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罗斯特拉特跳出人类来审视人类的范本.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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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罗斯特拉特跳出人类来审视人类的范本
“艾罗斯特拉特”：
跳出人类来审视人类的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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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是一位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文学家和文艺理论家。
他的哲学思想影响并渗透到他的小说中，如何分析和理解他的小说，对于批评理论来说，不啻是一个挑战。
萨特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评语说：
因为“他那思想丰富、充满自由气息和探求真理精神的作品，已对我们时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注：
萨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评语，参见王国荣主编：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精华集成》（上海：
文汇出版社，1997年）935。
）。
首先肯定的是“作品”，是由作品所蕴涵的哲学思想而发生的影响。
“艾罗斯特拉特”发表于1938年，是萨特早期的作品。
对自己的作品，萨特始终持开放性的审美态度，反对用某种哲学思想或自己的创作意图来评价作品。
1946年萨特第二次访美时在所作题为“铸造神话”的讲演中提到：
“法国有很多关于‘悲剧回归’、‘哲理剧复兴’的议论。
这类标签容易引起混淆，概在摒弃之列。
”“我们也无意生产哲理剧，如果哲理剧指的是在舞台上图解马克思哲学、圣托玛斯哲学或存在主义而特意编写的作品”（李瑜青凡人423—424）。
诺贝尔文学奖的评语和萨特对自己作品所持态度启示我们，对于一位哲学家兼作家的小说作品，只有运用符合作品艺术规律的批评方法，才会具有真知灼见。
一、“元小说”让作者成为理论家
让我们从作品的结尾进入分析。
结尾似乎是矛盾的：
第一人称“我”自白般地叙述了蓄谋已久的杀人动机，整个故事情节是杀人计划按部就班的实施，唯一没有按原计划执行的是“我”没有勇气开枪自杀，原因是“我很想知道那个胖子是否死掉了。
也许我只把他打伤了……还有另外那两颗子弹也许根本就没有打中任何人……他们在准备什么，他们在地板上拖着一件沉重的东西吗?
……”。
“于是我扔掉了手枪，我给他们打开了门”（萨特770）。
从逻辑上说“我”必将被警察抓住。
按照小说的叙述都是回忆性这一点来说，“我”又怎么可能完整地讲述出这个故事呢?
似乎矛盾的结尾却产生了非凡的艺术效果：
让读者不再痴迷于小说中人物及其命运的真实性，获得了超越和审视的阅读心态。
以往我们阅读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等小说时，通常都沉浸在逼真现实的小说世界中，为其中的人物命运而慨叹，为其中的曲折情节和情境而着迷。
这种阅读效果确实曾经是许多小说家执意追求的。
但是从斯特恩在《项迪传》中毫不讳言地说自己是“虚构”开始，追求真实感的传统被打破，“元小说”出现了。
什么是“元小说”呢?
美国学者华莱士·马丁在《当代叙事学》中认为：
“元小说（metafiction）以另一种方式悬置正常意义……这类陈述有说者和听者，使用一套代码（一种语言），并且必然有某种语境……如果我谈论陈述本身或它的框架，我就在语言游戏中升了一级，从而把这个陈述的正常意义悬置起来（通常是通过将其放入引号而做到这种悬置）。
同样，当作者在一篇叙事之内谈论这篇叙事时，他（她）就好像是已经将它放入引号之中，从而越出了这篇叙事的边界。
于是这位作者立刻就成了一位理论家，正常情况下处于叙事之外的一切在它之内复制出来……‘小说’是一种假装。
但是，如果它的作者们坚持让人注意这种假装，他们就不在假装了。
这样他们就将他们的话语上升到我们自己的（严肃的、真实的）话语层次上来”（228—229）。
这就是说，“元小说”的作者特意设置了小说的叙述框架，用直接的或者含蓄的方式提醒读者：
你所读的是虚构出来的世界，全然不必当真。
故事是小说叙述框架之内的一个层次，由叙述者和其他人物组成。
在小说叙述框架之外和作者之间则存在另一个层次即超故事层。
在超故事层里，作家的理念和有意识的操作在起作用。
因为有了这个层次，所以华莱士·马丁说，当作者在一篇叙事之内谈论这篇叙事时，他（她）就好像是已经将它放入引号之中，从而越出了这篇叙事的边界。
于是这位作者立刻就成了一位理论家，理论家的思考凭借的技巧，表现在他操纵叙述者在故事层内叙述的时候，不时巧妙地露出蛛丝马迹，提醒读者这个故事是编的。
这个道理，罗兰·巴尔特在《现代神话》中进一步用符号学的思路予以说明。
他认为“福楼拜最大的优点（也就是所有人为的神话学；在萨特的作品中有佳例），是他给写实主义一种明确的符号学解答……”（巴尔特196）
由此可以确认“艾罗斯特拉特”是一部“元小说”。
作家意在凸显小说为虚构之作，叙述人“我”是作家杜撰出来的人物，并切断和现实的所有联系。
读者越是意识到自己所阅读的是虚构世界，作家所操纵的叙述者所叙述的一切就越具有主观设计性和意志性。
文本的这一特点，决定了批评不能停留在对故事层的了解，而要从故事层跳出来，把握作为“理论家”的作家希图渗透在故事层里的东西是什么。
只有到了这个层面，才能探询到审美价值，才能进而研究这些审美价值产生的原因，也就是现象学美学家英伽登所说的艺术价值是何以构成的。
阅读“艾罗斯特拉特”这样的作品并且进行理论分析，既要有感性的审美经验，也必须有理性的思考。
正如霍兰德在《审美反应动力学》中所指出的，面对不同的作品，代表着意识和无意识的之间的那条分界线可能上浮或者下降。
对娱乐作品做出反应时，这条线的位置就比较高，此时，读者的有意识的、进行理性思考的自我只有很小一部分在工作，而主要是在无意识层展开摄入和幻想。
对杰作做出反应时，这条线的位置就比较低，此时，反应可能更多地在意识和意味层次上，而较少地融会和摄入于原始层次。
我们对于“艾罗斯特拉特”的分析就是在后一种情形下的工作：
思考作者和他所设计的框架之间，叙述者和他所叙述的故事之间，以及这两个“之间”内在的逻辑联系。
作者对虚构的叙述框架处于控制和操纵的地位，叙述者就是作者所设计和控制的。
叙述框架限定了故事层面的外延，形成作品的外在样式。
虽然叙述者“我”支撑了作品全部情节，但是“我”依然在故事层，是被欣赏和理解的对象。
辨析了几个层次的区别的联系，分析就可以在不同层次中展开。
二、由“我”的心理线索组织的故事层
故事层是由“我”的心理线索组织而成的。
“艾罗斯特拉特”故事层具备了小说所必备的人物、情节和环境等要素。
人物既是叙述者，也是情节发展线索的组成部分和组织者。
所谓组成部分，是指“我”的心理和行动是故事的骨干，所谓组织形式，是指“我”所叙述的主要内容是“我”的心理流程，外在情节也是在经过了“我”的感受和意识过滤后在心理流程的组织、编织中呈现出来的。
这只是从不同角度来说的，其实组成部分和组织形式是一个实体的两面。
于是“我”的心理流程自然引起阅读的关注，成为分析的重点。
我们追问的是，“我”的内在心理是否具有内在逻辑性，是否可以理喻?
质言之，是在意识层面呢?
还是在潜意识层面?
这牵涉到对全部情节的把握。
让我们紧紧结合文本来寻找答案。
俯视角是叙述的起点，“我”在自己住所的七层上俯视着大街上如蚂蚁一样的人。
这个“看”的视角蕴涵着人类既在“我”身上存在而“我”又能观察他们的双重含义：
“我”可以在不被他人知道而任意地对他人“看”；“我知道他们是我的仇敌，而他们却不知道”。
如此“看”的理念依据是：
“精神上的优越必须辅以物质象征的支持，否则精神上的优越就会复归消失”（萨特753—754）。
这种俯视角既属于作家也属于叙述者“我”，此处作者和叙述者的视角是同一的。
让我们暂时搁置作家的视角，仅仅考察叙述者“我”的视角和意识，以便看到他清晰的思维逻辑。
当“我”换了立足点（从这时开始作者和叙述者的视角分开，作者的视角隐匿，叙述者“我”开始独立观察和叙述），和人们站在同一平面上情形就变了：
“我知道他们是我的仇敌，而他们不知道……我怕他们……”（萨特754）“我”与人们是敌对的关系。
位置的变换而引起感觉的变化，其间具有清晰可见的逻辑关系。
情节的转折从“我买了一支手枪的那天起”（萨特754），有了枪以后，“我”觉得坚强起来。
随后产生了向人们开枪的念头。
开枪的念头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来自前述的与人们的敌对意识。
内在的意识逻辑依然是清晰的。
接下来是由于有了枪而自觉得坚强起来，并且外化为一系列事件并构成情节。
第一件事是向妓女挑衅。
这件事在“我”的眼光和体验中叙述出来。
叙述时间和事件时间几乎相同。
缓慢的叙述节奏产生的效果是，这是一个头脑清晰的人所进行的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
第二件事是在想象中进行的：
星期天站在戏院前面，音乐会散了，人们从戏院走出来，这时，“我仿佛看见了自己正在向他们开枪。
我使他们像烟卷儿似的迅速地倒下去……”（萨特759）这个场景中有叙述者“我”反复多次的想象，也有“我”的行动：
站在戏院前面的想象。
第三件事是与同僚们在办公室的日子里所发生的。
“我”故意将话题引向关于“艾罗斯特拉特”的典故，此举的效果如期而至：
“我”可以预料，在将来适当的时机，他们是会记起这场谈话的。
这个事件对“我”心理影响的结果是启发了“我”：
人们可能忘掉埃菲斯神殿建筑师的名字，却永远记住了艾罗斯特拉特烧毁了这个神殿，他的名字也就因此而传于后世。
如果“我”开枪打死一些人，人们也许不会记得是谁曾经被打死，却会永远记得是谁开枪打死过人。
开枪打死人的念头由此确定。
第四件事是到了十月初，“我”被辞退了，于是把时间花在书写一封信上，并且把这封信抄写了一百零二份。
而这封信恰恰是“我”最终预谋的一个必须步骤。
前面所有情绪以及外化而成的所有行为都以理念式的语言在这封信中表述了出来，它仿佛是一篇宣言。
这封信提醒读者：
叙述者“我”的意识是极为清晰的。
第五件事是在写好这些信并都分装好了之后漫长的遐想和日常生活。
想象如何杀人以及此后的情境，包括设计杀人之后怎样回到自己寓所，警察来时如何开枪自杀等。
最后一件事是实施这个计划的过程。
此过程叙述时间和事件发生的时间几乎是同一的，缓慢的节奏中“我”的心理得到了充分地展示。
以上描述和分析获得的结论是，叙述者“我”思维清晰，意识所外化而成的一系列情节具有内在逻辑。
可是在正常人看来，他的思考、理念和行为举止又是违背常理和约束规范的。
艺术效应是：
叙述者“我”的内在逻辑性越强，他的自足世界与我们现实世界的反差就越大，就越具有认识价值。
正如华莱士·马丁所说的，当作者在一篇叙事之内谈论这篇叙事时，他（她）就好像是已经将它放入引号之中，从而越出了这篇叙事的边界。
于是这位作者立刻就成了一位理论家。
作为理论家的作者的意图或者说理念就越具有分析和探究的余地。
三、作为理论家的作家想说什么?
1.“我”是个随心所欲的人，是顺着自由的意志尽可能地追求自由的人。
同时”我”的全部行为也展示了自由产生的复杂结果和悖论。
悖论使“我”的形象丰满复杂。
悖论之一，人有追求自由的权力，但是自由是相对的。
比如，枪的介入使“我”获得了精神支撑点，并且成为力量源泉，感觉迥然不同了，这表明自由是有条件的。
再如，凡是在想象中属于自由的，在现实中都是非自由的，而且，有些自由可以得到实现，有些自由则受到限制。
正如“我”在信中非常清晰地写道的：
“我爱不爱吃美国式明虾，我是有自由的；可是如果我不爱人类，那我就变成一个可怜的人，我不能够在太阳底下找到我的位置。
他们已经垄断了理解生命的意义的权利了”（萨特763）。
悖论之二，既然人具有选择自由的自主性，自由理当给人幸福，可是事实是自由让“我”感觉到的主要感觉是痛苦和惶惑。
比如，当“我”已经作好了要杀人的一切准备之后，“我觉得不舒服，我的两手冰冷，我的脑袋发胀，我的眼睛发痒……我猛然发觉我自己在人群中多么可怕地孤单和渺小……我害怕起来”（萨特765—766）。
“我”的思维越是清晰可辨，“我”从自由中感受到的痛苦和惶惑就越具有认识意义。
让读者最直观地看到和体验到人类还有这样的精神现象，从而生出反思来。
2.关于“艾罗斯特拉特”的意义
题目“艾罗斯特拉特”是形象性的，小说开始作者和“我”曾有过短暂的视角同一，然后作者就隐退了，只是让蕴涵着艺术匠心的“艾罗斯特拉特”意象贯穿作品始终。
小说是人类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结晶，作家在小说里勘探人类存在状况的可能性。
人类实际的存在状况只是现实化了的一小部分，没有现实化的存在可能性还很多。
小说让这些可能性“现实化”，以便人们可以看见和感知，如果没有小说的虚构，这些存在的可能性也许永远无法被人意识到，人类也就只能在懵懂中宿命般地遭遇到这些境况。
“艾罗斯特拉特”就是人类一种存在状况，艾罗斯特拉特这样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都极为特别的人，在现实中是非常少的，人的本性就这样以特殊的方式存在于艾罗斯特拉特身上。
就艾罗斯特拉特为题虚构出“我”的故事，这在作者，显然是有所思考的。
我们的发现是：
他的思考在于运用这个典故，而又超越这个典故。
首先，在小说故事层次，“我”正是借助于艾罗斯特拉特这个典故。
对“艾罗斯特拉特”这个话题的提起，在“我”完全是有预谋的，并且在和同事的讨论中作了阐释，赋予了“新”（不同于历史定论）的内涵，“艾罗斯特拉特”被“我”定义为“无政府主义者”，是“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去爱人们的”。
“我”承认了这消逝的一瞬间有着“十分巨大的力量和美”（萨特760—761），可见在“我”的心中艾罗斯特拉特代表着一种美，一种对自由的追求和选择，艾罗斯特拉特是一种推动“我”杀人的力量，鼓励着“我”，启示着“我”。
可见，故事层客观地显示出，艾罗斯特拉特的意义在“我”的理解中产生，在人类的理解和运用中延续。
“我”对艾罗斯特拉特的利用关系，形象地构成了人性延续以及人类状况发展和变化的图谱。
其次，在超故事层次。
“元小说”让作家成为了理论家，那么，理论家如何看待“我”对于艾罗斯特拉特的认识呢?
对此作者要说些什么呢?
小说的逻辑显示出，人性中存在着艾罗斯特拉特的因子，“我”在理解中接受艾罗斯特拉特是人性的延续。
是谁让“我”在如此清晰的意识中干了在常人看来不正常的事情?
是“我”的人性，“我”的人性决定了“我”的存在状态，存在主义以为，人在采取行动之前，只是一个简单的人，只有做出某种选择并付诸行动之后才获得一个实在的本质。
“我”选择的是与人类为敌，并且最终用枪杀人。
“我”是一个现代的艾罗斯特拉特，并且用自己的存在状况确定了自己的本质。
确定过程中自由得到实现。
自从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之后，人成了各种价值的唯一根源，人的自由是所有价值的基础。
如同陀斯妥耶夫斯基说的那样，如果没有上帝，则一切事情都被允许。
依此逻辑，“我”是合理的。
在作家的操纵中，“我”的合理带给“我”的是痛苦的人生，合理和痛苦之间充满着悖论。
分析至此，我们发现，艾罗斯特拉特这个原来已经在各国语言中被公认的“以无意义的行为使自己出名的人”（注：
参见萨特：
“艾罗斯特拉特”题目注释。
艾罗斯特拉特是古代埃菲斯城的一个居民，为使自己不朽放火烧毁了列于世界七奇之上的狄安娜神殿。
这件暴行触怒了埃菲斯城的市民，他们颁布一项法令，禁止任何人提起艾罗斯特拉特的名字，违者判处死刑。
后来，“艾罗斯特拉特”就在西欧各国语言中成了“以无意义的行为使自己出名的人”的同义词。
）的涵义扩展了。
接下来我们继续追问，在合理和痛苦之间的悖论呈现中，作家如何评判呢?
我以为，萨特极为冷峻地展示了这个自由及其存在状态，同时也客观冷峻地展示了这种状态的悖论。
这是一个哲学家式的艺术家俯视人类、思考人类问题的表现。
小说开头“我”在高处俯视着大街上如蚂蚁一样的人，这个“看”的视角，人物与作家是同一的，蕴涵着人类既在“我”身上存在而“我”又能观察他们的双重含义。
其实作者操纵叙述者“我”叙述的这个故事正是俯视角的产物，由此我们说这篇小说是“跳出人类来审视人类”的作品。
跳出人类来审视人类，绝非解决了一切问题，矛盾和困惑依旧，作者也在反思。
作者没有对“我”的行为明确表态，但是我们可以感觉得到作者深沉的情感和思想——作者同情“我”，却也无法解决“我”的困境，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一步步酝酿杀人然后在最后又无奈的放弃自杀。
是否可以说，作者最后只能告诉我们这个故事存在的状态本身的虚无和无意义，“无意义”和虚无就是人生和人性存在的方式。
这是作者给我们的哲理启示。
希利斯·米勒认为：
“《俄狄浦斯王》的全文可以看成这样一个符号。
通常的叙事也可能是这样一个符号。
或许，我们之所以需要讲故事并不是为了把事情搞清楚，而是为了给出一个既未解释也未隐藏的符号。
无法用理性来解释和理解的东西，可以用一种既不完全澄明也不完全遮蔽的叙述来表达。
我们传统中伟大的故事之主要功能，也许就在于提供一个最终难以解释的符号”（14）。
在我看来，宗教感和哲学意识浓厚的作家的作品往往就是这样的“难以解释的符号”。
这个符号中具有形而上的意味却又不能用理性的语言表达。
我们对“艾罗斯特拉特”的分析，只是从一个方面来把握这篇小说，而不可能穷尽对其可能性意义的揭示，惟其如此，符号所具有的艺术魅力才是永恒的。
“艾罗斯特拉特”是跳出人类来审视人类的绝好范本。
【参考文献】
罗兰-巴尔特：
《神话——大众文化诠释》，许蔷蔷 许绮玲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Barthes,QiangqiangandXu:
ShanghaiPeople’sPublishingHouse,1999.]
李瑜青 凡人主编：
《萨特文学论文集》，施康强等译。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
[LiYuqing,andFanRen,CollectionofJean-PaulSartre’sArticlesonKangqiang,et:
AnhuiLiteratureandArtPublishingHouse,1998.]
华莱士·马丁：
《当代叙事学》，伍晓明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Martin,of:
PekingUniversityPress,1990.]
希利斯·米勒：
《解读叙事》，申丹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Miller,:
PekingUniversityPress,2002.]
萨特：
“艾罗斯特拉特”，《萨特小说集》，郑永慧译。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
753—770.
[Sartre,Jean-Paul.”Erostcate.”ACollectionofJean-PaulSartre’s:
AnhuiLiteratureandArtPublishingHouse,—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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