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金匮教学文集之前言Word下载.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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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难，明理难，用好难。

仲景书传1800年以来，历程至繁至久，但还是解之不详，讲之不尽，当代医生对诸如结胸、奔豚、蓄血、热入血室、少腹急结、支饮、脏厥等病证体征，并非都有体验。

清代章学诚说：

“非识无以断其义”，没有见识过的病证，自然就不知条文的义蕴了，还谈什么“读无字处”。

这一点，古代注家就有知难而默（张介宾语）和“以经解经”（陆士谔语）的情形。

在当代，用古人的话注解古书者也大有人在，难以使人昭昭。

诠注之多也为学习理论带来困难。

有初步统计，自唐宋以来，有《伤寒论》注家753家，专著1601种，《金匮要略》150家，专著195种（四川省中医学会），注家们从理论到版本章句堆垛又各说齐陈。

清末民初的经方家恽毓鼎指出“注家以后世浅冗文法读《伤寒》，不曰文义不贯，即曰中有遗脱，臆争臆改，可谓胆大心粗”（《恽毓鼎澄斋日记》）。

对此，有学者所幸说，读《伤寒论》不要注家，应读白文本。

《尚书》有云：

“知之非艰，行之惟艰”。

其“行之惟艰”一语，真是提前道出了《伤寒论》中那些经方峻剂使用的要害。

如陷胸、抵挡之辈，因治疗剂量与中毒剂量接近，对剂量和服药间隔要求甚严，需医生监护服药。

愈是治大病的经方愈难用，用得准确力挽沉疴，用方不当铸成事故。

对此，麦青先生说：

“学用这些方剂得手把手教”。

历代经方用得好者皆成上工大家。

自清末以降，使用经方有逐渐边缘化的倾向。

当年慈禧太后患痢疾，御医辨得乌梅丸证，却不敢投用而致死。

还有“经济效益”方面的原因，经方的小方不如开大方受要点的欢迎。

例如号为大鹤山人的经方家邓文焯，晚年在苏州行医，门可罗雀。

时至今日，咋城市医院，连古代常用的十枣汤也不轻易使用了。

倒是在基层医院，乡村医院，经方峻剂用地较多，令人有礼失求诸野之企望。

这也包括经方之学在国外的发展。

值经方传承困难，呼唤通达著作之际，麦青先生托出了这部教学文集，可谓应时而出。

对于解读《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从学养和经历来看，杨麦青先生可堪受天降之大任。

先生读中学时代就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基础，作诗填词风韵独有。

1945年考入哈尔滨医科大学，1946年转入中国医科大学21期。

毕业后一直在传染病一线工作。

那个时代，在发病率和病死率的疾病谱上，传染病都是居于第一位的，这使他“博涉识病”。

1956年他开始学习中医，继后拜沈阳著名中医陈会心为师，并共同合作取得许多重大成绩。

这位陈会心先生曾为中医留下许多令人叫绝的验案和诊治轶闻。

而陈会心的老师则是被称为“北霸天”的窦有亭。

民国时代他领衔北方的伤寒学派，与南方张骧云相呼应。

在60年代初，东北沈阳的医务界，在卫生部中医司长吕炳奎的倡导下，对如何治疗急性传染病进行过一场“华山论剑”。

治传染病的专家们据用药分成伤寒方剂组、温病方剂组和西药抗生素组，其治疗结果三组疗效不相上下，单独比较伤寒方剂组与温病方剂组的治愈率并无显著差异，只是用伤寒方剂组的疗程少2-3天。

陈会心和杨麦青参加的是伤寒方剂组。

麦青先生用《伤寒论》方治疗麻疹、菌痢、婴幼儿腹泻、再障、白血病等，还以六经辨证抢救中毒性休克和心力衰竭。

他以传染病的病期象对照六经辨证，提出了伤寒六经和传经的假说，由此开始了对《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的系统理论研究，发表了很多论文。

在这部教学文集中，初传授《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的理论和用方等基本功外，也展现了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创辟胜解之处，我概括为“通、实用、现代意识”七个字。

学术贵“通”，知理则通，不知理则隔。

梁启超1911年在《学与术》的一篇文章中称道：

“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

术也者，取其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实用者也。

”《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既是学也是术，得通其道理才能致用，仲景学术发展到今天，不仅要“通”古今之恒变，还要“通”中西医学之同异。

本书通善之处是能够从传染病演进的全过程解析伤寒六经和传经。

麦青先生抢救过很多厥阴病危证，故能有准确的解读。

只有那些煮字者或者只坐堂于门诊没接诊过危重症的医生，才能说出“厥阴为杂凑”或“没有厥阴病”之类的话来。

明代徐光启非常知道“通”的道理，他以此说：

“欲求超胜，必须会通”。

医术的传承重在实用。

严复说“学主知，术主行。

”“行”就是时间，好的、正确的实践才算实用。

作为教学的书，作者有实用的东西，才能授人以实用的真知。

麦青先生治仲景学术50年，不仅熟谙理法用经方，而且达到了圆通活法创用的境界。

当年他用真武汤抢救小儿肺炎心衰，用大承气汤治重症乙脑，用桔梗白散治疗流行性出血热少尿，用大馅胸汤治疗流行性出血热呼吸窘皮综合征等，一起辨证准确而疗效卓著。

对更复杂者也从善如流，有肺炎合并胸腹水、腹膜炎的患者，辨证为太阳、太阴并病兼有痞症者，用桂枝人参汤三剂后迅速好转治愈。

也有因巧妙加减而收功者，如治疗一例流行性出血热属肾功能衰竭少尿期，又见有精神障碍合并弥漫性血管内凝血者，用桃核承气汤只加一味水蛭，4剂而愈。

这是我们感到经方解决现代难治病的用场。

麦青先生治疗杂病也多有其效，一位老人多年酗酒胃胀痛难受，在某医院以每次300元挂号费诊治3个月，病不见轻反加剧，经麦青先生诊为心下痞，用半夏泻心汤1剂就收功。

作为临床家，麦青先生没有过多探讨《伤寒论》的版本、错简、注家之类的问题，而是着眼于临床，这也是注重实用的体现。

现代意识是根据现代的科技环境和要求来探索、开拓、运用仲景理论。

中、西两种医学，各具特点，但也有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即器以明道”。

中医学理论的“形而上者为之道”，是来自“形而下者为之器”的。

藏象的原型是脏腑的解剖。

对于《伤寒论》、《金匮要略》所论述的一些病证和症状体征，应该能够从“器”的层面得以诠释。

麦青先生正是运用现代医学的病理生理、解剖、微生物、免疫和传染病学等知识，来解读六经病、症候、症状和传经的。

这也是中西医结合的一种尝试。

同时也表明，中西医二者，在很多具体问题上，并非完全排斥，还有一定的互补性，对于中医学来说，这些互补内容提高了中医理论的清晰性。

麦青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还曾研制了专家系统软件而用于临床，这在文集中有论述。

这些内容，都展示了中医学在当代的文化氛围和精神气象。

清代吴仪洛在《成方切用·

序》中说：

“设仲景于今日，将必审机察变，增损无已者。

”麦青先生以现代意识的创新丰富了仲景理论，这是顺应中医学发展规律的。

麦青先生是我经常请教的老师之一，这次出版文集命我为序，我欣喜过望，正好以此表示多年来对我指教的感谢之意。

本文的标题——“华盖难灰壮士心”，是先生1982年填《菩萨蛮》词中的首句，读者由此可知先生之“登高能赋”（《毛诗传》）以及其治学，是经历了一次次的煅淬与磨砺，先生以此书奉献给医学界，可谓“传先哲之精髓，启后学之困蒙”，其人生庶几无憾矣。

2006年10月28日于中国中医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