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辆1968年的飞鸽牌自行车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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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办公室里有几个小青年,他们为了使崔冬文与老牌自行车告别,偷偷地把崔冬文的车子藏了起来,崔冬文焦急万分,仿佛丢了稀世珍宝似的在全县到处寻找,一下子找不到,崔冬文急红了眼,竟写了寻车启事拿到县电视台要播出,还寄给报社要刊登。
电视台与报社当然没有答应他的要求,崔冬文越发惊慌失措,饭食无味,短短几天时间竟瘦了一圈子。
办公室的人看到他这个样子,不忍心了,又把他的自行车悄悄地放在他原来放车子的地方,当然没有告诉他是他们干的。
但是崔冬文在自行车失而复得后,却高兴异常,竟要在县城最豪华的大酒店请办公室的同事喝酒,以示庆贺。
好在同事们都晓得事理,没有光顾。
崔冬文看大家不去,就又花钱买了水果请大家吃。
同事们发现,在自行车失而复得的那几天里,崔冬文高兴得仿佛刚刚娶了新媳妇一样。
崔冬文有一辆1968年生产的飞鸽牌自行车的事先是在我们单位流传,后来竟慢慢地传到全系统,最后竟在县城流传起来。
但舆论在流传的过程中却渐渐地走了样。
“崔冬文的飞鸽牌自行车,能当成古董收藏了,这小子怕是要收藏它,最终要卖个大价钱了。
”“谁愿意出大价钱买一辆老牌自行车?
怕是某种怀旧情绪在起作用吧。
”“可不,那是1968年出厂的呀。
1968年?
那是一个啥概念啊?
”“啥概念?
‘文化大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造反派的枪炮声震耳欲聋,后来紧接着的就是革命的大联合……”“莫非崔冬文有某种什么情结?
比如说造反情结什么的……”“人没有尾巴难认啊!
”这些议论当然没有传到崔冬文的耳中。
崔冬文仍然每天骑着他的那辆1968年出厂的自行车在大街小巷里转悠,上班,下班,买菜,逛街,他并没有因为自己有一辆老牌自行车而有什么不好的感觉。
但是局长梁过人却过问起了他的自行车,梁过人五十开外,再有三四年就要退二线抱孙子了,但现在梁局长却还在任上,也还管着崔冬文。
梁过人局长是这样问崔冬文的,梁过人局长说:
“老崔啊,听说你的自行车是1968年出厂的产品?
”崔冬文说就是的,是1968年出厂的,车子三角架子上打了烙印的。
梁过人局长把本来就没有多少毛的头发用手指细细地梳理着,看着崔冬文,目光怜悯,说:
“太旧了吧。
要不要换一辆新的呀,现在的自行车又不贵的,很便宜的。
”崔冬文说:
“车子是旧了些,可还能骑,我不想换。
”梁过人停了停,又说:
“太旧了骑上对咱们单位来说,有点儿……再说你现在也是文化名人了,在报刊上发过小说,一个文化名人骑上这样的一辆破自行车,不大般配吧。
”崔冬文没有再说什么,梁局长当然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但是局里第二天就传出了这样的议论:
“局长动员崔冬文把自行车换了,也不顶用。
”“这可是怪事了。
”“他要不是与这辆自行车有什么特殊的关系,就把鬼日下了。
”“会是什么关系?
”“对一辆产于文革时代的自行车情有独钟,还能再说明什么呢?
”同样的,这些议论也没有传到崔冬文的耳中。
崔冬文仍旧是每天骑着他的自行车穿行于大街小巷,仍旧是每天骑着它上班,下班,在城市里转悠,外出买东西,回家看父母亲,或者在车后座上捎着妻子、在车横梁上驮着儿子走亲戚,串朋友。
该干什么事就干什么事。
他从来也没有想到,这辆1968年出产的自行车会给他带来厄运。
崔冬文有一辆1968年出厂的飞鸽牌自行车的消息不知怎么传到县城一个名叫古文明的民间收藏家的耳中,他听到了消息后,为了证实这消息正确,还亲自到崔冬文的单位看了一下,发现是真的后他把那辆自行车反复地看了又看,他发现这辆车子真的不简单,保养得是那么的好,漆水也是那么好,自行车的钢材简直是绝好的钢材,提在手里能感觉到它的分量是那么的重,而现在生产的自行车一般都没有那么重,提在手里轻飘飘的。
就是自行车的外胎,崔冬文的车子的外胎竟然还是原装货,外胎虽然龟裂了,露出了里面的帆布,但里面的帆布因为结实耐用,竟然支撑着自行车的运行。
收藏家在心里发出一阵赞叹:
“现在到哪儿找这样的自行车啊?
”民间收藏家决定收藏这辆1968年生产的自行车。
民间收藏家古文明在这座县城里是一个人物,他外表看上去蔫蔫乎乎的,但实际上他是一个内秀的人。
这里是青铜器的故乡,古文明收藏的青铜器和玉石古玩字画据说已经价值连城。
但现在古文明却把重点转移到几十年前的文革中的遗物上了。
这座城里的人现在谁也不知道古文明收藏了多少文革中的文物。
但据与他靠近的人说,他有几间屋子已经摆满了文革中的各种文物,包括各个版本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各式各样的大小不一的毛主席像章,红卫兵串连时背的黄书包,当时最为流行的黄军帽,草绿色军装,还有四类分子挨批斗时头戴的高帽子与胸前挂的木制大粪耙,桃样的忠字,大字报的残骸,等等。
曾经有许多人提出要看看一下他的收藏,但都被他以各种理由拒绝了。
但古文明也有不满足的地方,那就是文革中与人们生活相关的日用品和各种器械他却收藏得少。
现在崔冬文有这么一辆自行车,作为收藏家的古文明当然不肯落下。
他找上门去把崔冬文拉到一个僻静的地方,提出要他把他的自行车卖给他。
他愿出大价钱。
崔冬文感到有点意外。
“我不卖。
”崔冬文说。
他抬起头看了看三楼办公室的窗户,他发现办公室的窗户里同时探出那么多的脑袋,正大雁一样探着头往他这里看,看见他看他们了,他们又倏地把脑袋收了回去。
崔冬文还不知道,他现在成了机关里各种舆论的中心,有关他的舆论总是能提起人们的兴趣,就像时下流行的黄段子能惹得人们哄堂大笑一样。
古文明搔了搔脑袋,嘿嘿地笑说:
“你别佯了,你的车子旧得不像样子了。
我出500元,你可以拿这钱买到一辆更好的自行车。
”崔冬文还是那句老话:
”古文明怪异了:
“为什么?
”崔冬文说:
“不为什么。
”崔冬文想说一下这辆车子对自己过去人生的重大意义,但他没有说。
他觉得即使是自己说了对方也未必会有同感。
古文明想了一下,又说:
“我给你再增加500元,怎么样?
“你哪怕给我给上一辆小车的价格,我也不卖。
”古文明没有办法了。
他没有想到他以前曾屡试不爽的法子在这个人面前一点儿作用也不起。
但这越发激怒得古文明像一头嗷嗷叫的公牛,要与对手决一高下。
古文明是一个恶物,他在县城放出风去,说崔冬文在文革中是个造反派,他现在骑的自行车就是在打砸抢时从一个工人手里抢到的。
他为了纪念自己在文革中的辉煌,于是把这辆车子当成了珍宝。
很快地,舆论就又传遍了全县。
崔冬文单位里的人都知道了,只有崔冬文一个人被蒙在鼓里浑然不知。
这时候,他们单位里正在考察提拔年轻干部,崔冬文也在名单里面,而且在名单里面的前面排列着,但是局长却在最后从名单里把他的名字划掉了。
有自己的名字与把他的名字划掉对于崔冬文来说没有什么两样。
因为这些事崔冬文一概不知。
他永远是事情的旁观者,也永远在主流的边缘行走。
但崔冬文也并不是一个孤家寡人,他在单位里也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其中的一个听到消息后告诉了崔冬文,说他的仕途被一辆1968年的自行车给毁了。
崔冬文听得大惊失色,他从不知道自己在单位还是被提拔的对象。
朋友建议他找局长谈谈心,挽回影响。
但崔冬文是一个倔犟的人,他不愿意为了这件事降低自己的人格与尊严。
朋友爱莫能助,叹气连连。
又劝他把那辆车子干脆卖了算了,免得再影响前途。
但崔冬文却说:
“哪怕把我开除了,我也不卖这辆车子。
”崔冬文说的这句话很快又在县城传开了,人们越发觉得这个人行为怪异,对他越发关注了。
他骑车子在大街上行走时,街道两旁的人纷纷闪开,站住向他行注目礼。
而目光却是怪异与探究的。
如果崔冬文注意到的话一定会惊慌失措的,但崔冬文却只顾埋头骑车子,身外的事一概不管不问。
崔冬文不愿意1000元卖那辆1968年生产的飞鸽牌自行车的事不知怎么被一个小报的狗子记者知道了,他找上门来采访崔冬文。
狗子记者对他亮了一下自己的记者证,神情高傲地直接进入主题,问他为什么对他那辆老牌自行车那么热爱。
崔冬文却说自己不想谈这件事,因为这是自己的私事。
狗子记者却不甘心丢失这么一个绝好的素材,一再打破沙锅问到底:
“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不好启齿?
”崔冬文气得脸色铁青,手指乱颤,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狗子记者看到一时问不出什么,就拍了一张照片回去了,时间不久,他就在一张生活晚报上刊出一篇文章,题目是:
《是什么原因使他不愿意高价卖那辆1968年出产的飞鸽牌自行车?
》文章旁边附有那张自行车的图片。
文章里说了崔冬文在小城里怪异的行为,以及人们对他的种种猜测与议论。
一石激起千层浪。
这一下,崔冬文的那辆1968年出厂的自行车越发地著名了,每天崔冬文骑着它经过的地方,都会有人停下手里的活儿盯着看,他们总是看看自行车,再看骑自行车的主人。
崔冬文再愚蠢也不至于愚蠢到看不清形势的地步,他现在是真正地汗颜了。
他有点惊恐,也有点害怕,不知道这样下去事情会出现什么变化。
但他还是发现了,单位里人们对他是敬而远之,原先与他还经常有说有笑的人现在见了他如同大白天见了鬼一样躲着他走。
局长在楼道里碰见他了目光会从他的头上扫过去,仿佛他是一个空心人,或者是一缕空气。
他的自行车原先还与大家的自行车停在一起,可是现在他的车子停的地方其余人的车子却挪走了,只剩下他的车子孤零零地停在那里。
他怕自行车被人偷去,在原来锁子的基础上,又买了一个链锁锁上。
如果说以前崔冬文骑着自行车时还有一种轻松的感觉的话,那么现在他骑在自行车上则感到心里沉甸甸地难受。
妻子知道事情的前因后果,劝他把自行车卖了去,或者干脆不要骑了,但崔冬文却不同意,他是这样说的:
“我骑车子是我的爱好。
是我个人的私事,我爱骑什么车子就骑什么车子,别人越是干涉我越是要骑。
我看他们谁能把我怎么办?
”妻子知道他的性格,越发对他的行为忧心忡忡。
妻子说:
“你骑车子是为了快捷和方便,可你骑这辆车子与骑别的车子是一样的,你为什么这样执拗呢?
”崔冬文梗着脖子说:
“胡说!
你不知道这辆车子与我的关系。
”
果然就出了事,一天上班时,崔冬文放在单位院子里的那辆1968年出产的自行车被盗了。
崔冬文觉得奇怪,怎么一个单位在那里放的车子都没有被偷,唯独他的破车子丢了?
崔冬文问门房老车怎么一回事。
老车气哼哼地说:
“什么怎么一回事?
“我的车子丢了呀!
”老车说:
“丢了怎么?
难道让我赔不成?
”老车又补上一句:
“我记得这车子还是我当年当局长时低价处理给你的,对不对?
”这事崔冬文记得,但崔冬文正在气头上,也就顾不得谈这事了,他说:
“你在这里值班,我的车子丢了,你不但不向我道歉,还胡说八道,天下哪有这样的理?
”老车是一个退休的老局长,哪里把一个普通干部放在眼里,当下就抓了崔冬文的胳膊把他往局长那里拉,要与他见官。
崔冬文的脸涨红了,老车抓胳膊时他使劲甩胳膊挣扎,挣扎不脱,就在老车胸口推了一把,没有想到这一把推得有点劲大,老车冷不防一下子跌倒在地,半天也没有爬起来。
崔冬文看见老车跌倒了,又看到他的眼睛一翻一翻地动,里面白多黑少,嘴里也直哼哼,嘴角还有涎水流了下来,心里竟慌了,急忙去扶他,可哪里扶得起来。
在跟前的局里的小车司机小马也过来帮着扶,才把他扶了起来,可老车的眼睛却紧紧地闭着,崔冬文这下子越发慌了,赶紧给局长说老车昏倒了,局长到底是局长,临危不乱,有大将风度,赶紧安排车子把老局长送往医院,第二天竟一命呜呼。
老局长的死在这个小城是一件重大的事情,重大得就像国家元首的死亡一样,因为老局长在这个小城里工作了一辈子,加上是局长,朋友、同学、学生、同事、亲戚成百上千,成千上万,老局长的死讯一公布,竟全城震动,前来吊唁的道塞途壅,县城几乎所有的机关与单位大小领导齐脚前来吊唁,缅怀老局长的丰功伟绩与做人榜样。
言说间难免说到老局长的死因,当得知是由于被崔冬文这样一个不知天高地厚又性格怪僻的机关干部因为一辆老得快掉牙的自行车被盗而推倒致死时,大家的情绪可以说是义愤填膺了,几乎众口一词地谴责起来,竟有点像“文化大革命”中对“走资派”的口诛笔伐了。
事情是分两步进行的,一边是对老局长的安葬,一边是老局长的儿子、女儿、女婿和老局长的弟弟、妹妹找崔冬文算账。
他们向崔冬文提出要他拿出10万元把事情私了。
但崔冬文却不同意。
崔冬文的理由是,他不负主要责任,主要责任是老局长本身有高血压。
但是老局长的家里根本不答应。
安葬老局长时,老局长的女婿把一顶丧帽子戴在崔冬文的头上,还把他拉到坟墓里,他们要崔冬文给老局长下跪磕头,崔冬文脸孔青了又红了,不肯下跪,老局长的儿子就一脚把崔冬文踹倒在坟墓前。
崔冬文跪下时强忍悲愤,脸孔扭曲得变了形。
他们要他放声大哭,但是崔冬文不哭,他们就打他的脸,在他的身上用脚踢,崔冬文不语,任他们惩罚他。
他的鼻血被打了下来,他不擦,一任它在脸上流淌。
一村子的人看到这个场景,都有点气愤了,竟同情起崔冬文,他们派出一个代表出来与老局长的儿子说话,要他不要对崔冬文进行惩治了。
崔冬文这才免遭到更为残酷的暴打。
安葬了老局长后,崔冬文把事情的经过向局长老老实实地汇报了,局长说:
“为了一辆破自行车闹出这样大的事情,你划得来不?
”崔冬文到现在还在认死理。
他说:
“他管着门房,看管自行车,我的车子丢了,我不问他问谁呀?
他有责任呀!
”梁过人局长的眉头紧紧地皱了起来,他有点厌恶起这个人了。
崔冬文说:
“局长,本来我有理,可是现在却成了我无理了。
你应当站出来替我说句公道话。
”局长冷笑一声:
“你有什么理?
人家人也死了,你还有理?
“如果他没有高血压,我就是再推他他也死不了。
”局长说:
“你等着吧,人家要起诉你呢。
崔冬文至今还记得这辆车子是如何到手的。
那是1985年,崔冬文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分配到这个小县城的局里当干事。
从走进这个局里的第一天起,崔冬文发现局里的干部大都有自己的自行车,红旗牌的,永久牌的,凤凰牌的,也有飞鸽牌的。
看到下班后人们骑上自行车鱼贯融进大街的人流车流中时,崔冬文的心里别提有多羡慕了。
他那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自己能拥有一辆自行车,周末了能骑上它回到30里外的老家看看生病的母亲。
母亲从1972年患精神病,到现在已经快14年了,这14年来,崔冬文大多数时间在学校里上学,没有在母亲跟前,他觉得自己欠母亲的情太多了,也觉得母亲一生太可怜了。
尤其是想到母亲一个人长年累月地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一间屋子里呆呆地想着什么,没有人与她做伴,崔冬文就觉得内心里像有一把刀子在狠狠地戳着。
他想自己一定要花钱买上一辆自行车,坚持每周回家看母亲。
从县城到老家当然有班车通行,但坐一次车子要花3毛钱,崔冬文觉得太奢侈了。
但是他工资太低,而妻子又没有工作,买不起自行车。
所以每周下班后,崔冬文总是步行回30里外的老家,下班时间是下午6点钟,崔冬文回到家里的时间大都要到晚上9点钟以后。
但是他坚持不懈。
他要省下钱买自行车。
他要省下钱给母亲买好吃的东西。
崔冬文坚持每个周末步行回家看生病的母亲的事情不知怎么传了出去,车局长知道了,很感动,他把崔冬文叫去问了他母亲的情况,也问了他家的生活情况,后来他在局里作出一项决定,把他骑的那辆飞鸽牌自行车低价50元处理给了崔冬文,让他周末好回家看生病的母亲。
这样,崔冬文从此才有了属于自己的自行车,也才在周末不再步行而是骑上自行车回家了。
他回家的速度也从过去的3小时提速到现在的1小时。
他再不用在回家的事情上摸黑走夜路了。
而当他与局里其他的干部下班了一起骑上自行车融进车流人流中时,他感到很骄傲,也很幸福。
他发誓要好好爱护,好好保管这辆自行车,要与它陪伴终生。
当然,他也很感谢车局长,毕竟车局长支持了他,帮助了他,让他能每个周末回家看看母亲,尽尽孝心。
他发现,只要自己的车子一走进村巷里,患病的母亲就会准时出现在大门口,笑吟吟地看着他,眼里满是慈祥与和善。
那时崔冬文的眼泪就会哗哗地流下来。
但是在他骑了它20年后,它却丢失了。
他很痛心,也很难过,不知道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尤其令他难过的是,20年前车局长给他低价处理了这辆自行车,可是20年后自己却因为这辆车子遭了厄运,也让车局长离开了人世。
一个礼拜后,崔冬文接到了县法院一个传票,要他三日后出庭,接受法庭对他被告的传讯与调查。
崔冬文的大脑有点发蒙,不知如何应付这样的事。
活了四十五岁了,崔冬文从未进过法庭与人打官司。
可是现在他要成为被告了。
也就是说,他要站在审判席上在众目睽睽之下接受法官的质询。
崔冬文是个胆小之人,最怕在稠人广众之中面对人们的目光了。
他把传票拿回家给妻子看,妻子把他骂了个狗血喷头,骂他是天下最大的笨蛋,是一个榆木疙瘩脑袋。
妻子是下岗职工,因为长期在家里做家务,心里憋屈,常常觉得心里窝着一肚子火,所以,当崔冬文提出这事时,她的火气就特别大。
她不但不帮崔冬文想想办法,还在火上浇油。
崔冬文一下子觉得他成了钻进风箱的老鼠了,两头受气。
崔冬文去找律师,律师是一个年轻人,叫巩红旗,脸孔白白净净的,有点像古戏里的太监。
崔冬文说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又把法院的传票让律师看了看,巩红旗看了后眉头紧紧地皱了起来,嘴里咝咝地吐气,仿佛含着一块热红薯。
崔冬文小心翼翼地问:
“有困难吗?
”巩红旗看了他一眼,翻着眼珠子,说:
“你没有打过官司?
“我长这么大从未打过官司。
”巩红旗叹了一口气,说:
“你这案子难啊!
”崔冬文的脸孔灰了下来,他不知道怎么办。
他有点害怕了。
“万一败诉了法庭会要我赔钱吗?
”巩红旗说:
“那是当然了。
”崔冬文想了想,说:
“你能帮我一下吗?
我也没有钱。
“如果你是农民,是贫困农民,我可以对你进行法律援助。
可是你……”崔冬文小声说:
“你们收多少律师费?
“先交上3000元吧。
”崔冬文吃了一惊。
但崔冬文还是凑出3000元交给了律师。
就在崔冬文正积极准备着去打官司时,有一天,梁过人局长来了,问崔冬文愿不愿意私了。
他说出了这事对双方来说都很不幸,但是已经出了,也就不要再埋怨了。
他说看在崔冬文是一个老实人身上,为了挽救他,不让他丢掉工作,他向车局长家里做了工作,他们同意私了,不再起诉崔冬文,但要崔冬文拿出3万元。
崔冬文心动了,说:
“我只有2万元。
再多我拿不出来。
”梁过人局长说:
“那我给车局长家里说说,看看他们能不能再少一下。
”过了一天,梁过人局长对崔冬文说,车局长家里同意了。
崔冬文把自己多年积攒的2万元交了出来,梁过人局长打了一张收到条子。
车家撤诉后,崔冬文去找巩红旗律师要那3000元,但却找不见,律师事务所的人说他到外地出差去了。
事情过后好长时间了,县城的人们有时会在一个什么街角或者一个胡同里,看到崔冬文一个人孤零零地低着头寻找什么,看到什么地方有集中摆放的自行车了,他就会赶过去挨个儿在里面寻找。
熟悉的人知道他在找什么,不熟悉的人还以为他精神上有什么问题,硬把他赶走。
崔冬文在走时总会拧过头恶恶地瞪人家一眼,那眼神全是愤懑与无奈……有时候,崔冬文也到古文明的家附近去转悠一下,他总觉得自己的车子丢失与古文明有某种关系,而自己的厄运也与古文明有割舍不了的关系。
可只要他的身影出现在古文明的大门跟前,一条狮子大狗就会汪汪叫着向他扑来,吓得他的腿肚子直抽筋。
这时候如果有人注意的话,就会看到在古文明家的窗子后面有一双阴沉沉的眼睛在冷冷地盯着崔冬文看,那是古文明的眼睛。
在他的跟前,就是崔冬文的那辆1968年出产的飞鸽牌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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