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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历史久远，文化璀璨，古文物遗址众多。

在长江中游地区发展起来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曾极为繁荣，发展到很高程度。

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拥有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精湛的制陶工艺、精美的艺术品和规模宏大的城池，在其鼎盛时期，屈家岭文化的影响超过了北方的中原文化系统，上古时期，屈家岭文化可以说是长江文明的第一个高峰。

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曾发展到极高的程度，被称为“文明的曙光”。

良渚先民创造了辉煌灿烂的玉器文化，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杰出成就。

良渚文化的玉器，达到了中国史前文化之高峰，其数量之众多、品种之丰富、雕琢之精湛，在同时期的古代文化中无出其右，创造了人类文化的奇迹。

高度发达的良渚文化，尤其是良渚的晚期，是上古时期长江文明的第二个高峰。

长江上游则有著名的广汉三星堆文化，三星堆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神奇的文化面貌，完全颠覆了人们对长江上游地区文明的认识，是20世纪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这是上古时期长江文明的第三个高峰。

由上可知，上古时期，长江文明此伏彼起，先后辉映，光彩夺目，创造了惊人的文化奇迹，是上古时期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到了东周时期，楚国和楚文化在长江中游地区兴起，吴越两国和吴越文化则在长江下游地区兴起，巴蜀文化则在长江上游地区，长江流域的三大板块皆发展到极高水平，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和巴蜀文化区先后形成，奠定了长江流域区域文化的基础。

长江流域的这三大区域文化足与北方的秦陇文化、三晋文化和齐鲁文化相媲美。

长江、黄河两大流域的上中下游发展到基本相当的水平，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区域或者说核心区域。

在南方，楚国和楚文化几乎影响了整个南中国，楚国在最盛时期，几乎奄有整个南方。

在上游地区，楚文化逆流而上，四川盆地区域文化融入了楚文化的成分，在下游，吴越故地也成为楚国疆域的一部分，于是整个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和上游的部分地区，几乎整个的淮河流域皆为楚国占有，楚人将南方地区众多的土著文化和北方文化融于一炉，创造出了盛极一时的楚文化，成为先秦时期南方文化的主体。

由上可知，东周时期是长江文明的第二个高峰期。

三大区域文化的成就均不亚于同期的北方文化。

战国后期，秦国逐一并吞六国，列国文化开始激烈碰撞与交融。

秦灭楚后，不到十六七年，秦国就在以楚人为主的农民起义中灰飞烟灭，灭秦的刘邦与项羽两大集团的主体皆为楚人。

刘邦集团起自丰沛，此地原属楚国，其核心组成是以楚人为主，后融合了三晋谋士，张良本韩国贵族，陈平故魏人，刘邦集团形成后，占秦国故地，东向与项羽相争。

因此在汉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楚文化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是汉文化的重要来源。

以后的汉朝正是在承秦制、融楚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秦汉大一统之后，虽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重心在北方中原地区，但经济与文化的重心则渐次南移，宋以后，以长江流域为主体的南方地区成为经济、文化的重心。

长江文明进入了一

个新的高峰期，即第三个高峰期。

到了近代，长江流域在近代化转型过程中，仍保持了经济与文化的领先地位，近代工商业首先在长江流域出现，曾国藩办安庆军械所，为中国最早的兵工厂，李鸿章又在上海、南京等地兴办军工业，随后张之洞兴办汉阳铁厂和汉阳兵工厂，中国近代工业由此开始。

在这一过程中，上海得近代化风气之先，成为近代以来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

可见，长江流域的文明成就，足以与黄河文明相媲美。

著名楚学家张正明先生因此提出，华夏文化的二元耦合说。

二元，即长江文明和黄河文明，或称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

张先生曾将这种二元格局归纳如下:

南江北河、南炎北黄、南凤北龙、南道北儒、南《骚》北《诗》。

且这种二元格局不独先秦为然，后世亦然。

二元耦合的态势虽因时而异，但二元格局却一直存在:

如经学分南北、禅宗分南北、戏曲分南北。

秦汉大一统帝国瓦解后，南北朝对立了几百年，这可以看作是南北二元格局表面化的反映。

隋唐一统后，仍然是融南北文化于一体，以至隋唐史学中有南朝化和北朝化之争。

宋以后，经济文化重心在南而政治军事重心在北，大运河则成为沟通南北的最重要通道，这是另一种形态的南北二元格局。

到了近代，京广、京沪铁路成为沟通南北的大通道，南方与北方、东部沿海与西部内陆仍是当代中国基本的文化地理与经济地理格局。

二、荆楚文化在长江文明中的地位

荆楚文化是一种具有鲜明特色的区域文化，一般用荆楚文化来指代以湖北地区为主体的区域历史文化。

荆楚文化得名于东周时期的楚国，亦源于东周时期的楚国与楚文化，楚文化是荆楚文化的源头和重点

东周时期，长江流域三大区域文化——楚文化、巴蜀文化和吴越文化先后形成，从而奠定了长江文明的区域基础和文化结构。

在这三大区域文化中，楚文化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楚国曾一统长江中下游地区，奄有南方之地，对长江流域区域文化产生了强烈影响，后世长江流域区域文化，几乎均与楚文化有关。

在上游地区，楚文化与巴蜀文化之间有较为紧密的联系。

早在楚文化与巴蜀文化形成之前，处于强盛时期的广汉三星堆文化就曾大举东进，融合了川东地区的地方文化和三峡地区的土著文化，从而形成了夏商时期的朝天嘴——路家河文化，其影响力最东到了荆州附近，荆州的荆南寺遗址，是三星堆文化因素向东传播的东端。

到了东周时期，由于楚文化的强盛，巴蜀文化中留下了较多的楚文化印痕。

早在西周晚期，楚熊渠之后熊挚，因有疾不得为嗣，自窜于夔，代为夔君，建立了芈姓夔国。

楚成王时，因夔君不祀鬻熊与祝融，为楚所灭，楚势力开始进入三峡地区。

到了战国时期，楚国势力沿峡江西上，甚至一度占领巴国都城，楚势力的西进，为巴蜀文化带来楚文化因素。

巴蜀文化在葬制、器物等方面均受楚文化影响。

在中下游地区，可分为江南与江北两部分。

在江北，主要是在江淮之地，曾长期是楚与吴越争竞的战场。

楚国在春秋时期，主要的发展方向是向北和向东，由于向北受到强大的阻碍，需要面对强大的晋国，但在东方，楚受到的阻碍较小，楚国在东部疆域的发展较为顺利，文献中称淮河流域为楚的“东国”。

到战国时期，整个江淮地区均为楚地，江淮之间的安徽寿县则是楚国最后的都城，江淮楚文化成为晚期楚文化的主流。

刘邦建立西汉王朝后，封刘长为淮南王，建都寿春。

其子刘安继淮南王位后，偕宾客编著《淮南子》。

《淮南子》一书秉承

楚文化的精神，描述宇宙万物的形态，叙述往古的传说，包罗万象，文笔优美，想象丰富，保存了很多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知识，许多历史故事、神话传说和成语典故也出自它或经由它而广为流传。

可以说，《淮南子》是楚文化的延续和发展，也代表了江淮楚文化在学术上和文学上新的成就。

而近代楚文化研究的兴起，也是从安徽李三孤堆楚幽王墓被盗掘开始的。

在江南，楚越之间的文化交流极为密切，由于楚文化的强势，楚文化对湖南的扬越、江西的干越、福建的闽越、广东的南越和江浙地区的吴越均有相当的影响。

江西地区向有吴头楚尾之说，先秦时期的居民为百越之一的干越。

春秋时期，楚文化和吴文化均对江西地区有影响。

至战国时期，楚国一统南方，江西地区成为楚文化圈的一部分，直到西汉时期，司马迁在《史记?

货殖列传》中还说:

“衡山、九江、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

”可见江西地区的楚文化，是后世赣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

楚文化与吴越文化的关系更为密切，双方之间有极为紧密的文化交流与互动。

春秋晚期楚与吴国长期争战，楚与越国也有密切的联系。

春战之际，越灭吴，吴、越故地后又为楚所占，楚与吴、越文化的交融极为明显。

楚文化对吴越文化也有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从吴越文化形成期就开始了:

楚人巫臣、伍子胥、伯嚭先后入吴，他们的活动对吴国的兴起与强盛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伍子胥与吴王阖闾、夫差的故事成为吴文化中最浓墨重彩、不可缺少的一页;

在越国，楚人范蠡、文种对越国的兴起发挥了重要作用，范蠡、文种与越王勾践密不可分。

伍子胥、范蠡、文种这些楚人，不仅是楚国与楚文化的历史，更是吴国、越国与吴越文化的历史。

到战国时期，吴越故地尽属于楚，在强势楚文化的覆盖下，吴越地区开始了楚化的历程，战国晚期吴越地区的墓葬特征与楚墓完全一致，可见当楚人灭了越国以后,在吴越地区楚文化取代了越文化。

春秋战国时期在吴越地区的吴文化、越文化、楚文化就象是三叠层一样，是前后相继的。

湖南地区是中国新石器文化的起源地之一，湖南的彭头山文化是长江中游新石器文化的源头之一，屈家岭文化兴起后统一了整个长江中游地区。

石家河文化解体后，湖南地区开始了单独发展历程。

东周时期楚国兴起后，强势的楚文化进入湖南地区，该地成为楚国的后方，这里的古越居民及其文化融合成为楚人、楚文化的一部分。

湖南也由此成为楚文化的重地。

建国初期，由于湖南地区的楚墓发掘较早，一度成为楚文化研究的中心地区。

经历了宋、元、明几次大规模的移民，湖湘士民在人口、习俗、风尚、思想观念上均发生了重要变化，从而组合、建构出一种新的区域文化形态，称之为湖湘文化。

先秦、两汉的楚文化对两宋以后建构的湖湘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是湖湘文化的源头之一。

可见，楚文化是长江流域区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长江文明中最具代表性的区域文化。

三、楚文化的特质

下面，谈谈楚与楚文化本身。

楚，既是民族概念，又是国家概念，也是地区概念和文化概念。

楚国是我国周代历史最长的古国之一，若从周初立国算起，至公元前223年秦灭楚为止，历

时800余年。

荆楚文化的时间，前从远古，后至现今，历史悠久。

在荆楚文化中，楚文化是重点，是源头，楚文化是在荆楚大地诞生发展起来的，湖北是楚文化的发源地，又是其发展的中心区域。

楚人原居中原，为祝融之后，是华夏的一支，后迁居南方江汉地区，楚人从北往南，和当地居民相结合，既不断吸收先进的华夏文化，又采撷众长，广泛汲取各地土著居民文化的积极因素，从而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楚文化。

楚文化的主要构成可以概括为六大支柱、五种精神。

六大支柱是:

青铜冶铸、丝织刺绣、木竹漆器、美术乐舞、老庄哲学及屈骚文学。

一是青铜冶铸。

楚国的青铜冶铸，其数量之大、工艺之精、质量之优、水平之高，世所罕见。

如省博物馆展出的楚国的铜器，有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兵器、杂器和礼器的九鼎八簋等，都得到了国内各界人士和国际友人的嘉评和赞赏。

楚国青铜文化的发达，首先在于拥有丰富的红铜资源。

特别是大冶，古代属扬越，后来并入楚国版图，成为楚国最大的采矿炼铜基地，其炼铜的炼炉、采矿模型和工具现已在省博物馆展出，矿井中的排水、通风和矿井的支护，设计得非常周密，其精巧奥妙使参观者赞不绝口。

我们祖先在几千年前是怎样挖矿、冶炼的，古人研究得很细，有些做法我们现在也想象不到。

省博物馆展出的一把青铜剑，剑上铭文是“越王勾践自作用剑”，是越王自己用的剑。

吴越的剑怎么到楚国来了呢,史学家有三种说法:

一是战利品，二是陪嫁品，三是赠送品。

这三者必居其一，究竟是哪一种，现在还不能定论。

剑的含铜量高，由铜、铅、锡、锌等元素合金而成，剑格用绿松石及琉璃相伴，品质极优，光泽照人、锋利无比，划断23层的机制纸象划一块水豆腐那样轻松。

可见当时冶炼水平很高，真是炉火纯青啊。

我们现在有很多专家研究，也冶铸不出这样的宝剑。

还有许多青铜器皿如曾侯乙墓出土的尊盘，其口沿部分的装饰，如同丝瓜瓤子一样精细、复杂，可能用失蜡工艺和焊接工艺形成，真是巧夺天工，其奥妙无穷，现在很难搞明白具体的铸造方法，可见当时楚国青铜冶铸的技术水平高超。

二是丝织刺绣。

荆州博物馆珍藏的战国中期楚墓出土的丝绸，数量多、工艺精、类别全，绢、罗、锦、纱、绮、绨、组、绦八大类样样俱全，我们现在纺织行业的专家攻关搞复制品，也没有复制出当时的水平。

有一根头发那么细的丝，用放大镜看，就像大船上的缆绳那样，是用50多股细丝拧成的，其工艺之精令人称奇。

荆州博物馆存放的一具西汉男尸，在出土时，除头发脱落以外，皮肤完好，肌肉还有弹性。

它没有腐烂的主要措施是深埋、密封、棺液。

还有丝绸被子裹着，用丝带捆绑的，从发掘时的情况看，当时的荆楚地区确能堪称丝绸王国。

三是木竹漆器。

已发掘的楚文物中，竹木漆器比较普遍，有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兵器、乐器、丧葬用具，还有各类装饰品。

从筷子、篦子到大型的乐器、丧葬用具、棺椁都是彩漆。

有一个小梳妆盒，盒上图案是彩漆绘制的一幅大型迎宾图，形象逼真，被称为中国最早的一幅连环画。

有一个形如鸳鸯鸟的酒杯，两边装酒，一般用于婚嫁喝交杯酒，它里面是串通的，女的喝不了，男的可以帮她多喝一点，工艺十分精湛。

四是美术乐舞。

楚国的美术、雕塑、音乐、舞蹈超凡脱俗。

楚国的绘画有壁画、帛画、漆画等形式;

雕塑有铜雕和木雕;

舞蹈有巫舞、宫廷舞、文舞、武舞和优舞。

在美术乐舞方面可领略楚国诙诡谲怪、惊采绝艳的文化精神。

王逸《天问章句?

序》记:

屈原流放汉北，拜楚国先王宗庙，内中壁画触动了他，遂有感而发，“呵而问之”，写下了铄古震今的《天问》。

楚乐八音是指金、石、竹、丝、革、木、土、枹。

省博物馆有随州出土的战国时期的编钟等全套乐器，无论是打击乐器还是管弦乐器的合奏与独奏，都悦耳动听，可以说是荆楚文化的一个品牌、一张名片。

曾侯乙编钟可谓乐器之王，一是规模宏大，二是铸造精美，三是音乐

优美。

钟上有铭文字3755个，编钟架的上层是钮钟，声音清脆;

中层是甬钟，声音圆润;

低层声音浑厚。

世人原来认为中国的古音只有宫、商、角、徵、羽，即哆、来、咪、唆、啦五音，编钟出土才证实中国古音乐是七声十二律，从而改写了中国音乐史。

用曾侯乙编钟、编磬复制品组成的编钟乐团在国内国际演奏时收到奇效，举世公认。

五是老庄哲学。

中国传统哲学的根基，主要是老子其书、庄子其书，老子、庄子都是楚国人。

1993年荆门郭店出土的竹简本《老子》甲、乙、丙三种，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赞赏，已成为显学。

众所周知，老子的朴素辩证法，如“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等哲学思想，是对唯物辩证法的贡献。

六是屈骚文学。

庄周散文和屈原诗歌是先秦文学的两座高峰。

庄周散文奇诡莫测、变化无穷，气势浩荡、意向峥嵘。

屈原是楚辞的宗师，后人对屈原的作品评价是:

气往铄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

这道出了楚辞惊世骇俗的奇异之美。

经过大量的史料研究和文物考古资料的佐证，所提炼出来的楚文化精髓，主要有五种精神，即:

筚路蓝缕、追新逐奇、兼收并蓄、崇武卫疆、重诺贵和。

一是筚路蓝缕的艰苦创业精神。

探索楚人艰苦创业的历程，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的一千多年。

在商周更替之际，战火连年，楚人先祖辗转迁徙到了荆楚大地，楚人熊绎被周天子封于楚蛮之地，居丹阳。

丹阳在何处,我们国内有六个“丹阳”。

我随专家们到实地去考察，也看了各种资料，这个丹阳应是在丹水之北。

古时候，河以北为阳，南为阴;

山以南为阳，北为阴。

丹水之阳就是丹水之北，即现在的丹江库区，这里北连淅川，南近荆山，人们称它为楚之先人开始创业的地方。

楚人之祖祝融，是火正官，因火正称职，百姓称颂。

楚先人鬻熊为周朝建立有功，才有楚人成为封国之君。

在西周时，楚国还是个弱小的国家，其国土方圆不过百里，是“蕞尔小国”。

有一次，楚君出使国外，受到冷遇。

楚君对群臣说:

我们国家太小了，实力太弱，不受人尊重。

楚君和群臣商量，要艰苦创业，使楚国发展起来。

史书记载:

昔我先王熊绎，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

蓝缕是麻织物做的衣服，已穿旧或破了。

筚路蓝缕就是推着柴车，穿着破衣服，上山砍柴垦荒，发展生产，扩大疆域，这就是“筚路蓝缕”的精神。

通过艰苦创业，从熊绎开始，经过数代人的努力，国力不断增强，疆域不断扩大，并吞了六十多个国家，由一个方圆不到百里的蕞尔小国发展成为泱泱大国。

史书记载，战国时期的楚国地方五千余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饮马黄河，问鼎中原。

地方五千里，就是这个国家周围一圈有五千里长，版图相当于现在的湖南、湖北、安徽、江西的全部，山东、河南的南部，江苏、浙江、上海的大部，南到广东、贵州边境，都是楚国范围。

这是靠艰苦创业发展起来的。

“带甲百万”就是军队有一百万人，;

骑万匹，有一万匹马;

“车千乘”，历史上所谓“千乘之国”是指军用车辆有一千乘，就是强大的国家;

“粟支十年”，是指粮食可以供给十年。

楚国成为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一，最后只有秦楚相争。

考古发掘的资料显示，楚国鼎盛时期的都城在纪南城，就是现在荆州城北门外5公里处，面积相当于现在荆州城的4倍，分有宫殿区、商业区、居民区、手工业作坊区和夯土城墙、护城河、烽火台等，现在还清晰可辨。

纪南城是个繁华的都城，史书记载楚国都城“车毂击，民肩摩，市路相排突，号为朝衣鲜而暮衣敝”，是说这个城里车子碰车子，人们走路是肩膀擦肩膀，道路横一条直一条，井字形的，早晨穿新衣服进城，到傍晚就像旧衣服了，是被人挤烂了，因此，当地人把“纪南城”叫成“挤烂城”，这是形容都城的繁华。

楚人筚路蓝缕的奋发精神，使楚国在强国如林的夹缝中得以生存，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创

造了先秦史上的奇迹。

筚路蓝缕是楚国强国之本，是中华民族史上艰苦创业的典范，是楚文化的精髓，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和精神财富，被千秋万代发扬光大。

二是追新逐奇的开拓进取精神。

“奇”是出人意表，“异”是不落俗套。

楚人的创新精神有很多记载，如楚君熊通自号称王。

西周制度封国之主称君不称王，熊通要求周王封其王位，周王不同意，熊通自号称王。

熊通称王之后，首先灭了权国，改为权县，就是原荆门县一带。

权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县，楚王首创县制。

县的名称从权县开始，沿袭至今没变。

这不是简单的名称变化，而是一种政治体制改革。

楚国是勇于革新的国家，著名的吴起变法早于秦国的商鞅变法。

吴起变法在楚国历史上是一次悲壮的革新运动，它推动楚国走向兴盛。

楚人在科学技术、哲学思想、文学创作等方面也作出了杰出贡献。

总之，楚人的创新精神很强，别人有的，楚人定会超越;

别人没有的，楚人也要勇于探索，开拓创新。

三是兼收并蓄的开放融会精神。

在先秦的诸多民族中，楚人民族偏见少，主张民族融合，融合其他国家和民族，连同来自南洋、西亚的文化在内，这方面的例子很多。

如蜻蜓眼的玻璃珠，源于地中海的东部，其风格似乎凝聚了地中海绚丽的蓝天白云、青山白石、碧波白帆和绿窗白墙，这种玻璃珠和淡绿色的玻璃在一起，由南亚转入楚地，成为迄今为止知道的中国最早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实例，比丝绸之路大约要早四个世纪。

我们的祖先楚人早就对外开放了，楚人没有民族优势可依，没有辽阔的疆域可恃，只是善于学习他人之长补己之短，学以致用。

如青铜冶铸，是楚人学习中原、吴越的技术发展起来的。

丝织、刺绣、木工是鲁国人传授的技术。

从史前时期楚地先民融汇三苗文化到楚人吸收中原文化、吴越文化以及巴蜀文化，可见楚文化不拘守、不狭隘，表现出多元互动、开放豁达、融合性强的特征。

长江文化与中原文化相互交融，凤文化与龙文化相互补充，使其兼有南北神韵，真是妙不可言。

四是崇武卫疆的强军爱国精神。

楚人崇尚武装，就是毛主席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带甲百万”就是重视军事力量的实例。

楚国士兵练武很认真，如神箭手养由基是楚国人，练就的箭法能百步穿杨、百发百中，有一次楚王在战场遇到危难，养由基射退了敌方，救了楚王，立了战功。

荆州博物馆展出的一部连发弩，扣一次扳机可以连发10次箭，对敌方杀伤力很强。

李白写秦始皇的一首五言古风中有“连弩射海鱼”的句子，就是这种弩。

可见当时楚国研制的兵器很先进。

湖北省博物馆展出一张行军床，是木制的，没有一颗铁钉，打开是张床，折叠是个背包，便于行军携带，可见当时楚国重视研究各方面的军事装备。

这些例子都说明楚人是崇尚武装的。

楚人爱国、卫疆的精神十分可贵，例子很多，如楚文王、楚武王都是殉身战场之中。

又如楚臣申包胥，在吴师入郢后，他为了求得秦出兵救楚，在秦庭哭了7天7夜，哭到不省人事倒地，终于感动秦君发兵救楚。

大臣屈瑕战败，感到对不起家乡父老，以死谢罪，开了楚军将帅以身殉职之先河。

楚士兵被俘，被杀害之前，要强行扭过身子面向楚国而死，体现了爱国精神。

屈原的《九章?

涉江》中写到:

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

从楚王、楚臣、楚将到楚兵、楚民，都非常爱国。

最有代表性的是屈原，他是举世公认的爱国主义诗人。

当时，七雄中只剩下秦楚抗衡，楚国的国力强盛，军事力量强大，秦在军事上难以胜楚，于是使用间术，疏远晋楚关系，邀楚怀王到秦国去访问。

屈原坚决反对，冒死进谏，楚王不听，还把屈原贬了，执意到秦国去，一到秦国就被软禁了2年，最后客死在秦国。

从此，楚国走向衰败，屈原报国无门，自投汨罗江而死。

人们很怀念屈原，后来有一曲戏叫“招魂”，意思是人们希望屈原没有死，划着龙船去找屈原。

我国每年端午节划龙船，就是为了纪念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

楚被秦灭了以后，楚人南宫说: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南宫之言，既是预言也是

誓言，果然不到十六七年，秦国就在以楚人为主的农民起义中灰飞烟灭。

楚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十分可贵，她穿越历史时空，融入到中华民族儿女的血脉之中，代代相传。

五是重诺贵和的诚信、和谐精神。

在司马迁的《史记》中，记载着两则楚人重然诺、讲诚信的故事。

一则是庄王伐陈。

楚有一附庸国叫陈国，陈国的大夫夏征舒射杀了国君陈灵公，楚庄王便去讨伐，并声明:

只杀有弑君之罪的夏征舒，别无他求，陈人毋庸惊扰。

楚师很快就攻进陈都，捕杀了夏征舒。

楚庄王宣布，陈国已灭，改为陈县。

这时，大夫申叔时对楚庄王说:

你伐陈时宣布只惩夏征舒的罪，怎么把陈也灭了呢,楚庄王听后说:

你讲得很对。

于是庄王宣布收回成命，履行了诺言，还派人把已逃到晋国的陈国公子午迎回陈国继承王位。

《史记》写到:

“孔子读史，记至楚复陈。

曰:

‘贤哉楚庄王，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

”第二则是一诺千金。

项羽的名将季布为人讲究义气，颇有侠义心肠，《史记》写到:

“季布者，楚人也。

为人任侠，有名于楚。

”这位季布早年曾随项羽率部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