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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战略文化
论战略文化
作者：
李际均 冷战结束和两极格局解体，使国际战略形势更加复杂多变。
从表象上看，一些大国的战略不断花样翻新，但又似曾相识。
从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来分析国际战略形势的发展，固然更直观、更能从影响战争的诸因素的横向联系来说明问题，然而毕竟是从现实看现实，从动机研究动机，往往缺乏历史纵向性的透视力。
从历史思想文化与战略的关系这个角度进行一些探索，也许有助于为研究国际战略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思想文化是战略的底蕴和根基
世界上每一种文化传统都包含着关于战争的思想；每一种战略思想又都与一定的思想文化相联系。
广义的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自然环境、社会形态、经济水平等作用下长期形成的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的总和。
思想文化以人对自然、人对人的态度，人的生存方式及其生命意义为主要内容。
它的发展虽然总体上与历史的发展是并行的，但是，思想文化有时是可逆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生畸变或倒退。
战略服从和服务于当时的国家政治，但战略又深刻地反映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和哲学传统。
不同国家和民族的生存环境和历史发展的差异，决定其社会结构、文化心理结构的区别，从而也影响到战略文化的不同特点。
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战略文化都有其固有的传统文化的烙印。
也就是说，战略的底蕴和根基是思想文化，而且战略思想最终要汇人到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思想文化的发展历史中去。
从这个意义上讲，战略思想也是一种文化，战略思想的发展是一种文化现象，不论它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都是如此。
思想文化与战略相结合，我们可以称之为战略文化。
战略文化是在一定的历史和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战略思想和战略理论，并以这种思想和理论指导战略行动和影响社会文化与思潮。
它具有观念形态、历史继承性、国体与区域特征等属性。
它是制定现实战略的潜在意识和历史文化情结，因为战略家只能在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和教养中进行认识和实践创造活动。
战略制定者的个人风格，正是其文化底蕴的外在表现。
因此，从战略文化的角度分析有关国家的战争准备与实施，挖掘其深层次的思想文化与哲学的背景，及其对思想文化的反作用，并且揭示其未来的发展趋势，这是战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战争指导上，了解对方的战略文化与了解其军事部署是同等重要的。
（二）中华文化与战略传统
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延续最久又辐射甚广的文化。
众所周知，在整个人类的发展史中，中华文明以其源远流长而著称于世，至今已经延续了5000多年。
在中国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不仅孕育出灿烂辉煌的人文思想，而且产生了具有深刻哲理的军事思想。
中国的战略文化起源很早，从夏商周到春秋战国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当时的华夏文明，培育了《孙子兵法》、《吴起兵、法》、《孙膑兵法》、《六韬》等战略思想和理论，同时在《周易》、《老子》、《尚书》、《论语》、《孟子》中也包含有若干大战略的观念。
它们都成为先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古代战略文化基于“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的整体和谐。
其内容极为丰富，如果用最简洁的语言来概括，可以说就是：
和平、统一、防御；知兵非好战。
表现为文字创造上的“止戈为武”；道德观念上的“和为贵”、“仇必和而解”；政治上的“兼爱”、“非攻”、“以战止战”；军事上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全胜不斗，大兵无创”等。
中国的军事防御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周易》中的“师左次，无咎”，《尚书》中的“罔或无威，守执非敌”，后来发展到《孙子兵法》中的“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
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
“盖吾中华民族和平守法，根于天性，非出于自卫之不得已，决不肯轻启战争。
”中国战略文化的防御性质是得到世界公认的。
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说：
“中国的决策人历来强调防御性的地面战争……与欧洲帝国主义行动中所显示的商业扩张主义的进攻理论截然不同。
”托马斯·克利瑞说：
“中国将武力的使用限于防御目的，是受源出于道家和儒家道德思想的影响。
战争只是不得已的手段，而且必须有正当的理由，这通常是指防御战争，但不排除惩罚性战争，以制止以强凌弱的行为。
”中国的万里长城从来都是防御的象征，而不是国界的象征。
儒家主张：
“夷狄之人中国者则中国之”。
历代中原政权所实施的军事战略，如慑之以兵威，和之以婚姻，阻之以城塞，施之以禄位，通之以货利，怀之以教化等等，都反映了中国独特的战略文化。
美国作家蒙特罗说：
“征服中国，好像将一把剑投人海中。
其抵抗似乎很小，可是不久以后，钢铁就会生锈，而且被合并了。
这合并的过程非常彻底，几代之后，就只有哲学家才知道，谁是征服者，谁是被征服者了。
”这个比喻富于文化和哲理含义。
中华文明赋予其战略的灵魂就是求和平、谋统一、重防御。
这种战略文化，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为中国人民带来了自身的繁荣和睦邻友好关系。
但是，到了封建社会的后期，腐败的政治体制和无能的军事官僚，没能将防御传统的积极成分加以发扬，而是承袭传统战略文化中的保守性的一面，实行消极防御，封边禁海，放弃海疆。
特别是对待军事技术的基本态度上，古代中国多突出“道”与“器”之辨，重道轻器，忽视军事技术的发展与应用。
这种弊端在封建社会全盛、外部压力较少之时尚能被掩盖，然而当封建社会步入衰世，西方列强不断入侵之时，其恶果便暴露出来。
清王朝后期，对外敌入侵抵抗不力，甚至不战而退、不战而降，从而给中国近代史蒙上屈辱的阴影。
中华民族是一个珍视统一的民族。
中国战略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涵就是统一观念。
反对分裂，谋求统一，促进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与大融合，这是中国几千年战争史的主流。
无论一个时期内国家如何分裂、各民族间如何对立，最终的结局仍是在民族和解中产生出新的更大范围统一的中国。
在中国这块广袤的土地上繁衍和生息的人民，无论他们生活在哪个时代，无论他们属于哪个民族，也无论他们信仰什么宗教，甚至无论他们迁徙到什么地方，都始终保持着对一种统一文化和一个统一国家的高度认同。
这种文化就是中华文化，这个国家就是中国。
中华文化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文化体系，不同的宗教信仰和习俗都可以在这个博大的文化体系内融汇与发展。
在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发生过西方历史上那样惨烈的宗教战争，这正是中华文化的伟大贡献之一。
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人民开始了伟大的革命战争，对历史留下的战略文化传统进行了科学的扬弃，传统战略文化的精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赋予新的意义。
中国现代战略文化划时代的里程碑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创立。
毛泽东军事思想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战略文化，总结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提出了“积极防御”的战略理论。
这个理论一直延续到今天。
它强调：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不要别国的一寸土地；也不许别国侵占我国的一寸土地。
主张和平解决历史遗留的领土争端。
在军事与政治外交相结合的斗争中，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在作战指导上，实行在战略的防御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在战略的持久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在战略的内线作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
这就使得在战略上属于防御性质的作战，避免了消极保守被动的一面，发挥了积极主动的一面，从而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抗日战争中，中国始终把日本统治阶级与日本人民区别开来。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款；教育改造并释放日本战犯；抚养日本侵略者丢下的遗孤，表现了中国人民的宽大胸怀和以德报怨的文化传统。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对待敌军战俘实行真正的人道主义政策，得到全世界包括当时敌对国家在内的普遍公认和赞扬。
在对印自卫反击作战中，中国收复了被印军非法侵占的中国领土，在完全有能力继续追击的情况下，为了表示和平诚意又主动回撤到原先的实际控制线，并且释放全部战俘，主动交还缴获的大批武器、车辆和军用物资。
这在世界战争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这种宽仁，正是体现了中国战略文化的特色。
（三）普鲁士文化对战略的两重性影响
德国近代史留给人类的经验教训是多方面的。
它既产生了马克思、恩格斯这样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产生了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等一些著名的哲学家和诸如海涅、歌德、席勒、贝多芬等伟大的文学家和艺术家，产生了沙恩霍斯特和克劳塞维茨等军事理论家与军事改革家，但同时它也产生了威廉二世、希特勒等一帮战争狂人，使德国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之一。
德国的近现代史完整地推演了文明和哲理怎样被异化，怎样通过蛊惑和煽动而对一个民族的精神进行误导，怎样产生当权者的极度偏邪的战略思维，又怎样从疯狂走向自我毁灭，而德国人民则获得理性的复归的历史进程。
威廉一世和俾斯麦在1866年与1871年之间，通过“铁血政策”结束了几乎达1000年之久的德国分裂状态；从建立普鲁士帝国到1945年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消亡，德国的历史进程，除了魏玛共和国的一段时期外，基本是先后在俾斯麦、威廉二世、希特勒一脉相承的战略思维引导下，沿着侵略扩张的历史逻辑，从发生发展到走向灭亡。
俾斯麦大战略思维的特点是实行均势外交策略，联奥、拉俄、亲英、反法，其目标始终如一，即准备对法决战，征服法国，谋求德国在欧洲大陆的霸主地位。
他成功地运用联奥制俄，联俄奥制英，联英制法。
在联英中，又保持若干摩擦，以不影响联俄。
如果说俾斯麦的扩张主义还没有脱离冷静计算的基础的话，那么到威廉二世就发展成为冒险的野心勃勃的全球扩张政策。
威廉二世从1888年到1918年，统治德意志长达30年之久，他的战略思维完整地体现在《德皇雄图秘著》（即《朕之作战》）中。
威廉二世“征服全欧，统一世界”的战略构想是：
（一）征服欧洲战略。
德国要“征服欧洲诸国而为全欧之盟主”，其步骤是：
首先征服法国。
他说：
“朕之征服全欧不可不以征服邻邦之骄儿法兰西为第一步。
盖与其先征奥匈比等弱国，宁先侵法国”。
为此必须离间英法同盟，对英国“饵之以利”，“结有利彼（英）之条约，彼必舍法而就我”，“然后以疾风迅雷之势申讨法兰西”。
第二步打败英国。
认为”德英之战终无可免”，“先将法兰西蹂躏，然后渡海西指而征英”，“夺取英国所掌握的海上霸权……务使其降至二等国以下。
”第三步并吞奥匈比荷等国。
对波兰先是“以专尚亲挚之怀柔政策”，尔后“对波兰人最后手段惟有杀戮之一途”。
第四步征服俄国。
（二）征服世界战略。
威廉二世提出“永远维持我帝国于不敝，及统一世界”的三套方案。
第一方案：
“与美国缔结攻守同盟”。
以德美同盟为基础，唆使美国与日本开战，德美联合击败日本海军。
第二方案：
如前一方案不能实现，则“笼络俄国，而促使与日本为复仇之战”，德国进行海上支援作战。
事成之后德俄瓜分日本。
第三方案，如前两案均不能实现，则“抛弃征服日本之念，速将日美各种问题解决，使美日和好如初，而组织日德美三角同盟”。
作为权宜之策，由德美日三国瓜分世界，即“日本得经德美两国之同意领有亚洲之全部及南洋之一部；德国得日美两国之同意，领有全欧及非洲全部并澳大利亚洲之一部；美国得日德两国之同意，领有南北美洲之全部及澳大利亚洲之一部。
”对中国的侵略，威廉二世提出“朕已略取胶州湾，为极东计划之第一步”，“朕以胶州湾为策源地，以窥伺支那北部固属事实，然朕有夺取台湾以图支那南部之一念亦事实也。
”最后对美作战，夺取巴拿马运河，征服智利，实现“占领南美全土之大企图”。
威廉二世的上述野心，可谓空前绝后，连俾斯麦都不敢苟同。
1890年3月，威廉二世将俾斯麦革职。
他的这套战略计划破坏了俾斯麦通过政治外交和有限的军事扩张所建立的国家战略?
?
893年法俄军事同盟成立（后来加上英国），使德国腹背受敌，而走向孤立的道路，在战略上铤而走险，最后必然遭到可耻的失败。
威廉二世为了实行他的全球扩张战略，还提出了一套荒谬的理论，诸如：
黄祸论、人种优越论、帝权神授论，等等。
特别是提出为达目的可以不讲信义、不择手段。
他“告诫陆海军决勿以合乎正义与否为念，决勿以悖于人道与否为虑”，“无论其人为战斗员或非战斗员概予杀戮可也，至杀戮之方法，更可从心所欲，恣意而为”，“尽所有之方法与手段将敌人屠戮净尽，务使其靡有孑遗而后已”。
后来希特勒的所作所为正是与威廉二世的主张一脉相承的。
阿道夫·希特勒在战略思维上继承了威廉二世的衣钵，他所著《我的奋斗》与威廉二世的《朕之作战》实如出一辙。
它们都是以兽性和妄想代替人性和理智的产物。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宣称：
“上帝并没有给任何国家以方寸的土地。
一切边界不过是世人的自由更改罢了。
一个国家能够获得许多土地，不见得永远能守之不失，这不过表明强者能征服土地，弱者把它失掉了。
只有强力，才能获得权力。
”希特勒的战略构想，一是撕破凡尔赛条约，发展军备，实行军国主义；二是吞并奥地利；三是明确主要作战对象是法国，他强调“认清法国是德国不共戴天之仇”。
“应该以一次残忍的手腕，结束这个法兰西的多头蛇；四是以反对犹太人，宣扬雅利安人种优越，煽动种族狂热，作为凝聚德国人的精神支柱。
后来的发展，便是德国与日本、意大利结成战略同盟——轴心国，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走上了自取灭亡之途。
有人说过，没有力量的正义是无用的；没有正义的力量是暴虐的。
在一个伟大的事业中，每个参加者都是天使；在一个残暴的事业中，每个参加者都是野兽。
普鲁士——德意志号称“思想家的王国”，其思想文化就像普鲁士的黑白旗一样，有着双重性质。
19世纪初，普鲁士遭到外族统治，几近灭亡，又在反拿破仑战争中遭到毁灭性的溃败，从而掀起了民族解放战争，终于在1813年的来比锡大会战中打败了拿破仑，争得了普鲁士进而是德意志的新生。
与此相应的精神品质是守时、勤勉、忠诚、节俭、清廉等民主性、进步性因素。
可以说，19世纪初的德国人还是热爱和平的，他们把生产变成诗歌，又把诗歌变成音乐。
但到了19世纪后期，其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被异化为“普鲁士精神”，即狂热地崇尚武力和军国主义。
这是因为，从根本上说，德国的资产阶级是由容克贵族演变来的，而不像法国那样是通过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形成的。
普鲁士学派所鼓吹的“普鲁士精神”是权力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生活就是战争等观念的混合体。
德国的许多哲学家、史学家、军事理论家，甚至个别音乐家（如查理·施特劳斯和瓦格纳）都曾为侵略扩张的战略文化出力。
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发表后所建立的普德军事学派，也有两重性，前期曾为德国的民族解放和统一服务，后期便汇人到“普鲁士精神”中去了。
德国最著名的哲学家黑格尔，青年时期曾是法国大革命赞颂者。
到了晚年，他却站在没落的封建专制主义的立场上，把普鲁士家长制国家当作自己的政治理想。
他宣称，德意志人是世界精神的绝对权力的继承者，有权统治其他民族，今日的世界就是日耳曼人的世界，企图在向外扩张中实现他的绝对真理。
可以说，黑格尔的上述思想是普鲁士——德意志军国主义理论的源头。
普鲁士学派的精神祖师是政客兼教授达尔曼（1785—1860），他极力主张学术必须为普鲁士的政治服务，他说：
“我总认为，我们德意志人最需要的是武力，不是自由。
”他的后继者、普鲁士侵略扩张时代战略文化的典型代表是帝国议会议员、国家史官、大学教授特赖奇克（1834--1896），此人在19世纪50年代以前还持资产阶级自由派立场，60年代后转为支持俾斯麦的强权政治，成为俾斯麦在历史文化领域的代表。
他露骨地鼓吹“铁血道路”和军国主义，他说：
“我们的时代是战争的时代，是铁和血的时代……如果强者压服了弱者，那只是一种无可非议的生存竞争的规律。
”普鲁士扩张主义文化在当权者中的知音首先是俾斯麦，其次才是毛奇。
1871年普鲁士在普法战争中大获全胜，实现了德意志民族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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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更伟大的经验。
1993年，在希特勒篡夺政权60周年之际，德国人在勃兰登堡门前用烛光组成“决不允许法西斯主义卷土重来”的字样，就是证明。
德国法西斯几乎葬送了德国的文明，法西斯的战败才使德国人民觉醒，挽救了德意志的文明，德国哲学传统中理性的一面则有助于它对法西斯战争进行深刻的反思和诚恳的认罪，从而得到了宽容，也保持了尊严。
（四）日本军国主义武士道文化与扩张战略
日本民族有其优秀的文化传统，热爱自然、虔诚、勤劳、单纯、顺从、忠实、不信来世，但他们缺乏理论思维，从属性强，派阀影响重，岛国根性，易走极端，对本民族以外缺乏同情心。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初的国家政策，是谋求国家的统一和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但不久便发生了畸变，走上了疯狂侵略扩张的道路。
1874年入侵中国台湾，1875年侵略朝鲜，1879年吞并琉球。
19世纪提出了臭名昭著的“大陆政策”。
究其政治和文化上的原因，日本贵族领导的目上而下的改革，很容易把统治集团的扩张政策通过御用文化变为社会思潮；加之日本缺乏深厚的哲学文化传统，只有比较原始的神道教是日本民族固有的宗教。
明治维新进行了资本主义改革，然而却是在“王政复古”、“尊王讨幕”的口号下进行的，确立并强化了日本近代专制主义的天皇制和神道教的国教地位。
天皇是日本现代国家神道的核心。
“国家神道”把崇拜天皇与奉行军国主义结合成一体，这是近代天皇制国家权力的宗教文化基础。
它极力鼓吹“皇国精神”和“皇国之道”，说日本民族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应当统治世界，并使这种充满宗教迷信的理论，成为支配日本民众的思想武器，并为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对外侵略政策所利用。
日本明治时期战略文化的代表是福泽谕吉。
他和普鲁士的特赖奇克有异曲同工之处，被称为“日本的伏尔泰”。
日本近代文化的缔造者的福泽谕吉，晚年却成了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者，主张侵略朝鲜，进攻中国。
他说，“自己去压迫他人，可以说是人生最大的愉快”，要“直陷北京城”，“蹂躏支那帝国四百余州”。
当时日本的有识之士就指出福泽谕吉的主张是“企图变日本为强盗国”，“必将为将来遗留不可挽回的灾祸”。
后来的发展果真如此。
体现福泽谕吉后期政治、哲学的便是武士道精神。
它深印在许多日本人的头脑之中，达到其权力和影响所及的社会各个层面。
武士道起源于日本镰仓幕府，后经江户时代吸收儒家和佛家的思想而形成。
最初，武士道还是倡导忠诚、信义、尚武和名誉的。
但作为封建幕府时代政治的产物，它吸收的是儒教和佛教的某些表面的东西而不是它的真谛，儒教和佛教所不能满足武士道的那些东西，都由神道教充分提供了。
中国的儒学传人日本后，儒学中固有的民本等进步因素发生了畸变，代之以对“万世一系”天皇的绝对无条件的忠诚。
森岛通夫说，“如果说中国的儒教是以‘仁’为中心的儒教，那么日本的儒教就是以‘忠’为中心的儒教”。
“仁”是有道德标准的，而“忠”是设有道德标准的。
日本神道教是多神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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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万人之多，另有1500万人受伤，尤其是对中国妇女和儿童的残杀更是令人发指。
崇尚武士道的日本侵略军在这种虐杀中体味到“人生的快感”。
所有读过日本侵华暴行录的人，都不免要发问：
他们为什么如此残忍、如此灭绝人性?
根本的答案只能从国家政策和战略文化中去找。
日本这种疯狂的侵略扩张和残暴的战略文化并没有外部逼迫的条件，完全是自我培育的民族意识的怪胎。
从旧武士阶级分化出来的资产阶级化的“士族”，成为日本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上层领域的主导力量，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战犯，大都出自这一阶层。
他们是实行军国主义的主要社会力量。
日本学者指出，“像这样没有间断地从战争走向战争的国家，近代世界历史上，除日本而外，找不到第二国。
””美国学者也指出， “日本从来不是令人信服的和平主义。
作为一个国家，它从来言行不一。
”用这两段话概括日本的近现代史并不为过。
日本的大陆政策的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16世纪后半期丰臣秀吉统治日本的时期。
这时，丰臣秀吉处心积虑地要以武力在亚洲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大帝国。
为此，他曾制定征服朝鲜、占领中国，进而夺取印度的侵略蓝图，并于1592年和1597年两次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但均未得逞。
然而他制定的政策却是日本近现代战略文化的根源。
1823年佐藤信渊写了《宇内混同秘策》，明确把侵略中国的东北作为第一目标。
明治维新后，每发动一次侵略战争，日本军方就把佐藤信渊的书重印散发，作为军人必读教材。
1927年的《田中奏折》就是《宇内混同秘策》的具体化。
此后日本的战略文化更是非理性主义、法西斯思想横行，出现了被称为军部喉舌的“皇道哲学”和“世界史派”，把侵略行径说成是“世界历史的当为”，虚构“神国不败”的神话，肆无忌惮地侵略扩张，直到日本法西斯灭亡。
日本不像德国那样，有众多的哲学家、历史学家甚至诗人为它的战略文化效力。
对于当时哲学文化相对贫乏的日本来说，“皇道哲学”加上侵略扩张的军事战略和武士道精神就等于战略文化。
标榜信奉中国佛教禅宗的日本武士道信徒们在南京大屠杀中对寺庙的僧人也丝毫不放过，正说明武士道精神对禅宗教义的扭曲和背叛。
美国学者克里瑞说，“大家虽然公认禅宗对于日本文化和人格的影响，但认真研究禅宗对现代日本的影响却几乎没有”，“武士道在精神上和实用上都跟佛教不同……在历史上一向庄严的佛教里掩饰着武士道的某些跟佛教相反的或不属于佛教的因素。
”中国原有的儒教、道教和后来传人的佛教思想，在中国所产生的影响是仁爱、中庸、平和，而在日本却畸变为好战、虐杀、轻生。
一棵古老的东方智慧之树结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果实。
这便是战略文化的分野，而这分野是有深刻的历史和哲学原因的。
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中江兆民说过：
“日本没有哲学”，“没有哲学的人民，不论做什么事情，都没有深沉和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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