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教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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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文学教案

绪论

宋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属于中古期第二段。

宋代文学基本上是沿着中唐以来的方向发展起来的。

韩愈等人发动的古文运动在唐末五代一度衰颓之后，得到宋代作家的热烈响应，他们更加紧密地把道统与文统结合起来，使宋代的古文真正成为具有很强的政治功能而又切于实用的文体。

诗歌方面，注重反映社会现实，题材、风格倾向于通俗化，这两种趋势也得到继续发展，最终形成了与唐诗大异其趣的宋诗。

词这种新诗体，到宋代达到了巅峰状态。

戏弄、说话等通俗文艺在宋代也有迅速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以话本和诸宫调、杂剧、南戏等戏剧样式为代表的通俗叙事文学，从而改变了中国古代文学长于抒情而短于叙事、重视正统文学而轻视通俗文学的局面，并为后来元明清小说、戏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整个文学史的大视角来看，宋代文学与中晚唐文学属于同一发展阶段，它是中古文学第二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节高度繁荣的文化及其对诗文的影响

崇文抑武的国策理学思想对文学的影响文以载道说的盛行印刷业和教育的发达与作家学术修养的提高诗文政治功能与议论成分的加强

鉴于中唐以来藩镇强盛、尾大不掉的历史教训，宋王朝决定采用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

与此同时，宋王朝重用文臣，不但宰相须用读书人，而且主兵的枢密使等职也多由文人担任。

文臣由科举考试而进入仕途，他们成为宋代官僚阶层的主要成分。

这些措施有力地加强了君权、同时也使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感和参政热情空前高涨。

他们以国家的栋梁自居，意气风发地发表政见。

“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欧阳修《镇阳读书》），是宋代士大夫特有的精神风貌。

理学在元明清时期是官方的意识形态。

但在宋代，除了南宋的最后半个世纪以外，理学并未得到朝廷的正式承认。

理学思想主要是士大夫阶层主体意识的理论表现，

宋代的士大夫在政治上和学术都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十分重视诗文的政治教化功能。

虽然对于多数宋代文学家来说，在强调“道”的同时，并未放松对“文”的追求。

但宋代诗文的说教意味显然比唐代浓厚，这不能不归咎于“文以载道”说的流行和影响。

宋王朝十分重视文治教化，印刷业和教育事业都有空前的发展。

印刷业虽然在唐代已经发明，但印刷业的繁盛却始于宋代。

宋代公私刻书业的兴盛使书籍得以大量流通，不但皇家秘阁和州县学校藏书丰富，就是私人的藏书也动辄上万卷。

宋代的文学家普遍关注国家和社会。

宋代的文学作品，尤其是被视为正统文学样式的诗文，反映社会、干预政治始终是最重要的主题。

社会政治功能的加强，使宋代诗文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刚健的骨力。

其负面影响是严肃有馀、灵动不足，有时还因过于注重社会性而削弱了个体抒情的意味。

上述历史背景对宋代文学的另一个影响，是诗文中议论成分的加强。

表达政见也好，弘扬学术也好，最直接的手段当然是议论。

而“文以载道”的价值观，也必然导致把议论视为写作的目的。

宋人之喜爱议论堪称前无古人。

第二节忧患意识与爱国主题的弘扬

忧患意识对文学家的影响民族矛盾激化的历史背景爱国主题的弘扬

儒家强调个体对社会应有的责任感，应有社会忧患意识。

宋代的士大夫发扬了这种传统。

首先，宋代士大夫的国家主人公意识十分强烈，他们以国家天下为己任，密切关注国家的隐患。

其次，宋代的国势不如汉、唐那么强盛。

面对严重的内忧外患，有识之士忧心忡忡。

深沉的忧患意识，使宋代作家很少用文学来歌功颂德。

宋代诗文的现实意义很强，但缺乏唐代诗文中的那种潇洒浪漫气息。

这都与宋人深沉的忧患不无关系。

深沉的忧患意识，又造成宋代文学中爱国主题的高扬。

北宋时期，辽和西夏经常侵扰边境，宋王朝无力制止，就以每年供给巨额财物的条件求得妥协。

这种屈辱的处境成为士大夫心头的重负，也成为诗文中经常出现的题材。

从北宋末年开始，更强大的金、元相继崛起，铁马胡笳不但骚扰边境，而且长驱南下，直至倾覆了宋室江山，在中国建立了非汉族统治的新朝。

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抗金、抗元斗争中，爱国主题成为整个文坛的主导倾向。

这是宋代文学最值得称扬的历史性贡献。

第三节宋代作家的性格特征和审美情趣

儒释道三家思想的有机融合社会责任感与个性自由的整合新型的文人生活态度审美情趣的转变

北宋建立以后，一反前代后周的灭佛政策，对佛教采取了保护、鼓励的措施。

禅宗又主动吸收儒、道两家的思想，并力求适应中国的传统伦理观念。

因此士大夫在接受禅学时，没有太多的心理障碍。

由于宋代的儒、道、释三种思想都从注重外部事功向注重内心修养转变，因而更容易在思想的层面上有机地融合起来。

到北宋中叶，三教合一已成为一种时代思潮。

三教合一的思潮使宋代士大夫的文化性格迥异于前代文人。

首先，士大夫对传统的处世方式进行了整合，承担社会责任与追求个性自由不再是互相排挤的两极。

其次，宋代文人采取了新型的生活态度。

宋人有很强的传统观念和集体意识，结盟结党的做法得到普遍的认同。

与唐人相比，宋代文人的生命范式更加冷静、理性和脚踏实地，超越了青春的躁动，而臻于成熟之境，而以平淡美为艺术极境。

这些特征都植根于宋代文人的文化性格和生活态度。

宋代文人的审美情趣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宋代的禅宗更以内心的顿悟和超越为宗旨，轻视甚至否定行善、诵经等外部功德。

与此同时，宋代的儒学也发生了类似的转变。

宋儒弘扬了韩愈把儒家思想与日用人伦相结合的传统，更加重视内心道德的修养。

所以，宋代的士大夫多采取和光同尘、与俗俯仰的生活态度。

随之而来的是，宋人的审美态度也世俗化了。

他们认为，审美活动中的雅俗之辨，关键在于主体是否具有高雅的品质和情趣，而不在于审美客体是高雅还是凡俗之物。

审美情趣的转变，促成了宋代文学从严于雅俗之辨转向以俗为雅。

这在宋诗中尤为明显。

宋代诗人采取“以俗为雅”的态度，扩大了诗歌的题材范围，增强了诗歌的表现手段，也使诗歌更加贴近日常生活。

第四节城市的繁荣与词的兴盛

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与城市的繁荣士大夫的优裕生活与词的兴盛社会的广泛需求对词人创作热情的刺激

宋初百馀年间，国内比较安定，生产持续发展，经济高度繁荣。

宋代的城市经济繁荣。

北宋的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南宋的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以及建康、成都等都是人口达十万以上的大城市。

宋代还逐渐取消了都市中坊（居住区）和市（商业区）的界限，不禁夜市，为商业和娱乐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更有利的环境。

繁华的都市生活，滋生了各类以娱乐为目的的文艺形式，说话、杂剧、影剧、傀儡戏、诸宫调等艺术迅速兴起和发展，而词则成为宋代最引人注目的文学样式。

从晚唐五代以来，词的主要功用是在宴乐场合供给伶工歌女歌唱。

五代词的两个创作中心，分别在西蜀和南唐的宫廷，就是由于这种文体最适合于追求享乐的小朝廷君臣的缘故。

入宋以后，新的社会环境更加有利于词的发展。

首先，宋王朝的财政措施是“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馀”（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二五）。

其次，宋代文人的人生态度也有利于词的兴盛。

宋代文人大多实现了社会责任感和个性自由的整合。

他们用诗文来表现有关政治、社会的严肃内容，词则用来抒写纯属个人私生活的幽约情愫。

这样，诗文和词就有了明确的分工：

诗文主要用来述志，词则用来娱情。

此外，词是宋代尤其是北宋社会文化消费的热点。

由于都市的繁荣，“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民间的娱乐场所也需要大量的歌词，士大夫的词作便通过各种途径流传于民间。

当然，随着词体的发展和创作环境的变化，宋词并不是一味满足尊前筵下、舞榭歌台的需要。

但就其整体而言，宋词的兴盛是与宋代都市的繁荣和文化娱乐业的发展密切相关的。

第五节宋代文学的独特成就与历史地位

宋代古文对唐代古文的继承与发展：

文体的多样化古文的实用价值与审美价值的整合风格的变化古文的普及宋诗对唐诗的因革：

题材向日常生活倾斜以平淡为美的美学追求唐诗之外又一美学范式的创建宋词在词史上的巅峰地位辽金诗文的成就

宋代文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宋代散文沿着唐代散文的道路而发展，最终的成就却超过了唐文。

后人有“唐宋八大家”之说，而八位古文作家中有六人出于宋代。

宋代散文作家的阵容比唐代更为壮大。

宋代作家吸取了唐代古文的经验和教训，使古文更加健康地发展。

宋代作家清醒地看到了唐代古文的得失，于是欧阳修等人既采取古文作为主要的文体，又反对追求古奥而造成的险怪艰涩，从而为宋代古文的发展开辟了正确的道路。

宋代散文的文体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

宋代散文中还出现了独具一格的笔记文。

这种文体长短不拘，轻松活泼，是古文文体解放的重要标志。

散文在传统上具有议论、叙事、抒情三种主要功能。

在宋代散文中，这些功能更加完善，而且融为一体，使散文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更好地结合起来。

宋代散文的风格丰富多采，几位大家各具鲜明的艺术个性。

就整体倾向而言，宋文的风格是趋于平易畅达、简洁明快，从而在韩文之雄肆、柳文之峻切之外开辟出新的艺术境界。

就美学价值而言，宋文与唐文并无高下之分。

宋文的风格变化，主要是朝着更加自然、更加贴近生活的方向发展。

这种文从字顺、如行云流水的散文、显然更切于实用，也更易为作者和读者所接受。

对于唐、宋两代的散文，后人没有太多的轩轾之见。

可是唐诗和宋诗之忧劣，却引起了后代旷日持久的争论。

唐诗与宋诗，本是一脉相承的。

宋代诗人正是充分吸取了唐诗的营养，才创造出一代诗风。

宋人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对唐诗并未亦步亦趋，而是有因有革，所以能创造出与唐诗双峰并峙的宋诗。

仰望唐诗，犹如一座巨大的山峰，宋代诗人可以从中发现无穷的宝藏作为学习的典范。

但这座山峰同时也给宋人造成了沉重的心理压力，他们必须另辟蹊径，才能走出唐诗的阴影。

宋人对唐诗的最初态度，是学习和模仿。

宋诗的任何创新都是以唐诗为参照对象的。

宋人惨淡经营的目的，便是在唐诗美学境界之外另辟新境。

宋代许多诗人的风格特征，相对于唐诗而言，都是生新的。

唐诗的美学风范，是以丰华情韵为特征，而宋诗以平淡为美学追求，显然是对唐诗的深刻变革。

这也是宋代诗人求新求变的终极目标。

唐诗和宋诗，是诗歌史上双峰并峙的两大典范。

宋以后的诗歌，虽然也有所发展，但大体上没能超出唐宋诗的风格范围。

元、明、清的诗坛上有时宗唐，有时宗宋，或同时有人宗唐，有人宗宋。

甚至在一个人的诗集中，也有或学唐体或效宋调的现象。

作为有宋一代文学之胜的是宋词。

在词史上，宋词占有无与伦比的巅峰地位。

词在晚唐五代尚被视为小道，到宋代才逐渐与五七言诗相提并论。

宋词流派众多，名家辈出，自成一家的词人就有几十位。

宋词的总体成就十分突出：

首先，完成了词体的建设，艺术手段日益成熟。

其次，宋词在题材和风格倾向上，开拓了广阔了领域。

在中国诗歌史上，唯一堪与唐诗媲美的是宋词。

词在宋以后并未完全衰退，到了清代，还呈中兴之势，但清词的各种流派都与宋词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清词的复兴，正体现了宋词强大的艺术生命力。

在两宋时期的北方中国，文学也取得了较高的成就。

尤其是金朝统治中原地区的一百多年间，文学创作相当繁荣。

辽、金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受到汉文化很深的影响，金人甚至以华夏文化的正宗后继者自居。

金代产生了杰出的诗人元好问，这位鲜卑族的后裔，以卓越的成就跻身于中国古代著名诗人的行列。

这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灿烂的古代文学的典型例证。

第一章宋初文学

北宋初期，诗坛有三种创作倾向，或者说是三种诗风，也有人称其为三个流派，这就是：

白体、昆体和晚唐体。

“白体”诗人，是宋初效法白居易作诗的一批诗人，代表作家有李昉、徐铉等人。

他们的诗歌主要是模仿白居易与元稹、刘禹锡等人互相唱和的近体诗，内容多写流连光景的闲适生活，风格浅切清雅。

显然，这种诗风仅仅是模仿了白居易诗风的一个方面，而且与五代诗风一脉相承。

这一派诗人中，王禹偁最为有名，也最有成就。

他的诗平易流畅，简雅古淡，在宋初白体诗中独树一帜，已初步表现出对于平淡美的追求。

他的长篇诗歌叙事简直，议论畅达，已开宋诗散文化、议论化的风气。

开有宋一代风气。

“晚唐体”诗人是指宋初模仿唐代贾岛、姚合诗风的一群诗人，由于宋人常常把贾、姚看成是晚唐诗人，所以名之为“晚唐体”。

“晚唐体”诗人中最恪守贾、姚门径的是“九僧”，即希昼、保暹、文兆、行肇、简长、惟凤、惠崇、宇昭、怀古等九们僧人，其中惠崇的成就比较突出。

九僧作诗，继承了贾岛、姚合反复推敲的苦吟精神，内容大多为描绘清邃幽静的山林景色和枯寂淡泊的隐逸生活，形式上特别重视五律，尤喜在五律的中间二联表现其镂句鉥字的苦心孤诣。

因此九僧诗中时有文字颇为精警的断句，例如“虫迹穿幽穴，苔痕接断楼”（保暹《秋迳》）、“磬断危杉月，灯残古塔霜”（惟凤《与行肇师宿庐山栖贤寺》）、“照水千寻迥，栖烟一点明”（惠崇《池上鹭分赋得明字》）等，但全篇的意境往往不够完整。

“晚唐体”的另一个诗人群体是潘阆、魏野、林逋等隐逸之士，其中林逋最为有名。

这一群诗人的作风稍异于九僧，他们一方面模仿贾岛的字斟句酌，另一方面也颇有白体诗平易流畅的倾向，而诗歌所表现的生活内容也比“九僧”诗稍为充实一些。

林逋的咏梅诗十分著名，“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山园小梅》二首之一）两句向称咏梅绝唱。

晚唐体诗人中身份迥异的是寇准。

由于他曾官至宰相，又与上述两个诗人群体都有交往，所以成了晚唐体的盟主。

寇准一生功业彪炳，又遭谗贬逐，以风节著称于时。

但他写诗却绝少涉及上述生活内容，反与九僧、林逋等人如出一辙，喜写山林之思。

宋初诗坛上声势最盛的一派是西昆体。

西昆体，是以《西昆酬唱集》而得名的。

宋初馆阁文臣的唱和风气到真宗朝而臻于极盛。

到了大中祥符元年（1008），杨亿将包括他在内的17位馆阁文士平日相互唱和的诗作编成一集，并将这本诗集题作《西昆酬唱集》。

收录了他们所写的247首诗。

这些诗的作者，其实是一个关系相当密切的诗人群体。

《西昆酬唱集》行世后，西昆体风行一时，时人竞相仿效，成为当时诗坛上独领风骚的诗歌流派。

西昆体诗人的作品，主要有三类题材：

一是怀古咏史，二是咏物，三是描写流连光景的生活内容。

他们在写作艺术方面推崇并效仿李商隐，师法李商隐诗的雕润密丽、音调铿锵，因而其作品也显得对仗工稳，用事深密，文字华美，呈现出整饬、典丽的艺术特征。

西昆体诗人作品的缺陷是非常明显的：

一是诗歌题材范围狭窄，缺乏时代气息；二是诗歌艺术立足于模仿，缺乏自立精神。

第二章柳永与北宋前期词风的演变

这一章（尤其是第三节），是本学期的一个重点。

第一节对五代词风的因革

晏殊、欧阳修的词作，主要继承五代词柔软婉丽的词风，但他们在继承中又有革新求变的一面。

晏殊的《珠玉词》，绝大部分作品的内容是抒写男女之间的相思爱恋和离愁别恨。

然而，晏殊词写男女恋情，已过滤了五代“花间”词所包含的轻佻艳冶的杂质，而显得纯净雅致。

他往往略去对女性容貌色相的描写，而着重表现抒情主人公的恋情。

其词的情感基调是雍容和缓，淡淡的忧愁中时而透露出自我解脱的气度；语言也一洗五代“花间”词的脂粉气和浓艳色彩，而变得清丽淡雅，温润秀洁。

晏殊的国家重臣的地位和爱好文酒宴会的生活情趣都和南唐冯延己相近，词风上也受他的影响。

但由于他究竟还处在承平的时期，他的词在雍容华贵之中，虽也不免流露寂寞衰迟之感，却没有像冯词里所透露的亡国前夕的忧伤。

晏殊的年辈较早，政治地位又显赫，欧阳修等著名词人或出其门下，或为其幕僚，因此，他被后人推为“北宋倚声家初祖”（冯煦《蒿庵论词》）。

与晏殊词相比，欧阳修虽然也主要是走五代词人的老路，但新变的成分要多些。

他对词作的革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扩大了词的抒情功能，沿着李煜词所开辟的方向，进一步用词抒发自我的人生感受；二是改变了词的审美趣味，朝着通俗化的方向开拓，而与柳永词相互呼应。

欧阳修一生宦海浮沉，曾三遭贬谪，仕途不像晏殊那么顺利，对人生命运的变幻和官场的艰险有较深的体验，因而不时地在词中流露出“世路风波险，十年一别须臾”（《圣无忧》）；“浮世歌欢真易失，宦途离合信难期”（《浣溪沙》）；“如今薄宦老天涯。

十年歧路，空负曲江花（《临江仙》）的人生感叹。

表现这类情感的词作虽然不太多，但毕竟显示出一种新的创作方向，即词既可以写传统的类型化的相思恨别，也能够用以抒发作者自我独特的人生体验和心态。

他著名的《朝中普·平山堂》词，就展现出他潇洒旷达的风神个性。

这种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和用词来表现自我情怀的创作方式对后来的苏轼有着直接的影响。

欧阳修在部分即景抒怀的词里洗刷了晚唐、五代以来的脂粉气味和婉约情调，使词格向清疏峻洁方面发展。

作者已开始突破了词的传统题材和表现手法，跟当时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取得某种程度的联系。

欧词用调较多，也有一些慢词。

欧阳修词朝通俗化方向开拓的另一表现是，他借鉴和吸取了民歌的一些表现手法，由此也造就了其词清新明畅的艺术风格，歌咏颍州西湖的十首《采桑子》就集中体现出这种风格特征。

冯煦称欧阳修“疏隽开子瞻，深婉开少游”（《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是比较全面地概括了他在宋词发展中的地位的。

第二节开拓词境的尝试

如果说晏殊、欧阳修主要是着眼于词艺的提高与深化，那么，范仲淹、张先等人的贡献则主要表现在对词境的开拓。

范仲淹是怀有远大抱负的政治家，他并不以词知名，流传的词也只寥寥几首，但大都即景抒怀，表现了开阔而深沉的意境。

范仲淹有着与晏、欧不同的生活经历，边疆军旅生活的体验，拓展了他的艺术视野，丰富了他的人生感受，也改变了他的词风，他的名作《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实是后来豪放词的滥觞。

张先是北宋年寿最高的词人。

他一生官运虽不亨通，却也没有太大的人生挫折，精力又强健，因而一生流连风月，听歌看舞，优游卒岁。

张先对自然景物的描写，独具匠心。

他因善写“影”而得“张三影”的美名：

“云破月来花弄影”、“帘压卷花影”、“堕轻絮无影”。

此外，如“中庭月色正清明，无数杨花过无影”（《木兰花》），也同样精妙。

“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等词句，被传为“三影郎中”或“桃杏嫁东风郎中”。

他还因“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一句，被传为“桃杏嫁东风郎中”。

张先词的内容并没有超越传统的相思恨别的范围，但他从两个方面改变了词的发展方向：

一是大量用词来赠别酬唱，扩大了词的实用功能。

二是率先用题序，将日常生活引入词中。

他现存１６５首词，有七十多首用了题序。

此后苏轼等人的词大量用题序表明创作的缘起、背景，即是直接受张先的启发。

正因为如此，张先词被人视为“古今一大转移”（陈廷卓《白雨斋词话》卷一）。

王安石词虽仅存２９首，却颇具开创性。

他的词已脱离了晚唐五代以来柔情软调的固定轨道，而主要是抒发自我的性情怀抱，并进一步由表现个体人生的感受开始转向对历史和现实社会的反思，使词具有了一定的历史感和现实感。

比如他著名的怀古词《桂枝香·金陵怀古》就是如此。

这样的作品，也使词的表现功能已由应歌娱人转向言志自娱，标志着词风正向诗风靠拢。

第三节柳永词的新变

柳永登上词坛，宋词才发生了重大的、转折性的变化。

柳永的一个贡献，就是大力创作慢词，从根本上改变了唐五代以来词坛上小令一统天下的格局，使慢词与小令两种体式平分秋色，齐头并进。

柳永不仅从音乐体制上改变和发展了词的声腔体式，而且从创作方向上改变了词的审美内涵和审美趣味，即变“雅”为“俗”，着意运用通俗化的语言表现世俗化的市民生活情调。

柳永的词作，表现了世俗女性大胆而泼辣的爱情意识。

他的词作，还表现了被遗弃的或失恋的平民女子的痛苦心声。

在词史上，柳永也许是第一次笔端伸向平民妇女的内心世界，为她们诉说心中的苦闷忧怨。

柳永的词作，还表现下层妓女的不幸和她们从良的愿望，真切地表现她们的命运，也非常贴近市民大众的日常生活和欣赏趣味。

另外，柳永词还多方面展现了北宋繁华富裕的都市生活和丰富多彩的市井风情。

如著名的《望海潮》。

柳永在词的语言表达方式上，也进行了大胆的革新。

他不像晚唐五代以来的文人词那样只是从书面的语汇中提炼高雅绮丽的语言，而是充分运用现实生活中的日常口语和俚语。

诸如副词“恁”、“怎”、“争”等，代词“我”、“你”、“伊”、“自家”、“伊家”、“阿谁”等，动词“看承”、“都来”、“抵死”、“消得”等，柳永词都反复使用。

用富有表现力的口语入词，不仅生动活泼，而且像是直接与人对话、诉说，使读者和听众既感到亲切有味，又易于理解接受。

当时“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与柳词语言的通俗化不无关系。

严有翼《艺苑雌黄》即说柳词“所以传名者，直以言多近俗，俗子易悦故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引）。

词的体式和内容的变化，要求表现方法也要作相应的变革。

柳永为适应慢词长调体式的需要和市民大众欣赏趣味的需求，创造性地运用了铺叙和白描的手法。

前者尽情地铺叙衍展，后者写景状物，不用假借替代；言情叙事，不需烘托渲染，而直抒胸臆，很容易被人接受。

作为第一位对宋词进行全面革新的大词人，柳永对后来词人影响甚大。

北宋中后期，苏轼和周邦彦各开一派，而追根溯源，都是从柳词分化而出，犹如一水中分，分流并进。

第三章欧阳修及其影响下的诗文创作

第一节欧阳修的散文

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是欧阳修。

欧阳修博学多才，诗文创作和学术著述都成就卓著，为天下所仰慕。

他又是一代名臣，政治上有很高的声望。

他以这双重身份入主文坛，团结同道，汲引后进。

在当时的著名文学家中，尹洙、柳尧臣、苏舜钦是他的密友；苏洵、王安石受到他的引荐；而苏轼、苏辙、曾巩更是他一手识拔的后起之秀。

由欧阳修来肩负革新文风的领导责任，正是众望所归。

欧阳修诗文革新的理论是和韩愈一脉相承的。

在文和道的关系上，他和韩愈一样，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答吴充秀才书》）。

他反对那种“舍近取远，务高言而鲜事实”的文章，反对那种“弃百事而不关于心”的“溺”于文的态度。

这样，他使文章和他所关心的“百事”联系起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道统”观念的束缚，写出了一些反映现实生活、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文章。

欧阳修自幼喜爱韩愈的散文，后来写作古文也以韩、柳为学习典范，但他并不盲目崇古，他所取法的是韩文从字顺的一面，对韩、柳古文已露端倪的奇险深奥倾向则弃而不取。

他说：

“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

”（见曾巩《与王介甫第一书》）同时，欧阳修对骈体文的艺术成就并不一概否定，对杨亿等人雄文博学，笔力有馀”（《六一诗话》）也颇为赞赏。

这样，欧阳修在理论上既纠正了柳开、石介的偏颇，又矫正了韩、柳古文的某些缺点，从而为北宋的诗文革新建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也为宋代古文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欧阳修的散文内容充实，形式多样。

无论是议论，还是叙事，都是有为而作，有感而发。

他的议论文有些直接关系到当时的政治斗争，是直接为政治斗争服务的，是古文的实际功用和艺术价值有机结合的典范。

欧阳修另有一类议论文与现实政治并无直接关系，但表达了作者对历史、人生的深刻思考，如《五代史》中的一些序论，对五代的历史教训进行总结，并鲜明地表达了作者的褒贬，以及国家兴亡在于人事而非天命的历史观。

又如他为友人文集作的序言，不但对友人的文学业绩进行评述，而且抒发了对死生离合、盛衰成败的人生遭际的感慨，绝非为文而文之作。

欧阳修的散文，无论状物写景，叙事怀人，都显得摇曳生姿，有很强的感情色彩，因而使其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欧阳修的散文虽以学习韩愈相标榜，风格实各不相同。

如果说，韩愈的文章如波涛汹涌的长江大河，那么欧阳修的文章就恰像澄净潋滟的陂塘。

韩文滔滔雄辩，欧文娓娓而谈；韩文沉著痛快，欧文委婉含蓄。

他继承并发展了韩愈文从字顺的正确作法，而避免了韩愈尚奇好异的作风。

他叙事简括有法，而议论纡徐有致；章法曲折变化，而语句圆融轻快，略无滞涩窘迫之感。

又注意语气的轻重和声调的谐和。

欧阳修在散文方面的成就，作为当时文学革新运动的领袖，是毫无愧色的。

第二节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的诗歌

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进行了革新。

欧阳修诗也是学习韩愈的，主要体现在散文手法和议论入诗。

前人已经指出他有些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