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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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
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
一、历史背景和重要意义
此文，马克思写于1877年11月左右。
1877年10月俄国彼得堡《祖国纪事》杂志刊载了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米海洛夫斯基的文章《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
这篇文章包含对《资本论》的错误解释，这促使马克思写这封信，但此信没有寄出。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从他的朋友的遗稿中发现了这封信。
这封信涉及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俄国村社的前途以及唯物史观等问题。
有关这些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与俄国的民粹派进行过争论。
1861年改革以后，俄国开始了从半封建的农奴制向资本主义的过渡。
这是一个社会矛盾急剧激化和革命力量迅速增长的时期。
马克思认为俄国正面临着伟大的社会革命，这个革命将成为欧洲历史的一个新的转折点。
马克思同俄国政治、文化界许多人士来往密切，如洛帕廷、拉甫罗夫、丹尼尔逊、柯瓦列夫斯基、普列汉诺夫、查苏利奇等。
马克思为了能够对俄国经济的发展作出准确的判断，通过俄国的朋友们获得了大量的俄文书籍、杂志和文件，并依靠这些珍贵的材料对俄国的土地关系、地租、农业生产以及整个俄国经济都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
因此，他了解俄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洞悉俄国的内外事务。
当时俄国革命者的观点同马克思的学说相去甚远。
这些人虽然读了一些科学社会主义著作，但并没有真正掌握马克思的学说。
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的力量，把农民当作共产主义理想的体现者，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农民身上。
他们代表农民的要求和利益，因而被称为民粹派。
他们认为俄国的社会发展应当不同于西方国家而有自己的特殊规律，可以绕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经过农村公社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或大大接近于社会主义。
实际上，这是一种空想的农民社会主义思想。
此外，他们还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严重影响。
1877年在俄国报刊上出现反对《资本论》作者和马克思主义的评论。
自由派的机关刊物《欧洲通报》第九期上刊载了俄国庸俗政治经济学家尤利·茹科夫斯基的文章《卡尔·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一书》。
这篇文章对《资本论》进行了攻击，把马克思说成是私有制的捍卫者。
这引起了《祖国纪事》杂志的编者之一、自由主义民粹派思想家米海洛夫斯基的批评。
1877年l0月，俄国一家文学政治杂志《祖国纪事》刊载了民粹主义思想家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的文章《卡尔·马克思在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
作者以马克思的拥护者的姿态驳斥了无政府主义者、庸俗政治经济学家茹柯夫斯基对马克思的攻击，并称赞《资本论》表现了马克思“罕见的逻辑力和学识渊博”。
但是他又警告说，正因为马克思的理论是“某种严谨的、完整的、因而是有诱惑力的东西”，不能对它“敞开大门”，米海洛夫斯基在文章中提到首位的是“马克思的哲学历史观点是否适用于俄国”这个问题。
他还硬说，马克思认为俄国同其他国家一样，必须消灭农村公社，进到资本主义。
米海洛夫斯基宣称这种主张是错误的，因而《资本论》不适用于俄国。
他根本否认俄国存在着资本主义，坚持俄国不必经过资本主义阶段，只要经过农民村社就可以走向社会主义的观点。
马克思看到这篇文章后，当即起草了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
马克思在信中对米海洛夫斯基的文章作了答复，批判了那种把《资本论》的思想教条化的做法，并就俄国能否绕过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澄清了是非。
马克思的这封信，是研究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重要文献，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4年以后，马克思在致查苏利奇的信中，进一步阐发了他关于俄国农村公社的观点。
1882年，马克思在他和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俄文版所写的序言中，对俄国农村命运的思考作了公开的表述。
二、内容讲解
这封信涉及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俄国村社的前途以及唯物史观等问题。
本文共两部分，6个自然段，可分为4层意思。
1．反驳米海洛夫斯基对自己观点的曲解（第1段-2段）；
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补遗里面的一个附注里，马克思曾指责俄国文学家赫尔岑，因为他不是从俄国的实际出发，而是从普鲁士政府顾问所写的书里去考察俄国的公社，并以此证明，腐朽的旧欧洲只有通过泛斯拉夫主义的胜利才能获得新生。
米海洛夫斯基是根据此来歪曲他的观点的。
马克思指出，他并没有反对俄国人为他们的祖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已经走过而且正在走着的发展道路的观点。
同时指出，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不包括赞成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不包括反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
俄国伟大的文学家、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最先主张，俄国不应当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而应当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通过改造农村公社过渡到社会主义。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的跋里（1872年写）十分尊重地称他是“伟大的俄国学者和批评家”。
米海洛夫斯基仅仅根据马克思对赫尔岑的指责就武断地说他反对赫尔岑的观点，那么他也应该根据马克思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尊重而断定马克思同意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这个问题的观点。
但米海洛夫斯基没有这样做，这就说明他是故意曲解马克思的思想。
2．马克思明确提出他对俄国社会发展前途的看法（第3段）；
为了不让自己的思想继续受到歪曲，马克思指出了他根据许多资料经过多年研究得出的结论，这就是，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
很清楚，马克思认为俄国的经济发展有两条可能的道路，一条是1861年已经开始走的道路，即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很现实的；另一条就是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即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1882年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中所指出的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必须指出，马克思的这种设想，同民粹派把农村公社理想化，不发展大工业，单纯依靠农民立即实现社会主义的幻想根本不同。
马克思认为，要使俄国的农村公社成为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不仅需要西欧无产阶级胜利的配合，而且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须的正常条件。
3．《资本论》描述了西欧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途径（第4段）；
马克思指出，他在《资本论》中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中描述了西欧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即生产者同他们的生产资料如何分离，如何成为雇佣劳动者，同时生产资料的新的占有者如何变成资本家等一系列历史运动。
在这段历史中，凡是促进资本主义发展和资产阶级壮大，凡是促使广大群众同他们的小生产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分离并把他们变为无产者的一切革命运动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这一切变化发展的基础是剥夺农民，是使小生产者变成雇佣工人。
马克思简括地指出了生产制度的历史发展趋势：
资本主义制度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生产过程已经社会化了。
这种制度已经创造出一种新的经济制度的萌芽。
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社会化的要求，它必将被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所取代。
这种生产发展的必然趋势同自然规律一样在起作用。
这一论断是整个《资本论》第一卷的逻辑结论，是不容置疑的。
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马克思同时指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但是西欧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
这就是说，写作《资本论》时是以西欧的这一运动为主要依据的。
马克思在1881年给俄国革命家查苏利奇的信中对这一点说得更明确，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
4．马克思反对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叙述公式化（第5段-6段）。
米海洛夫斯基却把马克思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
他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是要求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西欧的道路。
马克思指出，这是把不属于他的思想强加给他，这是歪曲他的思想。
所以他诙谐地说。
这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
马克思认为他认为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发展进程具有很大的差异性，有的民族甚至可以跨越某些历史阶段。
马克思指出，要很好地理解种种历史现象，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这些发展过程的每一个过程都分别加以研究，要充分考虑到每一过程所处的历史环境，当时当地的地理环境、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等的状况，力求真实地全面地考察这一过程，然后再对各个过程进行比较，找出其中的共同性和差异性及其原因，从而才能比较容易地找到解释历史的钥匙。
这就是马克思所坚持的方法。
三、重点提示
1．关于俄国民粹派提出的俄国是否能越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问题
马克思首先要求民粹派全面地研究和科学地剖析有关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材料，切合实际地看待国内正在发生的经济和社会过程。
而他自己就是这么做的。
他在信中说，经过许多年的研究，我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
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止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
很清楚，马克思认为俄国的经济发展有两条可能的道路，一条是1861年已经开始走的道路，即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很现实的；另一条就是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即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1882年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中所指出的：
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必须指出，马克思的这种设想，同民粹派把农村公社理想化，不发展大工业，单纯依靠农民立即实现社会主义的幻想根本不同。
马克思认为，要使俄国的农村公社成为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不仅需要西欧无产阶级胜利的配合，而且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须的正常条件。
2．马克思建议俄国的革命者不要进行简单的类比，不要把外国的历史经验机械地搬用到本国来
马克思以古代罗马平民所遭到的命运为例，说明极为相似的事情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
他强调指出，只有对具体的历史环境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才能找到理解事物的钥匙，如果只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就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
四、问题思考
1．简述这封信的主要内容。
2．马克思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看法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何启示？
3．学习这篇文章对于我们有何理论和实践意义？
4．简述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
五、原著文本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9—342页。
）
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9页至第342页。
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
编辑先生：
关于茹柯夫斯基先生一文的作者，显然是一个聪明人，假如他在我的关于“原始积累”的论述中只要能找到一个可以用来支持他的结论的地方，他就会加以引证了。
因为找不到这样的地方，所以不得不抓住刊载在《资本论》德文第一版注释增补材料里面一段针对一个俄国“文学家”的批评性插话。
我在那里对这位作家提出了什么责难呢？
这就是：
他不是在俄国而是在普鲁士的政府顾问哈克斯特豪森的书里发现了“俄国”共产主义，并且俄国公社在他手中只是用以证明腐朽的旧欧洲必须通过泛斯拉夫主义的胜利才能获得新生的一种论据。
我对于这位作家的评价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但是无论如何，决不能从这里理解我对“俄国人为他们的祖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已经走过而且正在走着的发展道路”的努力的看法等等。
339
在《资本论》德文第二版的跋里，——而这篇跋是关于茹柯夫斯基先生的那篇文章的作者所知道的，因为他曾经引证过——我曾经以应有的高度的尊重谈到“俄国的伟大学者和批评家”。
这个人在几篇出色的文章中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
俄国是应当像它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俄国可以在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的同时取得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成果，而又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
他表示赞成后一种解决办法。
我的可敬的批评家既然可以根据我对那位俄国“文学家”和泛斯拉夫主义者的评论得出我不同意他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的结论，那么，他至少也同样有理由根据我对这位“俄国的伟大学者和批评家”的尊重断定我同意他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
最后，因为我不喜欢留下“一些东西让人去揣测”，我准备直截了当地说。
为了能够对当代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准确的判断，我学习了俄文，后来又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资料。
我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
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
二
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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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
因此，这一章叙述了使生产者同他们的生产资料分离，从而把他们变成雇佣工人（现代意义上的无产者）而把生产资料占有者变成资本家的历史运动。
在这一历史中，“对正在形成的资本家阶级起过推动作用的一切变革，都是历史上划时代的事情，尤其是那些剥夺大量人手中的传统的生产资料和生存资料并把他们突然抛向劳动市场的变革。
但是，全部过程的基础是对农民的剥夺。
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但是，西欧的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等等（《资本论》法文版第315页）。
在那一章末尾，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趋势被归结成这样：
“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由于自然变化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它本身已经创造出了新的经济制度的要素，它同时给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切生产者个人的全面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实际上已经以一种集体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只能转变为社会所有制。
在这个地方我并没有提出任何证据，理由很简单，这个论断本身只不过是概括地总结了我过去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那几章里所作的详细阐明。
现在，我的批评家可以把这个历史概述中的哪些东西应用到俄国去呢？
只有这些：
假如俄国想要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最近几年已经在这方面费了很大的精力，——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就达不到这个目的；而它一旦倒进资本主义怀抱以后，它就会和尘世间的其他民族一样地受那些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
{当前中国也面临这个问题。
——批注}事情就是这样。
但是这对我的批评家来说是太少了。
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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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
但是我要请他原谅。
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
让我们举个例子来看看。
在《资本论》里的好几个地方，我都提到古代罗马平民所遭到的命运。
这些人本来都是自己耕种自己小块土地的独立经营的自由农民。
在罗马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他们被剥夺了。
使他们同他们的生产资料和生存资料分离的运动，不仅蕴含着大地产的形成，而且还蕴含着大货币资本的形成。
于是，有那么一天就一方面出现了除自己的劳动力外一切都被剥夺的自由人，另一方面为了利用他们的劳动，又出现了占有所创造出的全部财富的人。
结果怎样呢？
罗马的无产者并没有变成雇佣工人，却成为无所事事的游民，他们比过去美国南部各州的“白种贫民”更卑贱，和他们同时发展起来的生产方式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奴隶制的。
因此，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
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
{实际上是它的最大的短处。
——批注}
《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马克思于1881年3月8日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回信提出一个重要思想：
在某种相应的历史情况下，某些民族是可以走上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的。
这对经济不发达国家的革命实践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1881年2月16日，查苏利奇曾寄信给马克思，请他谈谈对俄国历史发展的前景，特别是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的看法。
她说：
“最近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见解，认为农村公社是一种古老的形式，历史、科学社会主义，——总之，一切不容争辩的东西，——使它注定要灭亡。
鼓吹这一点的人都自称是你的真正的学生，‘马克思主义者’”。
“因此，…你对这个问题的见解是多么引起我们的注意，假如你能说明你对我国农村公社可能的命运的看法和对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理论的看法，给我们的帮助会是多么大。
”马克思在俄国农村公社问题上作过多年研究，花费了大量心血，但在回答问题时，态度极其严谨，对各种情况和可能性都进行了仔细地推敲，先后三易其稿，才写成这封回信。
回信本身很简短，不过千字左右，但是草稿却写满了20印张的纸。
这封回信连同三份草稿提出以下主要观点：
首先，马克思指出，在《资本论》中关于原始积累那一章所描述的把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一种私有制形式的运动，即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转变为以剥削别人的劳动、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显地只限于西欧各国。
这就是说，并不是一切民族不管它们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路的；有的国家和民族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经过其他途径向前发展。
接着，马克思具体分析了俄国农村公社的状况及其可能发展的前途。
他指出，在古代和现代的西欧的历史运动中，农村公社时期是从公有制到私有制、从原生形态到次生形态（包括建立在奴隶制和农奴制上的一系列社会）的过渡时期。
但这是不是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农村公社都必须遵循这条道路呢。
绝对不是的。
俄国农村公社具有不同于较古的类型的公社的某些特征：
（1）所有较早的原始公社都是建立在自己社员的血统亲属关系上的；农村公社是没有血统关系的自由人的社会联合。
（2）公共房屋和集体住所曾是早先各种形式公社的物质基础之一；在农村公社中，房屋及其附属物——园地，已经是农民的私有财产。
（3）在较古的公社中，生产是共同进行的，只有产品才拿来分配；在农村公社中，虽然土地仍归公社所有，但定期在各个社员之间进行重分，因此每一社员用自己的力量来耕种分给他的土地，并把产品留归己有。
这些特征构成俄国农村公社内在的两重性，一方面，公有制及公有制所造成的各种社会关系，使公社基础稳固；同时，房屋的私有、耕地的小块耕种和产品的私人占有又使个人获得发展，而这种个人发展和较古的公社的条件是不相容的。
马克思认为，“农业公社天生的两重性使得它只可能是下面两种情况之一：
或者是私有原则在公社中战胜集体原则，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50—451页）俄国农村公社的情况非常特殊，在历史上没有先例。
它是一个巨大帝国内农村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组织形式，土地公有制赋予它以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而它的历史环境，即资本主义和它同时存在，又给予它以实现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合作劳动的现成物质条件。
因此，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
它可以借使用机器而逐步以联合耕种代替小土地耕种，而俄国农民所习惯的劳动组合，又特别便于从小土地劳动过渡到合作劳动。
如果它在现在的形式下事先被引导到正常状态，那它就能直接变成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的出发点。
这就是说，公社有可能直接过渡到人类社会发展必将趋向的高级形式的公有制，即共产主义社会。
另一方面，公社内部也有使自己毁灭的因素。
土地私有制已经通过房屋及农作园地的私有渗入公社内部，这就可能变成从那里向公有土地进攻的堡垒。
更重要的是小土地劳动，它是牲畜、货币等动产积累的基础，是私人占有的泉源。
威胁公社生命的还有国家的财政搜括，商人、地主、高利贷者的剥削。
这种外来的压迫使公社内部原来已经产生的各种利益的斗争更加尖锐，并加速了公社内各种瓦解因素的发展。
马克思指出，以上两种结局都是可能的，但是，对其中任何一种，显然都必需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
“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5页）
马克思强调，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
他说，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末，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变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变为使俄国比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
一年以后，马克思在他与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对这个问题又作了进一步的表述。
他们提出，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所有制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公共所有制形式呢？
或者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
问题的答复是这样：
“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相互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新起点。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1
页）
但是，能够挽救农村公社的俄国革命并没有在公社彻底解体以前到来，在西方地平线上，也看不到爆发无产阶级革命的征兆。
俄国的历史发展依然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
马克思对俄国农村公社的期望虽然没有实现，可是，正如他在信中指出的：
“威胁着俄国公社生命的不是历史的必然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46页）后来一系列不发达国家的非资本主义发展，以历史实践证明：
西欧在农民破产基础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并不适用于一切民族和国家，具有不同条件的民族和国家完全可以有不同的道路。
到了1877年11月，马克思在一封给彼得堡《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中对俄国社会发展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说明。
关于这封著名的信，过去和现在都有大量曲解。
其实，马克思在此信中的叙述虽然比较隐晦，但意思还是相当清楚的，那就是：
第一，针对米海洛夫斯基对《资本论》的误解，重申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即决不能把这一方法变成先验地判定各个民族发展道路的“一般的历史哲学理论”；第二，如果人们想弄清俄国未来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要去独立地研究俄国的经济和社会现状，而不是把《资本论》中关于西欧资本主义发生史的概述套用过来；第三，简略地表达了自己对俄国社会发展方向的意见。
在这里，马克思讲了如下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为了能够对当代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准确的判断，我学习了俄文，后来又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的资料。
我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
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
”⑤这表明，马克思认为俄国此时还处在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上，它固然已经开始朝资本主义方向迈步，但毕竟还走得不远，还存在通过某种努力使它转向另一个方向的可能性。
这里虽然语焉不详，却可以隐隐看出马克思希望俄国避免资本主义发展的心情。
然则需要有怎样的力量和条件才能使俄国避免资本主义方向呢？
信中却略而不谈。
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进一步谈论问题就势必引出革命的结论，而这对《祖国纪事》来说很可能意味着危险。
⑥1880年8月5日，恩格斯在给俄国经济统计学家敏·卡·哥尔布诺娃的复信中，就她关于俄国农村公社和劳动组合已经开始瓦解的报道谈了如下意见：
这种瓦解可能还要延续很长时间。
但由于西欧“总的潮流是向着正好相反的方向发展”以及俄国社会主义将会“及时地变得足够强大”，所以有可能“在人民千百年来的天然的协作本能完全泯灭之前，求助于这种本能。
因此，生产合作社和人民中间实行合作的其他形式，在俄国也应当以不同于西方的观点看待”。
这里显然是重复了他在1875年时的意见，即对在俄国利用农村公社直接走社会主义道路寄予希望。
恩格斯没有忘记补充一句：
“但是，当然它们毕竟还是一些微小的治标办法。
”⑦
就思想实质而言，马克思1881年3月8日给查苏利奇的复信及其草稿与恩格斯的这封信完全一致，但恩格斯的信现今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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