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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梁启超在1906年创办长沙女子学堂时,就把课程名称改为“国文”;

蔡元培在上海爱国女学执教时也把它改称为“国文”。

至辛亥革命后,蔡元培以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的身份,主张要求中小学的语文课程一律改名为“国文”。

五四运动以后,言文一致、国语统一,成了时代的潮流。

众多新派人物主张,用口语说话写文章,以口语表达促进文字表达,以国语教学促进国文教学,做到言文一致,我手写我口,这是当时许多语文教育家所共同追求的目标。

1922年,北洋政府公布《学校系统改革案》,全国教育联合会组织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草拟中小学课程体系,并于1923年颁布中小学课程纲要,中小学分设的“中国文字”和“中国文学”改称“国语”,主张小学生专学白话,初中生兼学白话。

高中则仍用旧名“国文”,主要教文言文。

1932年以后,小学称“国语”,中学称“国文”。

直到1949年,叶圣陶任华北人民政府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时,才将“国语”和“国文”统称为“语文”。

从此,“语文”就成为了基础教育中关于母语教育的课程专用名称。

(二)语文的本质

在教育领域里,没有任何一门课程的名称像语文那样不断地引起人们的关注和讨论,让许多人在概念的理解与定位上产生诸多歧义。

语文是什么,如何认识和把握语文的本质,在语文课程改革与发展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人们各有仁智之见,对它作出了多种不同的解释。

由于认识角度与分析方法等因素存在的差异,对语文含义的理解亦呈歧义性和多元化,如“语言与文字”说、“语言与文学”说、“语言与文章”说、“语文与文化”说、“语体与文言”说等等。

众说纷纭。

为了廓清人们对“语文”二字的模糊理解,从1962年起到20世纪80年代,叶圣陶先生多次在不同场合做了解释。

1962年,在为北京中华函授学校举办的“语文学习讲座”中说:

   

“什么叫语文?

平常说的话叫口头语言,写到纸面上叫书面语言。

语就是口头语言,文就是书面语。

把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就叫语文。

”①

——————

《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第138页,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

1964年,在答复一封来信时又进一步阐释道:

 

“‘语文’一名,始用于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选用中小学课本之时。

前此中学称‘国文’,小学称‘国语’,至此乃统而一之。

彼时同人之意,以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故合言之。

亦见此学科‘听’‘说’‘读’‘写’宜并重,诵习课文,练习作文,固为读习之事,而苟忽于听说,不注意训练,则读写之成效亦减损。

……其后有人释为‘语言’‘文字’,有人释为‘语言’‘文学’,皆非此名之原意。

第二种解释与原意为近。

惟‘文’字之含义较‘文学’为广,缘书面之‘文’,不尽属于‘文学’也。

课本中有文学作品,有非文学之各体文章,可以证之。

第一种解释之‘文字’,如理解成篇之书面语,则亦与原意合矣。

1980年,叶圣陶先生在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中再次强调:

“‘语文’作为学校功课的名称,是1949年开始的。

解放以前,这门功课在小学叫‘国语’,在中学叫‘国文’。

为什么有这个区别?

因为小学的语文全都是语体文,到了中学,语体文逐渐少,文言文逐步加多,直到把语体文彻底挤掉。

可见小学‘国语’的‘语’是从语体文取来的,中学‘国文’的‘文’是从‘文言文’取来的。

1949年改用‘语文’这个名称。

因为这门功课是学习运用语言的本领的。

既然是运用语言的本领的,为什么不叫‘语言’呢?

口头说的是‘语’,笔下写的是‘文’,二者的手段不同,其实是一回事,功课不叫‘语言’而叫‘语文’,表明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都要在这门功课里学习的意思。

“语文”这个名称并不是把过去的‘国语’和‘国文’合并起来,也不是‘语’指语言,‘文’指文学(虽然教材里有不少文学作品)。

透过叶圣陶先生在各个时期对“语文”一再解释,我们可以了解到:

其一,“语文”就是语言,是口头语与书面语的合称。

听说读写涵盖了语文教学的全部内容,学语文就是学语言。

反之,只有学好了语言,才算学好了语文;

其二,“语文”是一个综合体,“语言”是其根本质。

“语文”不单指语言或文学,还包括与之密切相关的文字、文章、文化等因素。

“语言”是语文这一事物最根本的,起支配、决定和制约作用的构成因素,是语文的根本的质,是语文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根本标志,而其他因素则是“语言”因素的不同形态和不同表现形式,处于次要的受制约的被支配地位。

它们之间是本质与现象的关系;

其三,“语文”是学校教育中的一个科目。

“语文”一词仅限于“学校功课的名称”,而非指一般人文范畴领域的“社会语文”。

因为沉浸着“教育”的因素,

————————

《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第730页,北京:

转引自张红顺:

《论叶圣陶语文教育观》,河北:

《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4(3)

因而,人们对“语文”的探讨就难以客观化、纯学术化,总是在有意无意之间搀杂着判断主体的价值理念和文化心理及时代发展的需要等。

语文是与人们的意志、情感、价值体系交织在一起的,这恰巧为人们的多元理解和发展性研究预置了开放性空间。

其四,“语文”之“语言”是“言语”。

叶圣陶先生之“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中的“语言”指是人们说的话或写的文,它们不是作为语言学对象的静态的符号系统,而是作为心理学对象的动态的言语作品,即人们运用语言符号系统进行交际的行为及结果。

当然,言语行为及其结果离不开语言符号系统,言语必须以语言为依托,故在一般的概念运用中,往往将内涵本不相同的“语言”和“言语”视为同一概念。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语文是以言语(语言)为根本质的包含文字、文学、文章、文化等多元素构成的一个综合体。

其实,在语文名称变更的背后,隐含的是有关语文内涵的论争。

纵观20世纪前50年语文名称的演变历程及人们对它的不同阐释,我们可以看到语文内涵变革的基本走向:

文言文逐步让位于白话文;

书面语独领风骚到书面、口语并重;

语文的文化修养功能逐步让位于语文的工具性功能;

语文的文化内涵逐步被语文的应用性意义所取代;

语文的文化价值逐步被日趋受宠的工具性价值所淹没……

(三)语文命名的历史背景

语文名称的确立,标志着语文教育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完成,在这一变革过程中,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上述语文内涵的诸多变化?

叶圣陶为什么一再强调语文的“语言”因素?

为此,我们有必要了解那个特殊的文化历史背景,并以此来关照当下及未来社会文化环境下的语文教育价值取向。

第一,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语体文与文言文脱离的现象,严重阻碍了人们日益丰富而复杂的日常生活的交流与交往,也抑制了教育的平民化和大众文化的传播与发展。

诚如鲁迅在《且介亭杂文·

中国语文的新生》中所言:

“中国现在的所谓中国字和中国文,已经不是中国大家的东西了。

”革除文言,提倡白话,文章明白如话,“以我手写我口”,成为清末以来教育文化界最响亮的口号。

第二,以阐释经传、代立圣人言为目的的传统语文教育,忽视语文学习对个人现实生活及成长的意义。

“旧式教育是守着古典主义的:

读古人的书,意在把书中内容装进头脑里去,不问它对于现实生活合不合适,有用处没有用处;

学习古人的文章,意在把那一套程式和腔调模仿到家,不问它对于抒发心情相配不相配,有效果没有效果。

旧式教育又是守着利禄主义的:

读书作文的目标在取得功名,……至于发展个人生活上必须的知能,使个人终生受用不尽,同时使社会间接蒙受有利的影响,这一套,旧式教育根本就不管。

因此,旧式教育可以养成……‘活书橱’,……‘人形鹦鹉’,……‘儒学生员’;

可是不能养成善于运用国文这一工具来应付生活的普通公民。

第三,语文文化的“济世”功能受到了科学文化的严峻挑战。

在我国古代,语文教育一般不是被当作文化来看待的,而是作为一种重大的治国安邦、道德教化的功利手段来看待的。

人们不厌其烦的反反复复的去咀嚼那几部儒家经典,无非想在其中找到治国做人的大道,找到“千粟”、“黄金屋”、“颜如玉”。

 

然而,近代尤其“五四”以来,科学文化逐渐取代了语文文化而成为文化的主流。

而语文则由过去的“经国治世”转变为为个人服务——塑造个人的文化品格、满足个人的文化消费心理。

二、语文的特征

语言是人类特有的用来表情达意、交流思想的工具,是由语音、词汇、语法、构成的信息符号体系。

有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两种形式。

语言是语文本体的核心构成要素,是语文质的规定性,同时又是“语文”的外显形态。

因此,我们探讨语文的特征,首先应从探讨语言的特征开始。

我们认为,语言(语文)具有三个互相联系的特征。

(一)符号性

在认识人和文化的问题上,重视象征符号早已成为西方文化学的主导潮流,其中,符号——文化学派在这方面的研究颇有建树。

其代表人物之一怀特在《文化科学——人和文明的研究》中阐释了他的“符号论”:

“全部人类行为起源于符号的使用。

正是符号才使得我们的类人猿祖先转变成为人,并使他们成为人类。

……人类行为是符号行为;

反之,符号行为是人类行为。

符号乃是人类特有的领域。

”卡西尔则直接将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

人与其说是“理性的动物”,不如说是“符号的动物”,亦即能利用符号去创造文化的动物。

“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

语言、神话、艺术和宗教则是这个符号宇宙的各部分”。

卡西尔进而分析了符号与信号的区别。

“信号是物理的存在世界的一部分;

符号则是人类的意义世界之一部分。

信号是‘操作者’;

而符号则是‘指称者’。

信号即使在被这样理解和运用时,也仍然有着某种物理的或实在性的存在;

而符号则仅有功能性的价值。

人具有“符号化的想像力和智慧”,人能发明并运用各种符号来创造他所需要的理想世界。

人是“符号的动物”,而语言则是人类最基本的“符号形式”之一。

语言具有

————————

《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第87~88页,北京:

[德]恩斯特·

卡西尔著;

甘阳译:

《人论》,第45、56页,北京:

西苑出版社2003

功能性价值,它是人类发明并用来创造理想世界的符号。

人类首先发明的是声音符号,进而选择了图画,最后发展为比较抽象的文字符号。

它们分别为“声之符”和“形之符”。

只有汉语言仍旧保留着人类语言的三种原始状态,即声音符号、图画符号和抽象文字符号的统一体。

汉语言符号除了具有人类语言的共性——文化性、创造性、理想性之外,还具有形象直观性和思维适应性。

因为图画作为一种记录符号,最简单明白,最容易使用也最容易解读,同时,人类在发明了声音符号之后,几乎共同地选用了图画,也表明人类思维对图画符号最具有适应性。

(二)工具性

学习语文就是学习本国的语言文字,那么,语言是什么呢?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

它同思维有密切的联系,是人类思维和表达思想的手段,也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信息载体。

语言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特征之一。

马克思曾说:

“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

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

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

叶圣陶先生也曾深有领会地说:

“思想决不是无所依傍的,思想依傍语言。

思想有它的质料,就是语言的材料,是语汇。

思想有它的形式,就是语言的规律,就是语法。

无论想得粗浅的,想得精深的,都摆脱不了语言的质料跟形式。

无论这个民族的人,那个民族的人,他想的时候都摆脱不了他那个民族的语言的质料跟形式。

一个人学会了旁的民族的语言,他也可以依傍旁的民族的语言来思维,,可不能一种语言也不依傍。

脱离了语言就没法思维。

“语言是一种工具,就个人说,是想心思的工具,是表达思想的工具;

就人与人之间说,是交际和交流思想的工具。

语言是一种工具,工具是用来达到目的的。

对人类而言,语言这个工具可以达到的目的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语言(语文)是思维的工具

海得格尔认为,语言的本质是语言说。

“我们在清醒时说。

我们在梦中说。

我们总是在说。

哪怕我们根本不吐一字,而知识倾听或阅读,这时,我们也总在说。

甚至,我们既没有专心倾听也没有阅读,而只是做某项活计,或者悠然闲息,这当儿,我们也总在说。

……一旦人有所运思地寻视于存在之物,他便立即遇到语言”。

“说是有声的表达和人类心灵运动的传达,而人类心灵运动是以思想为指导的。

所以,语言、说、思维及其结果——思想,是一个作为人而存在的生命体

《词海——语言学分册》,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25页,北京:

人民出版社1960

《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第637、138页,北京:

孙周兴编选:

《海得格尔选集》,第981页,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1996

的保障。

语言是思想的定型。

任何人说出来的口头语言和写下来的书面语言都是他心里所想的;

想的过程就是语言形成的过程。

“朦胧的思想是不清不楚的语言,清澈的思想是有条有理的语言。

语言与思维是完全一致的。

离开了语言,人们无法思维。

语言(语文)是交际的工具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生活在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不可能独立存在,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绝对离不开相互交往,而相互交往过程当中使用最经常、最广泛的就是语言。

这是因为,“语言是最切近于人的本质的,触处可见语言。

“不管在那里,只要我们发现了人,我们也就发现他具有预言的能力并且受着神话创作功能的影响。

”③“在某种意义上,预言活动决定了我们所有其他的活动。

我们的知觉、直观和概念都是和我们母语的词语和言语形式结合在一起的。

”④“没有语言就不可能有人们的共同体。

”⑤

语言(言语)的交际功能是与生俱来的。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语言也伴随着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实践日益“繁荣”起来。

但不管语言如何演变、丰富和发展,它的根本属性却一直末变,它始终客观的存在于人类生活中,是联结人类群体生活的最基本的手段。

语言(语文)是信息的载体

为了应对信息化社会对教育的挑战,《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不但要求在教学过程要“大力推进信息技术在教学过程中的普遍应用,促进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的整合,逐步实现教学内容的呈现方式、学生的学习方式、教师的教学方式和师生互动方式的变革,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为学生的学习和发展提供丰富多彩的教育环境和有力的学习工具”。

而且将“信息技术教育”作为专门的必修课程在从小学到高中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独立开设。

信息能力,即信息的获取、分析、加工和利用的能力,和体现传统文化基础的“读、写、算”能力一起成为信息时代每个社会成员基本的生存能力,共同构成了信息社会文化基础的四大支柱。

在以多媒体和网络为核心的现代化信息技术环境下,传统文本不再是信息承载和传递的惟一形式,但是,无法改变的事实是,语言依然是最主要的信息载体,并且依然承担着各种现代化信息手段创造发明及运用的母体职能。

语言(语文)文化的载体

语言这一工具不同于汽车、轮船、飞机等运载工具,它承载的不是人和物,

《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第112页,北京:

②孙周兴编选:

③④⑤[德]恩斯特·

《人论》,第153、167、165页,北京:

而是文化;

它也不仅仅用于个人的表情达意、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交际,而是主要用于文化的社会传递与传播。

语言是文化产生的基础和发展的关键,是文化最基本的表现形式,是文化得以承传的基本途径和保证,是人们获得文化的必由之路,同时它也是人们文化素质的集中体现;

文化则是语言的全部内容和灵魂。

对于个体来说,文化决定了人的语言品位的雅俗高低;

对于一个民族和国家来说,文化决定了其语言的生命力和活力。

依据可西尔的观点,人是符号的动物,人发明并使用神话、宗教、语言、艺术等符号形式创造各种文化;

人在不断的文化创造活动中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即“从一个较为主观的状态走向一个客观的状态,从单纯的情感态度走向了理论的态度”。

①所以说,语言不仅是承载文化和传播文化的工具,更是创造文化的工具。

语言的上述特征表明,一个人如果不能正确地理解和使用语言,不能在生活和学习中“尽量运用语言”,“尽量运用文字”,他就无法在社会上正常生存,更谈不上学习与发展。

正如叶圣陶先生所言:

“语文是工具,自然科学方面的天文、地理、生物、数、理、化,社会科学方面的文、史、哲,学习、表达和交流都要使用这个工具。

”②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语言(语文)的学习与发展是人一切学习和发展的先决条件。

(三)人文性

语言向来与文化血脉相连,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更是文化的组成部分。

语言属于符号系统,是文化传播与发展的重要手段,同时又是文化现象,是人类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它作为一种最为重要的文化符号,是人类进入文化世界的主要向导。

各民族的语言都不仅是一个符号体系,而且是该民族认识世界、阐释世界的意义体系和价值体系。

符号因意义而存在,离开意义,符号就不成其为符号。

语言与它所承载的文化内容、文化因素形影不离。

我们不能,实际上也不可能把语言系统和文化系统断然分割开来,语言符号首先是文化的忠实记录者。

同时,语言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整个文化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现代哲学解释学从语言本体论的角度为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研究提供了新的哲学依据。

海德格尔有一个著名的命:

“语言是存在的家,在它的住处住着人。

”伽达默尔在此命题上提出“能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他认为存在就是语言,语言表达了人与世界的一切关系,人永远是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

我们所感知、体认和理解的世界形式是通过我们自己的语言形式呈现出来的。

正如英国语言学家帕默尔所说:

“语言是所有人类活动中最足以表现人的特点、打开人们心灵深处奥秘的

①[德]恩斯特·

《人论》,第166页,北京:

②《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第150页,北京:

钥匙。

它是人们表达思想的至高无上的工具,是维系民族的纽带,是历史的宝库。

”从这个角度来看,不同的语言就代表了不同的精神风貌、认知体系、价值观念和世界观,它必然塑造不同的思维方式、情感特征和文化心理。

就母语而言,造字、构词、组句、布局谋篇描景达情等这种看似纯语言形式的构造,实际也深埋了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直接塑造着民族的文化心理。

因此说,语言不仅仅是交际工具或符号体系,它本质上一种意义体系和价值体系。

无论谈及何种语言,我们都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它蕴含的文化内容和文化精神。

特别是我们的汉语语言,先人们早就发现了它突出的文化特点。

在中国古人看来,“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

”(《春秋榖梁传》)“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论语·

尧曰》)历史上著名的名实之争,文道之论,言意之辨,在某种意义上,都关涉到汉语文化内涵的阐发。

朱熹说:

“道者,文之根本。

文者,道之枝叶,维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

三代圣贤之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

”从此类论述中,可以体悟古人是如何把语言同人性、天道、事理联结在一起的。

中国当代学者对于汉语的文化研究也多有创见。

20世纪80年代后期关于中国文化语言学的理论探索和争鸣,论争双方都为如何理解汉语的文化特性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汉语言文字不是单纯的符号系统,它有深厚的文化历史积淀和独特的文化心理特征。

它虽是一种工具,但这个工具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构成、文化的存在。

语文亦然。

从接受主体角度看,学习语言或是为了通过学习语言所承载的文化内容而获得一种文化精神。

所谓文化精神,是指一种文化中基本的、整合的、历史发展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范式系统,它是在主体历史文化实践中形成的,内在于其整体精神心灵结构的价值观念、情操品质、行为范式的总合。

为了凸显人生命意识和价值因素,人们通常将语言的文化内容及文化精神表述为“人文性”。

何谓人文?

《易经·

贲卦·

象传》:

“刚柔交错,天文也;

文明以止,人文也。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人文即人的文采,指文章、礼仪。

后人用来泛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包括政治制度、思想观念、民族文化、民族心理,生活习俗等。

在西方,人文有两方面含义。

一方面指“人文科学”,即同人类利益有关的学问,以别于中世纪教育中占统治地位的神学。

后几经演变,通常是指包括语言、文学、绘画、音乐、雕塑、建筑、哲学、历史等内容组成的学科体系。

另一方面,指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同维护封建统治的宗教神学体系相对立的资产阶级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简称人文主义。

人文主义运动从14世纪下半叶在意大利兴起,15-16世纪发展到欧洲各国。

人文主义的追求是:

肯定现世人生的意义,要求享受人世的欢乐;

提出个性解放,要求个性自由;

相信人力的伟大,称颂人性的完善和崇高;

推崇人的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主张运用人的知识来造福人生。

总之,“人文”包含“人”和“文”,前者是关于理想的“人”、理想的“人性”的观念,后者是为了培养这种理想的人(性)所设置的学科和课程,(往往是“人文学科”)由于作为人文的第一方面的“人”的理念是更重要、更基本的方面,因此,为了强调这更重要的方面,人们有了“人文”精神的说法,所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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