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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多年来，递经战乱，如果没有集众书于一身的《四库全书》，古籍将会大量散失，从而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
其次，在古籍整理的方法上，尤其是在辑佚、校勘、目录学、汇刻丛书等方面给后人留下许多有益的启示：
在辑佚方面，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佚书并收入《四库全书》者共有385种，不仅使不少亡佚已久的古籍珍本重见天日，而且为后代的辑佚工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
在校勘方面，四库馆臣网罗众本、慎选底本等做法，为后代的校勘工作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
在目录学方面，《四库全书总目》的学术价值是古代任何官私书目无与伦比的，其编纂方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汇刻丛书方面，清人以《四库全书》为榜样，掀起了编刻丛书的热潮。
当然，《四库全书》的内容也有不足：
第一，重视儒家著作，把儒家著作放在突出的位置。
把儒家经典放在四部之首，把一般儒家著作放在子部之首。
第二，轻视科技著作。
认为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是“异端之尤”，可以“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
除了农家、医家和天文算法类收录少数科技著作之外，一般科技著作是不收录的。
第三，不收戏剧著作和章回小说。
第四，图书正文或有删节或挖改。
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也就是寓禁于征的过程，也就是大兴文字狱的过程。
据统计，在长达10余年的修书过程中，禁毁图书3100多种、15万部以上。
在收入《四库全书》的图书中，也有不少删节或挖改。
《永乐大典》
明成祖敕解缙等撰，后复敕姚广孝等与解缙同监修。
原名《文献大成》。
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目录六十卷，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
永乐元年（1403）闰七月始修，终成于永乐五年（1407）冬。
全书体例仿元阴时夫《韵府群玉》及宋钱讽《回溪史韵》，并以《洪武正韵》为纲，按其单字排列，先注音义，又依唐颜真卿《韵海镜源》例，注楷、篆、隶各体。
“用字以系事”，即“随字收载”有关文献。
每首字及标目以下，或以一字一句分韵，摘引数句；
或析取一篇，以篇名分韵；
甚至全录一书，以书名分韵，如《水经注》，即全书录入。
就其体例而言，实兼有字书、韵书、类书、丛书之综合功用。
采掇搜罗，极为浩博，且中多世所不经见之书。
所收各种文籍大致有七、八千种之多。
明代之前大量秘籍佚文，赖此以传。
又其引文“皆直取全文，未尝擅减片语”，“兼容并包”，故又有极高校勘价值，为唐宋类书所不可企及。
此书正本原藏文渊阁，清初姜绍书《韵石斋笔谈》卷上曰：
“文渊阁制既庳狭，而牖复暗黑，抽阅者必秉烛以登，内阁辅臣无暇留心及此，而翰苑诸君所称读中秘书者，曾未得窥东观之藏。
至李自成入郡，付之一炬，良可叹也！
”据此，可知正本毁于明崇祯末年。
或谓被明世宗即嘉靖皇帝死后葬入永陵。
藏于皇史宬之副本，明清易代之际亦有散佚。
乾隆间开《四库全书》馆辑佚，所据即为副本，据当时清点之数，已缺二千四百二十二卷。
嘉庆、道光之间，因官员挟带、偷窃，亦有部分散失。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绝大部分被焚毁，兵燹之余，亦被入侵者劫走。
现散藏于近十个国家和地区。
一九五九年中华书局影印本，共七百三十卷，缩印二百零二册，另附原书卷二四三五至二四三七“乌”字韵仿制本一册，一九八六年中华书局又将新征集之六十七卷影印出版，又连同原影印本七百三十卷合并影印成十六开精装本，分装十册出版，为目前最齐全之本。
三、简答：
（10分，4个）
1.古代书籍常用的装帧形式
雕版印刷普及以后，由于书版各自成块，卷轴装已不适用，古籍装帧改进为册页形式，先后出现旋风装、经折装、包背装、线装几种形式。
线装的形式一直沿用至今。
卷轴装又称卷子装，早期的图书装帧形式。
与装裱好的书画相似。
在长卷帛书、纸书的左端安装木轴，旋转卷起。
敦煌石室中发现的大批唐五代写本图书，都采用这一方式。
据记载，古代宫廷收藏的卷轴装图书十分考究，《隋唐经籍志》描述秘阁藏书：
“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
《唐六典》描述内府藏书：
“其经库书，钿白牙轴，黄带红牙签；
史库书，绿牙轴，朱带白牙筌。
”进入版刻时代，图书改为册页形式，仍有一些采用卷轴装，如《开宝藏》、《赵城金藏》等。
旋风装在一素纸长卷上面依次粘贴书页，每页正反两面书写文字，展开长卷可翻页阅读。
张邦基《墨庄漫录》形容其"
逐叶翻飞，展卷至末，仍合为一卷。
"
这种装订特点是外表仍为长卷，里面却是错落有致的书页，实为介于卷轴装和经折装之间的一种装订形式。
大约盛行于唐代。
故宫博物院藏有唐写本《刊谬补缺切韵》五卷，即是采用这种旋风装。
经折装将图书长卷按一定宽度左右折叠起来，加上书衣，使之成为可以随时展读的册子。
历代刊刻佛经道藏，多采用这种装订形式。
古代奏折、书简也常采用这一形式。
蝴蝶装将每页书在版心处对折，有文字的一面向里，再将若干折好的书页对齐，粘贴成册。
采用这种装订形式，外表与现在的平装书相似，展开阅读时，书页犹如蝴蝶两翼飞舞，故称为蝴蝶装。
蝴蝶装是宋元版书的主要形式，它改变了沿袭千年的卷轴形式，适应了雕版印刷的一页一版的特点，是一重大进步。
《明史艺文志》序称“秘阁书籍皆宋元所遗，无不精美。
装用倒折，四周外向，虫鼠不能损。
”但这种版心内向的装订形式，人们翻阅时会遇到无字页面，同时版心易于脱落，造成掉页，所以逐渐又为包背装取代。
包背装将印好的书页版心向外对折，书口向外，然后用纸捻装订成册，再装上书衣，由于全书包上厚纸作皮，不见线眼，故称凶背装。
包背装出现于南宋，盛行于元代及明中期以前。
清代宫廷图书如历朝实录、《四库全书》也采用这种装订方式。
包背装改变了蝴蝶版心向内的形式，不再出现无字页面，但未解决易散脱页的缺点，所以后来又发展为线装形式。
线装线装书是传世古籍最常用的装订方式。
它与包背装的区别是，不用整幅书页包背，而是前后各用一页书衣，打孔穿线，装订成册。
这种装订形式可能在南宋已出现，但明嘉靖以后才流行起来，清代基本采用这种装订方式。
其特点是解决了蝴蝶装，包背装易于脱页的问题，同时便于修补重订。
2.简述“文献”涵义的演进。
文献一词，是一个动态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
1、“文”、“献”二字连用，最早见于《论语.八佾》
子曰：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也；
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
文献不足故也；
足，则吾不能征之矣。
文献,文指文化典籍,献指年高而有道德学问之人.何晏集解引郑玄解为"
文章贤才"
.所谓"
贤才"
即指年高而有道德学问的人.这些人有丰富的阅历,见广识多,许多材料,特别是史料,都是靠他们口耳相传.
2、宋末元初著名学者马端临，编撰了我国第一部以“文献”命名的著作--《文献通考》马氏在序言中解释了此书命名的来由：
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
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
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
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
其载诸史传之纪录而可疑，稽诸先儒之论辨而未当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则窃著已意，附其后焉。
命其书曰《文献通考》。
马端临也讲得十分明了,文是指书本记载,献是指名流口传议论.明谢肇氵制《滇略》卷六《献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
志乡贤也."
清李桓《国朝耆献类征》,"
献"
也是这个意思.
随着历史的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随着新的理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的运用,"
文献"
的涵义也发生了变化,而且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
从二十世纪初起,文献的材料已经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光记录,即感光材料胶卷,胶片,即用摄影方法保存文献.几乎在同时或稍早（1900年）出现了磁记录,即磁性材料磁带,磁盘,这是将声响,图象和数据变成电信号使磁性材料发生选择性磁化以保存声音,图象和数据的方法.至四十年代,出现了电记录,即电子存贮器,用计算机操作程序来存贮文献.这些以科技革命为基点的新型载体,与传统载体相比,尽管仍具备物质属性与信息属性,但从视觉（直视）看,符号属性消失了,符号为光,磁,电所代替.它必须借助于特殊的器械将光,磁,电转换成或还原成文字.这是传统学科面临的新问题.
3、1983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文献著录总则》给文献下了简明的定义。
文献，是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
国际通用的《文献情报术语国际标准（草案）》（ISO/DIS5127）对"
的释义是:
在存贮,检索,利用或传递记录信息的过程中,可作为一个单元处理的,在载体内,载体上或依附载体而存贮有信息或数据的载体.
该定义强调了文献是可以进行加工处理的“单元知识”；
存贮（记录）“单元知识”的方式、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如存贮声音、图像、文字、符号等知识的磁性载体（磁带、磁盘、光盘）文献等。
另一种说法是：
为了把人类知识传播开来和继承下去，人们用文字、图形、符号、声频、视频等手段将其记录下来，或写在纸上，或晒在蓝图上，或摄制在感光片上，或录到唱片上，或存贮在磁盘上。
这种附着在各种载体上的记录统称为文献。
简言之,就是记录一切人类知识信息或数据的载体.
3.简述文献载体的发展变化。
一、
甲骨
甲骨四堂
对甲骨学作出重大贡献的四位研究家：
罗振玉，字展堂。
王国维，字观堂。
郭沫若，字鼎堂。
董作宾，字彦堂。
人称：
甲骨四堂，罗董郭王。
唐兰曾评价他们的殷墟卜辞研究“卜辞研究自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固已极一时之盛。
”。
“四堂”分别从古文字学、史学、考古学、社会历史学等方面开拓了甲骨研究的新领域,其中又以雪堂起步最早。
二、金石
古代青铜器的种类很多，一般分礼器（即祭器）和乐器两大类。
礼器以鼎为最多，乐器以钟为最多，故铜器铭文也称为钟鼎文。
铜器铭文的字数多寡不一，字数较多的如西周时的大盂鼎。
中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是东周时期的“石鼓文”。
唐代初年在陕西宝鸡出土，在十个形似鼓状的石柱上以籀文刻四言诗一首，共十首，其内容为记述秦王及贵族游猎之事，故又称为猎碣。
出土之后唐代著名诗人杜甫、韦应物、韩愈等都曾写诗吟咏过，今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馆。
郭沫若有《石鼓文研究》一书。
古代常常将重要经典刻在石碑上作为标准本。
如在我国古代由于对儒家经典的重视，所以还有将整部儒家经典可在石碑上作为标准读本的，称为“石经”，历史上著名的有“熹平石经”、“正始石经”、“开成石经”
熹平石经中国刻于石碑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本。
汉灵帝熹平四年（175），议郎蔡邕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得到灵帝许可。
于是，参校诸体文字的经书，由蔡邕等书丹，镌刻四十六碑，立于洛阳城南的太学讲堂（遗址在今河南偃师朱家圪垱村）前。
碑高一丈许，广四尺。
所刻经书有《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和《公羊传》、《论语》。
因其为汉代所刻，故一称“汉石经”。
因其字体为一字隶书，故又称“一字石经”。
正始石经三国时魏文帝正始年间，用古文、小篆和隶书3种字体，刻了《尚书》、《春秋》2部。
也称“魏石经”或“三体石经”。
三、简牍
居延汉简（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对这一带的烽燧遗址进行了考察，首次发现了约10200枚简牍，先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
后来胡适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后,通过与美国国会图书馆交涉,1965年将这批稀世珍宝交付给了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72～1976年，甘肃居延考古队再次在这一地区的烽燧遗址中发掘了近2万枚汉简，现存甘肃省博物馆。
这些简牍年代约在西汉武帝末年（前1世纪初）至东汉中叶（公元2世纪初）之间，绝大部分是汉代边塞上的屯戍档案，一小部分是书籍、历谱和私人信件。
这些简牍的内容涉及汉代长城沿边的边防屯戍及有关典章制度、屯戍吏卒的日常勤务和他们使用的兵器工具、吏卒及其家属的生活，沿边交通驿传的管理制度等，是极其珍贵的第一手研究资料。
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居延汉简甲乙编》由中华书局出版。
银雀山汉简1972年在临沂银雀山两座汉墓中发掘出土了大量竹简。
简文书体为早期隶书，写于西汉文景时期至武帝初期。
1号墓出竹简（包括残简）4900多枚，内容包括若干种先秦古籍及古佚书。
其中《尉缭子》、《晏子》、《六韬》等书，唐宋以来被疑为伪书，这次发掘，证实它们在西汉前期已经传世，并非后人伪托。
《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的同时出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盛事，证实了孙武、孙膑各有兵法传世的记载。
2号墓出土《元光元年历谱》简32枚，以十月为岁首，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最完整的历谱。
所记的晦朔干支，订正了宋代《资治通鉴目录》以来有关诸书的错误。
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等兵书的出土，极大地推动了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兵学研究的普及和深化，并确立了中国古代兵法在中国古代史、哲学史、思想史研究中的地位。
睡虎地秦简1975年12月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发掘了12座战国末年至秦代的墓葬，从其中的11号墓出土了1155支秦代竹简，有《编年记》、《语书》、《秦律十八种》等。
云梦睡虎地秦简是我国首次发现的大量秦简，有一半以上是关于秦代法律，它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最完整的法典。
云梦秦简的出土，具有重大意义。
在此之前，还未出土过秦简。
历史学家对于秦朝的法律制度了解很少，因为秦朝统一以后所制定的很多法律都已散失，而现存的古典文献中记载的只是不成体系的一些片段，无法了解全貌，云梦秦简的发现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
这些竹简是研究秦文化难得的实物资料，极大地弥补了秦史料的不足，有助于秦文化的深入研究。
秦简的发现对于研究秦代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各个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郭店楚简1993年10月,湖北荆门郭店出土战国楚简804余枚,计1.3万余字年代經推定為戰國中期偏晚。
郭店楚简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最早的原装书。
经古文字专家研究整理得知，郭店楚简全部为先秦时期的18篇典籍。
其内容为儒家和道家两派著作
四、
缣帛
马王堆帛书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大批帛书，总计28种古籍，2幅地图，1幅导引图，共计12万余字。
这些帛书出土时放在一涂漆木匣中。
有写在整幅帛上的和写在半幅帛上的两种。
字体有篆、隶之分。
篆书的抄写于汉高祖十一年
（前196）左右，隶书的约抄写于汉文帝初年。
共
12万余字，均破损严重。
有《周易》、《丧服图》、《春秋事语》和《战国纵横家书》和《老子》甲乙本，其中甲乙本《老子》为所见最古的本子。
篆帛书内容涉及战国至西汉初期政治、军事、思想、文化及科学等各方面，有重要学术价值，又可作为校勘传世古籍的依据。
五.
纸
赫蹏纸西汉时长安的一种薄小纸.纸质.《汉书·
外戚·
孝成赵皇后传》载,成帝时宫中有这种纸.成帝元延元年（前12年）,皇后赵飞燕之妹赵昭仪为害死得子的后宫宫人曹伟能,遣狱丞籍武送去"
裹药二枚赫蹏,书曰:
'
告伟能,努力饮此药,不可复入,汝自知之.'
颜师古注引应劭曰"
赫蹏,薄小纸也."
又引孟康曰:
蹏犹地也,染纸,素令赤而书之,若今黄纸也."
敦煌卷子敦煌位于河西走廊最西端，是汉武帝所设河西四郡之一，为当时丝绸之路通往中亚之要道，是汉唐时代东西方文明荟萃的枢纽。
汉魏之际，西域受印度佛教文化的影响很深，敦煌也因而成为我国最早的佛教中心之一。
自东晋时佛教信徒开始在此凿窟造像，至唐代，莫高窟已拥有1000多个内有精美壁画、佛像的石窟，故又称"
千佛洞"
。
建窟造像一直延续到宋初，前后达700余年。
大约公元11世纪的某个时间，大量经卷、文书、绘画、法器被集中在一个洞窟的复室里封存起来，然后在外面重新绘上壁画。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莫高窟一个叫王圆箓的道士在清理第17号石窟（藏经洞）甬道积沙时，偶然发现了这个秘密的洞窟。
洞中藏有一层层的经卷和抄本书籍，还有画着佛像的绢幡、织物、法器，总数约5万件。
这就是著名的藏经洞遗书。
遗书多数为手写本，不少写本是书法精品，也有少量稀世罕见的雕版印本。
内容以佛经居多，另有不少道家、儒家经典，以及天文、地理、历史、医药、占卜、信札、帐册、户籍、契约等文献。
这是人类文化史上的重要发现。
六、缩微胶片（胶卷）
1909年,1913年,1917年,伯希和数次将部分敦煌文献的胶片送给罗振玉,罗振玉分别编印成《敦煌石室遗书》,《鸣沙石室古籍丛残》等敦煌文献丛书十五部.1934年,著名学者王重民,向达分别到巴黎和伦敦,拍摄了大量的敦煌文献胶片.王重民并撰有《巴黎敦煌残卷叙录》,《敦煌古籍叙录》等.除了劫余部分外,被劫掠到国外的敦煌文献都是靠胶卷重新流传到国内的.直到现在,国家图书馆对某些珍本,孤本及解放前出版的报纸,杂志等仍采取拍摄缩微胶卷,以保存文献.
七、.磁带,磁盘
磁带,磁盘属于磁记录.磁记录是把声响,图象和数据变成电信号使磁性材料发生选择性磁化以保存声音,图象和数据的一种方法.在电子存贮器,光盘,互联网出现之前,磁与胶片都对记录文献作出了贡献.
八、电子存贮器,光盘,互联网
4.目录学在文献研究中的作用
（１）考察古籍概况，确定研究目标：
目录是文化发展史的缩影，通过目录，可以对本专业的古籍数量，学术价值如何，哪些古籍亟待整理出版，哪些需要辑补或辑佚，等从而确定研究的目标。
（２）搜集版本，选择善本：
整理古籍最基本的方法之一是校勘。
因此，搜集多种不同版本，是进行整理的条件。
通过目录，可以了解一部书的刊刻情况，版本的多少及其优劣，为下一步的工作创造条件。
（３）考篇目之分合：
一部古籍在流传过程中，多经过数次整理和刊刻，篇卷往往有分有合。
如《素问》一书，《汉书艺文志》载《黄帝内经》十八卷，其中有《素问》九卷；
齐梁间全元起作《素问训解》为九卷，其篇目与今通行王注本不同。
王注本整理为二十四卷，后世刊行版本，有九卷本，十二卷本，二十四卷本，而明正统道藏刊本为五十卷。
这类情况，从历代目录对《素问》的著录，可以反映出来。
（４）考书之真伪：
利用历代目录是否著录，可以考辨古书的真伪。
如《银海精微》，旧题唐孙思邈撰。
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即根据唐宋各代的目录中未见著录，并结合宋代王安石等关于“银海为目”说，断定此书为宋以后之书。
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中指出：
“此书不惟不见于唐宋艺文志，亦绝不见于明以前藏书家目录。
考《千顷堂书目》卷十四医家类有《银海精微》二卷，在明代不知撰人之内，书名、卷数，皆与《四库》著录本同。
然则此书乃明人所作，本不题撰人，亦未尝依托古书，不知何人忽题为孙思邈，盖方技家辗转传钞，因其书不著姓名，恐其书不足以取重，遂妄取古人之名以实之耳。
”
（５）考亡佚之书：
历代典籍的散亡，已述于前。
有的全书亡佚，有的残缺不全。
因而辑失工作也是整理古籍的一项重要工作。
通过目录，可以了解书的亡佚状况，如书名、卷数、作者、书的性质等，为辑佚提供有关的线索。
5.图书分类法的演进
自从有了图书的收藏，也就有了对图书的分类的研究。
从西汉到现代，我国先后出现了《七略》、《四库全书总目》、《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等有代表性的图书分类法。
1、六分法：
西汉刘向、刘歆父子编制的《七略》，是我国第一部综合性的系统反映国家藏书的分类目录，也是我国最早的图书分类法。
西汉文化知识结构观念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经典文化观念。
“七略”的“略”是区划的意思，等于说一大块、一部分。
《七略》将当时的图书分七种，其第一略是“辑略”，是叙例，被班固分别摘零编列在总序、六略序及各类小序。
所以七略实则是六略，分为六大类，是我国古代图书分类的一大体系。
《七略》原书已失传，我们只能从《汉书·
艺文志》识其概貌。
六艺略 收入先秦及秦至东汉初的儒家经典及六经读物。
下分：
《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
诸子略 收入先秦及秦至东汉初的诸子百家著作。
下分十家：
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
其中小说家不入诸子之流，所以称为“十家九流”。
兵书略 收入军事理论与实践的著作。
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
数术略 收入阴阳术数的著作。
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
方技略 收入神仙方技的著作。
医经、经方、房中、神仙。
诗赋略 收入歌词与辞赋创作。
赋：
屈原之属、陆贾之属、荀卿之属、杂赋；
歌诗（歌词）。
2、七分法：
南朝时宋代的王俭于公元473年编撰了《七志》。
《七志》的分类法主要是继承《七略》之体,在六大部分之外另将图谱志列为一大类,将佛、道两家列为二类附于《七志》之后。
比王俭稍晚一点的梁朝阮孝绪也采用了七分法编制了《七录》。
《七录》的体系,严格说来与《七略》有很大的区别。
例如,术数、方技合并了,兵书、诸子合并了,加上史部——记传录等,《七录》严格说来是五分法,只是因为将佛法录、仙道录正式作为大类,才勉强凑成七部分的。
按《隋书经籍志·
序》载王俭《七志》的类目：
经典志六艺小学史记杂传
诸子志古今诸子
文翰志诗赋
军书志兵书
阴阳志阴阳图纬
术艺志方技
图谱志地域
佛、道附见
《七录》类目：
内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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