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基础综合英语课文翻译邱东林Unit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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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坐在后排和他的朋友说话。
”她告诉我。
“你为什么不把他换到前排来？
”我恳求道。
我相信令他难堪的做法会让他安心学习。
施蒂夫特夫人从眼睛上方冷冷地看着我。
“我不会换高年级学生的座位。
”她说，“我会给他们不及格的成绩。
”我大感紧张。
我们儿子的学习生涯在我的眼前闪现。
之前，没有老师以此威胁过他。
我恢复镇定，艰难地表示我认为她是对的。
到家时，我对此感觉良好。
目前这是一种激进的做法，但是，嗯，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她要给你不及格。
”我告诉我的儿子。
我没有再多说什么。
突然英语就在他的生活中成了头等大事。
他期末得了一个A。
我知道一个例子不能说明问题，但我在夜校中看见了一群愤怒、怨恨的学生，他们愤恨的原因是学校让他们一路混，直到他们甚至都无法再假装跟得上。
这些学生智力水平至少也算中等，但最终都退学了，他们总结说自己太笨，学不下去了。
我最常听见的话是：
“我本应该被留级。
”更悲哀的是那些高中毕业生在上课几周后对我说：
“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拿到高中文凭的。
”
让没有掌握本领的学生通过考核，既欺骗了他们，也欺骗了期望毕业生拥有基本技能的雇主。
我们为这种不诚实的行为辩解说，如果孩子们来自糟糕的环境，他们就不会学习。
似乎没有人停下了想想看，无论孩子们来自何种环境，他们当中大多数若不是发现情况到了危急关头，才不会把功课当做头等大事呢。
他们宁可混日子。
我在晚上所教的许多学生都能在失业、毒品依赖和滥交问题上给出专家证词。
尽管有这些困难，他们还是决定把接收教育放在首位。
渴望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或者是需要保住他们现有的工作，促使他们这么做。
他们对失败有着健康的恐惧。
各个年龄的人都能克服他们的问题，可他们需要一个这样做的理由。
年轻人往往不够成熟，不会像我的成人学生们那样重视教育。
但是对于失败的恐惧，无论这种恐惧是经济方面还是学术方面的，都能对年轻人和成年人起到激励作用。
让学生不及格，作为一种常规手段，其优点在今天依然和两代之前一样多。
我们必须重新考虑不及格的威胁，并客观地看待它——它是一种积极的教学手段。
这表明老师和家长都对学生有信心，相信他们能够学好发给他们的学习材料。
然而，让这种手段重新起效，需要教师和父母同心协力，一起来关心学生。
这意味着要面对一个严酷的现实，即让没有学会知识的孩子通过考试——虽然从短期看可以让他们免受痛苦——却注定会让他们长期饱受不会读写之苦。
这意味着老师必须对他们发出的威胁坚持到底，父母必须站在老师身后给予支持，明白他们孩子的最大利益正濒临危险。
这意味着再也不要因为担心斯科特会不会及格而替他做作业，再也不要因为朱迪是个乖孩子就放她过关。
这是一个在过去有效，在今天也会有效的政策。
一位英明的老师，在我们做父母的支持下，给了我们的儿子一个机会——成功或失败。
现在是我们把这个选择权还给所有学生的时候了。
教育的本质 罗伯里·
W·
特拉辛基
教育的木质是向我们的孩子们教授事实和推理技能，让他们学会思考。
然而，差不多一个世纪以来，我们的洲都在受到一种将感受凌驾于事实之上的教育方法的攻击.在进步教育的影响下—让学生了解历史事实、数学或地理似乎都不如感觉重要。
“创造性的拼写”——鼓励学生以任何他们感觉正确的方式拼写单词—这比语言规则更为重要。
鼓动孩子对他们自己“感觉良好”比确保他们获得顺利生活所必需的知识更为重要.
这种以情绪为中心、反汁理性的对教育的攻击己经找到了新的同盟军:
那些相信圣经上的文字的人.堪萨斯州教育理事会刚刚推翻了该州官方科学标准中的进化论。
其他几个州也颁布了类似的反进化政策，从而将宗教原教旨主义者的感受凌驾于整个生物科学所积累起的证据之上。
这些政治实际上并不禁止教授进化论，它们也不命令教授“特创论”——圣经上说地球和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都是在六天之内被创造出来的。
它们只是把进化论排除在必修课程之外。
宗教活动的目的是让学生对进化论保特无知，或是鼓励同时教授进化论和特创论，把它们作为两个互相竞争的理论。
思考一下后一种做法在教室里将意味着什么吧。
一方面，老师们会讲解进化论，一个被无数观察所支持、整合了当时领域内每一个方面的解释的综合理论。
另一方面，老师们会讲解——什么？
特创论信奉者的观点只是自诩为威的人的断言，即一部古老的宗教文本揭示了10，000年以前，上帝在六天内创造了世界。
这些宗教激进主义分子中的一部分人宣称他们反对教授进化论，因为它“未经证明”，由于它缺乏“充分的证据”。
然而，他们的论点恰好系统地反对检验和证据的需要。
科学家们可以指向十亿年来的化石记录、它记载了所有物种从较原始的形体发展到现今的形态所经历的持续变化。
他们可以指向同一物种内各个成员间的自然变异，那些物种为适应环跪、随气候所发生的变异，但是特创论的信奉者无条件地拒绝接受证据——因为证据与圣经教义矛盾。
最根本的问题不在于是否有足够的科学证据来确认某个特定的结论——而在于科学本身，而非信仰，是否是得出结论的基础。
这两个立场间不可能有任何科学的辩论.一个观点依靠观察和推理，另一个观点是依靠盲日的信仰——即依靠其追随者相信某件事的愿望，不考虑逻辑。
这两种观点之间不可能有理性的辩论。
假如特创论的观点被当真，那教育将剩下些什么？
如果证据和推理要被诚信或者感受所平衡——那么，什么将不属于课程的一部分？
连地球是平的这样的理论都有支持者认为它是正确的。
此外，什么将阻止老师讲解其他关于人类起源的非理性观点？
为什么不用同样的时间来讲解诸如纳粹认为白种人是源自高等的雅利安人的观点？
特创论立场最坏的暗示是它相信在判断一个想法的真实性时，一个人可以完全无视理性的证据——只要它与一个人相信其他事情的愿望有所冲突，把这样的方法论灌输给我们的孩子是灾难性的，而用政府组织的统治来支持这种方法论，则更是危险。
教育极其重要的任务就是为年轻人提供他们学会独立思考所需要的信息和方法。
教育把人类从神话，迷信和未受质疑的传统中解放出来。
但现在普遍的倾向——从“进步左冀”和“宗教右翼”两方面来看——都在把感受凌驾于事实之上、把信仰凌驾百·
理性之上，这样做是在倒转发展的方向。
如果类似反对教授进化论的运动被获准取得成功，最终的结果将是真正的教育的灭绝。
Unit3
追寻烟草的历程：
从性感到致命（霍华德·
马克尔，医学博士）
对许多美国人来说，烟草业的不诚信计入公众档案始于1994年4月14日的一次国会听证会。
在加州民主党代表亨利·
A韦克斯曼的怒视下，美国七大烟草巨头的首席执行官出现在了这次听证会上。
早20世纪30和40年代，香烟要么意味着健康——因为有一位仁慈的医生含蓄地推荐它，要么就意味着性感。
美味总裁举起右手，郑重宣誓要对从事的业务实话实说。
在随后的证词中，每个人都陈述自己不相信烟草会给健康带来风险，而且自己的公司从未采取措施来操纵香烟中尼古丁的含量。
30年前，一位卫生局长就发布了关于抽烟危害健康的著作报告。
如今看来，烟草业总裁们属于不相信该报告的极少是人的行列。
但事实并非始终如此。
哈佛大学医学史专家艾伦·
M·
布兰特坚持认为，对香烟危害的认识源于持续了大半个20世纪的一个智力过程。
在新书《香烟的世纪：
界定美国的产品的兴衰和死命的坚持》中，他讲述了这个引人入胜的故事。
虽说当今香烟是死亡的疾病的象征，但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60年代，香烟在文化上象征这成熟练达，美丽和性感诱惑——是当时半数美国人大为追捧的商品。
从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许多广告运动都颂扬香烟的健康品质。
在全彩的杂志广告中，身穿白大褂的仁慈的医生骄傲地点起香烟或是吞云吐雾，上面还写着更多医生选择骆驼牌香烟”之类的广告语。
20世纪初期，对香烟的抵制带着道德的口吻，而不是出于对健康的关注。
对想抽烟的女性更是如此。
不过即使在当时，许多医生已经关注到吸烟会给健康造成风险。
在20世纪30年代这一时期，许多美国人变成了烟民,，而抽烟对健康最为显著的危害尚未显现出来。
因此，这一时期的科学研究无法从严肃的病理学上找到清晰的证据，竞起到了为香烟开脱的反效果。
到了二战后，流行病学思想取得了不少重大突破。
1947年，英国医学研究会的理查德．多尔和A.布拉德福德希尔创立了一种复杂的统计方法，以记录肺癌上升率和烟民增加之间的联系。
著名外科医生埃瓦茨A格雷厄姆和医学专业学生欧内斯特．L．温德尔于1950年发表了一篇极为重要的论文，比较了圣路易斯市巴恩斯医院内烟民和非烟民肺癌患者的发生机率。
在结论中，他们认为“长期抽烟至少是支气管癌发病率飙升的重要因素之一。
不难想象，烟草公司以及他们的专家代言人们嘲笑这些以及其它研究，称这些仅仅是统计上的论据或趣闻轶事，根本不能确定其因果关系。
在详细梳理了烟草公司的内部备忘录和研究文档后，布兰特博士用充足的证据证明，早在1964年的卫生局长报告发表前，各大烟草巨头就已了解了自家产品对健康造成的诸多风险。
他还描述了这些公司在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合谋炮制假消息，同时混淆科学证据，散布这种论调：
既然大家都知道香烟在一定程度上有危害，抽烟与否从根本上说是个人的选择和责任问题，责任不在烟草公司。
在20世纪80年代，科学家们建立了一种革命性的观念，即尼古丁具有极强的致瘾性。
虽说烟草公司公开否认这些说法，但当时他们已经利用香烟的致瘾性来赚钱了，他们加大尼古丁含量，将烟民勾住，使得戒烟愈发困难。
在他们的营销备忘录中，记录了他们针对青少年发动的广告运动，旨在诱惑一代代的新烟民。
2004年，布兰特博士被司法部聘请为重要专家，在指控烟草巨头的联邦欺诈案件中作证，并与烟草业雇佣来的一伙证人进行对质。
根据为烟草巨头们出庭作证的29位历史学家们自己的供述，他们中大多数甚至没有参看过烟草业内部的研究或交流文档。
相反，这些专家主要关注的是20世纪50年代的一小撮对香烟危害的怀疑论者，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要么当时就与烟草业有勾结，要么最终也会同烟草业勾结起来。
布兰特博士在近期一次专访中说：
“这些专家证人写下的言论令我怎到震惊。
他们靠问一些片面的问题，并用片面的研究来解答，从而为烟草业提供了他们，给好需要的挡箭牌。
显然，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方法庭法官格拉迪丝·
凯斯勒同：
、这一看法。
去年八月，她总结道，烟草业策划了一场长达40年的阴谋，向烟民隐瞒烟草对健康的危害。
她的观点中引用布兰特博士的证词达100多次。
布兰特博士承认，将学术研究和与抽烟这种致命的世界性传染病作斗争5 结合起来，这当中会有陷阱，但他说他几乎看不到有别的选择。
“如果我们中有人偶然跨过了分析和倡导之间的边界，那就跨过吧。
”他说：
“风险很大，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潜入心灵的营销 爱丽丝·
帕克
你喝可口可乐或百事可乐吗？
你有没有驾车驶入麦当劳金色的拱门？
你是不是偏爱在“汉堡王”餐厅“让我做主”？
谈到牙膏，哪种口味会让你刷牙？
是高露洁还是佳洁士？
如果你觉得仅仅是味蕾指导着这些喜好的话，那么看看神经家们通过窥视大脑做出这类日常决策后的发现吧，你也许会大吃一惊。
别担心-------当你站在饮料货架前或是在免下车餐厅前排队时，没有人在扫描你的大脑，脑科学家们的办法是，让志愿者躺在高科技脑扫描仪下，思考采购决策。
扫描产生的实时图像表明了大脑在何处以何种方式分析各选项，掂量风险和回报、经验和情感中的诸因素，并最终确定自己的偏好，艾摩利大学精神医生格雷戈里。
伯恩斯博士说：
“我们使用脑扫描方式来了解人做决策的机制，这种机制靠询问别人或观察其行为是很难被发现的。
”
对于科学家来说，它只是人类大脑如何做决策这个大问题的一部分而已。
但对于大型企业来说，问题的答案可能是极为宝贵的。
据估计，2006 年，这些企业在市场研究上投入了80 亿美元，以预测--------并改变---------我们花钱的方式。
过去，营销专家要了解影响我们购买的因素，靠的是相对粗糙的手段：
目标群体问卷调查，测量目光移动和出汗模式（你对某事物越是兴奋，就越容易出汗）。
现在，研究者们可以直接探入决策的主脑-------大脑本身，由此打开了一扇大门，进入了一个被命名为神经营销学的复杂的新领域。
迄今，这项研究基本上是纯学术性的，不过脑科学专家预计，早晚有一天他们的发现会被所有明智的企业所采纳，成为其营销方案中的常规部分。
部分课程，尤其是关于大脑如何解读商标名称的课程，已经令广告商们大为感兴趣，例如经典的味觉测试。
2004 年，Balor 医院学的P·
里德·
蒙塔古利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仪（fMRI）进行了他的“百事挑战活动”。
蒙古让67 个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分别品尝了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并进行测试，然后让受试着躺在扫描仪下，扫描仪的磁场通过记录获得能量所需的耗氧量，测出细胞的活跃程度。
品尝了两种饮料后，所有志愿者脑部与愉悦和满意情绪相联系的奖励区域显示出较强的激活，在对两种品牌的喜好中，志愿者人数几乎是半对半。
但当蒙塔古将测试重复进行并告诉了他们所喝的是何种饮料时，四个人中有三个说他们更喜欢可口可乐，他们的大脑揭示了其中的奥妙：
不仅奖励系统活跃起来，而且中央前额皮层和海马区的记忆区域也点亮了。
“这表明品牌本身在大脑系统中具有的价值已经高于并超出了对罐中饮料的欲求。
”换句话说，广告片里那些喝着可口可乐，看起来快乐、生机勃勃、魅力四射的人们圆满完成了交给他们的任务：
渗入观众大脑中，引起了强烈的联想，甚至盖过了对百事可乐的味道的偏好。
斯坦福大学神经科学家布莱恩。
克努僧专注于做选择时较为原始的一面。
他说，“我们生来具有某种机制来判断哪些可能是有益的东西，哪些可能是有害的东西。
你的头脑里应该有某种东西来提高你的生存能力，不管你学过学过-----------例如怕黑、害怕未知事物等。
”克努森把这些叫做“期望情感”，他相信甚至再大脑的认知区域介入选项的分析前，这些更接近直觉、更感性的区域已经为决策过程做了准备，并能够预测到结果。
当我们的祖先在判断去采哪株植物或是进入哪个洞穴时，这种原始的诱发因素几乎肯定为他们生存带来了益处，但克努森推测，当我们在商场里做出一些日常选择时，这一系统的残余部分发挥了作用。
在商场里，正式商品价值和价格之间的较量诱发了愉悦或痛苦的期望。
为了检验他的理论，克努森和他的研究小组设计了一种在实验室环境中模拟同样直觉反应的方法。
他给了受试者没人20 美元，当受试者挡在fMRI 扫描一下时，他给受试者看80 种产品的图片，每种图片后附有起价格。
然后受试者可以选择购买给一种展示的物品。
当他们审视着他们喜欢的产品时，克努森看到了伏隔核的活动（伏隔核是一片预感愉悦结果的脑部区域）。
另一方面，如果受试者认为这些物品的价格太高，脑岛部分的活动就会增强，而闹岛是预感痛苦的脑部区域。
“我们的想法是，如果你能够在人们做出某些决策前，看穿他们的脑部活动，你就能够控制这两种情绪，更好的预测他们即将做的决策。
”克努森说，“我相信期望情感不仅使决策产生偏移，而且对决策产生推动作用。
”
和其他科学家们将会了解到决策过程中大脑兴奋区域的更多细节，据蒙塔古称，这些图像已经揭示了许多令人吃惊的事实，说明了大脑如何消减决策过程，建立捷径，提高决策分析的效率。
为了节省时间，大脑并不每次都对风险，益处和价值判断进行-------分析。
只要可能的话，大脑都依赖一种对以往经验和存储的信息加以利用的“快捷键”。
这就是品牌、熟悉度和信任介入的地方--------它们是了解所期望事物的捷径。
蒙塔古说，“你远离未知的东西，走向你了解的品牌，因为坐在那儿认真思考太消耗时间，会让你比旁边那边家伙要低效。
对于广告商来说，这种说法当然很美妙，但神经科学家警告说，我们的购买行为不可能遵循单一的方式，例如，蒙塔古正在研究当别人帮助你时，信任、利他和责任感等因素如何转移并修改决策结构图中的各步骤，他说，：
“利用大脑反应并将它们与行为关联起来的能力在过去的四年中取得了令人惊叹的巨大进步，产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海量信息。
”营销专家如何使用这种信息来改进他们的讯息传播，令人拭目以待。
Unit4
我们收到了邮件---从不间断
电子邮件是福是祸？
上个月，在一周休假之后，我在收件箱中发现了1218封未读邮件，我假装气恼，却暗自窃喜。
如果你没被电子邮件淹没，你一定是出了问题---这就是20世纪90年代末我们衡量自身有限价值的方式。
不必在意除去那些乏味的办公室闲聊，垃圾邮件，网上唇枪舌剑，朋友转发来的本不该转发的愚蠢笑话以及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电子杂志，真正值得一读的也许只有7封邮件。
注定我得花上半个工作日删除垃圾邮件。
电子邮件令人讨厌。
且慢---那7封值得一读的邮件如何？
5年未见的一位台北好友告诉我他打算开始成立家庭了。
比利时的一位陌生人发来了一则热门新闻的内幕。
另一位陌生人给我提供了一份工作。
我宁可失去一只眼睛也不愿失去我的电子邮件账户。
电子邮件让人痴狂。
电子邮件啊，我们不能靠他生活，但离开它也不行。
真假艺术家，广告商，为自由而战的英勇卫士、恋人、不共戴天的敌人---他们纷纷涌向电子邮件，一如他们涌向任何一种新的表达工具。
电子邮件方便，省时，拉近人们相互间的距离，帮助我们处理日益纷乱的生活，著书，一系列活动的展开，犯罪---皆可通过电子邮件，但电子邮件有事不便的，它浪费我们的时间，用电脑把我们彼此隔离，使我们本已烦乱和生活变得更加复杂，对于怀疑论者而言，电子邮件不过是人类交流演变史上最新的一个章节，窥探妻子的丈夫现在可以通过妻子的私人邮件发现她和别人的暧昧关系----而二三十年前她同样可以通过信件发现妻子的隐情。
然而电子邮件，以及所有在线交流，实际上是一种全新的东西，在20世纪末它以大多数的数字技术产品所不具备的权威力捕捉了生活的本质，生活节奏时候越来越快？
电子邮件在帮我们应对这种加速的同时，有助长了加速的发生，我们的注意力持续时间在连珠炮似的新型的先进的刺激方式影响之下，时候变得越来越短？
快速而龌龊的电子邮件正式为那些注意力持续时间以微毫秒计的人群而预定的。
如果我们承认遍及全球的因特网是本世纪后半页最重要的技术创新之一的话，我们就必须赋予电子邮件-----人们通过网络相互联系的真实体现-------一席荣耀之地。
人们互动的方式正在发生改变，而电子邮件既是改变的催化剂，又是改变的工具。
这一现象涉及面之广令人惊叹，全球范围内，有2亿2千5百万人可以收发邮件，别提万维网，电子商务或者在线色情内容，电子邮件是因特网的真正杀手级应用----即我们必须具备的软件设备，即便这意味着购置一台2000美元的电脑以及每月向美国在线支付20美元的费用。
奇怪的是，这一切无人计划，无人预见。
当科学家们于1968年最早策划因特网的前身阿尔派网时，他们的首要目标是使不同的计算机中心分享资源。
“然而，不久他们便发现其最重要的作用是散发邮件，这一点他们根本没有料想到”埃里克·
奥尔曼。
Sendmail公司的技术主管——他也是问世已有20年之久的Sendmail程序的主要编写者，世界上绝大部分电子邮件现在仍然通过Sendmail在因特网上传送——这样说道。
似乎那些顶级计算机科学家真正想做的，是把因特网作为一个通过电子邮件探讨哪部科幻小说最棒之类最重要话题的场所。
尽管奥尔曼为他的程序系统能帮助成千上万的人交流沟通颇感自豪，但他坦言他原本并没想要改变世界。
作为70年代末加州大学伯克分校的系统管理人，他时常被计算机科学研究人员所烦扰，那些研究人员要求获取另一幢大楼计算机里的电子邮件。
“我只想使我的生活变得简单。
”奥尔曼说。
我们何尝不是呢？
当我第一个孩子1994年出生的时候，电子邮件对我来说好似普罗米修斯的礼物，恰好帮我应对初为人父和全取自由撰稿之间不可调和的压力。
它帮我省时省钱，又不需要我离开家门；
它拯救了我的社交生活，让我作为记者进行采访，与此同时和分散在四处的亲人保持送信联络的通畅。
其实，我最终确切地知道数字世界的力量不可小觑，是在我与发现我与母亲通过电子邮件争吵不休的时候，又一次，新的工具演绎老的故事。
由于母亲的原因我比大多数人都更早地使用e-mail。
1998年的时候，她为我买了一个调制解调器以便我创立一个CompuServe账户。
原因是她弟弟患上了急速恶化的帕金森病。
他不能清楚的说话，几乎也不能用钢笔或铅笔写他的名字。
但他有一台电脑，能够在键盘上敲出一个又一个字。
我母亲认为如果家庭成员都有CompuServe账户，我们便可以给他发邮件。
早在因特网家喻户晓之前，我母亲就领会到在线交流如何能为超越身体局限提供新的可能，像电子邮件这么简单的东西如何能把我们和我们所爱之人拉得更近。
电子邮件甚至能帮我们找到我们想爱之人。
詹·
什里夫是旧金山海湾地区的一位自由撰稿人，她一直在留心观察新在线一代的新兴文化。
在过去的几年里，她目睹了在她看来是网上约会习惯的积极变化。
她认为通过邮件网上约会能鼓励那些天性害羞的人。
“它提供了一个风险降低了一半的恋爱氛围。
”詹·
什里夫说，“这是因为网上恋爱没有对外表产生抵触的直接威胁，那些腼腆的或者过去有过痛苦恋爱经历的人可以在恋爱早期通过因特网建立关系。
”
不仅仅关乎情欲。
电子邮件同样可以淡化办公室的等级观念。
什里夫说给上级或者同事通过电子邮件提个建议远比在充满压力的会议室里简单得多。
“每当你有什么难以开口的事要说，写个电子邮件会使之变得简单得多。
”她说，“电子邮件起着缓冲作用。
当然，电子邮件作为社交润滑剂的使用有时也会走向极端。
避讳电子邮件引发的自律缺失的负面效应，这一做法几乎毫无意义。
提供色情内容的网站很少会打电话大声提议我们去看看“欲火中烧的青少年性交”，可是他们却会不假思索地往我们的邮箱滥发极度淫秽的广告。
从不当面侮辱我们的人也会通过电子邮件或即时信息或在不设阻拦的聊天室里向我们发送最污秽、最令人作呕、最令人发指的言语。
网络空间文明礼貌的丧失突出了在线交流的内在主要矛盾。
诚然，人们花在网上的时间是从看电视那里省出来的，有人便宣称数字时代拉开了一个新文化时代的序幕——比起以往，更多的人在写更多的字了！
但是，我们在写什么字呢？
我们真的是更有文化修养，还是更快地滑入毫无意义的空谈以及浅薄不堪的流行文化的陷阱？
那些东西常以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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