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领域农业经济学中国农村经济面临的挑战与对策DOC 11页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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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近50年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开发过程，中国农业已经由原生态农业转变为高消耗的“现代化”农业，形成了以农药、化肥、水利、电力、机械换粮食模式。
除了部分山区、边远地区及农民自食土地以外，原生态农业已无保留。
农业现代化已经纳入工业现代化的同步轨道，并支撑着工业化扩展的基础，在工业化扩展中形成市场共振风险共担的格局。
以资源消耗为代价的中国农业，正面临转型的困惑和阵痛。
通货膨胀的压力不在于农业自身的增长，更在于支撑中国经济大厦的根基将会发生动摇。
农业可以退回到完全自给自足的生产规模，以保持投入产出的基本“平衡”。
城市也可以大量进口粮食弥补商品粮之不足。
然而，支撑城市经济的工农产业链和市场链将何以自楚？
9亿农村市场的需求失落，将会对城市经济构成灾难性后果。
一、高耗农业面对的严峻挑战。
中国农业随着制度的变革，保持了28年的稳定生产，也同时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GDP持续的高速度高增长使人们在吃饱肚子的环境下逐渐淡化了危机感。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孕育在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中的结构性矛盾告诉我们还不能高枕无忧。
其中，从去年开始的以石油期货交易为中心的国际初级产品期货市场已呈价格操纵之势，持续的非理性交易推动着初级产品价格不断上升，对中国农业将构成斧底抽薪。
由此，积蓄在中国高耗农业和农村经济中的结构性矛盾将会暴露出来。
上世纪，曾发生过两次世界性经济危机；
1929年的大萧条和90年代的国际金融危机。
前项是由于社会分配制度不合理造成的商品生产过剩危机。
后者则是因虚拟的商品和金融交易所形成的经济泡沫。
两者的共同之外，都是发生在经济持续高涨阶段，在发展中都包含着交易中的非理性成份和货币政策的判断失误。
在危机中的反思，使理性的生产、理性的交易、理性的消费逐渐渗入到世界经济的各个过程。
风险防范意识已同步于利润和收益的追求。
商品的实物交易和虚拟交易越理性，投机的机会越少，资本的市场运作空间越小。
包括基金组织在内的上十万亿美元计的国际游资需要找到新的投资机会，甚至利用噪声效应制造市场。
对于国际石油价格的猛涨，舆论界有很多论说：
（一）生产技术投入不足，供给能力预期下降；
（二）中国购买力过盛；
（三）恐怖主义；
（四）储蓄量不足；
（五）对冲基金等等。
华尔街其所以把初级产品作为资本蚁聚的目标，固然是产业的高层化和高科技产业的突飞猛进中被忽略的初级产品，但是最根本的原因则是投资市场的不足。
国际资本严重供过于求，资本边际效益下降。
期货市场的非理性交易不在于经济人和管理者的无知，而在于交易者的心理互动。
当某一商品的指数上升时，期货交易商就会跟进购买，最后脱离基础商品的供求约束，形成振动盘升。
有人曾预测，每桶石油价格上涨10美元，将使全球经济增长率下降0.5个百分点。
目前，世界经济的年均增长率
约4%。
一旦出现这种负相关增长状态，对于以外需拉动的中国经济而言将是一种沉重打击。
目前，国际石油期货价格涨势还在形成过程中，5月下旬，纽约和伦敦石油期货市场上6月期的期货价格已突破每桶75美元大关。
2005年3月，当油价还在每桶47美元的时候，美国高盛公司的分析师就曾预言，油价将从每桶50美元上升到105美元。
同涨价初的40美元/桶相比，上涨率近150%。
至此，国际性的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将成为现实。
这对于价格体系偏低的国家有可能形成淹没效应。
也就是说，因为难以承受巨大的成本支出而造成国民经济解体。
中国蔬菜每市斤1元，美国蔬菜每市斤两美元，两者相差15倍。
中国作为石油及初级产品输入大国，高成本的工业消化能力有多大？
从近两年的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中，我们已感受到对农业的冲击力。
化肥、农药属于石油、天然气制品，电力、水利、机械，则是能源的直接消耗。
成本的迅猛拉上面对的是农产品需求价格刚性。
由此所产生的后果不言而喻。
我们不希望继续能源和初级产品期货价格的非理性上升，也不希望国际通货膨胀带来对农业的灾难性冲击，但是我们必须模拟未来危机的发展过程，防患于未然。
二、国内经济形势分析
当93号汽油价格涨破每升5元钱之后，各大中城市出租汽车司机不得不在租车票据之外增加1元的燃油附加费。
政府官员对汽油涨价的解释是与国际市场接轨。
照此原则，91号油应该上升到8-10块之间。
这对有车族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燃油价格的飚升必然会削弱对汽车的购买力。
汽车产业又连接着钢铁、化工、电子产业。
这对刚刚形成的支柱产业而言，无疑是一种反向拉动力。
国内经济究竟处于通货紧缩还是通货膨胀状态？
进入新世纪之后，仿效美国的宏观调控政策，国内把通货紧缩作为政策治理的主要目标，采用了货币和财政的双放松政策。
到了04年，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已进入了稳定的复苏阶段，为防止经济增长速度过快和通货膨胀的出现，美联储谨慎地调整了货币和财政政策，连续多次调高基础利率，使物价指数不至于增长过快。
基础利率目前已达到了5%，8月份还将上升到5.25%。
而国内的宏观经济政策，虽然也多次调高了基准利率和存贷款利率，但基本建设投资和生产性、消费性信贷一直处于高位数的增长状态。
一些权威的经济研究部门和经济学家一直把通货紧缩作为治理的主要目标。
05年年初，北京一位有影响的高级经济家提出，中国经济有条件达到10%以上的增长速度。
正如这位权威的预言和追求，今年（06年）上半年GDP实现了10.9%的增长率。
中国的经济数学总是模糊的概念。
10.9%的GDP增长率却是在通货紧缩的前提下完成的。
这在任何一个国家的数学逻辑上都是难以解释的。
翻开近几年的物价、信贷、投资、货币发行的增长速度，哪一项
统计记录都难以解释出这一“通缩”的前提。
“历史的教训不可忘记！
”回忆起建国以来8次出现的经济波动，其表现都是在高速增长的目标期望下，从中央到地方到企业形成了无法扼制的建设积极性，预算一升再升，一破再破。
最后，在物资和资金难支撑的时候，高速度就直线跌落下来。
这就是物资短缺状态下的经济周期规律。
80年代初，农村经济刚刚有所复苏，城乡市场出现了一点活力，北京的一些精英就提出了“以微量通货膨胀刺激经济增长”的战略，并顽强地坚持到1989年为止。
这就是18年前年长同志普遍经历的痛心疾首的困惑。
目前的状态，虽然物资短缺问题已经得到基本解决，但计划经济的惯性依然存在，加上外国资本和民营资本的独立自主性，构成了需求膨胀客观基础。
而这种需求膨胀规模之大并不是外汇储备和进口所能解决的。
相反，进口需求的拉动构成了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上涨的诱因。
目前，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是一种非理性上涨，是因华尔街对期货价格的操纵引起的，我们不必代人受过。
但是必须面对的现实则是，中国经济已经涉入全球化的纵深，国际性的通货膨胀一旦形成，将会很快传导到国内，并与国内的需求拉动和成本推进形成合力，那时候，国民经济整体的系统性的风险就会突然降临。
三、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经济决定性
就产出率而言，中国土地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高的。
以7%的世界耕地养活了13亿人口，这是农业奇迹。
目前，中国的城乡人口比例约为4：
6（城市人口包括农民工），第一，说明60%的农业生产是农村自我消费，全国农业的商品率在除掉5%的进口粮食之后应为35%；
第二，35%的商品价格必须拿出相当于其中60-70%的收入用于支出整个农业生产的成本、费用，包括购买农药、化肥、良种、机械、水利、电力、信息等，剩余的30%-40%才是用于工业消费品、服务的购买及储蓄。
在一个按农业人口平均只有2亩耕地的国度，只有依靠这种高投入才能换回农村自身的温饱并供养城里人。
温饱型的农业生产的稳定和农村生活的稳定必须借助于农产品价格的稳定和农用生产资料价格的稳定。
按着土地边际收入递减的规律，中国土地产出率已接近现有生产条件的极限。
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过渡，只能借助于农业劳动收入之外的其他的劳动和非劳动要素收入才能维持收入和消费的平衡。
这里，如何防止因农用生产资料价格突然升高而造成农业劳动收入急剧下降，正是农村经济的突显矛盾，也是防止农业经济危机的着眼点。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倡议，无论“新”的内涵如何确定，关键在于建设，建设的基础在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从上世纪50年代以后的多次教训可以看出，任何脱离现实的响亮口号都会流于形式。
建设中，固然可以通过调整财政分配体制的改革加大对农业财政支持力度，提高农产品价格，给机械、化肥等农用生产资料补贴等形式反哺农业。
但是，面对农业劳动力的
严重过剩，土地、资金的大量流失，农业生产结构和生态体系的失调，农业及农村经济的自身发展仍然是新农村建设的决定力量。
主流经济学认为，只有工业化大量吸纳农业过剩劳动力，促使土地集中和资本集约化，再城市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唯一道路。
在农村城镇化问题上，林毅夫先生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他认为“一国城市发展水平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到底应该有多少人口从事非农领域活动？
从事制造业？
……不能主观意断，也不应该拔苗助长。
”（北京大学学报（哲），2002年4期14页。
）陆学艺先生则对城市化中出现的问题提出过尖锐的批评，他说“世纪之交，在‘加快城镇化’……等口号下，空前规模地侵夺强占农民的承包地”（湘潭大学学报（哲）2005年1期13页）。
我们则认为，“城市化”既不能作为农村经济的发展目标，也不能作为解决通缩的权宜之计。
解决通缩和提高农村购买力首先要解决农村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为此，又必须解决城乡收入分配体制和农村收入分配结构问题。
对于“城市化”问题，我们可做这样一个假设：
全国9亿多农村人口，有一半进入城市生活，那么就需要现在的30个上海市才能容纳得下。
即使我们有这么大的工业吸纳力，有这么大的财力，有这么多的土地面积供城市用地，但我们没有30条黄浦江和苏州河。
理想不能代替现实，包括水在内的自然和社会资源难以实现这样的目标。
13亿人口还必须按照自然的安排，稳定分布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依靠老天爷的雨水生存。
城市化大跃进的最后结果既破坏了小农生产体系的稳定，又破坏了城市经济本身。
1958年的教训值得吸取。
对于农工产品价格问题，其巨大的剪刀差是在两种不同制度下形成的。
工业品价格是在市场条件下的利润决定性完成的。
C+V+M之中缺少一个字母工业生产就维持不下去。
即使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核算，也必须把总体收入和利润考虑进去。
否则国民经济就难以维持平衡发展。
农产品则不一样，它是由自然法则加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决定的，剪刀差始终是维系工业经济和城市经济发展的基础。
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农民并不是不会算账，不是不想算账，是算账结果总是处于无奈的状态。
他们不得不省略掉M，甚至忽视V。
为了生存，不论在什么条件都要生产。
为了今年，也为了来年。
只有自食之外的一点剩余产品方能换回工业品。
西方国家的大农业，是资本化后的农业生产，农产品价格首先要累加各种资本的利润，包括知识资本的利润，然后才是降低成本和政府补贴问题。
而中国的农产品价格始终压制在自然生产基础上。
关于通缩和通胀的争论。
首先，我赞成林毅夫先生提出的“以实现农村自来水化、电气化、道路化为核心的新农村建设”（商务周刊，2005年5期，《林毅夫：
建设中国新农村》）来拉动对工业品的消费。
我们在2002年也曾提出西部地区工业应为农业转型服务的主张，包括退耕还林后小城镇的聚集和发展问题（《湘潭大学学报》（哲）2002年6期76页作者的文章：
《论西部工业调整和农业转型的有机结合》）。
也赞成十六届五中全会扩展了的新农村建设内涵。
通过一定的财政投入和地方资金运作，建设农村的基础设施，不仅可以拉动内需，改善农村生产和生活条件，还可以增加农民的劳动收入和就业。
但是农村经济的大头在农业生产。
我们必须通过对农业生产的投入产出分析做出客观的评价。
我很怀疑当前有关物价指数的统计分析是否准确，是否科学。
城里人因为有工资收入逐年递增的制度保证，对物价上涨的敏感系数呈下降趋势。
农村则不一样，生产和生活支出经常混为一体，生产上的价格敏感系数远远高于生活的敏感系数。
近两年，能源和原材料的价格跳动首先反映在农用生产资料方面，国家减免农业税费的功效多数通过农药、化肥、电力、水利、机械、籽种方面大打折扣。
加上农产品价格刚性，成本上升并不能从产品销售价格上得到补偿。
相反会因生产积极性的高涨造成供大于求，价格下降。
粮食、肉类、鱼类、水果价格的波动都有反映。
所以农民收入问题不能解决，农村的有效需求问题就难以拉上来。
解决“通缩”问题，首先是解决农村有效需求不足问题。
当前，理论上应该研究如何在通货膨胀条件防止农村有效需求不足或下降的问题；
通货膨胀的经济效率为什么不能很快传导到农村市场。
在国内“通缩”“通胀”格局不明朗或交叉出现的情况下，尤其应防止国际通货膨胀对国内的传导和影响。
四、以原生态农业为中心的农业现代化及农村多要素分配体系。
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面，核心是解决高耗农业体系中的农民收入问题。
几千年来，靠土地靠劳动吃饭是中国农村永恒不变的定律。
小农生产的共性是生产要素及生产过程的统一。
除了少量地租和赋税，土地所得归劳动者所有，分配关系比较简单。
新中国经历了土改平分、集体公有、农户承包等多次变革，分配关系随着土地和生产资料所有制及劳动组织的变化而改变。
在目前的承包制中，农户取得了土地的使用权和部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独立劳动，自主经营。
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自主全部劳动所得。
土地的所有权仍归集体，形式上还保留着集体经济，但集体经济条件下的按劳分配已不存在。
国家取消了农业税后，还按土地承包的数量给予一定财政补贴。
农业剩余劳动力大量流入城市。
农村货币积累已开始进入资本市场。
土地使用权依法在城乡间有偿转让。
多生产要素在小农生产体系内部和外部的交叉流动，构成不同所有者主体的各要素之间的互补互动，非劳动要素的贡献开始上升。
农村经济的内缘分配和外缘分配都在发生结构性变化，部分地区已出现了一批以非农业劳动和非劳动要素收入为主的群体。
对此，应该有一个经济学认识。
建国以后，我们的农业改革道路走的是先农业集体化，再现代化的斯大林模式。
它同私有制条件下的资本主义农业现代化有本质的不同。
但其共性都是先让农民无产化成为单纯劳动者，再推进现代化。
当前的以城市化推进农业现代化的主张也是继承了这种模式。
我们的研究认为，工业化国家的大农业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一大二公”的集体农业作了历史的结论，中国小农生产体系必须保留和维持，小农生产者应先进入小资产阶级，再考虑城乡竞争中劳动和资产的分离。
因此，建立多生产要素分配制度，既能缓解眼前城乡分配差距拉大的矛盾，又能促进城乡经济长期协调发展。
为实现这个目标，应从农业生产和分配两个方面入手。
（一）转变高投入、高产出、低效益的农业现代化模式，把农民从粮食奉献者的地位中解脱出来。
目前的农业现代化模式，农用生产资料投入量越来越高，产量越来越大，但农民的边际收益率越来越低，农业劳动力淅出量越来越多。
农业成为工业的一个原料生产车间，农民成为单纯的粮食奉献者。
而从消费者需求来看，市场有机农产品和化学农产品的价差已经对被动接受转基因食品、化学食品提出了挑战。
一斤洋鸡蛋2.8元，一斤土鸡蛋7元。
农民有权力选择原生态农业。
市场应该给原生态农业及有机农产品、绿色农产品以公平的价格定位。
原生态农业将降低对工业产品的过度依赖，增加农业劳动力的投入，通过农业生态自然循环，减少农业环境污染，降低对土地的掠夺，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模式。
这是
规避未来国际能源危机的唯一出路。
这里需要注意三个问题：
（1）受农产品供求总量平衡的限制，大农业暂时难以摆脱对化学品的依赖。
（2）中国小农生产具有原生态农业的比较优势，可以通过国际循环实现总量平衡，扭转土地资源短缺的劣势。
（3）原生态农业解决的是工业及化学污染和破坏的矛盾，却对高科技情有独钟，在相互拥抱中，生物工程、信息工程和新兴工业技术将从生物的本质规律性上解答原生态农业生产中的技术和产量问题。
（4）科学技术应转向原生态农业的科技开发，保证和提高原生产态农业的产量和生产规模，保证市场供给。
（二）构建多要素分配制度的内在机理和条件
社会生产过程存在内缘分配关系和外缘分配关系。
前者，是生产过程和生产体系内部的分配关系，如工厂分配的地租、利息、工资、利润等。
后者，则是过程和体系之外的分配关系，如工厂购买债券获得的利息，房产地价收入等。
承包农户的生产资料与劳动都属于自己的，不存在按劳或按要素分配问题。
当生产要素和劳动力进入交叉流动时，内缘分配关系和外缘分配关系都将发生改变。
比如农村劳动力入城使内缘分配关系变成了外缘分配关系。
这里我们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解决农民外缘分配关系问题，保证外缘收入分配的质和量。
（1）劳动要素的非农劳动收入。
1.2亿农民工入城改变了城乡劳动要素的配置结构，也改变了农民的收入分配构成。
由于城乡价格体系的决定性，农民工的劳动收入总是大于农业劳动收入的，这是趋之入城的主因。
但这并不等于说他们的收入分配是合理的。
无论是内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农民工工资占产品的价值构成是很低的，还有下降的趋势。
当前解决的主要矛盾不在于户口及城市居民地位，因为按目前的收入水平，即使给他们城市户口，也难以生存下去。
最重要地是解决他们在劳动过程中的收入分配地位问题。
在城里劳动，在农村生活。
第一要取得与城市工人相同的工资待遇，同工同酬。
第二要按城市工会标准享受各种劳动保护，福利和休假权。
第三要对他们进城所支付的额外代价如交通、住房、两地生活、子女教育给予相应补贴。
第四，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保证工资逐年上涨的权力。
（2）土地要素参考与分配的问题。
土地在分配中的要素地位问题，十六大报告中没有明确这一点。
但土地批租和转让已经构成了土地要素的市场流转，城市房地产价格的奇高说明土地已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
农村土地流转到城市后可以参与分配，为什么在农民手里却不能参与分配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土地管理法都规定，农村土地所有权属集体、农户个人有承包使用权。
土地不准买卖，但在一定条件可以转让使用权。
对土地要素分配和流转问题，我们必须明确以下几点：
第一政府只有在特定条件下依法征用农民土地，如战争、灾荒、水利等，但无权把土地用于商业行为。
第二农村土地转让的是使用权，所有权仍然在农民手里，农民凭借所有权仍然可以行使对土地使用状况的监督，仍然可以凭借所有权参于土地使用增值部分的分配。
对于任何忽视土地所有权的行为，所有者均有保留招回土地使用权和要求赔偿的权力。
第三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应按市场供求规律调整转让价格。
以农民利益为中心并以群体民主共决的农业集体始终处于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主体地位，具有不可动摇的法人地位。
（3）把积蓄转变为投资。
目前，农民储蓄存款约在2万亿元左右。
但是由于存款利率长期低于通货膨胀率，农民实际储蓄收入为负值。
又由于农业投入的边际收益递减，所以农民的节衣缩食只能让非农产业主发财。
就连政府每年发行的高于存款利率的国库券也推销不到农民手中。
我们
为什么不能帮助农民找到一种能享受非农产业平均利润的投资市场呢？
如果能实现5%的利润，每年就是1000亿元的资本收入。
10%就是2000亿元。
与已经取消的450亿元的农业税相比，高出多少倍？
金融制度的改革为什么不能向农村倾斜，保证各个时期储蓄货币的实际利率接近于名誉利率？
我们应该给农民以更宽阔的投资空间和资产工具，让他们从自己的勤俭中看到希望。
（三）找回中国农业应有的知识产权
原生态农业依据历史的种植习惯和特定地理环境，土地、气候等自然条件所生产的有机农产品。
其品种、质量、口味、感观千差万别，满足了消费者广泛选择的偏好。
同现代农产品的最大区别是没有化学污染，保持着自然的基因，不会对人类健康和生存发育构成威胁。
中国有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地域面积非常广阔，自然条件千差万别，因此形成了丰富的种植技术和农产品品种，构成丰富的农业文化遗产。
在一个以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占据商品价值比重不断上升的时代，我们理应找回农业文明应有的知识产权。
对原生态农产品，应按现代市场经济规律，加大农产品品牌的注册力度，把地理标志、专利、科技、商标等纳入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
把知识产权的价值纳入商品价值构成之中，以达到与工业化农产品竞争的目的，发挥我国原生态农业的比较优势。
国家质量检验机构和商会要制定严格的质量检验和品牌认证制度，保证原生态农产品的信誉和市场地位。
在我们模拟国际石油和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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