，李梅亭抢着去办理票子，上船之前一字没提票子难买的事，在方鸿渐看来，“他捣了鬼，还要赚我们的感激”，由此显得自己的大度豪爽以求得到别人的好感；然而在后来的路上，他的吝啬贪婪的本性便逐渐显现出来了，下雨的时候舍不得自己的新雨衣，别用借口来用别人的伞，结果上岸后“这绿绸给雨淋得脱色，李先生的脸也回黄转绿，胸口白衬衫上一滩绿渍，仿佛水彩画的残稿”，其吝啬本性可见一斑；同时他每到一个地方都关注自己随身携带的那一箱药箱行李，“拉李先生的那只大铁箱的车夫，载重路滑，下坡手脚不住，摔了一跤，车子翻了，李先生急的跳下自己坐的车，嚷：

‘箱子给你摔坏了’，又骂那车夫是饭桶，车夫指着血淋淋的膝盖请他看，他才不说话。

”到后来孙柔嘉的身体不适，他为了将要买个好价钱也不愿意给一点药给孙柔嘉服用。

其贪婪本性昭显无疑。

不仅仅是李梅亭这样的小人物，作者还通过大量有突出代表的小人物来达到讽刺的效果，就算是微不足道的类型也不放过，例如在回国的船上，“船又过了锡兰和新加坡，不日到西贡，这是法国船一路走来第一个可夸傲的本国殖民地，船上的法国人像狗望见了家，气势顿长，举动和声音也高亢好些”，从侧面反讽当时中国在地位上的低微和贫弱；再到后来矜持自负、工于心计的苏文纨，外表柔顺、深藏心机的孙柔嘉，道貌岸然、老奸巨猾的高松年等，他们游离于当时抗日烽火之外，虽然都是留学归来，收到了西方文化的熏陶，但他们没有远大的理想，又缺乏同传统势力和思想进行斗争的勇气，不断陷入各种各样的“鸟笼”或“围城”之中，甚至无法把握自己的生活。

通过这些小人物的一言一行，作者成功的将他们与主人公方鸿渐相融合使得讽刺效果最大化，可以说少了这些小人物的言行，讽刺的效果无法延生贯穿全文，由于其讽刺性的存在价值，本文“围城”的主旨得到了更加深层次的强化。

二、讽刺的手法多种多样

“《围城》比任何中国古典讽刺小说优秀”，这是夏志清在《中国近代小说史》对《围城》一书的评论，《围城》所表现出来的是钱钟书的学者式的幽默讽刺。

钱钟书的笔调和鲁迅的笔调截然不同，鲁迅用的是锋利无比的匕首，一触见血，给人一种鲜血淋漓的感觉；钱钟书用的是尖锐的长针，乍看之下，对患部没什么用，但像针灸似地对准医疗部位刺下，刺得深，刺得透，一疼之后便觉舒畅无比，让人被刺得心服口服。

这就是钱钟书小说的特点和给读者的感受。

[1]

作者不仅仅选定了讽刺的对象范围，还通过多种多样的艺术手法从微观层面为讽刺的穿透力和生命力提供具体的保障，将讽刺的效果从单纯的文字层面提升到一个生动立体形象的境界，无论是比喻、用典、夸张还是比较作者都用的恰到好处得心应手，这些错综交织而有层次性的修辞方式可以说是作者将讽刺雕刻成为一种艺术的重要工具。

1、比喻

黑格尔在《美学》中说过，“作家最大的本领就是想象”，“想象是最杰出的艺术本领”。

想象是比喻的心理基础．想象力的丰富历来被视作是天才的标志之一。

而在想象基础上创作出来的比喻如果用的确切、妥当，能使语言形象、生动，能引起读者丰富的想象，加深对所描写的形象或阐明的道理的理解，形成深刻的印象。

[2]钱钟书先生联想丰富巧妙，运用的比喻可谓别出心裁，通过形象的比喻对对象进行嘲讽贬抑，使作品显得更加诙谐、幽默。

形象的比喻在《围城》当中就像淅淅沥沥的小雨从未断绝过，尤其对于人物性格、形象、心理的比喻更是恰到好处，例如描写孩子形象，就说“孩子不足两岁，塌鼻子，眼睛两条斜缝，眉毛高高在上，跟眼睛远隔得彼此要害相思病。

”描写女人形象，就说“苏小姐双颊涂的胭脂下面突然晕红像纸上泼的油渍顷刻布到满脸，腼腆的迷人。

”描写男人形象，就说“李先生脸上少了那剐黑眼镜，两只大白眼睛像剥壳的煮熟鸡蛋。

”孩子独特的眉毛、苏小姐欲说还休的害羞、李先生凸出的大眼睛，通过作者的比喻形象的展现在观众面前，让人一见到人名便马上能够臆造出其丰富的形象特征；又如写人物心理，拿主人公方鸿渐为例，当他对唐小姐的爱恋最终以失败收尾的时候，他“个人的天地忽然从世人公共生活的天地里分出来，宛如与活人幽明隔绝的孤鬼，瞧着阳世的乐事，自己插不进；瞧着阳世的太阳，自己晒不到。

”“此时的心情，正像这无水的枯井。

”“鸿渐只希望能在心理的黑暗默契隐蔽着，仿佛害病的眼睛避光、破碎的皮肉怕风。

”作者没有用“痛苦”“悲伤”“悲痛欲绝”这些词语来单纯的刻画方鸿渐失恋后的心情，而是通过比喻来抒发主人公失恋之痛，这种更深层次的比喻明显比用几个词语直抒胸臆要更有内涵更有穿透力的多。

作者反复运用比喻的手法不仅仅只是为了愉悦观众的眼球，更重要的目的是通过比喻达到讽刺或者抨击的效果，这样的比喻更能突出文章主旨而且更富渲染力。

像写方鸿渐和鲍小姐到饭店吃饭，“谁知道从冷盘到咖啡，没有一件东西可口：

让来的汤是凉的，冰淇淋倒是热的；鱼像海军陆战队，已登陆了好几天；肉像水艇士兵，会长期伏在水里。

”通过形象的比喻将当时时代商家不为顾客着想为了牟利无所不用的社会环境，抨击当时商家的功利性和侥幸心理以及国家混乱制度残败不堪的社会问题；再如方鸿渐在苏文纨家见到沈太太，对沈太太的描写，“她眼睛下两个黑袋，像圆壳行军热水瓶，想是储蓄着多情的热泪，嘴唇涂的浓胭脂给唾沫带进了嘴，把黯黄崎岖的牙齿染道红痕，血淋淋的像侦探小说里谋杀案的线索。

”那种无法言尽的丑陋以及作者对于这类矫揉造作的女性的讽刺通过类似的比喻与读者引起共鸣，这种感觉用钱钟书先生的话来说，就像饭里的沙砾或者出骨鱼片里未净的刺，会给人一种不期待的伤痛。

此类讽刺性的比喻在全文可谓比比皆是，作品的主旨也通过其比喻手法达到力尽讽刺的效果。

2、用典

用典是引用的一种，即说话或行文中引用史实典故或故事等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抒发感情。

用典的好处之一是使表达含蓄而不浅露。

[3]用典过滥，人们贬之为“掉书袋子”，故意卖弄，不可取；用典恰到好处，却足以表现出一种含蓄雅洁的风姿。

作者在用典方面运用的炉火纯青，不仅仅因外中国的典故，还在多处运用外国典故，达到了精而不滥的效果，同时通过适当的用典，让讽刺的艺术更具哲理性和警醒性。

写方鸿渐到内地教书的境况，“西洋干驴子的人，每逢驴子不肯走，鞭子没有用，就把一串胡萝卜挂在驴子眼睛之前、唇吻之上。

这笨驴子以为走前一步，萝卜就能到嘴，于是一步再一步继续向前，嘴愈要咬，脚逾会赶，不知不觉中又走了一站。

到时候他是否得到这串萝卜，得看驴夫的高兴。

”这句话引自法国的《列那狐》，从中可以看出方鸿渐和高松林之间下属和上司的关系，既反映了作为下属的方鸿渐被上司牵制掣肘无法控制自己命运的无奈，还刻画了作为上司的高松林老奸巨猾的手段和政治手腕，显示出了作者对于社会的深刻洞察力以及捕抓社会关系的敏锐直觉，讽刺了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关系所存在的不合理性和必然性。

又比如方鸿渐去内地大学路上，“鸿渐上床，好一会没有什么，正放心要睡去，忽然发痒，不能忽略的痒，一处痒，两处痒，满身痒，心窝里奇痒。

蒙马脱尔的‘跳蚤市场’和耶路撒冷圣庙的‘世界蚤虱大会’全像在这欧亚大旅社里举行。

”这个地方引用了蒙马脱尔的著作以及圣庙活动的昵称来表达方鸿渐身上奇痒难受的感觉，让读者在两者关系中产生联想，其主要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反面批判讽刺当时社会的坏虫当道肮脏污浊的社会环境，任何人处在这种环境当中无论是从生理层面还是心理层面都无法正常的生活下去。

引用外国典故的事例在全文屡屡出现，像“道义上的懦夫”“蒙娜丽莎的微笑”“绝对观念”等等，典故的运用不仅仅给作品添加了趣味性和可读性，同时还让讽刺艺术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在引用中国典故而言作者也是博学多专，例如给孩子取名字，“方鹏图瞧见书上说：

‘人家小儿易长育，每以贱名为小名，如犬羊狗马之类，’又知道司马相如小子犬子，恒熙小字石头，范晔小字砖儿，慕容农小字恶奴，元叉小字夜叉，更有什么斑兽、秃头、龟儿、獽狼等等，才知道儿子叫‘丑儿’还算有体面的。

”而另一方面，“方遯翁深有感于‘兵凶战危’，触景生情，叫他‘阿凶’，根据《墨子·非攻篇》为他取学名‘非攻’。

”“遯翁题名字上了瘾，早想就是几个排行的名字，只等媳妇们连一不二养下孩子来顶领，譬如男叫‘非熊’，用姜太公的故事；女叫‘非烟’，用唐人传奇。

”在取名的问题上作者既引用了历史典故，显示出了方鹏图和方遯翁思想上的愚钝和封建迷信，讽刺他们肚子里没有墨水却还打肿脸充胖子的作风。

用典无需太多，精而不滥可以使文章的情节更富有趣味之余对某些问题上还能够一针见血，作者对于这方面的运用在这部小说里掐的恰到好处也为读者增添了更多学术性研究的范例。

3、对比

客观现象总是充满着矛盾对立，例如好和坏，美和丑，大和小，长和短等等，都是客观存在着的矛盾和对立。

说话、写文章的人通过观察，认识了这许许多多的对立面，在运用语言的活动中，就自然的表现出来。

这种采用相互对比的修辞方法，就叫做对比。

[4]

钱钟书先生在对笔下人或物而采用的对比手法非常多见，通过一个人前后举动的对比或者是两种事物的比较可以直观的刻画人物性格特点，使对比两方形成强烈的反差，继而突出讽刺的重点，使这种讽刺更具感官冲击力与说服力。

以人为对象，褚慎明就是一个相当好的例子。

在写方鸿渐、褚慎明、董斜川等人一起聚餐的时候，褚慎明为了显示学问将理论知识说的玄乎其玄，就像说哲学，“听方先生的话好像把一个个哲学家为单位，来看他们的著作。

这只算研究哲学家，至多是研究哲学史，算不得研究哲学。

充乎其量，不过做个哲学教授，不能成为哲学家。

我喜欢用自己的头脑，不喜欢用人家的头脑来思想。

科学文学的书我都看，可是非万不得已决不看哲学书。

现在许多号称哲学家的人，并非真研究哲学，只研究些哲学上的人物文献。

严格讲起来，他们不该叫哲学家philosophers，该叫'哲学家学家philosophers。

”为了证明他的高深莫测，钱钟书先生还让他还与哲学家罗素搭上了关系，不仅仅交待了philosophers是罗素告诉给他的，还证明了罗素请教过褚慎明问题是确有其事的，这样一来就造成了悬念，话题也延生到一个庄重严肃的气氛当中，读者都迫切希望知道到底罗素请教了什么问题。

结果随之而来的却是与理论毫不相关的生活小问题，“罗素确问过他什么时候到英国，有什么计划，茶里要搁几块糖这一类非他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

”这一前一后的对比马上显示出了巨大的反差，同时与读者预想的可能出现的问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得读者的心理期待落空，同时褚慎明虚伪、虚荣的性格特点也跃然于纸上，这样的一种对比可以说产生了绝妙的讽刺幽默效果。

钱钟书先生还通过两种事物的对比揭示了生活中许多的社会问题，例如对文人无病呻吟的作风的嘲讽，就说“棺材店和殡仪馆只做新死人的生意，文人会向一年、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陈死人身上生发。

”将文人与棺材店殡仪馆形成比较，文人总拿死人做题材的行为便显得相当讽刺可笑了；又例如写当时社会群体的生存境况，“活诚然不痛快，死可也不容易；黑夜似乎够深了，光明依然看不见。

”通过两者的对比讽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苟且过日在等待当中虚度生活的社会现象。

通过种种对比，“围城”的许多问题便已更加直观的形式出现在读者面前，讽刺的对象、意味与内涵也更加的清晰明了了。

4、夸张

夸张是指为了启发听者或读者的想象力和加强所说的话的力量，用夸大或缩小的词语来形容事物。

[5]钱钟书先生往往通过对人或物的夸张达到出人意料的讽刺效果，而其所表达的意义却又是情理之中的。

例如写褚慎明装腔作势，就说“褚慎明危坐不说话，像内视着潜意识深处的趣事而微笑，比了他那神秘的笑容，蒙娜丽莎（Monalisa）的笑算不得什么一回事”，作者对于褚慎明那种自以为很有学问高人一等的形象通过夸张的手法进行了嘲讽；又比如方鸿渐回国之后在学校发表了关于“梅毒、鸦片”的演讲后，“听众大多数笑，少数笑，少数都张了嘴惊骇；有几个教师皱着眉头，那记录的女生涨红脸停笔不写，仿佛听了鸿渐最后的一句，处女的耳朵已经当众丧失贞操”，耳朵也具贞操，前所未闻，然而方鸿渐大谈梅毒这种不洁之物，在当时的年代，处女的耳朵俨然要遭污染，这种另类的讽刺真是把夸张艺术发挥到了极致。

三、讽刺语言的诙谐幽默

幽默，也称“诙谐”，在表达某一内容时用语机智．使人发笑的一种语言特色。

所以．有人说幽默是“含泪的笑”，还有人说是“健康的笑”。

不论怎样说．幽默是献给人类的艺术。

[6]假如说权利和义务是一对孪生兄弟的话，幽默和讽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形影不离的一对，语言的幽默能够让讽刺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作者则把两者很好的糅合在一起，在文中一再运用。

（1）首先，作者善于用幽默的语言讽刺人物的性格丑态。

例如写曹元郎，方鸿渐见到曹元郎的第一面，“鸿渐吓了一跳，想去年同船回国那位孙太太的孩子怎长得这样大了，险得叫他‘孙世兄’，天下竟有如此想象的脸！

做事的人似乎不宜肥头胖耳，诗怕不会好。

忽然记起唐朝有名的寒瘦诗人贾岛也是圆脸肥短身材，曹元朗未可貌相。

”再到后来“诗人曹元郎听到了苏小姐的赞赏后，喜欢的圆如太极的飞脸上泛出了黄油”。

作者通过这一调侃，曹元郎肥胖臃肿的丑态便马上跃然于纸面之上了。

又比如描写一个不足两岁孩子的头部画像是“塌鼻子、眼睛两条斜缝，眉毛高高在上，跟眼睛远隔得彼此要害相思”。

描写苏文纨“身段瘦削，也许轮廓线条太硬，像方头钢笔划成的。

”

作者极善于捕抓人物的特点，用非常幽默的语言对他们的特点或浓墨重彩或一笔带过，许多人物的性格丑态一经作者写出便能给人留下历久难忘的印象，幽默的生动性也使得读者的感官在几个词语之间便形成一个深刻带有讽刺性的人物形象。

（2）其次，作者善于用幽默的语言在嬉笑怒骂中讽刺社会丑态。

例如写方鸿渐回国之后在两面夹攻之下才知道留学文凭的重要性，“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作用，可以遮羞包丑。

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作者通过这种幽默的比喻，既是讽刺当时知识分子拿着文凭便班门弄斧惶惶终日的社会现象，更是对当时学风不正的社会教育的不满，隐藏了作者对于下一代传到授业解惑的担忧和考虑；又比如书中写跟中国“并肩作战”的英美两国，那时只想保守中立，中既不中，立也根本立不住，结果这“中立”变成只求在中国有个立足之地，此外全让给日本人，“中立”在这里分拆开来变成“中不中”“立也不立”，在中国有个立足之地这几种思想，嘲讽了中国的无能和鸦片战争之后外交失败的境遇，用喜剧性的语言发出悲剧性的感叹。

可以说作者的幽默，既是对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的鞭笞和讽刺，但从更高的层面上来讲可谓良心用苦，不将丑陋的一面完全揭开暴露在人们面前，人们又怎么能够有深刻的体悟从而引发更加深层次的深思呢？

换句话说作者就是要用幽默并极具讽刺性的语言将这些社会现象一一揭露，就像鲁迅一样用“呐喊”的声音让沉睡中的中国人于彷徨中醒悟过来。

（3）再次，作者通过幽默的语言揭露人生百态，讽刺芸芸众生。

例如方鸿渐读叔本华，常聪明的对同学们说：

“世间哪有恋爱，压根儿是生殖冲动”，借方鸿渐之口直接大胆的恋爱在当时中国的存在价值，用幽默的比方调侃了这种普遍存在的爱情观；又比如写坐船的鲍小姐，“有人叫她‘熟食铺子’，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

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的真理’”。

作者同样用幽默的口吻用形象的语言描写鲍小姐的穿着打扮从而讽刺当时知识分子轻佻浮夸、盲目跟风的社会心理。

结语：

钱钟书的笔触及了社会方方面面的丑态和黑暗，还描写了种种可笑可鄙的生活。

作品也涉及了江南小县和由浙江到湖南一路上的污泥臭水，表现了旅途的艰难，揭露了所谓自由区国立大学内的种种黑幕。

钱钟书先生这位语言魔术大师在小说中将讽刺艺术融汇到文字当中，通过妥帖而出人意表的比喻，多方面的引经据典，有层次性的对比，新颖奇妙的夸张以及幽默的语言，使作品成为文学河流中的经典著作，并深深地吸引着广大读者。

注释：

[1]胡育．论《围城》的语言技巧[N]．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年3月，第６卷第１期．

[2]程希岚．《修辞学新编》[Ｍ]．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第1版．

[3]谭学纯，濮侃，沈孟璎．《汉语修辞格大辞典》[Ｍ]．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11月第1版．

[4]刘继超，高月丽．《修辞的艺术》[Ｍ]．石油工业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

[5]程希岚．《修辞学新编》[Ｍ]．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第1版．

[6]于丽萍，张旭燕．浅谈小说《围城》的语言特色[N]．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200５年６月，第３５卷第３期．

参考文献：

[1]钱钟书．《围城》[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2]司马长风．钱钟书的《围城》[M]．香港昭明出版社，1978．

[3]陈晓、姚松奇．试谈钱钟书《围城》辛辣的讽刺艺术[J]．时代文学，2011年第22期．

[4]程希岚．《修辞学新编》[Ｍ]．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第1版．

[5]谭学纯，濮侃，沈孟璎．《汉语修辞格大辞典》[Ｍ]．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11月第1版．

[6]刘继超，高月丽．《修辞的艺术》[Ｍ]．石油工业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

[7]张海燕、向余．论钱钟书在《围城》中的幽默艺术[J]．岁月，201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