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作文备考素材集锦光明观察号第4辑.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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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作文备考素材集锦光明观察号第4辑
高考作文备考素材集锦：
“光明观察”2015年7月号第4辑
高考作文备考素材集锦：
“光明观察”2015年7月号第4辑
1.谁来对APP的无间道混战负责
2.“魔鬼面具”专治远光灯是以暴制暴
3.城市要把露宿者赶尽杀绝吗？
4.“限号”能逆转飙升的离婚率吗？
5.公诉举报者诽谤罪的“恶例”不可开
6.失去公权庇佑的行业协会，终将收获更多
7.“便装民警被同行群殴”的看点在哪？
8.尸位素餐为什么是典型的吏治腐败
9.科研经费使用不能只开前门不堵后门
10.骑摩托违法吊销汽车驾照判决具标杆意义
11.“僵尸肉”成假新闻才是最大的隐患
12.废除嫖宿幼女罪为何无法照进现实？
13.多少年薪才不会被舆论追问？
14.取号机变摇钱树还叫“严厉打击”？
15.遏制过度医疗需激发患者的能动性
16.“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应广而告之
1.谁来对APP的无间道混战负责
高亚洲
今年4月17日，荔枝FM、多听FM亦曾在同一天被App
Store下架，而两家都将被下架的矛头对准了喜马拉雅FM，认为后者对其实施了“版权问题投诉”。
据悉，荔枝FM已经对喜马拉雅FM提起诉讼。
（7月8日《21世纪经济报道》）
各种APP软件的繁花似锦，已是不争的事实。
而作为既定的游戏规则，有上线便有下线，出现多款电台APP下架，本身倒也不奇怪，但是，从此新闻来看，还是多少有点让人看不懂了，先是这几款APP下架得莫名其妙，然后又莫名其妙地认为这是同行在背后捅了一刀。
最前端、最流行的玩法，却盛行着最不堪的“无间道混战”，这显然不是一个APP软件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新生事物在成长初期的“混沌初开”。
根据媒体的调查发现，发生在这几家电台APP的无间道混战，其实已由来已久，一方的声音说这喜马拉雅FM存在侵犯版权，恶意优化，另一方则说对方竞争对手故意刷榜，看起来可谓是硝烟四起，但毕竟都是各方的自说自话，背后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始终未见最应有发言权的苹果APP
Store对此作出任何的说法。
一些需要厘清的问题是，这些被下架的APP软件，到底是因为什么缘由呢？
无论是对APP所有者，还是对用户来说，这都不应该是个莫名其妙的事，此外，在互斥恶意刷榜、低级竞争的氛围之下，苹果APP
Store到底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作为一个被广泛应用的平台，苹果APP
Store是拥有对这些APP软件的审核权的。
在对这些电台APP软件进行审核时，它所要扮演的角色，应该是守门员，而不应是裁判员。
换言之，除了对这些APP的内容进行政治、人权、宗教等重大内容问题把关外，更多的精力应用于对这些软件的运作把关，因为对其他内容，很难明确一个能广泛应用的标准，如果强行介入审核，难免有失偏颇。
以守门员的角色，防止恶意刷榜和恶意优化的发生，而至于在内容服务上以及便利体现上是否“下架”，应该把这个权限交给用户，让他们对那些确实不好的应用直接选择用脚投票。
如此一来，只要明确了APP
Store守门员的角色，不仅仅为自身减负，也能够集中更多的精力，让APP软件的上线与下架，有理有据，合情合法。
于此而言，APP的无间道混战，首先还是在于APP
Store角色扮演的失灵，一个可以参考的事实是，苹果AppStore确实曾因审核漏洞成众矢之的，导致一些“涉嫌诈骗、涉嫌盗版山寨的应用也能堂而皇之地在App
Store上销售“，当然，这背后到底是管理问题，还是隐藏着利益的勾连，自然不好妄下论断。
如果这可以被认为是市场的失灵，那么来自法律和政府相关部门的介入，应是对这种市场失灵进行及时的纠偏。
此外，从这些电台APP软件的无间道混战来看，一个同样值得重视的问题，便是知识产权的保护，由于这方面的缺失，造成了这些APP内容上的同质化，而同质化下的野蛮生长，也恐怕是这种无间道混战得以激烈上演的原因。
2.“魔鬼面具”专治远光灯是以暴制暴
何勇
最近，一种号称专治夜间各种乱用远光灯的“魔鬼面具”在网上走红。
将面具放在轿车后排挡风玻璃上，当有后车开远光灯直照时，“鬼脸”就会显现出来，格外吓人。
这一招当即引来上千名网友围观，“赶紧入手两枚，让那些不顾别人安危的司机也知道我们的不满。
”（7月8日《重庆商报》）
驾驶员都知道，在夜晚行车过程中，最烦的就是有人乱打远光灯，给交通安全带来巨大危害。
除了容易导致乱打远光灯的驾驶员本人出现错误操作之外，最关键的是可能导致对向驾驶员瞬间盲视持续3到5秒时间，存在视线盲区，如同闭眼开车，对被照射驾驶员产生极大安全隐患，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有统计数据显示，超三成夜间交通事故是因司机被远光灯“闪”眼。
换言之，驾驶员乱打远光灯跟酒驾一样，都是对自己和他人的不负责任，所以，一直以来饱受广大驾驶员诟病。
然而，面对危害巨大的乱打远光灯现象，虽然各地交警部门严查严禁，多次开展专项治理活动，但效果不是十分理想，乱打远光灯现象依然很严重。
在后排挡风玻璃上摆放“魔鬼面具”，对乱打远光灯的驾驶员来说，的确能够产生惊吓作用，吓得驾驶员可能不敢乱打远光灯。
但是，这并不是治理乱打远光灯的灵丹妙药，相反是另一种形式是乱打远光灯，是典型的以暴制暴。
一方面，“魔鬼面具”产生惊吓作用，是在驾驶员乱打远光灯之后，这意味着乱打远光灯行为已经发生了，并不能遏制乱打远光灯行为的发生，根本谈不上有专治效果。
另一方面，更严重的是，乱打远光灯驾驶员如果被“魔鬼面具”惊吓过度，很容易出现操作失控，引发交通事故。
从这个角度说，“魔鬼面具”不是专治乱打远光灯，而是进一步加剧乱打远光灯的危害，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新风险。
再者，从法律角度说，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2条第2项规定：
在机动车驾驶室的前后窗范围内悬挂、放置妨碍驾驶人视线的物品，交警可对当事司机处以20到200元的罚款。
换句话说，在后排挡风玻璃上摆放惊吓乱打远光灯驾驶员的“魔鬼面具”，属于一种违法违规行为，依法要给予惩处。
而且，因为“魔鬼面具”造成交通事故，不管后车是否有乱打远光灯情况，摆放“魔鬼面具”的驾驶员都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整治乱打远光灯现象，不能依靠不靠谱的“魔鬼面具”，关键还得依赖交警部门的严厉执法，要像治理酒驾、醉驾那样整治乱打远光灯，严惩乱打远光灯行为。
一方面，治理乱打远光灯要坚持不懈的打持久战，不能只是一阵风。
另一方面，加大对乱打远光灯的惩处力度，提高驾驶员乱打远光灯的违规成本，既要提高罚款标准，还要提高扣分力度，应当一次扣3分或6分。
3.城市要把露宿者赶尽杀绝吗？
陈广江
今年1月，媒体曾经采写了露宿者被公用设施驱赶的系列报道，其中广州江湾大酒店（商业中心楼）外骑楼底装喷头淋水的“新方式”最受关注。
记者近日获悉，在同一个地点，摆满了二十多盆植物，且每天两次抽珠江水，以人工方式喷淋植物，露宿者再次被水赶走，露宿者再次占据了旁边的社区休闲健身点。
（7月8日《南方都市报》）
驱逐露宿者，广州蛮拼的。
从几年前高架桥下筑水泥锥、过街天桥下铸“铁笼”，到今年年初爆出骑楼底安装定时喷水装置，再到如今创意出“盆栽植物+人工喷淋”模式，广州对街边露宿者的驱离从未停止，大有不达赶尽杀绝之目的不罢休的节奏。
露宿者的境遇就是城市文明的“温度计”，如果把露宿者当成眼中钉、肉中刺，城市就会沦为冰冷的水泥森林。
半年前，骑楼装喷头时，城管部门还傻傻回应称，为美化市容，不得已而为之，希望露宿者去救助站，结果在舆论面前碰了一鼻子灰。
这次，相关部门学聪明了——珠光街城管科表示，这次搬植物、淋水完全不是职能部门的安排。
言下之意，这是酒店经营者个人行为，与部门无关。
但让城市变得如此冷漠，管理者就袖手旁观吗？
早在1992年，广州就提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目标，但至今仍在“努力迈进”的路上。
广州城市硬件设施堪称国际一流，但缘何无法与真正的国际化大都市相媲美？
从露宿者被驱逐的命运或许可见一斑。
在真正的国际化大都市中，流浪者是城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甚至成为一道人文风景，而不是被歧视、驱逐的二等公民。
“面子”的差距是次要的，“里子”的差距是根本。
城市对流浪者的排斥和驱逐，本质上是一种畸形政绩观的写照，说明城市的发展没有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弱势群体的平等权益被无情地碾在了时代的车轮之下。
有人说，城市应有容纳露宿者的胸襟，其实这根本不是胸襟的问题，而是对公民权益的侵犯。
当然，这并非广州独有。
城市管理者可能还有一肚子委屈，比如流浪汉不愿进救助站，宁可挨饿受冻也要睡大街。
露宿者拒绝政府提供的救助，相关部门不该反思吗？
如果救助站能解人之困、平等待人，给人以便利和温暖，恐怕会被挤破门的。
不从救助制度本身找原因，而是指责他们不通情理，这是卸责和懒政的表现。
不管城市发展到多么辉煌绚丽的程度，也不管救助体系多么完善，露宿街头的流浪汉始终是城市无法割舍也不该割舍的一部分，这是城市文明的应有之义，也是对公民平等权利的捍卫。
敞开胸怀接纳流浪汉，并努力改善他们的处境，这是城市管理者的分内之事。
接纳他们并不是多么高尚的情怀，但要驱逐他们则是一种冰点以下的冷漠。
4.“限号”能逆转飙升的离婚率吗？
邓海建
日前，陆续有市民报料，想在广州天河区办理离婚，至少要等一个月。
想在海珠区办理离婚，也要等上半个月，最快到7月17日才能办理。
莫非近期离婚率连年飙升，民政部门悄悄对离婚登记“限号”？
事实上，因为办理量大，而又人手不足，要离婚也不太容易。
（7月9日《广州日报》）
主动限号也好、被动延期也罢，离婚不易，确实给了当事人“多一段”的冷静期。
这不免让人想起近日民政部发布的《2014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
2014年全国共依法办理离婚登记363.7万对。
数据显示，2003年以来，我国离婚率已连续12年呈递增状态。
甚至有专家称，社交类APP微信、陌陌的繁盛，成了婚姻新杀手。
婚外情太容易、离婚程序太容易，看起来，好像是成了现代婚姻关系不太稳定的“大敌”。
稳固的婚姻关系，历来被国人看的特别重，是所谓“宁拆十座庙，不拆一桩婚”。
事实上，传统的社会结构中，婚姻状况确实也是重要的变量。
十来年，中国离婚率飙升，但结婚的也并不少。
2014年，全国共依法办理结婚登记1306.7万对。
离婚率高了，未必就是婚姻与爱情的一曲挽歌。
一方面，它是一个时代价值选择的大势所趋。
比如“法国结婚率降至战后最低水平”、“韩结婚率创历史新低、女子初婚年龄29.8岁”等新闻也不少，晚婚晚育、离婚或不结婚的现象，在国际社会也一样是共性的现象。
另一方面，别人的离婚，跟自己的婚姻与爱情，其实也没有多大关系。
时下的离婚率是高了，但并不能反证三妻四妾或父母之命的年代，男女婚姻就是最纯最美的爱情。
想明白了，不将就自己的人生，离婚证又不是道德污点证明，有什么可怕的呢？
社交类APP增加的是婚姻的变数，这就像古代亡国与祸水红颜之间的牵强逻辑一样，其实，变幻的是人心，与工具有多大关系呢？
想明白这些，就无须在离婚程序上设坎纠结。
此前，某城市流传着婚姻登记处“最美红娘”的故事：
说9年间，当事人以“打印机坏了”、“网络故障”等善意谎言，挽救了500余对濒临破裂的婚姻。
这样的传奇，契合目的正义。
但，为了不让当事人离婚而虚与委蛇，究竟是怎样的善意呢？
如果这样的行为是值得褒奖的，那么，法院也可以因“打印机坏了”、“网络故障”等拒绝立案，大家坐下来再谈谈，也许就省得法庭上见？
这份初心，弥足可贵。
只不过，用错了地方。
公共服务部门，就是为公民提供服务的，尽可能让想离婚的顺利离婚，这是法不容辞的义务。
真要劝其不离婚，不妨把工作做在当事人走进婚姻登记处之前。
离婚的程序正义，就应该凑齐人手、理性处置。
不管是怎样的情由，“限号”离婚，不仅违规，而且涉嫌侵权。
隔靴搔痒地拯救离婚率，是危险而低效的。
婚姻的保质期，并不会因为没有了离婚办事处就当真“百年好合”，同样，哪怕一闪念就能方便快捷地离婚，也未必能拆散得了两情相悦的关系。
公权操的心，还是恪守边界、勿要捞过界为好。
5.公诉举报者诽谤罪的“恶例”不可开
朱昌俊
因授意表弟发布检举副市长和纪委副书记腐败的网帖，连云港市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何福康被连云港海州区检察院以涉嫌诽谤罪为由提起公诉，现已被羁押9个多月。
7月7日上午，海州区法院承办此案的法官茆翔回应记者称，目前开庭时间未定，但法院将依法处理案件，不会因涉案双方身份特殊而区别对待。
（7月9日《新京报》）
此案中举报网帖所列举的问题，如不正当男女关系，违规使用公车，出入高档会所，办丧礼收礼金近百万，等都属于典型的违纪和违反“八项规定”的内容，社会的关注度可想而知。
因此，鉴于举报所引发的关注和被举报者在当地官场的地位，当地纪检部门在接到举报线索后，理应首先对举报事项进行调查核实。
网帖发于去年6月，当地公安在7月初即受理了被举报者的报案，并在9月份对举报者和发帖者予以拘留。
其中跨度两个月，应该说在程序上满足调查“所需要的时间”。
但问题是，若当地相关方面已对举报内容进行了核实，那么举报内容是否属实，有多少属实，都应该给公众一个交待。
若直接已公诉的方式来代替释疑，已然不妥。
毕竟，举报官员违法违纪，已不只是关涉举报者与被举报者之间的利益，公众有权知晓举报的具体真相。
更关键的地方在于，地方官员被举报，当地检方以诽谤罪公诉举报者，是否构成违规？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诽谤犯罪只有“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才能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检察院提起公诉，属于自诉案件。
而一名官员举报自己的上级违纪，显然不符合诽谤罪公诉条件的7种情形之一。
当地检方以涉嫌诽谤罪为由对举报者提起公诉，经由了怎样的司法考量，判断依据何在，应该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
此外，鉴于被举报的对象属于当地行政系统高官，当地司法部门在介入上，更应该有审慎态度和避嫌意识，如此高调的发起公诉，可能令司法公信招致负面阴影，不能不察。
举报者和被举报者都属于官员身份，甚至彼此构成直接的上下级关系，这正是案件的复杂之处。
此前媒体报道，举报者何福康所在的党风政风监督室，曾多次参与核查机关单位公车私用等违纪情况。
而举报内容中，就有一项属于公车私用。
这两者之间是否构成某种关联，令人联想。
它有可能映射出的是另一看似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即下级如何监督上级，或当下级发现上级的“问题”时，又该如何处理的问题。
暂且不论举报内容是否属实，当下级选择网络发帖的途径来举报上级，或许本身就反映了地方权力监督生态的某种不寻常之处。
反腐背景下，举报人的命运如何，举报者被以何种公共态度对待，愈发受到关注。
因为它直接影响到人们对于举报生态、反腐生态的判断。
这样一种社会期待之下，相关部门在举报事务的处理上，理应经得起法律、正义的考验，应该考虑到行事方式会传递出怎样的不良影响。
若因操作适当，造成公信力的次生灾害，影响到人们的反腐信心，实属得不偿失。
当地法院在回应记者采访时称，法院将依法审理案件，不会因涉及特殊的身份和特殊的人而区别对待。
显然是注意到了该案件的特殊之处和社会的关切所在。
但该案正义的实现，不能说庭上不作出“区别对待”的判决，就已经实现。
若检方以公诉的方式介入此案的方式是否恰当的程序追问都不厘清，所谓正义何来？
而无论从司法程序，还是从营造一个良好的举报氛围和反腐生态角度，以诽谤罪公诉举报者的“恶例”都不可开。
6.失去公权庇佑的行业协会，终将收获更多
然玉
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对外发布《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
方案提出，积极稳妥推进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
方案要求，脱钩试点2015年下半年开始第一批试点，2016年总结经验、扩大试点，2017年在更大范围试点，通过试点完善相应的体制机制后全面推开。
（7月9日《京华时报》）
行业协会与行政机构脱钩，这一改革无疑是大势所趋。
一直以来，高度行政化、官方色彩浓厚的各类协会商会，长久游走于模糊地带以至于为公众诟病久矣。
民间怨念所指，一则在于此类机构事实上扮演着“红顶中介”的角色，几乎成了公共权力用以寻租、攫利的媒介；再者则在于，其直接强化了行政管制的力度与广度，抑制了市场自发组织、自我治理的活力。
鉴于此，对症下药的变革，其实早就是可以预期的大概率事件。
理解行业协会的去行政化进程，势必要置于简政放权的“阶段性背景”之内。
早前有媒体报道，“减少审批事项”的一系列举措效果并不明显，原因就在于在不少地方，政府部门将减掉的审批事项转移给了行业协会商会——而今，彻底让行业协会与行政机关的脱钩，想必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一难题！
这事实上表明，行业协会的改革并非是孤立的，它实则是系统化梳理职能部门权责的重要一环。
透过行业协会商会的改革方案，其实不难窥见，我们意图建构何种的社会治理模式。
那就是，通过各个层面的努力，让行政管理体系做到规模有限、利益中立且框架清晰……行业协会的去行政化，大大压缩了“二政府”的规模；由此消减了收费项目、寻租空间，也符合公共部门“去利益化”的立场定位；而除此以外，此举还将大大减少现存的行政委托、职能代理现象，从而让政府机构的职责和义务趋向明确、精简。
伴随着行政机关与行业协会商会的脱钩，过去那种无所不在、事无巨细的“行政干预”，也正悄然间从市场社会慢慢离场。
这不仅意味着，公共权力重新厘清了自身使命，因而主动的、选择性“退出”。
也意味着，市场内在的能量，将获得极大释放。
这包括，对内自我组织、自我动员的能力，对外集体发声、利益博弈的能力。
有理由相信，失去公权庇佑的行业协会，终将得到更多。
在未来，行业协会商会势必将有无限可能。
其既可以充当行业自律组织，也可以扮演利益游说团体。
健全的市场经济形态里，那些名符其实的企业协会，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仍是，公共权力能够在发挥必要监管功能的同时，保持住起码的克制与容忍，守护住营商的公平底线。
7.“便装民警被同行群殴”的看点在哪？
胡印斌
“陪朋友去派出所办事，没有想到却遭派出所内的民警群殴!
”7月8日早晨，民警陈先生在宝鸡市公安局金台分局长寿派出所办事时，遭到该所十余名民警的群殴，导致陈先生身上多处受伤。
目前，市公安局警务督察部门正在介入调查。
（《华商报》7月9日）
“便装民警被同行群殴”的消息，迅速在社交媒体发酵，引来众人围观。
其中，不乏义愤者，认为警察在派出所内公然施暴，应严肃处理；也有人幸灾乐祸，终于看到了“误伤”自己人的“西洋景”。
民众的观感当然其来有自，甚至不乏夹带了个人的情绪。
不过，这样一起恶劣的事件居然发生，至少表明，当地在约束警察行为上存在严重缺陷，原本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的警察，带头破坏秩序，值得深思。
双方事主因为停车、划车产生纠纷，派出所有责任进行调解、处置，这本来也是其职责所在。
有困难找警察，更何况，划车事件已经触犯法律，警察理当介入调查。
即便当事人认为派出所处置过程消极拖沓，有一些微词，或者催促的急切了一些，只要其没有过激的言行，也并非不可理解，更不可能构成殴打、乃至群殴的理由。
民警陈先生便装陪朋友去派出所，也只是出于友情客串，与其警察身份无关，只是一个普通百姓而已。
至多也是对警察办案作风、办案效率的一个见证，并无任何不妥。
事实上，如果确实有徇私的主观故意，也不会便装出现，大可以走其他的渠道进行关说等等。
这个派出所的民警不管不顾，在派出所公然群殴前来办事的群众，行为严重，影像极为恶劣。
这也绝不是一起偶然事件，而应该有着某种深层的原因。
比如，是不是经常性的以暴力解决所谓的问题？
又如，殴打一方事主，是不是与另一方事主之间已经达成某种默契？
派出所是讲理、讲法、讲规矩的地方，而不是滥用拳头、比拼武力的场所。
如果民众在派出所都难以找到安全感，都随时面临被群殴的风险，未免也太惊悚了。
说到底，不管群殴事件发生在哪里，也不管被殴者的身份是不是警察，身为公职人员的警察都不应该公然施暴。
同样，不止便衣警察，任何民众都有免于恐惧、免于暴力的权利。
8.尸位素餐为什么是典型的吏治腐败
吴龙贵
7月8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国务院重大政策措施落实重点督查情况汇报，对落实不力的坚决处置整改等工作。
针对11个督查组的汇报，李克强总理指出，督查中发现的沉淀资金、闲置土地，该收回的就要收回，该处理的就要处理；对国务院政策执行不力的要通报批评；对明显不作为的，更要严肃问责处理。
总理说强调，“尸位素餐、无所作为是典型的吏治腐败，这样的干部应该追责！
”（《京华时报》7月9日）
去年10月，李克强总理在一次国务院部门主要负责人会议上这样指出，“尸位素餐本身就是腐败，不作为的懒政也是腐败！
”他强调，对那些“混日子”、“不作为”、“得过且过”的行为要严厉问责。
对同一个问题的两次明确表态，一方面说明尸位素餐、不作为等现象还很突出，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另一方面也表明，这个问题显然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还需要不断地重申和提醒。
在其位谋其职，这是对公职人员最基本的行政伦理要求。
尸位素餐、无所作为，简单来说是就是在其位不谋其职，在其岗不负其责，既影响了行政效率，又浪费了公共资源，最终会损害到公共利益。
所谓腐败，本质上说是以权谋私，损公肥私，那么如果说贪污受贿是一种主动型的腐败，尸位素餐就是一种被动型、消极型的腐败，两者产生的不良后果是一致的。
尸位素餐之所以被称为典型的吏治腐败，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会对行政体系内部产生一种负面效应。
正如李克强总理在会议中所指出的，“缓作为没事，反而快作为为缓作为买单；不作为没事，反而有作为可能替没作为买单”——这便是人们常说的“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
在这样一种反而激励机制之下，实干型、改革型的官员往往会因为出错的概率较大，而容易受到排挤和苛责，而尸位素餐者却相对保险。
长此以往，不作为、缓作为就会成为一种官场潜规则，甚至是一种行政常态。
这种隐性腐败的危害性，一点不亚于官员贪污受贿。
比如有些地方，表面上取消了一些审批事项，但前置审批居然大幅增加，这种被总理怒斥为“玩弄文字游戏”的作为，既影响了办事效率，事实上也是对中央简政放权政策的一种软抵抗，阻碍了行政体制改革的进程。
再比如，在高压反腐的语境下，很多行政开支和福利大幅缩水，一些官员便觉得受了委屈，表面上不敢反对，私下里却以消极工作来对抗。
最重要的一点是，无法形成良性的用人机制和用人导向，无能无为者在这种环境下更容易生存，反而是有能有为者动辄得咎，处处受制。
由于缺乏有针对性的制度举措，对于尸位素餐者很难实行有效的问责。
现实而言，有多少官员因为懒政和不作为而被问责？
又有多少碌碌无为之辈获得升迁？
既然把尸位素餐提升到“典型的吏治腐败”的高度，并对这样的干部严厉问责，那么就应该加强相关的制度建设。
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一项关于官员选任的重要规定——《关于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若干规定（试行）》，明确“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用人导向。
这是我国关于用人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其目的就在于解决干部“能下”的问题。
对于某些尸位素餐、无所作为的官员来说，这无异于是敲响了警钟。
但需要注意的是，作为用人制度的一项纲领性的文件，它的意义更多在于传达一种信号和导向，其能发挥多大的作用，还有赖于进一步的制度推进和落实。
9.科研经费使用不能只开前门不堵后门
龙敏飞
2014年10月，科技部党组一份整改情况通报曾披露，审计署审计发现，5所大学的7名教授弄虚作假、套取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资金2500多万元。
7名教授中，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宁，原全国政协委员、浙江大学教授陈英旭等人。
由于涉及的都是相关领域的顶尖人才，这引发了舆论对于科研经费管理的高度关注。
（7月9日《中国青年报》）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常识早已深入人心，在这样的境况下，鼓励与扶持科技创新，在资金上提供最大限度地便利，显然是必须之举。
毕竟，科技创新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未来，是绝对不能马虎了事的。
但这些年，伴随着科研经费的，不是“科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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