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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
00000
开题时间：
2009-6-4
完成时间：
2009-11-12
2009年11月26日
目录
毕业设计任务书…………………………………………………1
毕业设计成绩评定表……………………………………………2
答辩申请书……………………………………………………3-4
正文……………………………………………………………5-13
答辩委员会表决意见……………………………………………14
答辩过程记录表…………………………………………………15
课题论日本文学对中国近代文学的影响及反思
一．课题（论文）提纲
1.日本文学影响中国近代文学的途径
1.1留日学生是影响中日文学关系的桥梁。
1.2中国人及当时统治者对日本文学的认同和依赖。
2.日本文学对中国近代文学的影响分析
2.1积极影响
2.1.1加速了中国文学的转型与现代性的生长。
2.2消极影响
2.2.1作家盲目跟随日本文学，制约中国文学的健康生长。
2.2.2.脱离中国现状，失去民族传统文学根基。
3.日本文学对中国近代文学的影响引起的反思
3.1接受影响永远应与自我意识，与创造联系在一起。
二．内容摘要
中国近代文学主要是从文学转型、现代民族文学建构等现实问题出发来看日本文学的，表现出留日作家急功近利的倾向；
接受者反传统的立场，对日本文学按部就班，使中国近代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民族文化根基；
社会革命化的接受视角，为中国文学带来了日本近现代文学中那种急躁的“革命”情绪；
接受中自我意识不足，最终使中国近现代文学走上了一条与日本近现代文学相似的发展路径，甚至重复了日本文学的某些错误。
三．参考文献
[1]张之洞劝学篇[M]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2]方长安鲁迅立人思想与日本文化（下）[C]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周作人知堂回想录[M]群众出版社.1999
[4]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下卷[C]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5]叶渭渠日本文学思潮史[M]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
[6]布鲁姆影响的焦虑[M]三联书店.1989
论日本文学对中国近代文学的影响及反思
0000
中文摘要：
关键词：
中国文学；
转型；
日本文学；
影响；
反思
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发生、嬗变深受日本文学影响。
而留日学生则是近代中日文学关系的桥梁，日本文学主要是通过他们而影响中国文学的。
留日学生是甲午战争后中日关系逆转的产物，他们留学日本的目的在于吸取其近代化良方，并由日本获取“泰西各学”，即政治、律例、理财、外交、武备、农工、商务、矿务之类。
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所陈述的“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之理由是：
“一、路近省费，可多遣；
二、去华近、易考察；
三、东文近中文，易通晓；
四、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
中东情势凡俗相近，易仿行。
事半功倍，无过于此。
若自欲求精求备，再赴西洋，有何不可？
”这段文字表露了张之洞乃至当时朝野上下的两种心理：
一是求事半功倍的走捷径心理，也就是一种急功近利心理；
二是由“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所体现的对日本西学、日本近代化经验的一种信赖乃至依赖心理。
留日学生长期生活在日本，接受日本式教育，对日本文化、文学逐渐产生了某种程度不一的认同感，例如鲁迅对日本“认真”、“余裕”文化的认同，周作人对日本人“爱好天然”、“崇尚简素”文化的喜爱。
他们虽然遭受了种种不公平的民族歧视，但对日本近代化本身并不抵触，甚至极为向往，因为他们留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向中国输入日本近代化经验。
当时的中国人，尤其是统治者已经意识到了西方文明的优越性，渴望师夷长技以制夷。
而当时日本已经依靠专制的国家主义完成了自上而下的维新变革，成功地实现了近代化，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
这实际上为中国乃至整个亚洲树立了一个榜样。
张之洞乃至一些文化精英留学日本最根本的动因，在我看来，主要不是路近省费，而是对日本专制的国家主义近代化模式的认同。
留日学生这些特点和上述张之洞所流露出的新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共同作用，使中国近现代文学对日本文学的认同、接受变得极为复杂，即：
它在促使中国文学现代意识生长的同时，又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潜在地制约着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健康生长。
认同、接受日本文学的立足点是当时中国文学发展的现实需要，目的在于加速中国文学转型以及解决追寻近代文学中出现的种种问题。
作家们是带着问题去请教日本近代文学的。
诸如：
文学怎样才能更有效地承担、传扬维新与启蒙意识；
怎样才能使传统的封建文学迅速地转换成新世纪人的文学，人的文学的内在关系、价值取向与意义应如何界定；
文学革命应如何向前推进，如何向革命文学转变；
萌动于五四时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在1930年代应如何开拓生存空间，以怎样的形式出现，等等。
这种现实问题意识的介入，使得认同、接受虽为个人化行为，但目的却是建立近代民族文学。
所以，对日本近代文学的任何一种述说，都具有现实针对性与目的性。
这样使中国近代文学在晚清文学变革、五四文学革命和革命文学三阶段的转换关键处，都留下了日本近代文学的印迹，每一阶段文学的展开方式多少都与日本近代文学存在着联系。
换言之，在许多问题上，中国近现代文学从日本文学那里获得了启示，增强了文学承担民族国家叙事的自信心，日本文学影响有助于转型期中国文学走出某种困境，加速了中国文学新旧转型与现代性的生长。
由于强烈的现实意识的介入，使得鲁迅、郭沫若等接受者，虽留日多年，但从未产生被他者同化的焦虑感，他们的创作完全是日本式的，没有移民文学中那种唯恐失却自我的焦虑意识。
他们尽管有时对日本某种文学理念、思潮十分认同并积极借用，但强烈的问题意识使这种认同、借用永远只具有工具意义。
然而这种现实问题意识的介入，本身就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心理反映，它使整个接受过程一定意义上讲毫无余裕可言。
寻找答案的意图与方式，使作家们很少去深入地研究日本文学，无法真正品味出日本文学的神韵，使作家们对日本文学的认同、接受，主要落实在那些与中国文学现实需要相契合的内容上，如政治小说、新村理念、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等等。
加之受中国传统直观思维方式的影响，他们往往不能深入分析日本近代文学发生、存在的具体环境，以及这种环境所赋予它们的特定含义与意义，而是以直观的方式笼统的理解、认同，然后从自己的现实需要出发，去夸大某些表层意思，使之偏离了原义。
比如“新感觉”在日本往往具有象征的深度，而刘呐鸥、穆时英却将“新感觉”完全平面化，强化其字面意思，使之仅具有呈现感官性都市表象的功能；
又如梁启超在传统功利主义文学观作用下，从维新改良目的出发，赋予了晚清政治小说浓厚的政治功利色彩，使之极端化。
而对那些中国文学现实需要的美学因素，他们则不感兴趣，也就谈不上去探寻、揭示日本近代文学对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可能具有的意义。
这样，他们与日本文化、文学间便缺少文化、文学传播接受中应有的距离感，也就难以在认同、接受中作一种冷静的观察、分析。
这意味着他们中多数人难以看清日本文化、文学的优与劣，势必导致接受上的某种盲目性。
留日作家主要是从社会革命视角看取日本近现代文学的，这使他们以激进、革命和注重文学外部规律等特点而与留学欧美的作家区别开来，他们从日本为中国文学带来了急躁的“革命”情绪。
日本也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后进国，它的近现代文学，是在回应西方现代性挑战过程中，以西方文学为楷模而建立起来的。
作为后进国，它的现代性追寻过程，始终伴随着一种既要学习西方又要保持民族独立性而带来的急躁的“革命”情绪，没有固定的现代性标准。
文学思潮、流派更替过快，表现出一种迅速追上西方的急躁情绪。
文坛始终处于一种探索状态，变动不居，未像西方那样因长期积累而形成某些固定的流派模式。
于是，留日作家就不可能像留学欧美作家那样，以某一种主义、信仰，作为自己追寻的固定目标，例如胡适对实用主义的信仰、李金发对象征主义的热衷、梁实秋对新人文主义的推崇，等等。
相反，他们往往同时受到多种思潮、流派的冲击、影响，比如创造社就受到日本浪漫主义文学、自然主义文学、唯美主义文学、乃至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等的多重影响，导致了内部倾向复杂。
这一特点导致他们中多数人始终处于一种思想、情绪的骚动之中，浮躁不安，无法沉潜到文学深处，无法对文学内在规律进行深入的探寻，往往只能浮光掠影地去理解和接受日本文学，而且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从社会革命角度去看取日本文学。
无怪乎他们与留学欧美的作家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差异，如果说留学欧美的作家大都保守、沉稳、自由主义倾向严重，注重文学本体追寻、形式探索；
那么，留日作家则大多较激进、革命，探索的重心往往在文学外部规律上，他们将日本近现代文学中那种急躁的“革命”情绪带进了中国文学，不利于中国文学的发展。
这些留日学生，大都是关注现实、满怀理想的激进革命青年。
他们充满青春激情，为拯救祖国，在世界上重塑中国形象，他们恨不得一下子让中国实现近现代化，跨入世界强国之列。
所以只要他们认为是有用的，就不惜一切地加以介绍、吸纳，因此往往是热情有余而冷静不足。
费正清认为，清末民初留日学生“学到的主要教训似乎是理解了民族主义的重要性。
他们在日本的感受必然使他们在同乡观念中增添了一种日益强烈的中国人的意识”。
这种民族主义情绪主要因民族歧视而起，而民族歧视又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溃败的结果。
何以溃败？
他们大都将原因归结为传统文化的无能，认为中日关系逆转源自中国传统文化在日本由西方引进的现代文化面前的无能与败北。
陈独秀、鲁迅等无不将近代以来的落后归之于传统文化，认为中国若不革除旧文化的陋习，即使没有外族的入侵，也难以自立于世界。
于是，他们将民族主义情绪化转为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对西方现代文化的倡导，将反传统与学习西方统一起来了。
所以，认同、借鉴日本文学是与脱离中国现状，失去民族传统文学根基相统一的，这一特点使中国文学一开始便将注意力放在了日本近代文学上，从日本近代文学那里获取了许多现代性内涵，加速了中国文学的发展；
然而，反传统的立场又使中国文学接受日本文学影响时，背离了日本文学学习西方文学时不忘自觉发掘民族传统文学优势这一特点，也就背离了日本文学近现代化的重要方式与经验，使中国文学在对日本文学认同、接受的同时失去了民族传统文学根基。
由于在认同、接受过程中将自我与他者区别开来的焦虑感不足，致使中国近代文学在一定程度上走上了一条与日本近代文学相似的发展路径，导致了中国近代文学的某些错误。
中国近现代文学流变呈现出与日本近现代文学相似的发展路径：
政治文学——人的文学——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现代派文学。
这种相似在一定程度上可归结为两国近代以来遭遇西方现代性挑战这一相似的历史命运所致。
当时，日本是一个立于西方现代化边缘的国家，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既要追求物质文明的发达，又要保留民族的主体性，既要西化又要民族化。
正是因为与日本近代文学处境相似，它便自然而然成为中国文学近代化效仿的对象。
从这个角度看，两国近现代文学发展路径的相似是不难理解的。
由于中日近代文学发展路径的相似，使得中国近代文学在具体接受日本文学时丧失了将自我与他者区分开来的焦虑感，是主体性不足的体现。
19世纪末中国开始萌动了对日本近代化经验的一种信赖、依赖心理，在这种信赖及依赖心理作用下，使得中国近代文学背离了日本文学近代化立足于传统这一重要经验。
反传统的立场使近代中国文学对日本文学的认同、接受失去了民族传统文学根基，导致民族主体意识不足，从而进一步弱化了在接受中将自我与他者相区别的民族焦虑感与身份意识。
这种焦虑意识的不足导致了除鲁迅等少数作家外，多数接受者，很少去思索日本近代文学是否适合中国文学的问题，也就谈不上积极地质疑。
以致20世纪前30年的中国文学走上了一条与日本近代文学相似的发展路径。
而日本近代文学，虽然在学习西方时能立足于传统，用传统中的某些合理因子，使自己在获取西方近代文学的同时仍保持了地道的日本特色与东方色彩。
但与此同时，日本近代文学又由于受到日本作为后现代化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急躁情绪等的影响，而存在不少的问题。
例如启蒙时代的政治小说，不顾艺术性直接与自由民权运动相对接，政论性取代了艺术性，成为一种政治观念性的意识形态化的小说；
又如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存在着严重的宗派情绪与非文学化倾向，将文学运动变成一种政治运动，夸大作家的非无产阶级意识，大搞“理论斗争”以纯化作家队伍，将文学等同于宣传与组织生活的工具，文学描写的“现实”被错误地阐释成一种具有历史必然性的本质化的“现实”，等等。
这些非文学化的错误做法，本可作为一种教训对后来的中国近代文学起一种警示作用，但焦虑意识的不足使中国作家往往未能及时地吸取日本近代文学所呈示出的这些教训。
相反，他们常常重复着日本近代文学所犯的这类错误，例如梁启超之于日本政治小说、后期创造社之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就存在着这种情况。
梁启超本可以由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直接获取写实主义观念，使中国文学于新旧转型期少走弯路，但梁启超的政治家身份，急功近利的心理，使他像日本政治小说倡导者那样，将文学导入政治化歧途，使20世纪初中国近代文学进入一个十分尴尬的误区。
冯乃超、李初梨等因亲历日本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缺少一种由距离而生的冷静分析精神，缺少将自我与他者区分开来的焦虑感，以至于不顾中国语境的特殊性，盲目照搬日本普罗文学运动的做法，进行盲目的“理论斗争”，也就是严酷的内部清算，将批判矛头对准鲁迅等人，致使从某种意义上讲，失去了历史赋予他们的充分发展中国新文学的良机。
接受影响的过程，应是一种自觉创造的过程，然而焦虑感的不足，抑制了主体的创造意识。
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他们为什么不能经由借鉴而创造出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革命文学。
布鲁姆曾说过：
“早在阿奎那的经院拉丁文时代，‘影响’这个词就带上了‘具有凌驾他人的力量’的意义。
”这也许说得太笼统、绝对，失之偏颇，但如果在接受影响时，缺乏一种自觉地将自我与他人区别开来的意识，不去努力经由被影响而形成自己的风格，那的确意味着一种精神上的被“凌驾”。
也就是说，接受影响永远应与自我意识、与创造联系在一起，这是中国近代文学接受日本文学影响这一历史所呈示给我们的一种启示。
参考文献：
[2]方长安鲁迅立人思想与日本文化（下）[C]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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