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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挺身而出与抗议”，“遂得逐渐收回自治。
”遂即“设总理公所，联军统帅瓦德西派参赞裴克尊汉，并每国统兵官一人，日赴总理公所。
与民政全权大臣、步军统领、顺天府尹三署同集”。
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陈璧“自十月朔始，八十余日不辍三署”。
为了向北京市民昭示大清江山还在，众人公“推璧主其事。
先商定许我会衔出示，列大清年号，不用阳历；
嗣之，我自出示。
每张示，观者雷动，始知我国力尚存。
”[1]也鼓舞了北京市民与外国侵略军斗争的信心与勇气。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迁太僕寺少卿全权大臣，负责处理京城事务。
“和议成，联军陆续归。
充接收五城池地面专员。
德营驻琉璃厂废窑，既去，即奏请就立五城中学堂”。
其后主要从事财经、铁路、邮传、铸币等实业，颇多建树。
陈璧卒于1928年，终年77岁。
乡人为纪念他而将仙坂村改名为苏坂村。
陈璧作为兴办船政时期的重要人物，虽然《清史稿》无传，但《清史列传》与民国《福建通志》均收其个人传记。
陈璧一生中为中华民族做了不少有益之事，如兴科学、办教育、理财政等，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筹办船政。
可以说，陈璧的一生与福建船政，与中国早期海军的命运紧紧相连。
遗憾的是，学术界有关陈璧的研究成果极少。
林庆元教授曾著有《陈璧》一文，收入林公武、黄国盛主编《近现代福州名人传》，可能受篇幅所限，未能展开详叙。
本文力图全面、公正地对陈璧作出客观评价。
一.陈璧与“福建船政开自然之利”
清政府曾用招商承办的措施来改造和维持困难重重的洋务企业。
中法甲申马江海战之后愈加注意，中日甲午海战之后更是如此。
就以汉阳铁厂招商为例，招商的主要目的是解决投资方面的严重困难（这主要是因为“户部必不拨款”，“罗掘已穷”）。
而承办商盛宣怀“并无如许巨款”，他希望铁路收归国有。
当清廷命王文韶、张之洞督办芦汉铁路时，盛氏立即“甚踊跃”地表示“愿招商承办”。
[2]拿计划中的铁路作他个人承办铁厂的“信用”，再拿承办铁厂来染指计划中的铁路，以空对空。
这种“招商”，并未招来多少私人资本，却招来了一堆后患。
甲午战后，军工生产是“筹饷练兵”的重要一环，是作为“急务”之一来对待的。
此时，清政府采取了维持与扩充并进的措施。
但总体看来，旧的体制并无多大变化。
陈璧就是在这种复杂的局势中，力排众议，坚持要求对福建船政进行官办商助的扶持政策。
当然，朝臣之中亦各有想法。
胡燏棻有“令民间自为讲求”“托民厂包办包用”之议[3]；
给事中褚成博也主张将各省船械机器等局招商劝办。
[4]清政府根据户部“仿照西例，改归商办”的议复谕令将原有局厂“招商承办”，要求有关省份的督抚派人赴海外招徕华商，“该商人如果情愿承办，或将旧有局厂令其纳赀认充，或于官厂之外，另集股本，择地建厂。
一切仿照西例，商总其事，官为保护。
若商力稍有不足，亦可借官款维持”。
[5]
表面上看来，军用工业可交由商办。
实则不然。
武器制造这部分的生产经营方式，仍是完全官办的老办法，只能靠增加经费投入来维持，毫无“变计”可言。
所以陈璧“招商承办”的建议未被采纳。
主张“多设局厂”自造军火的张之洞，对他“竭力经营”若干年的湖北枪炮厂，制订了一个扩充计划。
核心是增加常年经费，引进德国技术设备。
他仗着甲午战后自己地位的上升，力求解决数年来“经费有限，力量未充”的难题，要求朝廷允许他“由江南筹款，再加开拓”。
[6]经他争取，湖北枪炮厂的常年经费便增加到75－76万两之多。
这比福建船政局多年维持在15万两左右竟有5倍之数!
经过张之洞的大力扩充，湖北枪炮厂发展为中国最大的军工厂。
在“整顿”之中，企图作“招商承办”尝试的主要有福建船政局。
闽浙总督边宝泉曾会同两广总督谭钟麟奏请将福建船政局招商承办，均因层层掣肘，招商设想并未落实。
时任御史的陈璧则建议“为船政开自然之利”，开煤铁矿、铸造洋钱、设招商局、兼造民用品，搞商品化经营。
[7]这是陈璧借鉴西方商品化经营制造业的成功经验，并希望以此打开官办的垄断局面；
但在官办体制下，商品化经营的成效并不明显。
虽然陈璧的建议未被采纳，然而当年所提出的一系列主张却部分得到推行，而且取得一定成效。
甲午硝烟甫尽，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六月二十三日，针对日益恶化的边疆与海防局势，鉴于福建船政创办30年来步履维艰，陈璧上奏一个言辞恳切的奏折，即《奏为海防善后亟宜变通闽广章程添设各项机器以开利源而备御侮恭折》。
他首先分析了中法马江海战之后的客观形势并强调自制军火舰船的重要性和加速发展福建船政的迫切性，他说:
“购炮买船积输钜款，既为中国一大漏卮；
而器非自制，究不足以操用兵之胜算。
现在旅顺船坞即归还亦近残废；
上海机器局凑合成器，而非探制造之源。
为今之计，莫如恢张福建船政。
”他回顾了船政事业举步艰难惨淡经营的历史，并指出体制上的流弊和经费不足的症结所在:
“船政规模创自左宗棠，立自沈葆桢，缕析条分，颇称详备。
厥后各督办恪守其政，而无力开拓者，经费不足故也。
现改归督臣兼管，原亦因陋就简之计。
然兼析之，公要纷繁而船政之事宜琐碎，仅委一道员为总办，按部就班则有余，而上下情隔，流弊渐生，欲其奋发振作也更难矣。
”回顾至此，陈璧大有往事不堪回首之感，他向朝廷倾诉肺腑之言:
“以三十年缔造之艰，一旦置废于无形，诚为可惜。
若恢拓旧规，又苦钜款难筹。
为今之计，惟有为船政开自然之利，以船政之利源资海疆各省之利用。
为之似若甚难，而收效实可操券。
臣于此中利害倚伏，耳熟能详。
”那么如何为船政而开自然之理呢?
陈璧从开矿、铸钱、招商、办电等4个方面来深入阐述自己的观点:
“一曰饬船政，开煤铁矿。
海防御侮，必须制器。
查穆源铁矿，近在省治百里，小轮船一日可达。
前督办臣黎兆棠派员履勘，提炼铁苗，皆称质冠东南。
诸铁矿拟集股开办，事将举而疾作，遂置之无有知者。
现钢炮在所必铸，铁路在所必开；
必延外洋矿师勘估挖掘，就山开炉提炼。
就船政已有之机器熔铸，藉以制造，要需诸臻利便。
铸铁必需烟煤，龙岩、建安及上下游产煤甚夥。
据矿师议论，闽煤本质不过，历年过多，油性不足。
若开至深处，或再为搜求，必有烟煤矿区可供各项矿炉之用。
唯因民间柴薪用之不竭，凡工厂未兴，销路甚隘，故商民未能试采，恐耗本金；
官为提倡不数年，煤斤足供闽用。
煤铁矿办后，接办铅矿，查罗源县东面滨海，有西洋岛，向产铅苗极旺，前经出洋学生勘验得实。
此矿开成，不特铅弹可以自制，无须购自外洋；
而福州装茶铅箱，岁需银一百数十万两，并可取资内地。
不然利之所在，人所争趋，必有奸民勾引外人，入而盘据之，其害即伏于中。
”其二，他还提出铸造新式钱币:
“一曰饬船政，铸洋钱。
查福建自左宗棠奏准，正供粮赋，变通洋银解库。
是以海口市易通行洋钱，近年广东开局熔铸，著有成效。
惟创办伊始，需费颇钜，若就船政现成之厂地，少增炉器，事半功倍，所得必赢。
去岁谭钟麟在任，派员赴粤查探。
谋办伊始，为东方告警，遂以中止。
如果试办得法，所入之利于局用不无少补，不然钱法日坏，私铸假洋充斥于市，其害又伏于中。
”其三，陈璧主张广开招商门径来办船政:
“一曰饬船政，开招商局。
查船政官输例，不准搭商民。
然商民图利夤，缘附搭水手，私收水脚，弊不胜言。
而迎送官员络绎不绝，尤为靡费。
今请按照招商局章程，准所有官轮驾驶何处，先期招贴，不论官民，议收水脚。
或派赴长江等埠运米，或春夏间专派一二轮赴福宁白马门运茶，其运费可收至十万两。
缘茶商利于海运，费省期速。
而无陆路湿水搀假之弊，茶市藉此转机，税厘亦因增数，一举而数善备焉。
在船政不患养船之无费，而小民便于转运利亦厚矣。
不然洋舶往来，既夺我利权。
而行船有弊，养船需款，其害滋甚。
”试想朝廷一年拨给福建船政经费仅区区15万两，倘若兼运茶叶就有10万收益，何乐而不为呢?
其四，陈璧提出发展各项制造业和以水电补充火电的主张:
“一曰饬船政，广制造。
查船政机器马力，外洋皆旁通别用，用其巧力，一人可了数十人之事；
用其震力，一举可省数十日之劳；
用其重力，一器可兼收十器之功。
张之洞创洋布局于湖北，民享其利；
上海设洋火公司，民称其便。
若因船政现有之机器，变通而添置之；
闽省虽不产煤，而易火机为水机；
深溪悬流，皆有作用。
且添造电线、洋铁、洋灯、自来火各项器物，发商贸易济中土之用，以阴夺外人之侵渔，生计环生，足苏民困。
不然，彼族广设机器，所损失利权尤钜。
”在外商大举入华之时，这些看法对维护民族工业十分有益。
他还着重指出依托船政加强教育的重要性:
“而且强国莫利于人才，查船政学生出洋已有三届，头班学生皆沈葆桢挑选世家聪明子弟，送入学堂研求西法，学成出洋游历。
归而用之，或精驾驶、或精制造、或精翻译、或精矿务、或精化学、或精测量图画。
自丁汝昌调度无方，驾驶人才殒伤过半。
今其继起学成者，亟宜派令出洋，广学艺事，兼讲联络各国之法，庶人才辈出，足敷应用。
至前届出洋学生，习铁路者，须咨入铁路公司；
习炮械者，须咨入炮厂办事；
习翻译者，须咨入翻译当差。
庶其理不至腐于心，其才乃克展；
于职责之既久，将驾外国而上之。
一切教习无须雇用洋人，岁省薪水百余万。
培中国之人才，去公家之冗费，莫便于此。
”可见陈璧强调船政学生的成功之处在于书本与实践的紧密结合。
对于船政在发展清朝海军所起的作用，陈璧作了精辟的分析:
“海军莫利于钢甲，钢甲为快船统帅，快船为钢甲偏裨，木轮为快船爪牙。
海防一日不能弛，钢甲即一日不能不造。
现在罗星塔新船坞已成，离马江三里，长四十二丈，底平水深，七千余吨之船可以出入。
如果就地开制，易于集事，且料之坚实，当视购诸外洋者为过，而价之节省更在意中。
今舍现成之厂地而不制，弃既有之匠徒而不用，必输金外洋，买残窳脆薄之船，此事不可解者也。
且讲求不力智巧日封，一旦急需巨舰，外洋起而居奇，受制于人，无所底止。
海战莫利于大炮。
甲申年间，左宗棠督师入闽，饬船局兼办炮政，议而未行卒于位。
裴荫森奏开炮厂，铸未成功，费绌而止。
夫炮与船相辅而行，制船而不制炮，犹弃干戈而徒搏也。
诚将裴荫森已盖炮厂葺而用之，修废振坠，聿观厥成。
船政自有制炮生徒，不须招集洋匠，且因熟生巧，机关震力，另式制胜，不至长封于故智，漏师于外人，其有利无害又如此。
”可谓高瞻远瞩!
最后他谈到经费来源问题:
“今之议者必曰经费不足，难以责效。
查船政经费，闽海关年拨六十万；
近十余年来，关务减色，祗解四成，计二十四万两；
近一二年内，只解十余万。
停工撤匠，厂务告荒!
夫李牧开边专资军市，闽省所出之税，请暂时酌复旧额，批解厂用；
一面广立公司，招致南洋富商之善理财者，辅同经理；
荣以冠带，厚其犒劳，或藉资集股，或即令包办。
昔左宗棠初开船政，先调胡光庸办理；
提调沈葆桢既督船政，急招叶文澜分任监工。
之二人者，皆从理财起家者也。
今欲图大局，非择人举办，此任谁当?
”面对筹款之难，陈璧提出向外国公司借债之举:
“即或一时难筹巨款，亦可权借洋债以应急需。
将来修造师船，估值拨付。
且铁矿、洋钱、招商、制造各项广设公司，招商包办，由船政主持，坐收其利；
以船政之赢余，还船政之洋债，亦非无疑可筹也。
若夫一事权所以专责守也，简威望所以服人心也。
船政虽近省治而督臣机务纷沓，不能常驻船署；
仅派总办又非熟悉厂务之人，难望起色。
应如何简派威望素著之大员，假以事权，使之坐镇堂皇，切实董劝以期成效，则非臣所敢妄拟也。
”他还附带总结了一通变革的道理:
“总之，风气既开，不能拘泥古法。
海军船炮、铁路开矿机器各事宜，自必陆续兴办，而中国制造各局以福建船政为最初，其规则亦最备。
因其固有之基，则事不劳通；
其自然之利，则费不穷。
恢拓于无穷，变通以尽利。
所以开利源、消隐患者，莫大乎是。
相应请旨饬下南北洋大臣、福州将军、闽浙总督详议施行。
”[8]所举条款措施，不失为明智之举，确实起了在福建船政事业中震聋发瞶的领先作用。
次日，即六月二十四日，陈璧又毅然再次上书《请派大员查明福建船政实在情形速规推广以振防务折》，折中坦言:
前折意犹未尽，面对诸多诽议，再三说明“查船政创始章程，最为精善，与各省制造局情形迥殊。
今之议者不曰虚糜帑项，即曰滥给乾修，而负谤之。
实由经费所领，不及四成，以致力薄功微，动招物议。
大抵工程一事，经费足则愈见其节省，经费绌则愈见其虚糜。
何则举厂之员绅、工匠不下数百人，如工程紧急，人尽其力，无闲旷之职；
合而计之，所成既多分，而核之成用弥少，此所谓愈见其节省者也。
设使工程琐碎稀少，而一切员匠人等势不能尽裁，则一日中所费之款与一日中所作之工相提并较，已不合算；
若再迁延多日，并无新出大项工程，遂觉全局人工皆同虚设，此所谓愈见其虚糜者也。
今物议纷纭，皆非事实。
臣请皇上特简一公正明练之大员驰至该厂，切实查究明白条奏。
庶使已就之规模与将来之推广，前人之成法与今日之讹言，一一可期上达圣鉴。
其余如乾修等弊，果查得实，则严行重办数人，以警后来。
但使经费筹足，委任得人，日盛月新，固非难事。
至于商办失策，实多华商风气未开，断难胜任，万一异族觊觎，潜遣奸商出而承揽，从此为所盘据，后患岂可胜言!
臣藉隶闽省，见闻较切，区区忧国之忱，窃谓该厂之废兴于中国关系至大。
梼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我皇上训示施行。
”[9]陈璧担心船政命运之乖桀，筹措船政之艰难；
其为神州富强之惮心，为桑梓父老之竭虑；
其用心之良苦，忧患之意识，可谓是呕心沥血，溢于言表!
二.在福建船政最困难之时，陈璧力主自力更生，重振船政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六月二十七日陈璧再上一折即《船政整顿伊始敬陈管见以备采择恭折》做了深入分析:
“臣有不能已于言者，泰西以水师为命源，水师以船政为根本。
外国幅员不及中国二三行省，制造之厂林立，养厂养船之费，君臣上下并力任之。
中国沿海万余里，所占海面最广。
左宗棠、沈葆桢议创福建船政，实海防第一要著。
自由德国购“镇远”、“定远”数船归后，侵蚀虚冒无有发其覆者。
且照例有异常，劳绩保案；
将校无搴旗斩将之功，坐致专阃；
委员无经商服贾之劳，立成巨富。
蝇营狗苟，倾轧成风，势不诋毁。
船政使师船尽出于购买不止也!
岂知船政制之“寰泰”、“镜清”、“开济”，较之南洋之“南琛”、“南瑞”为优，已见诸刘坤一之奏。
船政新制之“平远”钢甲，较北洋定购之“致靖”经来式不甚远，费且大减。
大东沟之役并驾齐驱，屡受巨弹，船身并未损裂；
谓自制之船不足以任载，岂平情之论哉？
今朝廷以船政委裕禄，必以裕禄为国勋旧，休戚相关，必能任怨任劳，力顾大局。
然若以筹款专责将军而户部总理衙门便可不问，则海关一出一入，各有指拨。
即使按月五万照旧案扫解于制造铁甲，一年一船之用犹恐不敷。
况须力顾京协各饷，及新派洋款考成解数，断不能足。
则船政属之将军与属之总督何以异乎？
”反复强调船政所造舰艇质量上乘，堪与德国舰船媲美；
以此证明中国船政的造船能力并不逊色，不能妄自菲薄。
在船政经营发生困难之际，陈璧十分怀念早期开拓者们的自强不息、廉洁奉公。
他列举沈葆桢开船政之先却丝毫未沾、缁珠必计的优良风气:
沈氏“在船政前后十年，廉以持己，严以率属；
取厂中一草一木者，立按军法令行，禁止其取材多用；
士人成效，必获信赏；
人无异念，咸有兢心。
臣居同里闬，实亲见之，亦中外所备闻而无异辞者也。
盖以船政关系重大，非他省机器等局可比，不以军法从事，则整齐画一之规模不立；
不多用士人，则官场习气革除不净。
老成规画，用意至为深远。
自英将琅威里回国，北洋海军之操演虚，自出洋局之监督；
撤船政学生之肄业，废工用濩落；
消息阻绝，解款日蹙，成船日稀，良可惜也。
”
陈璧反复为船政筹措经费和充实管理机构出谋划策运筹帷幄:
“夫上海制造局以道员管理，每年造炮数尊，江海关二成洋税按月划拨，岁得百万。
船政以专派大员责成制造师船，解款乃不及十之二三。
无米为炊，在事虽锐意翻新，成效岂可覩耶？
应请饬下户部及总理衙门于三五年之间，每年筹的款二三百万两，拨交船政大臣，为制船开矿之用；
并由总理衙门照会德国外部，由该国国家代中国精选洋总监工一员，洋匠数员，矿师两三员，立定合同来华，交裕禄委用。
限定每年成船若干，得矿若干，即以此为船政大臣之考成。
数年之后，成船可敷海军之用，矿产可济船工之穷。
纵使一时无可筹画，多借洋款，一气呵成，未为失算。
裕禄任安徽巡抚、湖广总督，甚有政声。
将军衙门旗务极简，且有副都统同城，足以助理。
所管海关各口，多在沿海一带；
船政离省水程五十里，往返不便。
前此督臣兼管，每月莅工仅一二次，驻工之员奔走禀承尤多旷职。
则此次裕禄之兼办船政，非移驻署中，亲自督率不可。
甲申之役，穆图善出驻长门，敌船恐塞出路，不敢登陆，以迫船厂，是其明证。
在困难重重之中，陈璧又分析了促进船政发展的有利条件和应注意事项:
“闽省海口，重山叠嶂，波流纡折，若两岸炮台得力，水路控制得地，敌船断难飞越。
船厂既属深藏新成之，罗星塔船坞尤占形便，一切新式铁甲出入俱属相宜，仅可自制，是为船政计。
将军应专驻船政，为控制海防稽查税务计，驻船政亦属便利也。
抑臣更有请者，船政员绅薪水本不甚优，虽属在官，无异寒士，而海关处脂膏之地，在事员役积习相沿，由来已久，虽将军正己率属，一时亦骤难转移，应请饬下该大臣查照旧案，遴选官绅士人，分执其事，勿得参用，海关员役致坏风气，所有督催工程验收，物料支发欸项，稽查工课，皆按开厂成法而加密焉。
在事官绅人等滥竽者革逐，舞弊者治罪，弁役盗窃官物者，立时以军法从事，俾人心知儆，耳目一新。
将军任满之日，应如何特加委任，使奏全功，则朝廷自有权衡，非微臣所敢妄拟。
总之，以船政责成裕禄者，为朝廷破格用人之异数，不得视为将军照例应得之兼差。
筹船政款项，为中外臣工之公职，非裕禄一人之私责，则船政幸甚!
大局幸甚!
臣为海防根本起见，理合具折沥陈。
”[10]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二月，借奉旨回闽考察铸币实情，陈璧对他魂牵梦萦的福建船政各项事务做了周密的考核与调查。
意外发现主持船政的福建船政提调、原福州知府高凌汉对厂务极不负责，一向温文尔雅的陈璧大为光火，当面痛斥高某的腐败无能。
五月陈璧回京之后马上向军机处并光绪皇帝上《请将福建船政提调高凌汉革职永不叙用片》，铁面无私地将其丑陋之行合盘托出，建议朝廷严加惩处。
陈璧对曾经辉煌一时的福建船政竟如此衰败感到震惊与困惑，字里行间处处可见其难以言怀的悲戗之情:
“再福建船政提调丁忧前任福州府知府高凌汉办理厂务，日就废弛，臣此次到闽勘查闽关铜币局，该局附于船政厂，参观厂屋，半就圮毁，机器霉锈，材料散蚀，腐败情形，实堪诧异。
虽由经费支绌，未能扩充，而败坏至此，殊难为之解免。
且该员在福州将军前署闽浙督臣崇善署内充当文案，因将军年老多病，精神未能周到，该员招权纳贿，工于朦蔽。
其劣迹昭彰，不在革道马景融之下；
人言藉藉，一时以高马并称。
似此贪员，未便同罪异罚，应请旨将丁忧前任福州知府高凌汉革职，永不叙用，以儆官邪。
”光绪盛怒之下批谕:
“高凌汉著革职永不叙用，以儆官邪。
该部知道，钦此。
”[11]也表达了光绪帝对拯救船政的关注之心。
陈璧为重振船政雄风可谓是殚精竭虑，不遗余力。
但是国运颓倾，整个大清王朝恰似爱国志士陈天华所著《警世钟》诗歌中的铮铮之语:
长梦千年何日醒，睡乡谁遣警钟鸣？
腥风血雨难为我，好个江山忍送人！
万丈风潮大逼人，腥羶满地血如糜；
一腔无限同舟痛，献与同胞侧耳听。
天华用大量的历史事实，指出中国这块肥肉，正被一群豺狼围住撕扯着、吞咽着，中国被豆剖瓜分了!
为了救中国，天华恳切地告诫大家十个须知：
第一，“须知这瓜分之祸，不但是亡国罢了，一定还要灭种。
”第二，“须知各国就是瓜分了中国之后，必定仍旧留着满洲政府压制汉人。
”第三，“须知事到今日，断不能再讲预备救国了，只有死死苦战，才能救得中国。
”第四，“须知这时多死几人，以后方能多救几人。
”第五，“须知种族二字，最要认得明白，分得清楚。
”第六，“须知国家是人人有份的，万不可丝毫不管，随他怎样的。
”第七，“须知要拒外人，须要先学外人的长处。
”第八，“须知要想自强，当先去掉自己的短处。
”第九，“须知必定用文明排外，不可用野蛮排外。
”第十，“须知这排外事业，无有了时。
作者还提出十条奉劝：
第一，奉劝做官的人，要尽忠报国。
第二，奉劝当兵的人，要舍生取义。
第三，奉劝世家贵族，毁家纾难。
第四，奉劝读书士子，明是会说，必要会行。
第五，奉劝富裕的人，舍得出钱。
第六，奉劝穷人，舍得出力，不怕丢失生命。
第七，奉劝新、旧两党，各除意见，共抵外侮。
第八，奉劝江湖朋友，互相联络。
第九，奉劝教民当以爱国为主。
第十，奉劝妇女必定也要想救国。
震撼人心的《猛回头》、《警世钟》这两本小册子，以浅显通俗的语言，将慷慨激昂的爱国热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当然，作为清末士大夫典型代表的陈璧，从根本上说是坚决维护朝廷利益的；
然而目睹清朝不可挽回的颓势，陈天华的救国思想与陈璧富国强兵的美好愿望不谋而合，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所以陈璧几次三番上书朝廷，呼吁加紧建设完整的电报线路，以应不时之需。
三.陈璧与晚清全国电报业的建立
如《清史稿》所记，电报业在中国也走过了曲折的历程：
“同治十三年，日本犯台湾，两江总督沈葆桢疏言电报之利，诏旨饬办，不果行。
光绪五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始于大沽、北塘海口炮台设线达天津，试行之而利，明年因有安设南北洋电报之请。
”[12]同治九年（1870年）五月十三日，丹麦大北和英国大东电报公司为争夺在中国的电信经营利益，无视中国的领土主权，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
将上海以北和香港以南的电报业务分别划归大北和大东电报公司专营，而香港到上海之间则作为两公司共同经营的区域。
同治十年（1871年）四月，丹麦大北电报公司从香港到上海吴淞口敷设一条电报水线，擅自在厦门鼓浪屿登陆，清政府派员交涉，令其拆除，但大北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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