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四大成功之道.docx
《毛泽东的四大成功之道.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毛泽东的四大成功之道.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毛泽东的四大成功之道
毛泽东的四大成功之道
毛泽东从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成长为叱咤风云、扭转乾坤的历史巨人，改变了中国社会面貌，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是中国近代史上一百年来最大的成功者之一。
那么他成功的奥秘究竟何在？
成功的关键：
丰富的古今中外历史知识和对社会的深刻了解
1977年4月，周扬对采访者说：
我和毛主席接触的时间很多，“我们谈鲁迅的功劳，一个是对社会的了解深刻，一个是丰富的历史知识。
这两条是很厉害的。
主席的伟大也是这两条，其他的许多革命家就不如他……王明这个人也读了些书，但读了不能用，关键就在这个问题上。
”
首先，丰富的历史知识为毛泽东实现远大的志向奠定了深厚的学问基础。
古人云“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毛泽东自青年时代起就立志要做大事，发誓要“翻天揭地、改造社会”。
为此，他发奋读书，在学海中遨游，在书山上攀登。
从书本中吮吸知识，也从书本中增长才干。
他虽非出身书香门第，但酷爱读书。
他自己也曾说过：
“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一日不读。
”毛泽东受过6年的国学灌输和7年西学教育，还曾到长沙的湖南图书馆自学，“贪婪地读，拼命地读”，看了大量的书，“度过了他学习历史上最有价值的半年”。
十多年寒窗之中，他熟读四书五经，博览史籍杂书，潜心研读世界名著及各种流行的新思潮，对中国近代的思想家、革命家热烈崇拜，对世界英雄豪杰异常敬仰。
中国传统的典籍文化、口碑流传的民俗文化、植根地方的湖湘文化、康梁变法的改良文化和西方赫胥黎的进化论等等，都被他兼收并蓄。
但在中西文化两大系中，他更为熟悉中国先秦的儒、法、道、墨，以及程朱理学。
其中尤为重视《二十四史》，这部书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到明崇祯17年长达4000年历史，约4000万字，是一部史料极为丰富的历史巨著。
毛泽东以顽强的毅力通读了这部巨著。
有许多部分则反复阅读，看过5遍以上。
《资治通鉴》是毛泽东颇感兴趣、百读不厌的另一部历史巨著。
全书从东周到五代十国，记录15个朝代的兴衰成败，贯穿1362年历史，总计294卷。
毛泽东一生阅读、圈点17遍，并多次向人推荐。
毛泽东对读书的态度是读而不死，不做书的奴隶，而让书为其所用。
他的过人之处就在于能够驾驭和运用所学的知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地吸取西方文化的精华和辩证地融汇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把中国传统文化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养料和思想土壤。
这就是毛泽东不同于常人的地方。
其次，对中国社会的深刻了解，有利于毛泽东准确地把握中国革命的特点。
毛泽东家祖辈务农，自己从小参加农田劳动，13岁就几乎被当一个整劳力干活。
17年的农村生活使他了解了农民的疾苦，熟悉了农村社会，培养了对农民深厚的感情，并决心站在劳苦大众一边，为广大农民谋利益。
毛泽东的这个身世与经历在党的历届主要领导人中绝无仅有。
这为他日后研究中国问题，善于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须知中国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中国的社会主要由农民组成。
在这样的国家里，进行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首要意义的是解决农民问题。
诚如他后来指出的：
所谓人民大众，最主要的部分是农民。
所谓人民战争就是农民战争，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
“马克思主义的书读得很多，但是要注意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
”中国革命说到底是解放农民。
毛泽东的理论说到底也基本上是组织农民、武装农民、宣传农民、解放农民的理论。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了解与研究加上他在家乡农村生活17年的特殊经历，使他对中国农民问题重要性的认识有最真切的直感，这为他实现理论认识上的飞跃并开创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打下了坚实基础。
成功的秘密：
善于总结经验，集中群众智慧
毛泽东是一位睿智的哲学家。
他善于总结经验，集中群众的智慧与创造。
1964年8月29日，毛泽东在会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时，一位团员问：
“您所以这样伟大的秘密是什么？
您力量的源泉是什么？
请告诉我们，以便让我们多少学得一点。
”毛泽东回答，我没有什么伟大，就是从老百姓那里学了一点知识而已。
虽然我们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但是单有马克思主义还不行。
要从中国的特点和事实来研究中国问题。
他又说，力量的源泉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也不行。
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
一年之后，1965年7月26日，毛泽东会见刚从海外归来的原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和夫人。
接见时，李的秘书程思远作陪。
在谈话中，毛泽东主动向程先生发问：
“你知道我靠什么吃饭吗？
”程一时茫然。
毛缓缓道：
“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
以前我们人民解放军打每个战役后总要总结一次经验，发扬优点，克服缺点，然后轻装上阵，乘胜前进，从胜利走向胜利，终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的两次谈话道出了他一生的成功秘密：
善于总结经验，集中群众智慧。
成功的独特条件：
极高的领悟力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既不是最早的，也不是最多的。
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修养，毛泽东不如陈独秀；论对马列书本的熟悉，毛泽东不如王明。
张国焘在谈到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印象时说，毛泽东对马列主义常识了解不多。
喝过“洋墨水”的王明、博古认为，毛泽东是山沟里的马列主义，对马列主义理论修养不足。
但是，毛泽东有着出众的才华和极高的领悟力。
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称毛泽东“资质俊秀”、“殊为难得”，是农家出的“异材”。
毛泽东的另一位老师黎锦熙在日记中写道：
“得润之书，大有见地，非庸碌者。
”加上毛泽东“性不好束缚”“好独辟蹊径”，善于独立思考，不迷信、不盲从的独特性格，这就决定了毛泽东学马列理论的突出特点，是学得刻苦而不死板，读得认真而不教条，没有丝毫学理主义习气。
他在初次读了《共产党宣言》以后，知道人类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就初步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
他说，“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
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这里把《共产党宣言》等书的内容仅仅归结为阶级斗争四个字，虽然不太准确，但是，就阶级斗争是贯穿阶级社会的一根红线，就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是分析阶级社会的主要方法而言，毛泽东又确实抓住了认识中国问题的根本，并能从中悟出“认识问题的方法论”，这说明毛泽东书读得活，领悟力极强。
这也是他优于和高于党的其他早期领导人的一个突出特点。
毛泽东善于掌握“认识问题的方法论”这一特质，使他后来在学习和研究马列理论时，不是为理论而理论、为马列而马列，而是为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问题去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并作出科学的理论概括。
斯大林说：
“列宁的伟大，正在于他没有做马克思主义的俘虏，而善于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并从这个实质出发，向前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
”毛泽东与列宁有着相同的基本品格。
毛泽东的极高领悟力还突出地表现在他的军事谋略与军事智慧上。
毛泽东从来没有进过军事院校。
既不像刘伯承留洋国外学过军事，也没有像朱德、彭德怀进过讲武堂受过专业军事训练。
但毛泽东无师自通，用兵如神。
毛泽东是不背枪的统帅。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是毛泽东首先提出的，但他对笔杆子似乎情有独钟。
长征途中，贺子珍为他特制了一个备有多层口袋的可以装好多笔墨纸砚的挎包。
他开玩笑说，我要用文房四宝打败国民党的四大家族。
一身戎装的赳赳武夫果然被一身便装的潇洒文人打败了。
毛泽东本人，作为集哲学家、诗人、政治家和军事家于一身的伟大历史人物，似乎更看重的也是自己在军事上所取得的成就。
1975年，毛泽东在会见联邦德国政治家赫尔穆特·施密特时，后者谈起他的成就和诗作。
毛泽东回答说：
“成就太小，我也不会写诗。
但我懂得怎样打仗，怎样打胜仗。
”毛泽东的自豪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他在军事上取得的成就是如此辉煌，他的指挥艺术是如此出神入化，无论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
毛泽东的军事智慧也不是由一堆突发奇想的念头构成的，而是有了一整套的理论；他的雄才大略也丝毫不带有侥幸的色彩，而是基于他对敌我双方态势的全面、深刻的分析和洞见。
成功的资本：
强健的体魄
历史上有多少英雄豪杰，由于身体不支造成半途而废，甚至英年早逝而抱恨九泉。
杜甫曾为诸葛亮慨叹：
“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
”
强健的体魄是担当大任的资本。
为了实现远大的目标志向，毛泽东从青少年时代起就非常重视体格的锻炼，认为身体是“知识之载，道德之寓”。
毛泽东还曾于1917年撰写了《体育之研究》一篇长达7000字的论文，由杨昌济推荐，发表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上。
该文详尽阐述了身体对于学问与事业的重要性。
他认为，一个有志向有抱负的人，就怕没有强健的身体。
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有思想、有学问，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呢？
所以毛泽东一直没有放松过对身体的锻炼。
他进行体育锻炼的第一种方法是冷水浴，此外还有风浴、雨浴、雪浴、太阳浴。
但毛泽东一生最喜欢也十分擅长，并由童年保持到少年、青年、中年直到晚年的运动是游泳。
郭沫若说“毛主席是少年游池塘，青年游湘江，老年游长江”。
体育锻炼使毛泽东身高1.83米的伟岸身躯更加强壮，精力、体力愈加过人。
毛泽东之所以能担当历史大任，做出惊天动地的伟业，除了他超群的才华、坚强的意志，还得益于他强健的体魄。
强健的体魄是毛泽东的又一成功之道。
《水浒传》让毛泽东赢了蒋介石？
（2008-03-0701:
12:
32）
有这样一部历史名著，对中国革命影响非常之大。
毛泽东从中汲取了许多有益的“营养”，灵活运用于革命理论与实践活动，终使“星星之火”得以“燎原”；蒋介石忽视了这部小说的社会影响力，忽视了其蕴藏在民众中巨大的生命力与感召力，从而导致其“剿匪”越剿越多，最终黯然告别大陆。
这部历史小说，就是作为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
毛泽东一生都喜欢阅读《水浒传》，即使是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也从未间断。
他与《水浒传》几乎须臾不离：
在江西苏区受到排斥、退隐读书时的书单上有《水浒传》；在长征和转战陕北的多次战略转移中，经过再三精简的行装中仍然保留着一套《水浒传》；在延安整风中，《水浒传》是他圈定的阅读书目……他在写文章和讲话以及日常谈话中常常引用《水浒传》中通俗易懂的故事，以之鼓舞与教育广大指战员们。
“八七”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按理说须去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但他谢绝了这样的安排。
他说，我不愿意去住高楼大厦，我愿意上山下湖，去交绿林朋友。
可见其受《水浒传》中啸聚山林、纵横江湖的绿林好汉的影响之深。
秋收起义时，毛泽东率部进抵宁冈古城，巍巍井冈尽在眼前了。
毛泽东风趣地对他的战友说：
“《水浒》上有个梁山泊，皇帝老子的千军万马拿他们也没法子。
你们晓得不，前面的这座大山里，就有两个绿林朋友：
一个叫袁文才，一个叫王佐，反动派就是奈何不了他们哪！
井冈山地势险峻，我们可以关了东面打西面，关了南面打北面，敌人奈何我们不得。
在这儿，我们可以居高临下，看得清、打得准。
”
10月6日，毛泽东亲自会见袁文才，并以100条枪作为见面礼，袁文才十分高兴，当即送600银元给工农革命军解决给养问题。
不久王佐也同意工农革命军进山。
10月底，在连绵的秋雨中，毛泽东率领队伍进驻井冈山，驻扎在茨坪。
井冈山一时成了中国革命的新起点。
毛泽东对《水浒》的喜爱从迪克·威尔逊的描述就可见一斑：
1930年3月，“当时毛的全部行装有两床毯子，一条布被单，两套普通的灰军服，一件银灰色的毛衣，一件旧大衣，一把破雨伞，一个吃饭用的缸子，和一个九层的灰色挂包，他用的地图、文件、书籍——其中有一部他少年就喜爱的《水浒传》，都装在这个挂包里。
”（迪克·威尔逊：
《历史巨人——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41页。
）
1934年红军被迫开始长征，途中，毛泽东谈到红九军副军长许世友的武艺时说，“都赶上景阳岗那个打虎英雄武松了”；在八路军一一五师政委聂荣臻开辟晋察冀边区时，毛泽东称赞聂是“新的鲁智深”。
1938年，在一次关于保卫工作的谈话中，他说：
《水浒传》梁山上有军队有政府，也有保卫侦察这些特务工作。
一百零八位高级将领中就有做特务工作的。
梁山的对面，朱贵开了个酒店，专门打探消息，然后报告上面。
如果有大土豪路过，就派李逵去搞了回来。
”“神行太保戴宗就是做城市工作的。
祝家庄没有城市工作就打不开。
”
长征途中，还发生过这样一件趣事。
有一次，因随身带的书看完了，到一个村子驻扎后，他对警卫员讲：
“你去给我弄部《水浒》和《三国》来。
”警卫员找到一户读书人，说要借个“水壶”和“仨锅”用。
老先生看了看他，知道他是为穷人打天下的红军，就把自己正用的水壶借给了他，并说家中没有三口锅，只有一口，自家每天都得用，实在腾不出来。
警卫员谢过老先生，提起借来的水壶，兴奋地去见毛泽东，一进门就说：
“主席，水壶拿来了，仨锅没找到。
”毛泽东抬头一看，禁不住笑了。
他把警卫员叫到身边，耐心地告诉他：
“我要的不是烧水的水壶，也不是烧饭的大锅，而是中国的古代名著《水浒传》和《三国演义》。
这是两都古书。
”说罢，又拿来一片纸在上面写出来，交给了警卫员，告诉他今后要注意抓紧时间学习，“干革命可不能闹笑话呀”!
（见《璀璨的星系》一书，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
1939年7月毛泽东在陕北公学做题为《三个法宝》的演讲时称：
自己带队伍上井冈山是“没法子，被逼上梁山”。
毛泽东在谈到梁山第一任领导王伦时说，“白衣秀士王伦不准人家革命，结果把自己的命革掉了”。
谈到战争的胜利，关键在于明了情况，方法对头时，毛泽东在又举了《水浒传》的例子。
他说：
“《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藏在敌人营垒里的伏兵，第三次就打了胜仗。
”由此导出了侦察敌情、分化瓦解敌人等战术思想。
可见，毛泽东从《水浒传》中吸取了不少军事辩证法思想。
他还说：
“《水浒传》中的三打祝家庄，为什么要打三次？
我看宋江这人有头脑，办事谨慎，前两次是试探，后一次才是真打。
我们干革命，就得学宋江，要谨慎。
”
早在江西革命根据地的时候，红军游击队里有些干部不注意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往往离开实际情况去估量政治形势，指导工作，因而出现了许多问题和错误。
毛泽东批评这种人是“李逵式的官长”：
那些李逵式的官长，看见弟兄们犯事，就懵懵懂懂地乱处置一顿。
结果，犯事人不服，闹出许多纠纷，领导者的威信也丧失干净，这不是红军里常见的吗？
（《毛泽东选集》第112页）《水浒传》中的李逵朴实豪爽，对农民革命事业很忠诚，但头脑简单行事鲁莽。
毛泽东将红军中“懵懵懂懂”处事的干部比做“李逵式的官长”，是批评他们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同时也肯定了这些人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因而使被批评者心悦诚服，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以林冲打翻洪教头为例，说明战略退却的必要性：
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部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
《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
（《毛泽东选集》第203页）“两个拳师放对”，在战场上属于单兵动作，是士兵个体的战斗行为，可是毛泽东却从中发现了战略退却的大问题。
用《水浒传》的小故事来说明大道理，显得生动、具体，文化程度不高的干部、战士也一听就懂。
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著名的文章中，毛泽东将反动派比做吃人的野兽。
他告诫人们，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
我们要学景阳岗上的武松。
在武松看来，景阳岗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
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毛泽东选集》第1473页）
解放战争胜利前后，毛泽东又多次谈到《水浒》一书。
1947年8月，在陕北沙家店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和警卫员李银桥说：
“小时候看《水浒》，只知道杀富济贫，不懂得反封建；大点了，看《盛世危言》，以为有了外国的技术、机器和枪炮就行，还是不懂反封建。
”（权延赤：
《卫士长谈毛泽东》，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241页。
）
1949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苏联访问。
他在处理完一些事后，走进会客室里散步。
他推门出来，看到汪东兴在看书，便问道：
“又在看什么书?
”汪东兴说：
“在中国大使馆借了一部《水浒》。
”毛泽东说：
“《水浒》这部书有一百回本，有一百二十回本，你看的是哪种?
”汪东兴回答说；“我借的这部书是一百二十回的线装本。
”毛泽东说：
“有时间就看点书是增加知识的办法之一，孔子说，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汪东兴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6页。
）
上世纪60年代，正是亚非拉许多国家的民族革命风起云涌的时候。
不少国家和政党的领导人来中国“取经”，他们除了向毛泽东请教武装斗争的办法外，还常常问起毛泽东是如何成为战争大师的。
毛泽东的回答是四个字：
逼上梁山。
他进一步解释说，我没有准备打仗，是一个小学教师。
干革命后也没想到枪杆子。
没有想到蒋介石那么厉害，到处抓人杀人，不要我们活了，一下字把我们打入地下。
这七逼八逼，把我们逼上了梁山。
毛泽东晚年还评过《水浒》。
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接见部队领导的谈话中，劝人们读古典小说，他说：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摒晁盖于108人之外。
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
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
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
与毛泽东相比，蒋介石在传统文化为我所用方面就差远了。
两人之高下，稍比立见。
刘继兴前一段细阅了陈人康口述的《回忆我的父亲开国上将陈士榘》一书。
陈人康在此书中说，父亲陈士榘曾亲口告诉他，蒋介石禁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等革命书籍，他犯了个大错误就是没有禁《水浒传》等书。
该书中有这样的话：
“谈到这里父亲特意说，如今井冈山在几代人眼里都是和神圣的，因为这里的星星之火燎原了全国革命的熊熊大火。
但是，井冈山根据地成立也的确带有很浓重的农民气息，其实很多参加革命的人都受到了《水浒传》等古典小说的影响，因为这样的书宣传的一个宗旨就是‘杀富济贫’。
父亲还笑着说，蒋介石禁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等革命书籍，他犯了个大错误就是没有禁《水浒传》等书，因为很多农民根本接触不到马克思主义的书，而且你给他看他也看不懂，如读天书。
而《水浒传》通俗易懂，情节吸引人，人物栩栩如生，又特别符合中国贫富差别大、广大农民仇恨为富不仁的国情。
我们很多将军、士兵都是看了《水浒传》才想到上山的。
袁文才、王佐就是对《水浒传》非常熟悉的，他们在山上实施的许多战略乃至江湖义气都来源于《水浒传》。
”
上将陈士榘是我军高级领导人，身经百战，对中国革命的认知十分深刻，他对蒋介石的这一评价可谓切中了要害！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