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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呐喊》和《彷徨》中的小说反映了人民在受苦和挣扎，中国要革命和解放，它反映了当时中国的时代精神。
《故事新编》中有八篇小说。
鲁迅只是取神话、史实中的“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所以“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书上的根据，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
可见鲁迅着力于发掘神话、史实素材中与现实斗争有密切关系的东西，提炼出有“为现在抗争”的题材。
《补天》、《奔月》、《铸剑》三篇取材于神话传说。
《补天》歌颂了劳动和创造，对“古衣冠的小丈夫”这种封建卫道者作了辛辣的讽刺；
《奔月》刻划了羿这个古代英雄在艰难环境中的挣扎，也揭露了以怨报德、趁火打劫的逢蒙一类人物的嘴脸；
《铸剑》歌颂了眉间尺、黑衣人两个英雄的复仇精神。
《理水》、《非攻》、《采薇》、《出关》、《起死》五篇，对大禹、墨子、伯夷和叔齐、老子、孔子和庄子等给予适当的评价，借历史上的人和事，对现实中的鬼怪现象进行了批判，赋予历史题材以新的意义，使之为现实斗争服务。
因为鲁迅当时在国民党法西斯统治下，抨击反动派的杂文很难与读者见面。
他就选择古代神话、传说和史实题材，也穿插进现代社会的内容，捎带给敌人一刀，为我们提供了借古讽今、古代今用的典范之作。
二、以典型化手法塑造生动传神的人物形象
鲁迅说他的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
所说的“拼凑”，并非随意生拼硬凑，而是采取许多内在的神貌相同或近似的人物，突出其性格的本质的、主要的方面，塑造成为一个新的典型人物形象。
鲁迅采用“画眼睛”和“勾灵魂”的手法，仅用一个特征、一句话，就勾勒出一个人物的性格特征来。
例如狂人、孔乙己、闰土、阿Q、祥林嫂、魏连殳、娟生……等，还有《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风波》中的赵七爷、《祝福》中的鲁四老爷等封建顽固派人物，成了现代文学人物画廊上第一流的艺术形象。
请看：
《阿Q正传》中的阿Q，头戴破毡帽，拖着黄辫子，长着癞疮疤，他遭打后不敢反抗，贴上酒钱后骂：
“儿子打老子。
”这就把一个落后的农民的“精神胜利法”的性格写得活灵活现。
《孔乙己》中写孔乙己穿着又脏又破的长衫，满口“之乎者也”，偷书被打，申辩说：
“窃书!
……读书人的事，能算偷吗?
”揭示了一个没落的封建知识分子的悲剧的性格。
在《故事新编》中，鲁迅塑造人物形象也是采用“画眼睛”、“勾灵魂”的手法。
例如《理水》中写禹及其治水的人们出场：
“一群乞丐似的大汉，面目黧黑，衣服破旧，竟冲破了断绝交通的界线，闯到局里来了。
”写大禹不辞辛劳，长期治水，“满脚底都是栗子一般的老茧”，突出了大禹舍已为公、一心为人民治水的形象。
三、以显示个性为准则的小说结构形式
鲁迅小说不以故事情节的曲折离奇取胜，而是以塑造栩栩如生的个性著称。
他的小说结构以显示人物个性为准则，结构形式丰富多彩。
鲁迅小说的结构形式主要有：
1、单一线索结构。
以一个中心线索贯串整个故事情节。
如《一件小事》分撞车前和撞车后来写，结构分明。
《社戏》从看戏前写到看戏后，按时间顺序组织结构。
《幸福的家庭》把青年作家的构思与现实的纷扰交叉起来写，反映了知识分子的困难处境。
《肥皂》围绕着“把皂”与孝女的关系展开故事情节，巧妙地揭穿了四铭的假道学面目。
2、两条线索结构。
可以主线和副线出现，也可以明线和暗线出现。
《故乡》主线写“我”，副线写闰土；
同时又以对比的方法来组织故事情节。
通过二十年前天真活泼的看西瓜的小闰土与二十年后凄苦的闰土形象的对比，反映了封建社会农民穷困的生活现实；
二十年前闰土喊“我”为迅哥，亲密无间，二十年后闰土叫“我”为“老爷”，前后称呼的对比，突出了阶级的存在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
还通过宏儿与水生的关系、儿时的“我”与少年闰土关系的对比，表现了作者对理想社会的追求。
《药》有明线和暗线两条线索，明线是华老栓买人血馒头给小栓治痨病，暗线是革命者夏瑜被反革命者残杀，两条线索通过人血馒头贯串成一个故事情节。
这样明暗线的情节结构是很巧妙的，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3、截取生活片断结构。
这是通过几个典型事件来表现人物的写法。
《孔乙己》属于纵向片断型结构，按先后顺序写孔乙己几次到咸亨酒店的情景。
《阿Q正传》从总体看是纵向片断型结构，但其局部写“优胜纪略”、“恋爱的悲剧”、“生计问题”、“从中兴到末路”、“革命”“不准革命”和“大团圆”，写阿Q生活的方方面面，又是横向片断型结构。
4、采用倒叙和补叙的笔法。
先写结局，然后补叙、追忆人物的悲剧过程。
如《祝福》，先写祥林嫂之死，然后补叙她悲剧的一生。
《伤逝》从涓生搬回会馆、追悔子君之死写起，然后回忆他和子君认识、相爱、同居、分离、子君死亡的悲剧过程。
5、按事物的内在逻辑关系来组织情节结构。
《狂人日记》通篇都是写狂人的病态心理，但可以从中理出一条线索。
狂人从历史上研究，发现字缝里是“吃人”；
而且看现实社会是人吃人的社会，看出吃人者的虚伪手法；
最后，狂人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呼吁大家都来推翻这人吃人的社会。
这篇小说层次分明，逻辑性很强。
6、采取侧面烘托与正面描写相结合、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手法安排小说的结构。
《理水》第一节写现实文化山上的学者议论到底有没有禹这个人；
第二节写绅士和学者恭迎大禹；
第三节写大禹治水的英雄形象。
写文化山上的学者和水利考察大员的腐败，从反面烘托了大禹的一心为公，同时把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组成浑然一体的结构。
茅盾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评价鲁迅小说的结构形式时说：
“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
《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的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家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
”
四、小说的思辨性更具诗化的特征
思辨，就是思中有辨，辨中求实、求真。
思辨性是鲁迅小说的重要艺术特征。
思辨性不仅体现在鲁迅小说的叙述描写中，而且体现在对人物的刻画中。
如《祝福》中的“我”与祥林嫂关于人死了有没有灵魂的对话之后，有一段描写“我”的心理思辨：
“自己想，我这答话怕与她有些危险。
她大约因为别人在祝福的时候，感到自身寂寞了，然而会不会有别的意见呢?
——或者是有了什么预感了?
倘有别的意思，又因此发生别的事，则我的答话委实该负若干的责任……。
但随后也就自笑，觉得偶尔的事，本没有什么深意义，而我偏要仔细推敲，无怪教育家要说是生着神经病；
何况明明说过‘说不清’，已经推翻了答话的全局，即使发生了什么事，与我也毫无关系了。
”这是一段思中有辩、辩中有思的心理描写。
《狂人日记》中狂人的心理活动，体现了作者对“狂”与“非狂”的思辨。
《阿Q正传》第一章关于“传”的辨析，关于阿Q的姓名、籍贯的“考据”，是思辨性的文字，第七章关于阿Q的“革命畅想曲”的描写，体现了鲁迅对私欲、成见、旧有的思想意识与精神超越的矛盾性的思辨。
鲁迅小说中人物面对读者吐露心曲，让主观情感喷射出来，增强了小说的抒情性，更具有诗化的特征。
如《故乡》的结尾写道：
“我想，希望是本无所有、无所谓无的。
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这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富有深刻的哲理，使人们在迷茫中看到希望的路，具有散文诗的特征。
《伤逝》中有一段触景伤怀的抒情：
“经过许多回的思量和比较，也还只有会馆是还能相容的地方。
依然是这样的破屋，这样的板床，这样的半枯的槐树和紫藤，但那时使我希望、欢欣、爱、生活的，却全都逝去了，只有一个虚空，我用真实去换来的虚空存在。
”小说中的“我”看到景物依旧而人已不在，运用排比和反复的句式倾吐胸中无限的悔恨和悲哀，具有感人的力量。
《伤逝》通篇流荡着悲痛欲绝、感人的肺腑的情感，加以思辨性的抒情，可以说是一篇感情色彩最浓的散文诗体的小说。
五、写实手法与象征艺术的成功结合
鲁迅的小说不以奇巧的情节惊人，却以高度的真实感人。
他说：
“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
”他号召：
“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创造“真的新文艺”。
他的小说善用写实手法，生动地描写人物的富有特征的言语和行动，刻画人物的精神状态。
鲁迅主张真实，善用白描手法，但不排斥象征艺术。
他采用写实手法与象征艺术相结合，熔铸出丰富多彩的形象。
他翻译《域外小说集》时期，鲁迅对安特来夫“调和象征主义和写实主义”的小说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他翻译的《谩》和《默》，写实带有了象征意味，大大强化了表现的力度和深度。
鲁迅把写实手法与象征艺术融会贯通，相辅相成，寻求写实中的超越和真实中的深刻，使作品更具有艺术感染力。
《狂人日记》就是写实与象征的产物。
鲁迅在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裳的信中谈到《狂人日记》的成因：
“……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
此种发现，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
”“吃人”是旧制度旧礼教本质的形象化身，狂人对周围目光（包括狗和死鱼的眼睛）是疑虑和紧张，对周围景物荒谬怪异的感受等，是狂人产生“吃人”臆想的心理图象。
作者以写实手法为狂人展示了生动逼真的心理图象，它是真实的。
但它对于常态而言，又是变异的、夸张的。
而这真实性的变异、夸张又恰是象征手法的起点，是深入表达作者主观情感意念的有效途径。
在小说中，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是狂人指称古老传统的陈腐习惯的象征符号；
赵贵翁等众多的眼睛暗示着“吃人”的威胁。
所以说，《狂人日记》是写实手法与象征艺术的成功结合。
鲁迅小说的写实手法和象征艺术相结合，既使读者感到自然亲切和生动逼真，又使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
六、“戚而能谐，婉而多讽”的讽刺笔法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高度评价吴敬梓的《儒林外史》：
“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
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
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
”“戚而能谐”，指在讽刺的笑声中包含着深沉的忧郁，表现了作者深厚的爱憎感情。
“婉而多讽”，是指对讽刺对象不作公开的表态，把讽刺的锋芒隐藏在委婉曲折的真实描写之中。
他在1935年写的《什么是“讽刺”?
》一文中说：
“一个作者，用了精炼的，或者简直有些夸张的笔墨——但自然也必须是艺术地写出或一群人的或一面的真实来，这被写的一群人，就称这作品为‘讽刺’。
”还对讽刺的真实性和艺术性作了强调和解释，最后对讽刺提出“善意”的要求。
鲁迅小说中的讽刺大都是含蓄而隐藏的，在人物和场面的叙述、描写中流露出来。
《长明灯》中写吉光屯各类人物商议处置要熄灭长明灯的叛逆者——“他”。
在其伯父、地主四爷家，郭老娃提出将“他”关在四爷府上。
四爷想占有“他”的住房，又怕关在自己府上，于是慢腾腾地问道：
“庙里就没有闲房?
……”有意地提示和点拨众人把“他”关到庙里，既能使自家清静，又可逃避责任，达到逐侄占房的卑鄙目的。
作者在真实的叙述、描写中不加评议，却使读者看出四爷的贪财、奸险的面目。
《肥皂》中对四铭再三复述孝女的行乞和光棍的买肥皂“咯吱咯吱”下流话，流露出念念不忘的光棍的话里所包含的猥亵心理。
当他的太太戳穿他“都不是什么好心思”时，他立即脸红出汗了。
四铭借着表彰封建伦理道德的名义，掩饰其内心肮脏的欲望，揭露他是假道学、真流氓。
在《示众》中，描写看客围观示众的犯人的热狂，把讽刺的笔锋指向一群精神麻木的人群，含意深沉。
鲁迅小说讽刺艺术的另一个特点，是把喜剧同悲剧性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在笑声里潜藏着深沉的忧伤。
《阿Q正传》写阿Q自欺自慰的“精神胜利法”的种种表现是异常可笑的：
他向吴妈下跪求爱，结果被赶出未庄：
他要革命，想象中的革命完全是满足自己的报复意愿和生活需求的大喜剧，结果是被枪杀的悲剧。
《孔乙已》中的孔乙已的一生，同样是在引人哄笑和丁举人之类的折磨中结束的。
在喜剧性描写和悲剧结局的交织里，人物的悲剧命运更加令人同情。
这是一种有情的讽刺，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讽刺。
在鲁迅小说的讽刺人物画廊中，还有《高老夫子》中的高老杆，常与黄三等流氓一起“打牌、看戏，喝酒，跟女人”；
却改名“高尔础”去当历史教员，为了“去看看女学生”。
小说揭露了这个下流无耻的恶棍。
《风波》中的赵七爷是茂源酒店的主人，他威胁说：
“没有辫子，该当何罪？
”“这回保驾的是张大帅”，“你能抵挡他么”?
描写赵七爷色厉内荏、心虚胆怯的可笑形象，非常生动。
《幸福的家庭》中的青年作家为了“捞几文稿费维持生活”，想写作《幸福的家庭》，但在妻子忙家务、孩子的吵闹下，无法安静写作，表现他追求幸福生活而不可得的虚荣心。
这些讽刺人物形象表现了鲁迅“戚而能谐，婉而多讽”的讽刺笔法，寄托着他的爱和憎、同情和愤怒、希望和抗争的思想感情。
七、文约意深、简笔传神的语言风格
鲁迅是新文学运动以来第一个用白话写小说的。
他主张：
“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
”他的小说的语言具有文约意深、简笔传神的风格。
具体来说，有以下三点特色。
第一，锤炼字句，准确、精炼。
例如《药》中写：
“华大妈在枕头底下掏了半天，掏出一包洋钱，交给老栓，老栓接了，抖抖的装入衣袋，又在外面按了两下。
”这一段话用了“掏”、“掏出”、“交给”、“抖抖的”、“装入”、“按了两下”等动词和形容词，形象地描写勤劳俭朴的华老栓夫妇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血汗钱，要拿去买人血馒头治儿子的痨病时小心谨慎地沉重心情。
第二，联辞结采，出神入化。
鲁迅运用比喻、借代、对比、排比和反复等修辞手法，使作品出神入化，耐人寻味。
1.比喻：
如《药》中写：
“老栓也向那边看，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
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
”用提着颈子的鸭来比喻人们踮着脚伸着头，拥挤在刑场周围看斩首的情形，反映了他们愚昧、麻木。
比喻新奇、贴切。
2.借代：
如《孔乙已》中写：
“如果出到十几文，那就能买一样荤菜，但这些顾客，多是短衣帮，大抵没有这样阔绰。
只有穿长衫的，才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喝。
”用“短衣帮”指代穷苦的人，用“穿长衫的”指代当时有钱的上层分子。
用不同的衣衫代替不同的人们，发人深思。
3.对比：
如《故乡》中写闰土少年形象是“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项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
二十年后的闰土形象是“他头上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
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
采用对比手法描写闰土的少年和二十年后变成一个“木偶”人，表现了鲁迅对闰土的无限同情。
4.反复：
如《孔乙己》中第三、第四和第六节有：
“才可以笑几声”、“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众人也都哄笑起来”，反复了三次，说明孔乙己在人们的心目中只是一个笑料。
还有掌柜讲：
“还欠十九个钱呢!
”“你还欠十九个钱呢!
”、“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等四次反复，说明掌柜不关心孔乙已的死活，只关心孔乙己“欠十九个钱”，表现孔乙己的可悲命运。
5.排比：
如《伤逝》中有几处排队比句式：
五个“这样的”、二个“我憎恶”、三个“我要”，表现涓生倾吐对子君的思念和悲伤的心情，抒情色彩很浓。
第三，标题简洁，高度概括。
例如《伤逝》可以理解为“伤悼死去的子君”，也可以解释为“伤怀流逝的时光和逝去的子君”。
《药》，不是治病的药方，是由革命烈士的血染的馒头作“药”治痨病，含义深长。
《故事新编》八篇的标题是《补天》、《奔月》、《铸剑》、《起死》、《非攻》、《理水》、《采薇》、《出关》，其中《补天》原名《不周山》，《铸剑》原名《眉间尺》，改后的标题更能表达作品的主题思想。
《补天》寄托作者造就新人、补天救民的宏愿，《铸剑》表现作者铸剑报仇的战斗精神。
《呐喊》、《仿徨》、《故事新编》这三部短篇小说集的书名也很简洁，含义深刻。
它具体体现了鲁迅思想发展的三个过程，由“遵命”为革命“纳喊”助威，到“荷戟独彷徨”，在彷徨中观察、探索、追求；
因此在《故事新编》中翻故为新，古为今用，继续抗争。
鲁迅小说吸收了中外古今小说艺术的长处，加以溶化，在题材、人物、结构、思辨，写实与象征、讽刺和语言等方面具有独特的艺术特色。
我们应该认真学习。
鲁迅小说的艺术特色：
（1）鲁迅小说真实地再现了现实生活，塑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充分体现了现实主义特征。
作品为我们塑造了阿Q、孔乙已这些鲜明、独特的艺术典型。
在未庄、鲁镇这种生活环境里，正是半殖民地社会中国农村的缩影，阶段关系错综复杂，阶级矛盾和阶级压迫极为突出。
盘踞在未庄的赵、钱两家地主及爪牙地保是剥削者、吃人者。
阿Q、王胡和吴妈是被剥削者，他们之间形成尖锐的阶级对立。
正是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写出了阿Q的落后和不觉悟，他蒙受种种压榨和欺凌，又无力反抗，只好用精神胜利法自宽自解，于是渐渐形成阿Q性格。
孔乙已也是在封建教育制度的残害下形成了他穷酸、迂腐的性格。
阿Q、孔乙已等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具有艺术的概括力和历史的真实性，因此具有深广的社会意义。
鲁迅的作品在人物塑造上采用生动的细节描写，“画眼睛”的方法、白描、漫画的笔法，使人物生动、真切，个性鲜明。
（2）鲁迅对现代小说民族新形式的创造：
鲁迅小说艺术上又一特点是结构章法的民族化。
《阿Q正传》以叙述人物“行状“为主，故事连贯单纯，有头有尾，具有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传统的章回体及传记文学的特点。
《孔乙己》则以一个酒店小伙计的见闻为线索，通过对孔乙己在酒店两次喝酒情景的描写，表现深受封建思想文化毒害而穷困潦倒的读书人的悲惨生活。
结构上既吸收民族传统章回小说的特点，又吸收西方小说结构上截取生活片段的特点，创造了现代小说的民族新形式。
（3）以戏剧的手法表现悲剧的内容，悲剧因素和喜剧因素的结合统一。
《阿Q正传》、《孔乙己》都描写了时代的悲剧，在表现上又充溢着喜剧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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