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源分化三少民族文化现代化变迁的历史规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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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源分化三少民族文化现代化变迁的历史规律
同源分化：
“三少民族”历史与现代文化变迁的规律
——中国“三少民族”的历史与现代文化变迁课题简介
石双柱
中国“三少民族”的历史与现代文化变迁课题，是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审批的《北部边疆历史与现状研究》项目2013～2014年度课题，为“国家社科基金特别项目”，批准文号为BJXM2013-37，为基础研究类选题。
内蒙社科院呼伦贝尔分院承担课题研究任务，课题组成员为张福云（副教授）、智华（教授）、冯雪娟（教授）、于莉（教授）、杨光（副教授）、穆鹏丞（助教）。
按照课题立项要求，本课题出版计划统一安排。
本课题选题和立项课时名称为《内蒙古“三少民族”文化变迁研究》，在研究中，我们感觉仅仅站在一个省区的角度研究，还不能反映出“三少民族”文化变迁的历史面貌与现代情况，因此，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我们所确立的视角是全方位的，亦即是将“三少民族”文化的历史与现代文化变迁放在整个东北亚地区考古研究成果的背景下，从中国东北地区族群的历史活动进程中把握他们文化变迁的历程，因此，我们认为最终的成果名称应该是《中国“三少民族”的历史与现代文化变迁》，这样才能正确地反映这项研究成果的全貌。
一、课题内容及结构
本课题主要分为三大部分七章，367千字。
结束语部分主要是总结我们对本课题研究的一些观点和立场。
考虑到课题立项关于最终成果为系列研究报告的要求，“三少民族”的研究内容在结构安排上框架一致，叙事方法基本一致，但各自成章，同时，又是整个研究内容的一部分，形成同一研究成果内容。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三少民族”的概况
一、民族人口及地理分布
二、语言、族称
三、“三少民族”基本文化特征
第二节“三少民族”的研究
一、“三少民族”的民族志学研究
二、“三少民族”的民族历史综合研究
三、“三少民族”的民族文化特质研究
四、国外对“三少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
第三节“三少民族”研究的方法论
一、研究的目的、材料、方法
二、基本理论观点
三、研究内容的基本架构
第二章历史的序幕：
东北亚地区的远古文化
第一节东北亚地区的考古文化
一、旧石器时代考古文化
二、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
三、金属器时代考古文化
第二节东北亚地区考古文化的人类学意义
一、火的使用技术
二、房屋建造技术
三、缝制衣服技术
四、精神文化
五、族群的分化
第三章达斡尔民族的历史变迁
第一节达斡尔族历史研究综述
一、国内达斡尔族研究综述
二、国外达斡尔族历史研究综述
第二节达斡尔民族的历史溯源
一、达斡尔民族的原始初民时代
二、达斡尔民族的原始部族时代
三、达斡尔民族古代民族时代
四、达斡尔民族后古代民族时代
第三节达斡尔族的历史文化变迁
一、物质生活方式的变迁
二、精神生活方式的变迁
三、社会生活方式的变迁
第四章鄂温克民族的历史变迁
第一节鄂温克族历史研究综述
一、国内鄂温克族研究综述
二、国外鄂温克族历史研究综述
第二节鄂温克民族的历史溯源
一、鄂温克族族群来源
（一）史禄国-吕光天的观点
（二）乌云达赉-乌热尔图的观点
（三）西方汉学家的观点
（四）朝鲜族学者郑东日观点
二、鄂温克族生存范围
三、鄂温克族历史发展的特点
四、鄂温克族的经济文化特征
第三节鄂温克民族历史迁徙
一、鄂温克民族的初民时期
二、鄂温克民族的部族时代
三、鄂温克民族的古代民族时代
四、鄂温克民族的后古代民族时代
第五章鄂伦春民族历史变迁
第一节鄂伦春民族历史研究综述
一、国内鄂伦春族研究综述
二、国外鄂伦春族历史研究综述
第二节鄂伦春民族的历史溯源
一、鄂伦春民族的原始初民时代
二、鄂伦春民族的原始部族时代
三、鄂伦春民族古代民族时代
四、鄂伦春族群后古代民族时代
五、鄂伦春族群近现代民族时代
第三节鄂伦春民族的历史文化变迁
一、物质生活方式的变迁
（一）物质生活资料生产方式及其变迁
（二）物质生活资料消费方式及其变迁
二、精神生活方式及其变迁
（一）认知方式及其变迁
（二）策略性操作方式的变迁
（三）情感表达方式的变迁
三、社会生活方式的变迁
（一）社会生活制度的变迁
（二）社会生活交往方式的变迁
（三）社会生活习俗的变迁
第六章“三少民族”与其他族群的历史关系
第一节“三少民族”与蒙古族群的历史关系
一、达斡尔族群与蒙古族的关系
二、鄂温克-鄂伦春族群同蒙古族群的关系
第二节“三少民族”与满族的历史关系
一、达斡尔族群与满洲族群的关系
二、鄂温克-鄂伦春族群与满洲族群的关系
第三节“三少民族”与汉族群的历史关系
一、达斡尔族群与汉族群的关系
二、鄂温克-鄂伦春族群同汉族族群的关系
第七章“三少民族”文化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第一节“三少民族”文化的现代价值
一、“三少民族”物质文化的现代价值
二、“三少民族”精神文化的现代价值
三、“三少民族”制度习俗文化的现代价值
第二节“三少民族”文化现代化的现代进程
一、“三少民族”近现代民族化的进程
二、“三少民族”社会现代化的进程
第三节“三少民族”文化现代化的路径
一、“三少民族”对现代化的价值认同
二、“三少民族”文化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二、研究的基本方法、观点和立场
“三少民族”在历史上就是相互联系非常紧密的几个民族族群，尤其是在17世纪，他们共同生活在以黑龙江、结雅河、布列亚河等诸河流域，在近代索伦汗国曾经是他们相互联系的核心地区。
我们对“三少民族”的历史和现代文化变迁的研究，更多地侧重于历时性的文化变迁，而对于当前的共时性的文化变迁只是从理论上对其必要性和可能性进行了讨论。
在“三少民族”历时性文化变迁的研究上，我们初步建立了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叙事结构，这就是从远古时期考古文化中找到他们文化发展的历史起点，然后，通过对各种历史资料的分析，理清他们各自发展的历史脉络。
因而，对他们族群的人类学来源与文化学来源，以及“三少民族”族群的历史演化和文化的历史变迁和现代变迁进行了相对完整的叙述。
在“三少民族”共时性文化变迁的研究上，我们更多地关注了他们与现代仍然活跃在社会生活舞台上汉族、蒙古族、满洲民族等族群历史影响在现代共时性文化结构中的基本表现，这就是在17～19世纪所开辟的“三少民族”族群近现代民族化进程和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新型的文化结构。
所以，我们感觉到，从历时性的维度，“三少民族”族群文化有着相当顽强的生命力，更远的历史时期且不说，如果仅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他们的文化坚持了一脉相承的历史发展进程。
通过对历史的追述，我们发现，“三少民族”不仅是在17世纪前后共同生活在黑龙江结雅河这样一个共同的地域，而且他们在历史早期也经常生活在一个政治经济体系框架内，因而，他们之间形成广泛的文化涵化关系。
他们的许多文化特质，现代人已经很难分清哪些是鄂温克-鄂伦春族群的，哪些是达斡尔族群的。
诸如他们的许多民间传说（萨吉嘎尔迪汗的传说等）、他们信奉的神灵（白那恰等）甚至于他们氏族或姓氏的名称，乃至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交往方式的诸多方面，无不展示出他们之间文化的重合性。
然而，从他们的文化结构的复杂性来看，似乎达斡尔族群的历史更悠久，因为在他们的文化中不仅复合着鄂温克-鄂伦春族群的文化内容，而且，也并不乏蒙古、满洲、汉等共时性族群的文化内容，更多的是他们文化中所展现的东胡、山戎、貊-藁离、达莫娄、室韦（黑车子）、兀惹等诸多历史族群的文化特质，使他们的文化面貌看起来就像一个历史博物馆，甚至我们可以因此说这是一个博物馆式的民族。
当然，从历史族群的迁徙来说，“三少民族”在历史根源上，可能同属于远古时期生活在贝加尔湖-扎赉诺尔-哈克的历史人群，即最早的“犬鹿氏”，只是由于不同历史时间的迁徙，从而所造成的新的地理分隔，使他们在语言上、生活方式上分离的越来越远，进而形成为不同的民族族群。
这也就像自然生物的物种变异一样，部分或整个文化特质的变异，导致了整个民族文化形态的变异，进而使相互分离的族群，即使根源相同，也会表现为不同的近现代民族。
就像在鲜卑族群中分离出来的鲜卑（元魏）、吐谷浑等族群，在近现代形成了蒙古族、达斡尔、东乡族、保安族、土族、裕固族等众多民族族群。
因此，我们说“三少民族”的人类学同源性，只能从历史时性角度去理解，从共时性来说，他们是完全不同的近现代民族族群。
值得注意的就是，奥地利文化人类学家施密特主张把阿尔泰山脉看作古代突厥、蒙古、通古斯发源地，这与我们所说的贝加尔湖-扎赉诺尔-哈克是“犬鹿氏”（貊-藁离）的发源地并不矛盾，因为从文化圈的角度来说，它们同属于一个文化圈。
我们从“三少民族”的历史变迁中应该得到一个重要的启示，那就是民族文化的变迁会产生两种结果，一种是民族的社会发生了历史的进步，文化发展的趋势呈上升型，另一种是民族的社会发展或者是停滞或者是倒退了，文化发展的趋势呈下降型。
呈上升趋势发展的民族文化，不仅没有在现代化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失去光彩，而且愈加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更加灿烂地展示出文化的民族性魅力；而呈下降趋势发展的民族文化，不仅日益失去往日的风采，而且在现代化的语境中愈来愈处于话语困境，失去生命力，导致整个族群文化的生存困境。
20世纪以来，“三少民族”的文化发展基本上呈现的是上升趋势，虽然上升的幅度和速度未必令人满意，但是，他们基本上伴随着整体社会的步伐，共同走进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
我们相信，“三少民族”的历史文化，因为具有较高的现代文化价值，必将在整个中华民族实现振兴的现代化进程中，获得自己的一席之地。
在研究的逻辑上，我们接受所有的现代人类起源于东非的观点，以此为起点，我们建立了两个逻辑链条：
第一，民族族群历史移动迁徙的地理空间关系，即东非狩猎人从中亚进入东北亚，继而向东进入阿尔泰地区诸河流域，从阿尔泰地区继续向东散布，萨彦岭——贝加尔湖——扎赉诺尔——哈克——大兴安岭东部、南部——直到东海岸边。
第二，历史民族族群的文化关系，即由原始人群——古亚细亚阿尔泰渔猎族群——原始狩猎-采集、原始畜牧-游猎-采集、原始农耕-畜牧-游猎-采集——古代农耕族群、游牧族群和狩猎族群。
按照这样的思想逻辑，我们建立了“三少民族”历史文化变迁的叙事逻辑：
即从“犬鹿氏”-貊-蒿离——东北历史族群——近现代民族族群的历史发展进程。
这些逻辑的建立并非源自于主观想象，而是建立在许多的语言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特别是文化人类学家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的。
如李盖提从语言学角度论证了阿尔泰诸种族（民族）语言学上的同源性，施密特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论证了阿尔泰诸种族（民族）的同源性，芒•牧林从历史学的角度论证了阿尔泰语系和汉藏语系诸种族（民族）的同源性。
因此，我们也有理由坚信中国“三少民族”起源于同一个远古历史人群，而且通过历史资料和考古资料的考察可以毫不牵强地发现他们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脉络。
因此，从结论上来说，同源-分化就是中国“三少民族”历史文化变迁的基本规律，这个规律不仅体现在一个民族族群的整体上，同时也体现在一个历史族群的内部。
这也就决定了我们在叙事中所使用的基本概念——族群，因为“三少民族”中的有些民族，在历史上有着同源关系，而且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难以把他们区分为两个民族，特别是根据他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称呼就把他们称为不同的民族，这在学理上是行不通的。
比如现代的鄂温克民族和鄂伦春民族，在历史上就不能说他们是两个不同的民族，如果用民族的概念，他们只不过是一个民族内部具有不同生活方式（主要是居住方式和生产方式）的两个族群，甚至还应该包括赫哲族。
但是，在现代则不能说这两个或三个民族是同一个民族，只能说他们是同源民族。
而族群则是一个包容性比较强的概念，它即可以指示一个民族，也可以指示一个民族内不同地理空间、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生活方式的人群。
就如对现代的鄂温克人和鄂伦春人，我们既可以说他们是一个族群，又可以说是两个族群，说他们是同一个族群，是说他们是同源民族，说他们是两个族群，则指他们是“一个民族内不同地理空间、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生活方式的人群。
”
按照这样的逻辑理解，我们对“三少民族”的历史与现代文化变迁进行了分别叙述，然而，由于“三少民族”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资料的缺少，有些推论是值得商榷的，或者说有待进一步挖掘资料证实。
在对达斡尔族以往的历史研究中，学者们常常纠结于他们是契丹的后裔还是蒙古的后裔，契丹族群有文字的历史比蒙古早，而且其王室曾经有一个“大贺氏”，因而达斡尔族群特别是达斡尔族学者们，更愿意把达斡尔族的起源归结为契丹族群。
实质上这种纠结是没有意义的，特别是把达斡尔族群的历史归结为契丹族群的历史，未免有些过于草率，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大贺氏后来改为耶律氏，是辽朝皇家三耶律之一，大贺氏早已湮没在历史尘埃中了，后期的契丹族群中根本就没有以大贺为姓氏的族群。
特别是在达斡尔人之中，其实也没有以“达斡尔”或大贺为姓氏的族群，因此，认为达斡尔族群是大贺氏的后裔没有丝毫的历史痕迹。
萧氏也是契丹族群的显姓，“萧”来源于契丹语“石抹”，后来取汉字为萧，在达斡尔族群中同样也没有萧姓族群。
我们认为，达斡尔族群来源于阿尔泰-贝加尔湖地区的50000～25000年前的历史族群，这个族群大约于公元前15000年左右，形成两个狩猎族群，一是养犬者（蒙、尨、獏、貊、貉，即古阿尔泰语meng或mang，一种毛长而凶猛的狗）一是养鹿者（豁里、胡里、胡、呼尔、骨利即古阿尔泰语hoor或huur、hoori、gooli、kooli，一种鹿），因为他们互相联姻，而结成一个族群共同体，芒•牧林指出这是“犬鹿氏”，即meng-hoor、meng-huur、meng-gooli、meng-kooli或mang-hoor、mang-huur、mang-hoori、mang-gooli、mang-kooli，这个族称被译为各种汉字形式，其中与达斡尔民族的族称有发生学关系的是貊-藁离，这是在先秦史籍中就被记录在案的族群。
这个族群大约在公元前6000左右就分化为三种族群：
原始狩猎-采集族群、原始畜牧-渔猎-采集族群、原始农耕-畜牧-渔猎-采集族群。
这三个族群都是从原始狩猎-采集族群中分化出来的。
在各个族群生产生活方式分化的基础上，原始人群的语言也开始分化，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在古中国地区就已经分化出阿尔泰语系和汉藏语系，而后各个语系的族群又进一步分化出更细的语言和更小的族群。
在东北亚，从阿尔泰母语中分化出两大支系语言即蒙古语族和通古斯语族，达斡尔人来源于农耕-畜牧-渔猎采集族群的蒙古语族族群。
其后的历史发展和变迁，我们在对他们历史发展进程的叙述过程中做了尽可能客观和详尽的反映。
在对鄂温克-鄂伦春族群的研究上，学者们更多地是纠结于他们的历史起源，有黄河中下游说（史禄国）也有贝加尔湖说（吕光天），还有兴凯湖说。
争论的焦点是对鄂温克族群的历史传说中的“拉玛”（或拉姆）湖地理方位的解释。
吕光天认为拉玛湖就是贝加尔湖，鄂温克-鄂伦春族群是贝加尔湖地区考古学人类文化族群的传承族群，是中原地区的族群于铜石并用的年代北迁居住于“大山林中”或“住在南山坡的人”。
而乌云达赉认为拉玛湖是兴凯湖，鄂温克-鄂伦春族群是兴凯湖地区安图-勒富原始人的后裔族群苏昌河山顶洞人的延续人群沃沮族群的后代，鄂温克、鄂伦春是沃沮族群内部两种居住方式的称呼，后来成为族群称呼，鄂伦春是住在山上的人们，鄂温克是走下山居住的人们。
我们认为鄂温克、鄂伦春的确是一个历史族群，因为无论是他们的内部口传历史，还是他们姓氏等制度习俗文化的一致性，特别是他们在近现代的族群间的亲属关系，无不体现出他们原属同一历史族群，因此，可以从历时性上说他们是一个民族族群，只是后来由于各种历史的原因，他们分离为两个近现代民族。
这个族群，同样起源于阿尔泰-贝加尔湖地区的远古人群，他们与达斡尔族群一样更多地传承的是貊-藁离族群的文化，但是，他们由于与先期到达东北地区语言已经发生变异的肃慎部分族群的后继结合，使他们显现出与达斡尔族群不同的文化面貌。
有史料可以证实沃沮族群确实是他们最近的民族学来源，沃沮之后的勿吉、靺鞨、渤海等族群都可以视为他们的先民，他们是从一个历史族群中分化出来的两个胞波族群，也可以说是两个胞族。
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对他们的历史叙述中，对鄂温克族群更多地侧重于理论的论证，对鄂伦春族群更多地侧重于历史论证。
对于“三少民族”文化的变迁，我们侧重于对历史变迁的完整描述，因而更多地是历史实证性的研究，而对于他们的现代文化变迁，因为这仍然是一个处于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事件，因而，更多地是进行了理论性的研讨。
我们希望“三少民族”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能够较好地总结文化变迁的历史规律，在应对现代化的文化冲击时，能够成功地调适传统文化，进而成功地实现文化的现代化转型。
三、课题研究的突出贡献
根据对“三少民族”研究的现状的分析，我们认为研究的成果虽然堪称汗牛充栋，但是缺乏核心理论框架，因而显得内容芜杂。
我们的努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较为突出的理论贡献，是准确地理解文化的内涵及其文化变迁的理论意义，用文化的概念把“三少民族”的历史与现代贯穿起来，初步建立了一个叙事系统，从文化的发展程度和状态上，把“三少民族”的历史发展分为初民时代、古代部族时代、古代民族时代和后古代民族时代，力图将他们的历史发展与近现代民族区别开来，同时，也为了建立一个抛开所谓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这种历史形而上学的叙事结构，而建立一个更加贴近历史进程的叙事结构。
这种努力应该说是一种创新的努力，其结果如何，还需要经历科学的检验和完善。
然而，作为一个开端，应该说比五种形态社会轮替的理论框架成熟度虽然尚显不足，但是觉得更符合“三少民族”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
“三少民族”始终没有进入所谓的奴隶时代或封建时代，更不论近现代资本主义时代，但也不能因此说他们始终处于原始社会阶段，因为即使是17世纪，他们的社会文化的表现就与我们所知道的原始社会相差悬殊，就连他们的所谓的原始社会组织——氏族，也已经根本失去了原始文化的特质，其他方面更是如此，所以然，原始社会的概念并不适合他们的社会发展实际，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更无从谈起。
所以说后古代民族时代或许更符合他们17世纪以后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实际。
第二个方面较为突出的理论贡献，是我们将俄罗斯-前苏联对贝加尔湖地区的考古学研究成果与近现代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对该地区的研究成果联结起来，为“三少民族”历史文化渊源的叙述建立了前提，使我们能够符合当代科学研究所确认的人类迁徙运动的实际，去描述“三少民族”历史文化从起源到流变的历史进程。
第三个方面的贡献是将芒•牧林的学术成果与关于贝加尔湖地区历史族群（犬氏-蛮族或北蛮，鹿氏-霍里族或北狄等）以及对中国历史典籍中记载的历史族群（东胡、山戎、濊-貊、貊-藁离等）研究成果联结起来，从而为能够连贯性的叙述“三少民族”历史文化变迁的进程奠定了学术架构。
四、课题研究存在和不足及需要改进的问题
本课题是一个内有深厚历史内涵和现代意义的课题，因此，在研究的过程中不仅要有对历史的范围和纵深的把握能力，而且还必须深入“三少民族”的现实生活，客观观察总结他们现代的生活样式。
然而，由于本人能力有限，对于他们历史文化的把握和现代生活中文化变迁的具体进程的把握，还显得勉为其难，特别是涉及到“三少民族”的语言，更是显得力不从心。
因此，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研究成果的浅显和幼稚是显而易见的，难免有许多材料的使用和所坚持的观点和立场不会遗笑大方。
这是本课题研究的先天不足。
在具体的研究中，还有两项问题需要在方便的时候加以改善：
其一，是关于“三少民族”近现代研究成果的价值的挖掘利用上，还有更多的工作需要进行。
许多国内外前辈和当代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还没能很好地利用于本项课题的研究，这难免不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其二，是对“三少民族”现代文化变迁进程的研究，还缺少更加全面详尽的社会田野调查。
主要是由于项目期所确定的时间较少（2014.3～2016.3）以及研究者课题研究期间一些难以脱离的活动，挤压了应当从事田野调查的时间，因此，一些计划中的调研并没有切实展开，许多材料的二手性，不能不说是本课题研究的致命伤。
如果说需要改进，这是两个最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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